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一次次瘟疫告诉了我们什么？

在这次疫情中，最让人心疼的恐怕是医生，不但要救死扶伤，还要智取口罩，用一己之力穿着硬套上来的小鞋，与病毒对抗。

但在 Betrayal of Trust：the Collapse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这本书中，普利策获奖者 Laurie Garrett 却说，对抗传染病的流行，医院只是最后一道防线，公共健康卫生（Public Health）系统才是至关重要。而在世界如此紧密联系的当代社会，为了预防传染病的发生，每个国家都应该让本国的公共健康卫生系统做好准备，并时刻进行自我更新。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一期「声东击西」就是讲的这个。我，一帆和杜晨在这几天读完了这本书，并用了将近一个半小时聊了一下这本书（但为了对听众友好起见也剪掉了很多）。

我想蛮重要的几个信息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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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健康系统和医院是两回事。公共卫生系统的运转是 low tech 和日常的。

因为在人类科学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医学基本上和巫术混杂一起，人类就已经开始自觉地建立起一些公共健康卫生的制度，好从瘟疫之神中挽救生命。

这本书的作者 Laurie Garrett 写道，在 17 世纪，北美洲的弗吉尼亚人发现，每次港口船只带来新一批移民，传染病总会伴随而来。因此，当时的弗吉尼亚政府规定了对船只的检疫制度。

而美国最早的公共卫生系统也因一场又一场黄热病而建立起来。尽管当时的人们还不理解脏水坑、蚊虫、细菌和黄热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的科学发现。但人们却已知道黄热病人居所处周围大多会有脏水坑。所以刚刚成立的美国政府拨款给同样新诞生的公共卫生部门，让他们去排干脏水、净化城市。

所以，Garrett 说，有时候对抗瘟疫，一些 low tech （低技术）的手段就能做到。

而且，如果以美国的历史作为蓝本，我们也会发现，每次瘟疫的发生，都会让公共卫生系统有所变化。例如 1877 年的天花来袭，促使明尼苏达建立起了流程更加规范的检查和隔离策略，通过在火车站设监测点，将传染死亡数控制在了 7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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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公共卫生系统的确在进步，但退步也轻而易举。或聪明或勇敢的人们为人类健康福祉探索出新的措施；也会有人让别人做出的努力功亏一篑。

就在新生的美国有了新生的公共卫生部门后不久，一个叫做坦慕尼协会的组织出现了。它被 Aron Burr（熟悉 Hamilton 音乐剧的人肯定都熟悉他）变成了党争工具，并用公职来换取大批爱尔兰移民反对联邦党人支持民主共和党。而进入这些公职的人成为了公共卫生系统中的蛀虫，例如勒索餐馆、屠宰场、农贸市场和私人医院。

这也使得最后投入到脏水沟清理这类基础的工作的经费少之又少。很快，黄热病再次卷土重来。

在书中，类似的例子很多。这大概也是为什么 Garrett 会在书的标题中用上 betrayal of trust（被辜负的信任）。

而一旦民众对这套系统失望了，会发生什么呢？

1970 年代，在医疗科学发展和措施得当的加持下，美国 CDC 以及公共卫生系统战胜传染病毒的自信达到了一个峰值，而民众也越加信赖这个系统。但 1976 年，一场猪流感带来的人祸改变了这一切。

当时美国陆军中出现了一例猪流感，引起一例死亡，300 名士兵住院或者隔离。这引起了疾控中心科学家的重视，他们迅速行动起来研发出了疫苗，并向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要求加紧生产疫苗。而总统最后的决定是，全国接种，政府买单，并且还通过了法案，投入 1.35 亿美元，由联邦政府来对此负责。

但制药厂无法在短期内就准备好 CDC 要求的疫苗量，其中一家公司出了纰漏。

结果这场猪流感的传染性并没有那么强，最终只有 1 人死亡。而有问题的疫苗却导致了一些接种者出现糟糕的不良反应甚至因此死亡的现象，最后有 58 人死亡。诉讼接踵而来。

后果是，联邦政府和国会之后在面对传染病蔓延时，在也不愿承担起投放疫苗的责任，民众对公共卫生系统的信任也降到新低。直到现在，每年流感季，美国的社交媒体总会充斥着抵制接种疫苗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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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整个人类社会都需要依赖公共卫生系统。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是，全球化和密集的交通网，让传染病的风险等级发生了变化。曾经让一个村庄灭绝的瘟疫，现在可以通过飞机和铁路传播到世界更多角落。

而社会卫生系统成为了需要时刻做好预防的那个系统。在 2007 年的一次演讲中，Garrett 说每个国家都应该做好传染病的预防演习。

Garrett 列举道，在演习中，他们曾发现美国一半的州在一周之内会出现床位不够的情况以及护理人员的短缺；演习还能发现更多细节问题，例如要不要让学校停学，学校停学的话孩子的父母是否还需要依然去上班；大规模的停工停学会造成什么样的经济损失。再或者，宠物需要做什么样的隔离。

最后，引用一下为这本书作序的西北大学医学院 Steven M. Wolinsky 博士的话吧。

Even with the expertise of modern medicine, people in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may b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they are woefully unprepared for the far-reaching challenges of an impending large-scale public health catastrophe. We need to develop new and continuing global partnerships with an ambitious, comprehensive agenda to readdress public health policies for the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on of epidemic infectious disease.National health care policies should not languish and ultimately fail because politicians do not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ublic health and curative medicine.

即使掌握了现代医学的专业知识，工业化世界的人们也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公共卫生灾难所面临的沉重挑战毫无准备。我们需要发展新型且持续的全球伙伴关系，设定非同一般且全面的议程来推动公共卫生政策的完善，以更好地干预并预防流行病的发生。国家卫生保健政策不应该因为政治家们不理解公共卫生和治疗医学之间的区别，而受到冷落乃至最终衰败。

书名- Betrayal of trust: the collapse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作者 - Laurie Garrett，1996 年普利策解释性新闻奖得主，美国科学记者和作家。因在 Newsday 发表一系列关于埃博拉病毒的文章于 1996 年被授予普利策新闻奖。她的另外两本著作是《即将到来的瘟疫》和《埃博拉：爆发的故事》。

HOST: 徐涛，「声动活泼」创始人 

GUEST: 杜晨，「品玩」驻硅谷记者

张一帆，「文化土豆」播客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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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为 1910 年东北大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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