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首都是怎样疏散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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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爆发后，许多沦陷区的人民或在民族大义感召下，或为免受日寇残害（其时分别称为“义民”与“难民”），不远千里来到后方。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在辖区扩大的同时，自1937年至1945年人口增长近两倍，对当地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5月“凯旋南京”。同时，这些流入的人口， 既“因抗战而起”，此时也到了离开的时候了。于是，国民政府认为“运送义民难民还乡更不容缓”。其中，党政军公职人员尚有公家仰赖，但更多的则是“无依无靠，得依靠政府协助方可返回原籍”。

       于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1944年年底成立，履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的业务，1947年结束）指出“遣送难民还乡，为本署最先着手举办之业务”，抗战胜利之初，“即在渝、昆、筑（贵阳）三地设立难民疏送站，专司遣送工作。此后各分署先后成立，分于辖区内，自行设立遣送及招待所，共达百余所。”据统计，战后需要遣送回原籍的难民约有600万人。本期即以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在重庆疏散人口为主题，介绍《善后救济总署重庆难民疏送站工作总报告》（http://t.cn/RYt7TaP）这份史料。

该书书名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霍宝树题写

       重庆难民疏送站1946年2月成立，至第二年六月月底奉令结束，主要是通过水运、陆运、空运三种方式输送难民。水运，是由招商局承标，雇用木船输送。因适逢汛期，“江水暴涨，屡生危险”，尽管“轮船又为政府统制”，但是仍然同行辕商请拨得少数舱位，“尽先遣送不堪长途乘车之老弱妇孺”。陆运，主要是输送湖南、四川两地难民。空运，则主要是输送华侨。除去输送的四川各县的难民，合计输送了两万四千余人。

       食宿补助费方面，水运者因运费内已包括食宿费故不再补助，陆运者则每日发给食宿补助费一千元，第二年增至一千五百元，沿途中则配备医药，并代投生命保险（“因无中途病亡救恤规定”）。此外，重庆难民疏送站还为部分难民免费提供医疗。最初仅限于“临时疾病可短期治愈者”，而后则增加“长期疾病治愈后可自力谋生者”，合计治疗168人，并为难民供应牛奶三百箱，鱼肝油十七磅。

       重庆向外疏散人口，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一方面，疏散出去的人口很可能复归，从而导致做无用功。1946年3月至6月，以木船大量输送难民，因为尚未落实登记政策，故“来渝难民仍夥”。即便是落实了登记政策，“一般难民鉴于返乡谋生匪易，虽经依章登记，而数经通知，均借故延不起行。”

       另一方面，该站本身实力有限，无论是财力还是运力。运力方面，“本站并无自有交通工具，一切车船均赖他人，每每人多车少，或则车多人少，车辆分配无法控制”；至于财力方面，从这份史料本身出炉的艰难过程即可看出——“本报告原计划有法令四十余则，并以铜版纸、道林纸印刷，后以物价波动，工料均增价二三倍不等，因限于预算，不得已将法令删去，并改用此纸。”尽管这一段史料与本文主题直接关系不大，现在读来甚至有些可笑，但是当时的辛酸却跃然纸上，令人同情。至于难民在迁徙途中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则是文献所无法描摹刻画的。

        如上所述，原籍相较陪都重庆对难民缺乏吸引力，同时善后救济总署本身实力有限这两点导致了重庆疏散人口的成绩十分有限。但即便如此，曾经的“下江人”仍然成为了这座城市光荣的建设者，为重庆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与活力，这同时也是西北、西南等大后方各地的普遍状况，大家可以至本平台看更多的相关史料。

       此外，值得玩味的是，国民政府疏散人口有时将“义民”区别于“难民”，但是“难民”未必不是受民族大义感召而来到大后方，而“义民”的生活往往也并没有好过“难民”——所谓的东北“义民”回到关外后，生活困苦无着，于是编成了一段顺口溜：“一事无成、两袖清风、三餐不饱、四肢无力、五内俱焚、六亲无依、七事皆无（柴米油盐酱醋茶）、八年抗战、九死一生、十在痛心。”可见，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即便是他们愿意回去，简单地将“难民”与“义民”疏散回原籍也并未解决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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