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儿童保育：战争熔炉外的一方蓝天净土

       “我坚持认为，传统社会看不到儿童，甚至更看不到青少年。”

——菲力浦·阿利埃斯，1960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私人生活史》五卷本的作者菲力浦·阿利埃斯指出，直到“现代开端时”，对儿童的教育才区隔出来并被重视，这是“伟大的事件”，人们认识到“对于生活，儿童还不够成熟。在让他们进入成人世界之前，儿童必须受到一种特殊的对待，一种保护性的隔离。”

       从近代中国受到“欧风美雨之吹沐”，到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儿童是“祖国的花朵”的这一百多年里，“儿童观念”，而不仅仅是“对儿童的爱护”逐渐在中国竖立起来。反映这一变化的史料有许多，本期将以抗战初期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为主题，介绍关于该会的几份核心史料：《战时儿童保育》、《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规程》、《战时儿童保育年刊》（http://t.cn/RYUagql）。

《新华日报》对该会成立之报道

（可至本平台阅览）

        1938年年初，“主任委员蒋（笔者注：指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主任委员蒋宋美龄，战时儿童保育会为其下属）嘱拨款创办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于汉口”。虽然名义上该会主要是由宋美龄发起的，但是无论是从具体负责人来看还是从名誉理事来看，均可以发现参与、赞助该会的人遍布社会各界，从国民党政权军政人物到中共军政长官，再到社会贤达与文教界人士皆有所涵盖。

       该会常务理事会的常务委员、候补常务委员包括宋美龄、李德全、黄卓群、安娥、曹孟君、邓颖超、沈兹九、史良、孟庆树、徐闿瑞、任培道、刘清扬等人。至于名誉理事则从蒋介石、林森到毛泽东、林彪，包括了当时中国政界的大部分重要人物。于是，国共双方皆对该会工作有较高评价，郭沫若即在回忆录《洪波曲》中写道：“就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有两个妇女组织是认真地在工作而且有成绩的。一个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由邓颖超、史良、曹孟君诸位大姐在积极推动”。

       由于认识到“自从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我们的儿童们，直接或间接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而死的，不计其数。即便幸而能够侥幸活着的，也是流离失所，孤苦无依……最使人痛心的，敌人到处使用其以华制华的毒策，把我们一部分的儿童，迁移到他们的后方，施以奴化教育，使将来做打我们父老兄弟姊妹的敌人”，一方面，该会收留流浪儿童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的儿童（包括“阵亡将士之子女、抗战将士之子女、因参加抗战而牺牲人员之子女、做救亡工作人员之子女、战区灾童”），让其“吃得饱，穿得暖”，另一方面则追求“武装他们的头脑，使成为复兴中华民族之中坚份子”，毕竟，只有深切体会到战争的“恶”，才能真正感恩眼前生活的“善”与“美”。

       基于这一道理，陈纪彝（该会总干事）指出该会有如下任务：

       一、培养儿童民族意识及正确的政治认识

       二、培养儿童抗战建国的能力

       三、培养儿童健全的身心

       四、培养儿童劳动的人生观，及生产技能

       该会具体是如何抚养儿童的呢？《战时儿童保育年刊》一书中收录了各分会、保育院的工作报告，工作概况，有助于我们考察战时保育儿童工作的实况。以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为例，1938年7月4日，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并在敌机不断轰炸、袭扰下于同年12月2日由既有的托儿所扩充建成保育院，现有儿童220名。

        卫生上，儿童早起、饭前、饭后均要漱口洗手，每晚洗脚、每星期洗澡一次，并对衣物水煮消毒，每月检查体格三次，同时设立卫生所、儿童病室与修养室。饮食上，儿童一日三餐以小米、蔬菜为主，每星期吃两次大米、白面和肉（“买白面大米又很困难”）。思想上，每日儿童均要爬山、进行野外游戏。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组织孩子剧团，孩子歌咏队，作抗战救亡工作，并自己出壁报，开晚会。每星期周二、周四、周六的下午，小学部的儿童都上劳作课、牧牛羊、砍柴、缝衣等，幼稚生则以纸工与玩具启发思想。

       工作人员方面，边区分会特别强调“教师、保育员的态度都直接影响儿童生理心理之发育，我们也都很注意。”于是，尽管“保育员的生活，由某一方面看来，比工友还要苦一些”，但是“她们都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牺牲的决心，虽然睡眠不足，吃的小米蔬菜，工作十分忙碌，常常感到身体疲乏，但她们时常以自己的生活和前方战士来比较，有的还觉得自己做的抗战工作太少了。”

        为了调节生活，工作人员并且自行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其中有歌咏组、戏剧组，每星期开晚会一次，每月则由政府公演电影或话剧一次。此外，对工作人员的教育亦未放松，俱乐部设有图书馆、阅报室，有的参加研究组，有的每天公余上课，学习卫生、保育法、儿童心理等课程，每周并报告时事两次，每月开研究会一至两次。

        由这几份史料观察，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建立背后的思想资源，有国民党政权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政治目标，有中共集体主义的教育理想，甚至不无基督教的精神（如陈纪彝亦系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但总而言之，即如李崐源（时任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院长）所说：

       “教育者应如一个殉道者似的用真诚去了解体贴儿童身体发育的状况，心理的变化，和以往的生活环境，随时随地因势利导的去教导他，以真情去感化他、鼓励他……从此儿童们都知道自己是国家民族的一员，而不仅是张家李家的子女，消除因袭的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观念！”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在两千多年前掷地有声的话，与孔子“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交相辉映，证明浸润在我们中华文明血脉之中的，就有这份尊老爱幼的基因——不分地域，无论时空，一直传承至今。抗日战争，是决定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保育儿童的工作尚且如此受到重视，更何况承平时代？在那个年代，有识之士在战争的熔炉中为孩子们努力营造着一片湛蓝的天空。如今，更需要我们在湛蓝的天空下，指引着孩子不再走进那一个个黑暗的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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