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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二十七日，山西举人刘大鹏踏上了首次赴京赶考（会试）的路程。

这一年，刘大鹏38岁。按照当时社会的看法，他已经将近不惑之年。但是，在他起程的五天前，他的父母还是亲自为他操办了起程的一切事宜，“阖家早起，备办行装”，他自己则不过“检点而已”，并感慨“福何如也！”

照理说，这本该是一部励志剧的开头。按照剧情的演绎，备受关爱的“举人”刘大鹏随后会成功地换上“进士”的马甲，搞不好，还能披上诸如“状元”、“榜眼”或者“探花”的神装，一举成名天下知。

然而，现实往往很残酷。父母的关怀备至并没有弥补刘大鹏在教育上与其他优秀学子之间的差距。到了京城之后，他就发现京师人才荟萃如林，“倍觉自己愚昧无知，无地可容，抚衷自问，抱愧良深”。

后来的考试结果也印证了他的感觉。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刘大鹏接连三次会试不第。三十一年，科举制废除。六年后，清廷也被推翻。此后，刘大鹏的举人功名伴随了他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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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三次会试的失意不应该完全归咎于刘大鹏个人。

除了运气的因素，从小所受素质教育的匮乏大概是造成他名落孙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举个例子，二十一年会试时，他在抵达北京之后才知道，“京都习尚写字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藐视，故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读诗文及诗赋”。自己以往辛勤致力的经史子集则只是“余事”也。真的是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戊戌科状元夏同龢书法。谢鸿轩称其“擅书法，初学大苏，因与翁松禅同名，慕其人亦仿其书，类能得其神态”。）

更糟糕的是，由于以西学为主的新学开始流行，刘大鹏们与其他有机会接受素质教育的优秀学子之间的差距还在继续加大。

甲午战败以后，中国朝野加速了学习西学的进程。朝堂之上，原本传统保守的主政者开始对通洋务、晓西学之人破格擢用；朝堂以外，较早濡染西学的梁启超、汪康年等人也在积极力推官方以新学课士，甚至主张考试时非考新学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两相推动之下，没怎么受过素质教育的刘大鹏们实现仕途跨越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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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朝廷考试以新学（素质教育）是造成刘大鹏们伤感的罪魁祸首。

这么说似乎有些道理。至少梁启超在戊戌年（1898）就抱以期盼：“异日出任时艰，皆（时务）学堂十六龄之子”。对于时年41岁的刘大鹏来说，这确实不甚友好。

不过，刘大鹏们并非完全没有机会靠自己的努力来扭转素质教育带给他们的冲击。他们欠缺的可能是一个合适、便捷并且免费的交互式学习平台。

与刘大鹏一起应癸卯科（1903）会试的山西举人常麟书在1892年第一次会试时也没考好。但他当年就得到了时任户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翁同龢的赏识。在翁同龢的推荐下，常麟书还进入国子监南学深造，不仅学术上的造诣日深，政治上的视野也大为开阔。

回乡之后，他又联合常氏兄弟子侄赴省城太原，“扩学识，增阅历，济时艰”，并成功吸引到山西巡抚岑春煊的注意，在其礼聘下到山西大学堂主讲政治经济课。

1903年，常麟书第二次进京会试，题名三甲87名进士。这个成绩（228名）在癸卯科进士中间看来或许还不够优秀，但放在当年风气尚未为先的山西已能排到第6名。而他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国子监乃至山西太原那几年的学习和经历应该功不可没。

相比之下，刘大鹏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据他自己说，他所就读的太原县桐封书院，“尽心作文者不过数人而已。或直录成文窃取奖赏，或抄袭旧文倖得膏火”，旧学教育都存在明显问题，更不用说其时方兴未艾的新学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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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刘大鹏的学问在当时所有的学子中间虽谈不上特别优秀，但至少也是本乡本土学子中的佼佼者。除了他本人的举子身份就可以证明外，他的学习能力也不算差。

在北京会试期间了解到接受新学教育的士人们读什么书后，刘大鹏旋即请人代购当时流行的《皇朝经世文编》和《皇朝经世文续编》等书加紧补习，甚至还能想起自己在省城肄业时，“曾阅《几何算学原本》，筹算笔算颇能寻其门径”，只是当时并未引起重视，后来就渐渐忘记了。

对刘大鹏来说，提升自我新学素质的一大障碍还在于接受新学教育的成本问题。一方面，乘着政策的东风，书商那里的新书价格日隆，品种、花样、内容更是日渐翻新，缺少强大财力支持的刘大鹏们显然是无法紧跟新学潮流的。

另一方面，刘大鹏家居偏僻，购书后到货的时效性也大是问题。住在湖南长沙的皮锡瑞看到梁启超所著的西学书目表后，第二天就能去当地的售书处购买取阅，刘大鹏却只能寄望于他省代购，甚至本省出版的《晋报》也要到两周之后才能看到。这大概也是常麟书们虽然中选进士但名次却不怎么靠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山西中部简图。图中紫色区域为刘大鹏家所在的赤桥村）

不过，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无法顺利查阅前沿资料的问题要逐渐成为过去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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