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水稻和青蛙|历史

导   读

人、水稻和青蛙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相互依赖、共生共荣的境地，形成了一种融洽的文化景观。

文/游修龄（浙江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稻米（1996年第5期），转载自“农史研究资讯”微信公号（nsyjzx）（2017年2月15日）

现代口语和书面语通称的青蛙，秦汉古籍上叫“虾蟆”(或蛤蟆)，古书上另有一个称呼叫“蟾蛛”的，现在也很普通。在古代虾蟆是青蛙和蟾蛛的统称，虾蟆可能是古代种稻的百越人的称呼，百越汉化以后，这称呼被记录下来，又产生青蛙、蟾蛛等名称。现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因历史上长期的交通不便，这一带的方言口语还保留称青蛙为虾蟆，说明虾蟆可能是最古老的称呼。

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自从有了水稻的人工栽培，稻田即成了青蛙萦殖的理想场所。春天里，古代农民先行耕翻稻田，然后放水平整水田，以备下种或插秧。这整好的水田，是青蛙最好的交配产卵场所，是蝌蚪获得顺利成长、较少天敌的场所。

随着稻株一天天长大，吸引许多昆虫来吃食稻叶，对于青蛙来说，正是替它们送来现成的食物。青蛙捕食这些昆虫，保证了水稻的正常生长，直至结谷成熟。青蛙和水稻在稻田这个特定的环境中组成一种共生互利的小生境，在古代没有施用农药的场合下，水稻依赖青蛙才有丰收的保证。

不仅如此，古代农民从青蛙和水稻的相互关系中，还产生许多的推理和联想。比如，春季稻田整地时，正需要雨水，而从清明到谷雨这段时间里，正值南方多雨的季节，青蛙需要在雨水充沛的浅水中进行交配产卵，雄蛙高声咯咯不停的求偶曲，总是与雨水相伴随，雨水越勤，青蛙叫得越欢。这引起农民一种联想，认为这雨水是青蛙所召唤来的，因而附会出青蛙是主雨水的、通天的神物，产生了对青蛙一种敬畏的神秘感觉。不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都有许多青蛙和稻谷丰收联系在一起的诗歌、民谣和传说。

杭州人称青蛙为“田鸡”，也是一个古老的称呼。杭州农民在清明节时，倾听蛙声，以卜丰稔，称为“田鸡报”，说是“田鸡叫于午前时，大年在高田；田鸡叫于午后时，低田勿要愁。” 江西《上饶县志》说“ 三月三日( 阴历) 听蛙声，午前鸣，高田熟；午后鸣，低田熟。” 同杭州一样。青蛙的皮肤对空气的湿度很敏感，提早在午前鸣，是因空气湿度高了，可能意味着即将降雨，这对于高田更需要靠天雨是有利的。午后鸣则不一定意味着降雨，因为每逢临近傍晚，不管是否下雨，青蛙都要因求偶而鸣的。这种传说的起源是很早的，明朝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即提及“ 农民占其声之早晚、大小，以卜丰歉。” 南宋大词人辛弃疾的“ 西江月·夜行黄州道中”描述他一个人在半夜里赶路的情景：“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话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唐人章孝标也有诗句云：“ 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这样不断往前追溯，可见据蛙声卜丰歉的起源是很早就有的风俗。

青蛙是冬眠动物，每年开春“醒”来，在雨后鸣叫，进行求偶交配。因而青蛙的鸣叫成了农民种稻的物候标准。这在各地农谚中都有反映。如浙江农谚说：“青蛙叫，好落谷。”“青蛙田里叫，谷种田里挑。” 广西农谚说：“清明田鸡叫，谷雨齐种稻。” 广东农谚说：“ 蛤蟆咯咯叫，种子莫烂巢。” 湖北农谚说：“青蛙呱呱叫，正好种早稻。” 但是，有时开春天气提早转暖，青蛙也提早鸣叫，就不可以作准，农民对此也有体会。如浙江农谚说：“ 惊蛰蛤蟆叫，秧要种三道。”

气候变化无常，既然有雨水充沛的时候，必然也有雨水不足的干旱之时，遇到天气久旱不雨，人们便想起请青蛙出面，向老天求雨。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中详细记载有求雨的仪式，包括编札大苍龙一，小苍龙八，儿童八，以及田音夫等人，捉取虾蟆五只，放入水深二尺的池中，然后进行舞蹈求雨的仪式。这是两千年之前的情况。这种让青蛙求雨的做法，直至本世纪30年代，仍然没有消失。如浙江乐清县的农民在久旱不雨时，就捉青蛙几只，放入水缸，进行燃香拜祭的求雨仪式。

在春秋战国时，我国云南西部和中部的少数民族，即有使用铜鼓的风俗，可能同云南这一带铜锡的资源丰富、青铜冶炼技术发达有关。铜鼓以其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结合稻作的传播而逐渐蔓延至周边地区，甚至南下传播到泰缅和印度尼西亚群岛。铜鼓的一个突出之点是其鼓面的四角铸有四只青蛙，几乎少有例外。据广西的民间传说，天上的雷公最怕蟾蛛，因蟾蛛能压制雷公。天上有四个雷公， 铜鼓上也铸四个蟾赊，以资互相对抗。云南低族人民说，铜鼓上的蛙饰象征雨水，“青蛙愈叫，人愈欢喜。”傣族的古歌谣中，有：“ 四月雨水天，青蛙叫得欢，点点滴滴胜蜂蜜，哥哥扶犁耙田把歌唱。” 缅甸的克钦族至今还是每逢祈雨，即敲击铜鼓，并唱道：“ 蛙鸣咯咯雨水落，雨水落时鱼欢跃；鱼欢跃时河水涨，……木漂浮时国丰饶。”他们称铜鼓为“蛙鼓”。

本世纪早期研究南洋一带铜鼓分布和分类的奥人海格尔(H .R. van Heekeren)在印尼的罗安岛上看到一面铜鼓，当地人非常崇拜这面铜鼓，他问当地岛民这面铜鼓是从哪里来的，岛民回答说，这铜鼓是沿西部岛屿带进来的，是与水稻种植一起传进来的。海格尔对在印尼大小九个岛屿(包括爪哇、苏门答腊、巴厘、松巴哇等)上发现的铜鼓，逐个加以描述，指出鼓面上都有四只青蛙。他解释这些青蛙是象征rain makers，可译“雨师”或“雨司”，显然是按中国人的理解转译成英语的。由此可见中国秦汉时的百越族，曾把稻作带入南洋岛屿，虽然没有文献记载可考，却籍铜鼓的传播，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而青蛙的传说故事亦随着跟了过去。

在原始狩猎采集时期，人们除了猎取大型动物外，更多的是捕食各种的小动物，其中即有青蛙，所以食蛙是不足为奇的。问题是青蛙成为稻田的益虫以后，人们既要依赖它，保护它，又要吃掉它。这个矛盾一直成了历史沿袭下来的难题，可说是自古已然，于今更烈罢了，因为现在有些地方不仅捕食青蛙，还捕食蟒鲜或以蟒鲜喂鸡鸭，是断子绝孙的行为。明代大植物学家和医药学家李时珍也倡食蛙, 说“田鸡，水鸡，土鸭，形称虽异，功用则一也。四月食之，味最美，五月渐老，可入药， ……” 李时珍只是从食物营养价值介绍。

又， 浙江《乌程县志》(今湖州市) 说“ 蛙，其类不一，唯色青而花者，至秋肥美，可食，俗名稻花田鸡。” 而历代负责农业的官员则不然，他们往往注意保护青蛙，严禁捕蛙食蛙。如宋代的沈文通任钱塘(今杭州)太守时，鉴于“浙人喜食蛙”，就严禁捕蛙食蛙。可是他离任以后“文通去, 食蛙如故也。” (见宋·彭乘《墨客挥犀)更有趣的是宋代的处州(今丽水) 知县马裕斋也禁民捕蛙，因为禁令甚严，人们不敢犯禁。有个人为了陷害他人，教唆他可以将青蛙藏在挖空的冬瓜里，进城出卖，就不会被发觉。同时，这人又去告密，说明天有个进城卖冬瓜的人，内里藏有青蛙。第二天那个把青蛙藏在冬瓜里的人，到了城门口，就被查获拘捕起来。

蛙的种类甚多，古书上的稻田青蛙或虾蟆，不知道是指那些种类，也不知道青蛙所食的是否都是害虫。张继秀等(1966) 在浙江义乌、乐清、开化、庆元、杭州、温州、东阳等地对2种蛙类作了全面系统的食性调查和分析，是迄今为止唯一详细的研究。检查被蛙吞食的小动物，包括了螟蛾、蟒蛤、蝽、蚜虫、蜗牛、蚊蝇及其幼虫等害虫，占所食虫类的82%，被吃食的益虫只占5.16% ，说明青蛙的功是远大于过。

在所调查的19 种蛙类中，生活在平原水稻区的主要是中华大蟾蛛、黑眶蟾蛛、泽蛙、沼蛙和黑斑蛙(即青蛙)。在丘陵和山区水稻田和池塘的青蛙主要是中国雨蛙、三港雨蛙和小弧斑姬蛙。蛙类的是否有益和益的大小通常用“有益系数”来表示，蟾蛛和黑眶蟾蛛的有益系数分别高达90.14 %和71.88 %，雨蛙、三港雨蛙和小弧斑姬蛙分别高达71.1 5%、93.33%、97.84%。

现在的问题是，稻田青蛙不仅面临非法的滥捕滥食，还因农药的过分使用而直接杀害蛙卵和蟒蚌。很需要在春季建立蛙类繁殖场，采集蛙卵，集中于蟒鲜繁殖场中饲养，待它们长到一寸左右，再放送到大田中去，每亩蛾鲜繁殖场，可供30 亩至10 0 亩大田之需。同时，在大田施用农药、搁田、烤田等措施方面，都要为青蛙“留一条生路”。在市场经济效益的驱动下，短期行为总是占了上风，这些生物措施恐很难实行，而蛙类的前途将更令人担忧。

人、水稻和青蛙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相互依赖、共生共荣的境地，形成了一种融洽的文化景观，充满了神话般的天真的传说和故事，铜鼓的艺术创作，“稻花香里话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抒情之词。这一切都随着人口的增长、短期行为的失控而归于淡漠。人类的环境问题，不论从大处看或从小小的水稻和青蛙的关系看，都是共通的，是该引起注意并采取有力措施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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