【人文】许满贵：一部佛寺志，半部文化史——《邓州南阳郡佛寺史探》自序

Original 2017-04-18 许满贵 冯老师为你读书

“邓州有座塔，离天一丈八”，这句妇孺皆知的民谣，大概在河南省邓州市民间流传了620余年。《邓州南阳郡佛寺史探》（简称《史探》），以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 （纸上材料、地下新材料），对邓州南阳郡佛寺文化遗产“释古”、“寻古”、“考古”、“证古”。佐证州郡“伽蓝之鼎盛”，辩明龙兴寺之争端，弥补南阳、邓州诸《志》之阙失，破解1300多年前唐创建、敕赐“龙兴寺”、明永乐年间重建、更名“福胜寺”的佛寺史悬案。（图1）

图1《邓州南阳郡佛寺史探》封面、封底

邓州龙兴禅寺是南阳盆地隋至清初第二所由皇帝敕赐官办的州级寺院。邓州“龙兴禅寺”初名“大云寺”，《旧唐书》卷六《本纪第六·则天皇后》载：“周武则天天授元年（690）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十月，颁于天下，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同时“诏令全国宇内各州，共悬‘大云寺’同一额，首开寺额一统、政教合一的先河。”[1]

《旧唐书》卷七《本纪第七·中宗》载：“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复位，敕两京、诸州置寺，以‘中兴’为名”；“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又敕改诸州‘中兴寺’为‘龙兴寺’。”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敕天下诸州立龙兴，开元二寺”。

中原古刹邓州龙兴禅寺鼎盛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开元八年庚申（720）至天宝四载乙酉（745），神会奉敕配住南阳（邓州）龙兴寺，“为天下学道者辨其是非，为天下学道者定其宗旨”，确立南宗慧能在中国禅宗的正统地位。神会敕住南阳（邓州，治所穰城）龙兴寺，弘传南宗慧能禅法、名渐传遍伏牛山以北地区，人称“南阳和上（尚）”、“南阳神会”。神会门下记录、编集他的著作《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菩提达磨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问答杂徵义》（《神会语录》）、《荷泽大师显宗记》、《顿悟无生般若颂》（《神会和尚遗集》）；其中《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坛语》）、《南阳和上问答杂徵义》（《神会语录》），是神会大师在邓州每月登坛说法的记录。另据(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元)昙噩《唐神会传》、日本佛史专家铃木大拙、公田连太郎、现代佛史专家胡适、法国籍汉学家吴其昱、印顺、杨曾文等佐证：南阳（邓州）龙兴禅寺、洛阳荷泽寺是唐早期著名的禅宗寺院、为中国佛教禅宗顿悟派讲经说法的重要坛场；也是慧能弟子神会为扩大南禅宗影响的发祥地之一。早在上世纪三十年，国学大师胡适曾在他的《神会和尚遗集》称：“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勋之大，影响之深。”[2]（图2）

图2禅宗七祖神会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五月十三日夜，神会在荆州府(今湖北江陵)开元寺奄然坐化，年75岁。(唐)释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三《神会七祖传》：“唐代宗宝应二年(763)，敕于塔所置洛阳宝应寺。大历五年(770)，敕赐祖堂额，号真宗般若传法之堂。大历七年(772)，敕赐塔额号般若大师之塔。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遂立神会禅师为第七祖。御制七祖赞文，见行于世。”[3]毋庸置疑，邓州龙兴禅寺应为禅宗第七祖祖寺（祖师所居佛寺）、是弘法南禅宗的“圣地”。（图3）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4]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形成独特的佛教理论”，是指神会的师父——第六代祖师慧能施法的《坛经》（又称《六祖坛经》）等佛教理论。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共产党运用宗教社会学的方法处理中国近代佛教，致使中国化佛教空前复兴。方立天在《中国佛教与中国梦》一文中指出：“佛教理想与中国梦的价值契合，表明中国梦是佛教信徒与不信教或信仰其他宗教群众共同拥有的梦想，佛教信徒是筑就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佛教要阐扬自身思想精华，赋予时代精神，经过创造性转化，焕发出新的风采，承负护国利民的责任担当，发扬慈悲济世的精神情怀，大力发挥在实现中国梦中的积极作用。”[5]

图3邓州龙兴禅寺宋代舍利塔

宗教作为超越阶层、种族、性别和文化的精神力量，历来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宗教的社会功能得到拓展，宗教文化成为国家外交的重要因素和可以利用的有效资源，宗教外交也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外交的新形态。一座古刹佛寺，一位大德高僧，无疑能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提供有力依托，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为打造多维的立体外交体系提供保障。

寺为僧之家，僧乃寺之魂。然而，眼下全国诸多地方的佛寺被一些企业家或商人以金钱所驱使，将原始为民间的佛寺大兴土木；甚至擅自篡改、编造佛寺史，诱惑佛教信徒捐赠、布施，中饱私囊；致使佛门净地染上铜臭味，将其佛寺净地趋利化，佛教僧众庸俗化，虔诚信徒淡仰化。如果仅建寺院而不弘扬佛法，那么寺院就会成为无灵魂的躯壳，佛法道场就会变成旅游参观的景点。尽管新建的寺院虽然越来越庄严，如不按照佛教教规弘扬佛法，那么寺院的佛教就会偏离佛教的基本精神和核心理念。“佛教可以通过世俗化的方式广泛弘传，但世俗化决不等同于庸俗化。”[6]

《史探》以中华佛典、历史文献、历代高僧传为根本，以《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明嘉靖邓州志》、《神会和尚禅话录》及诸县（区）方志、寺志为蓝本，以“国保”、“省保”佛寺（塔）遗存碑刻、塔铭、名人传记、《墓志》、文物为标本。本着尊重传统、实地考察、辨正补考、辑佚补遗、订谬正讹、存疑待考、窥探佛寺真伪，追溯历史本源。《大般涅盘经》云：“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佛教的本质既是无神论信仰，又是彰显佛教人本主义精神、阐扬佛教自身的思想精华。弘扬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必须摒弃淡化缺失佛教正信的精神风尚、扭曲信仰活动的价值趋向、蒙蔽并污染佛寺佛祖的社会视听。故而，作者认为，如果没有恭敬之心、虔诚之心、信仰之心，即是烧香再多，也无济于事。为解救邓州佛史断层，使儒释道主流文化在邓州互补，此乃余著《史探》要旨。（图4）

图4 80后最具影响力的精神导师之一——加措活佛

著述之道，考证维艰。考据之学，图谱为难。命笔之始，请益于刘君红中、陈君祖胜，“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67万字的《史探》，以6章31节119个条目，242（件）幅文物、绘画、碑刻、铭文、照片，160多首诗歌（偈颂），“弥纶群言、概括古今”。河南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冷焰誉之《史探》矗然“三塔”：“精神之塔、文史之塔、诗歌之塔！”定稿本《史探》，曾受到80后最具影响力的精神导师之一、当代新媒体时代最具传播力的智慧导师之一、慈爱基金发起人加措活佛的嘉赏。（图5）

世本无先觉之验，人贵有自知之明。原为隐遁之赏玩、空心闲笔之穿缀、静悟文物之对话。斗胆漫书，罗列众目；历叙始末，交相论说。不求名流，滥觞作序；结集成册，以示来兹。

望博雅佛教史爱好者，匡其不逮，谅其余孤陋寡闻，幸甚，幸甚！

岁次丙申畅月正朔于无为斋

图5：新建邓州龙兴寺“五山十刹”规划设计图。

（许满贵文史专家、原邓州市宣传部副部长、原市科技局局长）

备注：

[1]姜捷撰《武则天时代的考古学观察》，《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74-79页。

[2] 胡适著《神会和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出版。

[3] (唐)释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三《神会七祖传》，天津刻经院，民国16年(1927)。

[4]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2014年3月27日。

[5] 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中国梦》，《中国民族报》2013-11-19。

[6]陈卫星：《世俗化、庸俗化与当代中国佛教发展中的问题》摘要，《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