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有坏人

孩子们,不要怕

路是通的,是他们不跑

林世钰 | 这是凌晨四点零八分的中国(诗一首)

她们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那个屋子里待了一百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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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断崖式下跌:和你有什么关系?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缓缓说 Author 缓缓君

公众号:缓缓说(ID:huanhuanshuo520)


关于中国的人口危机,我曾在2018年初和2019年初分别写过两篇文章进行讨论。

后来这两篇文章都被“和谐”了,但我在文章中提出的担忧,却在不断地被验证。

2018年和2019年的新生儿数量,均远远低于官方此前的预测,也就是所谓的“少子化”

(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创下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

与此同时,则是“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

2009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数量为1.67亿,占人口总数的12.5%。

2019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数量已快速攀升到2.54亿,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76亿,占总人口的12.6%)。


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冲击,就是国民的养老问题。

所谓的养老保险,名义上叫“保险”,但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支付,是从劳动人口中征收一笔钱,支付给同一时期已经退休的人。

说到底,我们现在每个月上交的养老保险,其实是在供养这个时代的老年人,而不是为自己将来的养老存钱(我们未来的养老钱,很大程度上需要下一个年代的年轻人来提供)。

未来如果没有足够的年轻人缴纳社保,那么老年人的退休金来源也将慢慢枯竭。

根据IMF的人口模型预测,预计到2050年,每3.3个中国人中就将有1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这个预测还是基于1.8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推演的,显然是过于“乐观”了)。

而2050年恰恰是第一批85后退休的年份。

所以,人口危机如果无法得到及时解决,80后、90后们将受到巨大的冲击(00后们自然也无法幸免)。

这直接关系到你我的切身利益。

而且人口危机影响的还不仅仅是养老金问题,还涉及到伦理、心理以及老年人的护理问题等等。

它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

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它值得我们年年提,反复提,一遍一遍地去讨论,去纠正。


接下来我会结合我过去的文章和新了解到的信息,再次和你探讨这个问题,并给出一些建议。

01

说到人口危机,首先要提到的是著名的翟振武教授,他将被钉在中国生育政策的耻辱柱上。

早在2011年,学者巴曙松(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发表文章称,根据2011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将提前关闭,原因是中国少儿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此前的预测。


2012年,人口学家梁建章在《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和低生育率趋势,全面批评了计划生育政策,并号召放开生育。

还有不少学者也都表达了对中国人口形势的担忧,并呼吁政府做出改变。

然而就在2014年3月,著名人口学家翟振武在权威期刊《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称:

•  如果全面放开二孩,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总和生育率将达到4.5。

翟振武是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获得过中国人口学界的最高成就奖——中华人口奖。

作为中国最“顶尖”的人口学专家,翟振武旗帜鲜明地反对全面放开二孩,还告诉决策者(如果放开二孩)每年的出生人口将达到近5000万。

2014年7月,国家卫计委官员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采纳了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将会累计多生出9000余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造成很大影响。

卫计委(2018年已调整为卫健委)以前的全称是“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如果废除计划生育,这个机构存在的价值将受到动摇,所以翟振武教授的观点自然是获得了卫计委官员的坚定支持。

2000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

  • 所谓的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地区)的女性,在育龄期间(国际传统上一般以15岁至44岁或49岁为准)生育子女的平均数量。

一个国家想要完成正常的世代更替,总和生育率一般不能低于2.1(之所以是2.1而不是2.0,是考虑到了疾病、事故等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

1.22这个数字不仅低于欧洲发达国家,甚至比“少子化”现象严重的日本还要低。

然而,计划生育部门以存在大量黑户(漏报瞒报人口)为由,强行将总和生育率上调到1.8。

当时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说:

“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国家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7—1.8之间,这是经过科学测算的数据,不是哪个人说的,更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的数据。当然有个别专家认为中国生育率不是1.7—1.8,是1.5,当然这毕竟是个别人的观点。”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年的生育率只有1.18(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接近此前抽样调查的1.22,即便考虑到存在瞒报漏报,其比例也不可能占到50%,但计划生育部门依然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强行调高到1.8 !


2016年1月1日,中国好不容易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

然而为时已晚。

2016年10月,《中国统计年鉴2016》 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 , 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 。

梁建章随后发表了《中国生育率1.05可信吗》一文表示,如果1.05的生育率属实,那中国的生育水平就是全球最低,而不是最低之一。


对于卫计委的漏报瞒报一说,梁建章是这样评论的:

由于都是基于抽样,再加上各种宏观因素影响,各年生育率会有一定波动性,但不可能会相差1/3。问题并不是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漏报,而是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为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幅调高生育率数据,严重误导决策层和民众。

对于中国未来的人口形势,梁建章也作出了这样的预测:

考虑到2016年年初全面两孩开始实施等因素,综合判断,2016和2017年的生育率会显著反弹。特别是,随着堆积生育意愿的释放,2017年将出现生育小高峰。但在此之后,由于堆积效应弱化,尤其是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女性萎缩超过40%,出生人口将面临雪崩。

梁建章和卫计委,观点针锋相对,究竟谁说得对?

02

事实确实如梁建章所言,2016和2017年中国的生育率显著反弹,然而梁建章也只说对了一半。

因为中国的“少子化”形势比梁建章预测的还要严峻。

中国的生育率在2016年就达到了顶峰,2017年就已掉头向下。


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1723万人,较2016年减少63万人,远低于卫计委此前预测的2100万左右(中值),更不用说翟教授预测的4995万了。

(卫计委此前预测的数据)

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到1523万(卫计委此前的预测中值为2188.6万),较2017年大幅下降200万。

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465万(卫计委此前的预测中值为2077.3万),在2018年的基础上继续下降58万,并创下了自2000年以来出生率的最低值(10.48‰)。

由此可见,卫计委此前的预测和事实存在巨大偏差,翟教授那个预测更是错得离谱!

可笑的是,2017年3月,时任卫计委副主任的王培安在新闻发布会中竟然公开表示,中国的生育情况“完全符合预判”,中国不缺人口,而且未来一百年都不缺。


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下降是一种必然,而且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至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生育率大幅下降后还能通过正常途径涨回来的。

然而正是因为有那么一群专家和官员,误导决策者还忽悠公众,导致限制生育的政策迟迟不能废除。

考虑到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女性萎缩将超过40%,人口断崖式下跌的惨烈局面正在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


03

比新生人口数量下降更让人担忧的是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飞速进入老龄化。

根据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时,即意味着这个国家(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如果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则为深度老龄化社会。

《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 2015年中国13.74亿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有2.2亿,占总人口比例16.1%;65岁及以上人口数1.43亿人,占比10.5%。

当时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已达到国际标准的1.5倍,更可怕的是老龄化程度还在不断加速。

2019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数量已快速攀升到2.54亿,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76亿,占总人口的12.6%。

IMF曾于2005年推演了中国1950-2050年的人口结构变化。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资料来源:IMF

根据IMF这一预测,到2050年时,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将超过1/3,而这一预测是基于1.8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推演的。

然而上文已经分析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远远达不到1.8的。

2013年,美国人口普查局也对中国的人口结构进行了分析,老龄化程度比IMF的预测更加让人触目惊心。


从老龄化过渡到深度老龄化社会,法国用了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5年,而中国很可能将在22年之内(即2023年)就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即65岁以上老人占比达到14%,而2019年我们就已经达到了12.6%)。

中国或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深度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预计到2050年,每3.3个中国人中就将有1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

到时候满大街都将是老年人,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少,社会活力不断下降。


04

人口危机和你有什么关系?

开头就已经说了,最直接的冲击是养老金问题。

根据2016年社保报告,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为2.75:1,其中广东最高为9:1,黑龙江最低仅为1.3:1。

也就是说,广东是9个年轻人在供养1个老人,而黑龙江平均1.3人供养1个老人,对于黑龙江来说,养老的压力已极其严峻,入不敷出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比预料的要来得更快。

2017年12月,人社部的社保报告显示,2016年黑龙江养老保险收不抵支320亿,扣除2015年结余的88亿,总欠账也达到了232亿元,成为全国首个养老金结余被花光的省份。


除了黑龙江之外,辽宁、河北、吉林、内蒙古、湖北、青海都出现了当期养老金收不抵支的情况。


在全国养老保险可支付月数情况表中,很多省份的血槽已经快见底了。


四年后的2020年,收不抵支的地区数量从7个上升到了22个。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东三省是养老金缺口的“重灾区”,恰恰就是养老保险抚养比最低的几个省份(至于湖北,在2016年时就已经收不抵支了,2020年受疫情冲击,调剂规模大幅上升)。


目前解决的方案之一,是“南金北调”。

即把养老金有富余的那些地区(共7个地区,大部分分布在南方),划拨一部分“余粮”给不够用的地区。

解决的方案之二,是从央企和中央金融机构的国有资本中,划拨一部分给社保基金。


后者(央企向社保基金“输血”)体现了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我绝对支持。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这条路能走多远?

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时,80后人口的总数是2.28亿,90后是1.74亿,00后是1.47亿。

也就是说,90后人口总数比80后少23%,00后又比90后少16%。

按照这个下降速度,到了80后退休之时,补充进来的20后劳动力总数很可能只有一半。

如果中国不能解决“少子化”的问题,到了2050年的时候,全国的养老抚养比可能都将变成黑龙江现在的样子,到时候每个省都将入不敷出。

靠央企输血,能扛得住吗?

05

怎么办?

第一个对策就是延长退休年龄,从60到65,到67,到70,甚至更晚。

前几年有一些专家会跑出来说,延迟退休可以“更大程度发挥老一代人在企业中的经验作用”,又或者是“可以提升老年人的价值感”,但无论有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延迟退休的本质不过是消减老年人的福利以减轻社会的负担。

或许你觉得这样很残酷。

毕竟当年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喊出的口号是“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后来这个口号变成了“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而到了今天这个口号变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

这多少让人觉得政府有甩锅的嫌疑。


但如果你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你会发现我们不过是有幸生在了最文明的时代。

自2000年以来,学者在川、陕、鄂、豫交界的汉水流域中发现了大批古代的“寄死窑”(又称“自死窑”、“老人洞”),这被认为是在生产力短缺的古代,专供60岁以上的老人自我死亡时使用的。


日本也被发现有弃老的传统。

日本著名电影导演木下恵介曾于1958年拍摄过一部电影《楢山节考》,讲述了日本古代信州一个贫苦的山村中,由于粮食长期短缺,老人一到了70岁,就要被子女背到山中等死,以供奉山神的故事。


这部电影播出后引起过了不小的轰动,后来在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阿信妈也曾经说:“如果家里再困难的话,你就把我背到山上去吧”。

在现在看来,这种做法简直大逆不道,这样的子女不配做人,但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经历的一个过程。

但你不要以为今天的人们就一定不会重走过去的老路。

2016年,横滨一家医院里一名88岁的老人因输入体内的点滴被混入了洗涤剂成分而不幸死亡。

随着日本警方的进一步调查,竟发现了多起类似的案件。

除了用点滴谋杀之外,日本同年还发生了男护理人员用刀砍死19名老人和残障人士,以及女护理人员对着住院老人大骂“你们本应该死”这样的虐待甚至杀害老年人的恶性事件。

日本舆论对这些事件做出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老龄化的日本社会,护理人手极度不足,导致“憎老”现象不断加剧。

对此,日本电视台还引用了一项调查数据报道:认为政府无需再为老弱提供福利”的民众有38%。

日本舆论还进一步指出,老年人口的增加使日本年轻一代负担更重,无形中对老者心生恨意,这也是日本近期“弃老、憎老”社会现象的根源所在。


在经济高速发展,资源富足的时候,人性会表现出文明友善的一面。

但当一个社会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短缺到一定程度时,人性就会露出丑恶和自私的那一面。

这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求生本能,并会因此引发伦理问题。

回到现实层面,如果人口危机不解决,等待我们的很可能是以下两种局面:

要么退休后就只能领到非常微薄的养老金,要么不断推迟退休年限。

比如德国,已经在讨论把退休年龄延迟到70岁了。


而日本则是普遍实行弹性退休制,即政府鼓励各企业自行放宽退休年龄,个别企业甚至已经把退休年龄放宽至80岁。



虽然不是强制,但在深度老龄化的现实面前,多数日本人根本无法在60岁时按时退休。

根据2018年的数据,日本60-64岁、65-69岁、70-74岁这几个年龄段的老年就业率分别为 68.8%、46.6%、30.2%,甚至连7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业率竟然都还有9.8%。

真的是活到老,干到老!(我之前在日本旅游时,导游告诉我,日本有不少出租车和大巴车司机,年龄都超过了60岁)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德国也好,日本也好,人家那都是发达国家,而我们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退休年龄比德国、日本更晚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这就是未富先老的代价。

80后将不幸成为第一代承受这一代价的第一批人,而90后、00后则将遭到更剧烈的冲击。


06

对于这个问题,不少人会寄希望于人工智能。

比如曾有人在我的微博下面留言说:

杞人忧天,智能化推进的速度超出你的想象,未来机器才是生产主流,80老了至少还要20年,20年时间足够发展人工智能代替人。


20年后人工智能就能替代人了吗?

在我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就不懂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分为广义人工智能和狭义人工智能,广义人工智能指的是像真人一样人工智能。

狭义人工智能指的是机器学习,比如下围棋的阿尔法狗和无人驾驶AI都属于机器学习,他们专门用来解决单一的问题,而且进展并不像公众想象得那么顺利。

哪怕是单纯的无人驾驶技术,现在还远远达不到完全的自动驾驶的程度。

比如Google的无人驾驶汽车,就曾发生过因为不认识沙袋,于是在躲闪的时候撞了旁边的车,而不是选择直接压过去。

类似的问题还会有很多很多。

即便解决了这些问题,狭义人工智能应用的领域也是有限的(主要用来解决一些“可编码”的工作以及有固定步骤的任务,比如流水线作业、银行柜员、初级的数据整理和分析等等,所以流水线工人和初级白领是被替代的高危人群,但对于依赖人和人之间互动和体现“情绪价值”的工作,比如教师、月嫂、护工等等,狭义人工智能是无法替代的,反而可能会更值钱)。

至于像真人一样的广义人工智能,科学界的共识是,这种人工智能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存在(毕业于哈佛大学计算机系的人工智能专家梅瑞狄斯·布鲁萨德就专门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人工不智能》,有兴趣的可以进一步了解)。

可以确定的是,人工智能会是一个值得长期研究非常具有潜力的产业,但至少在可见的二三十年,它一定无法帮我们解决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

解决人口危机,终究还是要靠人类自己。

至于那些什么都不懂就瞎拍脑袋下论断的人,可以说是极为不负责任。


07

最后再说一点我的建议。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继续放开生育。

然而纵观全世界范围内,至今没有哪个国家在生育率大幅降低后还能涨回来的,哪怕在高福利国家也是如此,更何况中国缺乏配套性的激励政策。

面对高企的房价,教育成本的不断提高,女性在就业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多子多福”传统思想的逐渐没落,生育率能够不再进一步降低已经是非常理想的情况了。

这不是靠专家呼吁和媒体号召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政府拿出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

在我看来,老百姓生育意愿的下降,主要有三方面顾虑:

1.经济压力过大
2.时间和精力难以承担起养育孩子的重任
3.女性在职场上遭受的就业歧视

经济压力中,负担最重的无疑是房价。

如果对比2013-2018年中国老百姓的新增存款和贷款数据就会发现,从2016年起,老百姓的负债出现了爆发时的上涨,导致居民财富增加值为负,而上涨部分主要来自长期贷款。


不难推测,这其中绝大部分应该是房贷。

如果任由房价榨干老百姓的钱包,生育意愿只能进一步降低。

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走房地产来刺激经济的老路了,“房住不炒”政策必须长期执行下去。

与此同时,多建保障房、人才房,尽可能给老百姓提供安居乐业的环境,才符合国家的长期利益。

第二个建议是,大力推动普惠性质的学前教育机构。

这一点政府已经在行动了。

早在2018年11月,官方出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主要有以下几条内容:

小区配建的幼儿园必须是公立或者普惠的(普惠幼儿园就是由国家补贴的民办幼儿园,和公立一个价),不能是营利性质的;

到2020年,在公立或者普惠幼儿园上学的小孩,占比要达到80%以上;要培训出150万的幼教人才;

民办幼儿园每年要向教育部门提交财务报告,收费必须用来改善幼儿园条件、提高幼师待遇等等,不能干别的;

社会资本不可以兼并、收购国营的幼儿园;

与此同时,严禁民办幼儿园资产打包上市,也禁止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

《意见》发布的当天,红黄蓝的股价大跌。



关于学前教育的新政方向很明确,解决幼儿园学费贵、上学难的问题,并遏制资本过度的逐利行为。

其实对于一些社会中上阶层来说,这未必是好事。

因为原本一些可以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的私立幼儿园,一旦变为普惠幼儿园,学费下降后,教学内容肯定要受到影响。

就我了解到的北京的一家私立幼儿园,原本一学期的价格是3万,后来因为拿到了国家补贴,学费强制降到9300元,费用是便宜了,但外教、轮滑、舞蹈等特色课程变成了背古诗。

对于一些有财力的家长来说,他们未必希望变成这样。

但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普惠幼儿园真的能够减轻家庭负担,更重要的是保障了有学可上,减轻了后顾之忧。

所以我对普惠幼儿园是持欢迎态度的。

除此之外,建议重新兴办针对0-3岁的幼托机构,以减轻父母照料小孩的压力。

事实上,我自己就是托儿所长大的。

第三个建议是关于女性遭受就业歧视的。

由于生育和哺乳必然会占用掉女性的时间和精力,这个是由生理条件决定的。

而在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女员工生孩子去了,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种损失。

所以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其他条件相近的情况下,企业总是会优先招募男性员工。

这个无关道德,而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过去我们总是想从保障女性权益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给男性同等的假期。

这样的话,企业招募男性员工和招募女性员工的成本和风险相接近,那么因生育原因产生的职业歧视的可能性就会大幅下降。

而且男性有了假期,可以在家帮助女性一起照顾小孩,更有利于减轻女性的负担。

然而讽刺的是,现实和我的这一期望显然相距甚远。

别说是给男性和女性哺乳期期同等的假期了,我们现在连《劳动法》里已经有的规定都遵守不了。

尤其是在“996福报论”喧嚣尘上之后,不仅是996没有得到遏制,什么“超级大小周”(一周休一天、另一周不休息,如此循环,即每工作13天后休1天)、“007”都开始出来作祟了。

这种情况的出现,我认为和监管部门缺乏作为脱不了干系。

早在2019年,我就在《为996洗白的人,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一文中做过预测,一旦996被大张旗鼓地放到台面上讨论,如果监管部门不出手,最后一定会引发整个行业效仿(就像剧院里,有一个人不遵守规则站起来了,又没人制止,被挡住视线的人也不得不站起来看戏,最后在一片焦虑的氛围下,所有人都会站到凳子上看戏)。

现在的事实就是如此。

年轻人整天疲于加班,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哪有精力来生孩子?

更可怜的是有些80后、90后,在长期加班后因为过劳而猝死。

直到悲剧接连发生后,终于有官媒站出来喊话——996等所谓“奋斗”绝不是福报。


希望这次监管部门是真的能有所作为,而不是“光说不练假把式”。

不要让“硬核奋斗”成为企业主强迫员工加班的借口,不要让《劳动法》沦为摆设,不要让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以上就是我对解决人口危机的一些建议。

很多人对人口危机还没有直观的感触,这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一旦等到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那往往意味着它已经变成了无法解决的悲剧。

我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希望它发生在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之上。

当然,生育本来就是个人的自由选择。

如果你决定做一个丁克,我给你的建议依然是:

多健身,多赚点钱,不然你的晚年会很惨。


P.s

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曾说,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命运。

每当我写人口危机的话题时,都会觉得特别沉重。

老龄化和少子化不仅关于我们晚年的生活,也是一个关乎民族存亡的问题。

现在我能说的是,如果你把地球作为一个整体,如果中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人不生孩子,而非洲和中东国家的人拼命生孩子,最后会变成怎么样?

你可以自己想象。


— END —

作者:缓缓君:985高校工科男,时代华语图书签约作者。有一些故事,也有一些观点;有一点理性,也有一点温度,新书《我就喜欢这样的你》已温情上市。公众号:缓缓说(huanhuanshuo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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