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我和我的海洋梦
从我接触微信的那一天起，我的微信头像就是这一片湛蓝的大海，我给自己起的昵称是“海洋梦”。
我从事的海洋科学研究是一门以观测为基础的学科，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水平的提升离不开长期观测及其数据的积累，而海洋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海洋和气候业务化预测预报技术的发展，广阔海洋上大范围、准同步和深层次调查资料的匮乏，一直是制约这门学科发展瓶颈中的瓶颈。所以，让我国广大科研人员能长期、轻而易举地与国外科学家同步获取广阔海洋上高质量的海洋环境资料，有能力参与涉及区域、全球尺度的海洋和气候问题研究，成为我毕生追逐的“海洋梦”。
作者在办公室的工作照
黄海之行，我的启梦之旅
应该说，这个蓝色的梦最初萌发于我19岁第一次出海实习。
1975年的冬季，我们山东海洋学院水文班的学生，满怀兴奋与期待，在青岛港码头登上了我国第一艘海洋综合实习调查船赴黄海调查。我主要承担水文、气象观测和化学分析等工作。船只到达预定海域后的第一周，海面还算风平浪静，我们学习了代表当时我国海洋调查水平的各种水文和气象观测仪器设备的操作方法，这堂课让我对课堂上听到的那些抽象概念有了清晰的认识。很快，平静的海面开始泛起浪花，船只摇晃越来越厉害，人在甲板上已无法站稳，晕船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庆幸的是，我这只从未见过海的“旱鸭子”却对船只摇摆没有太大的感觉，于是我们几个没有明显晕船征兆的学生肩负起了继续观测的重任。当时，北方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冷，海上波涛汹涌、白浪滔天，每当船只到站观测时，摇摆愈发严重。上岗时，必须将麻绳的一头捆绑在腰上，另一头拴在船只的栏杆上。而在摇摆不停、上下起伏的情况下准确读取数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开始，被海浪冲击睁不开眼睛，我常常报不出一个数字，有时读数又会出现较大误差。我个性执着，越是做不好难做的事越要揪住不放。我就一次次反复观测，虚心请教老师，最终创下了以“分”计时悬挂和御下一只颠倒采水器，以及以“秒”计时准确读报一只颠倒温度表的记录。
这次实习让我学到了许多海洋知识和调查技术，对我日后对现场资料的校正、统计计算和客观分析，甚至描述性研究，都起到了很大的启发和帮助作用。这次经历也让我了解到海洋科研人员工作的艰辛与环境的险恶，认识到我们国家的海洋调查基础的薄弱和海洋科研条件的落后。我常常想，什么时候，海洋观测也能像获得声波、电波一下，既快捷又准确，那该多好。
作者参加黄渤海调查布放颠倒采水器（1976）
就在我大学学习期间，发生两件振奋人心的事。1977年12月19日“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召开，我国制定出台了“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宏伟目标。1978年3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主持了“全国科学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全国科技界“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还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校园内一片欢腾，掀起了追求学习海洋科学的热潮。在如此大好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新入列的“海洋人”，我不禁心潮澎湃，更加坚定了毕生从事海洋事业的决心，也逐渐萌发了我的“海洋梦”。
出征南极，为国家尊严而战
上世纪80年代，有18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100多个考察站，然而，没有我们中国。1983年9月，我国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出席第十二次《南极条约》会议，但由于我国在南极没有建立科考站，属非协商国，不远万里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代表在会上没有任何发言权、表决权。为了改变这一现状，1984年11月，我国组建了一支591人的队伍，开始了一场穿越5个风带、4个季节、13个时区的旅程，只为让我们中国的国旗在南极飘扬。
作者参加首次南大洋考察布放船载CTD仪
非常荣幸，我成为这支队伍的一员，那年我28岁。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我十分激动，唯一的担忧是父母。我出生在长江边沙家浜畔的农民家庭，是家中的独子，父母对我寄予了厚望，但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我平安健康。我选择物理海洋专业每次出海父母都会寝食难安，这次出征南极，父母不知会怎样焦虑担心。想到含辛茹苦养育我长大的父母，说没有一丝犹豫彷徨那是假话，但我清楚，任何时候，国家的尊严和利益都高于一切，只有国家强大才有民众的幸福安乐。我提前回了一趟家乡，瞒着父母说自己要到外地参加一个为期半年的科研项目，可能会没时间给他们写信。父母没有多少文化，当即点头并嘱咐我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望着父母忙碌的身影，我不禁眼眶湿润。我有过多次出海调查经历，见过大海的美丽、辽阔和深邃，也见过大海的狂野、狰狞与凶残，每一次出海都是一次科研实践的积累，每一次出海也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我们“海洋人”常常把出海调查比作“摸黑走夜路”，是因为海洋的诡谲莫测变化多端，而这一次，在我国还没有专业破冰船、装备简陋物资贫乏且没有任何经验借鉴的情况下赴南极，旅程无疑更是如履薄冰。第一次，我对父母产生了愧疚感，为自己没有好好回报父母之恩而心情沉重。
1984年11月20日，我们这支南极考察队从上海乘“向阳红10号”科考船出征，赴南极洲建立我国第一个科学考察站，并对南极洲和南大洋开展科学考察。这个时候的南极气候恶劣多变，虽说是南半球的夏季时常也会刮起狂风暴雪，一到南极洲的乔治岛，我马上加入到运卸物资的队伍中。凛冽的寒风冻伤了我们的手，关节在阴冷的空气中隐隐作痛，而低气压产生的呼吸急促和胸闷又一阵阵向我们袭来。当时国力有限，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异常艰苦。
然而，最可怕的还是海上遭遇的那些险象环生。1985年1月26日，当考察船结束位置最南的一个站位的综合调查，掉转船头向北航行时，一场可怕的极地气旋气势汹汹地将我们的船只团团包围。气压骤然降低到960毫巴，巨涌狂浪排山倒海地向船扑来，风速达到了每秒36米肆意咆哮着袭来。14米高的巨浪飞过船首又压向船体，发出震耳欲聋的怪叫。船头扎进浪谷，船尾被掀天的浪涌托出了水面。这是航海的禁忌——“打空车”。一旦发生“打空车”，主机的连杆可能因负荷太重而折断，船只将会失去控制，局面将不可收拾。生死关头，考验着船上229名考察队员，大家很快冷静下来，众志成城坚守岗位，默契配合沉着应战。考察船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险情，单是“打空车”就出现了9次。经过12个小时艰苦卓绝的殊死搏斗，船只终于冲出了气旋。
南极之行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向阳红10号”在完成考察任务回到祖国时龙骨已断无法再使用，但我们考察成果显著。考察队在南极洲和南太平洋进行了海洋生物、水文、地质、气象、地球物理、海洋环境等6个学科23个项目的考察，取得了14项突破性的成绩，考察活动历时142天航程4.9万公里。同年10月7日，中国在第13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上，成为协商国成员。从此，在南极事务中，我们国家有了发言权和表决权。那一刻，我深切感受到，科研实力的提升与国力强盛、国威尊严是如此的息息相关。
脚踏实地，让梦想落地生根
我从1978年8月大学毕业分配进入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现“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后，调查视线基本放在黄海和东海。从南极回来不久，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被国家海洋局派往德国基尔大学海洋研究所进修，学习深海潜标的布放、回收技术，以及船载CTD仪、实验室高精度盐度计等新颖海洋观测仪器设备的操作使用及其观测资料的校正处理、质量控制和分析研究等工作。回国后，我先后参加了中日黑潮合作调查研究、南海东北部海区环流合作调查研究等专项调查任务，逐渐对南海产生了兴趣。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70年代，中国南海露出水面的岛礁以及海域被一些周边国家侵占，南海争端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岛屿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争议。南海油气资源极为丰富，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一些周边国家如越南借助美、英、法等国的技术，在南海南部海域开采了大量石油，而我国受相关海洋环境数据以及石油勘探技术和装备的滞后所限，一直无所作为。在这个背景下，我决定将海洋调查的主战场移向南海。
1991年5月，著名物理海洋学家苏纪兰发起召开了首次海峡两岸科学研讨会，我积极参与筹备，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并达成了两岸海洋科学界在南海东北部海域开展“配合性”合作调查研究的共识。第二年，在海峡两岸同行的共同努力，首个合作调查航次如期启动实施，之后的几年，海峡两岸又进行了多次合作调查，成效显著。这期间，我协助苏纪兰院士组织、实施完成的“南海东北部海区环流合作调查研究”等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开创了与台湾物理海洋学家合作调查研究的先河。我负责实施的“南海海洋环境补充调查与评价”和“南海季风试验”等外场观测研究项目，首次引进Argos卫星跟踪表面漂流浮标、拖曳式CTD仪和国产ADCP仪等先进观测仪器设备，对南海海域进行了全覆盖物理海洋调查。这是南海有史以来调查范围最广、同步性最好、测量要素最全面的一次物理海洋学综合调查，调查研究成果得到了评审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该成果在调查手段、资料的质量和数量、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创见诸方面，已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在完成国家项目的同时，我开始利用专业所长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浙江三门核电厂址附近海域水文泥沙测验和潮位同步观测”项目是我承接并负责的第一个横向科研任务。当时，三门湾海域几乎没有任何历史资料，为了全面、精确、客观地获取相关数据，我提出了对约800平方公里的三门湾及其附近海域开展多船、全同步的水文泥沙测验的方案。经费有限，我们只能雇渔船。就这样，26条渔船，开始了这场我国海洋调查史上罕见的大规模、多学科、多专业和多要素的大型测验，获得了一大批海洋水文、气象、化学和含沙量等资料，为三门核电厂工程可行性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而且充实了我国海洋数据信息系统，对我国港湾研究有着重要借鉴和实际意义，达到国内同类工作的领先水平。这些我们在90年代初期获取的海洋环境要素数据，至今在海湾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开发，乃至沿岸社会经济发展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始终相信，唯有脚踏实地，梦想才会落地生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海洋调查使用的海洋观测技术都是机械式的，即使后来用上了如电子测温仪、抛弃式温深计、温盐深测量仪等电子感应式的，但这些早期的海洋仪器设备都需要借助船只才能进行观测，费时、费力，而且海上条件十分艰苦也非常危险。但对海洋工作的热爱，让我投入到一个又一个海洋专项调查任务中，我也从一名调查队员、技术骨干、调查队长，逐步成长为调查航次的首席科学家。我知道，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坚持，终会迎来梦想的曙光。
白手起家，梦想照进现实
1998年，我受命跟踪国际上正在筹备启动的“国际Argo计划”，该计划旨在全球深海大洋上建立由3000个（2013年后拓展到4000个）自动剖面浮标组成的“全球Argo实时海洋观测网”。如同陆地上由许许多多的气象站组成的气象观测网一样，Argo是在海洋上建立的海洋观测网的代称。这个计划目的是要借助最新开发的一系列高新海洋技术，建立一个实时、高分辨率的全球海洋监测系统，以便能快速、准确、大范围地收集全球海洋上层的海水温度和盐度剖面资料，了解到大尺度实时海洋的变化，提高气候预报的精度，有效防御全球日益严重的气候灾害给人类造成的威胁。
得知这些信息，我不禁喜出望外，果断决定放弃已经“轻车熟路”的科研工作和“水到渠成”的专项经费，走上了几乎“白手起家”的Argo之路。通过赴美实地考察、邀请美方海洋科学家到华访问、讲学，以及参加国际Argo科学组组织的相关会议等，我对这项计划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为我国不失时机加入该国际计划，我执笔起草了《关于我国加入Argo全球海洋观测网计划请示》的技术报告，很快得到了国务院、科技部的高度重视，并立项给予了长期滚动支持。
作者代表中国Argo参加国际Argo指导组会议(2001)
从2002年开始我担任中国Argo计划首席科学家，随着了解的深入，我认识到，在我国规划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布局的背景下，以及面临的“南海问题”争端，改进中国Argo计划，主导推进南海和印度洋Argo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对助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实施，掌握南海军事安全主导权，具有重要意义。长期的调研和思考让我很清楚中国Argo计划的相关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我决定利用民盟盟员、政协委员的身份，通过参政议政的渠道向上反映。我先后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国Argo计划的建议》和《建议我国主导推进南海和印度洋Argo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掌握南海军事安全主导权》两份调研报告，建议尽早掌控南海Argo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与维护的主导权、制定出台“海上丝绸之路”Argo区域海洋观测网建设规划、积极推进自动剖面浮标设备国产化。
2015年8月，《关于改进中国Argo计划的建议》通过省政协上报全国政协，获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批示。当年11月19日，国家海洋局预报减灾司王华副司长受王宏局长的委托，专程考察了我负责的中国Argo实时资料中心，并进行了座谈。2016年7月，另一份调研报告通过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上报中央统战部，被《零讯》专刊采用，再次获得张高丽批示，并得到各方广泛重视。2016年9月23日，在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西太平洋Argo实时海洋调查”重点项目的资助下，首批（10个）国产北斗剖面浮标在南海布放，标志着由我国主导建设的“南海Argo区域海洋观测网”正式拉开了序幕，国家相关部门还在“军民融合海洋观测”专项中重点支持改进后的“中国Argo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规划”的实施，计划建设和维持一个由400个活跃剖面浮标组成的“两洋一海”Argo区域海洋观测网，使我国Argo计划对“全球Argo”实时海洋观测网的贡献率，由当前的约3%提高到10%左右。
20年来，我参与并主持了国际海洋合作调查及其全球Argo实时海洋观测网建设，负责中国Argo计划的组织实施，带领一支年轻的创新团队将收集物理海洋环境要素资料的区域，从我国的近岸海域拓展到了整个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南大洋，以及部分北冰洋海域。在我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在邻近我国的西北太平洋、东印度洋和南海（简称“两洋一海”）海域构建起了由100多个浮标组成的Argo大洋观测网，形成了我国对“两洋一海”区域长期、高分辨率和大范围实时监测的能力，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中的空白。Argo计划不仅是本世纪初我国海洋领域参与的唯一一个国际大科学计划，也是我国海洋调查史上参与时间最长、收效最显著的一个国际海洋合作调查研究项目。
如今，我们国家的海洋科研人员也可以做到足不出户就能获取远在千里之外甚至南北极深海大洋上的海洋环境要素资料。“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宏伟目标已基本实现。我的“海洋梦”最终照进了现实。
作者出席浙江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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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建平，男，1956年4月出生，1997年11月加入民盟，江苏人，大学学历，现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任民盟浙江省委会第九、十、十一届常委，政协浙江省委员会第八、九、十届委员，杭州市西湖区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人大代表。参与的“Argo大洋观测与资料同化及其对我国短期气候预测的改进”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第二完成人）。曾获海洋科学技术二等奖、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海洋工程科技技术一等奖、国家海洋局授予的“海洋勘测专项突出贡献者”等荣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本文刊载在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9年9月公开出版的“70年70人“一书中，作者口述，由浙江省政协主办的《联谊报》记者赵健整理，版权归出版社所有，图片均系我平台加载，转载取得了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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