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领袖们的抗战行迹——周恩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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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到访过中国的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曾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中这样描述自己对周恩来的印象:“他的个子中等以上,一张非常漂亮、绝顶聪明的面孔,特别是双目炯炯有神”,在与他人谈话的时候,“总是端正直立,盯着对方的眼睛发表自己的观点,开诚布公,毫无保留。他的学识渊博,阅历深广,见解精辟,襟怀坦白,不存门户之见”;毫不吝惜地表达着她的赞颂之情。在她看来,周恩来无疑是当时的“风云人物”,甚至放眼未来,“假如采用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引进现代医疗实习成为必要的话,正是周恩来签署引进命令并使之贯彻到底”。
那时的史沫特莱或许很难想到,在不远的将来,她书中的这位“风云人物”将会成为签署引进现代化命令的关键性人物;也更加不会想到,在她的那本书出版20余年后,周恩来会代表新的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强国目标,并通过他的继任者在若干年后逐步实现这些宏图伟业。
不过,在“风云人物”这种明显带有时效性的称号之外,时人也有着其他似乎更为合适的名字来称呼那时的周恩来。在禾金编纂的抗敌救亡宣传手册《民族英雄剪影》中,他就被冠以了“民族英雄”的称号。在描述者眼中,他“眉清目秀,气宇轩昂,颇有政治家风度”,“有一双精神而朴实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虽然已经剃得精光,但他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很清晰的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俨然一副坚毅的抗敌者形象。
《民族英雄剪影》
《国民》杂志的张纪一则毫不讳言称周恩来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子孙”,是中华民族在狂风暴雨中“不迷失方向的舵师”,称颂他“将中华民族挽救向民族解放的康庄大道上走,他把握住中国放置在独立自由之林”。稍后收录该文的《大时代的人物》更是直接将他称为“狂风暴雨下的中国的舵师”、“伟大的政治首领”,“如果说一九三六年来,是中国在国内和平,巩固团结的基础上走上新时代的开始,那末我们便不能不想到周恩来的功绩。如果说一九三七年秋,是中国国内民主一致抗日的前提下以抗战胜利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那末,我们更不能不佩服周恩来和其在政治领导上的伟大”。陈文杰编的《抗敌将领印象记》里也收入该文,称周恩来是“统一的促成者”,充分肯定了周恩来对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功绩。而他的个人形象和努力也逐渐改易了外人甚至中共的对手对他们的鄙夷和偏见。
“中华民族的伟大子孙”
《大时代的人物》
《抗敌将领印象记》
事实上,作为中共早期党内“左”“右”互搏乃至裂变解纽的亲历者,周恩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看重团结和统一之于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性。所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他就在上海会见为中共中央负责联络工作的潘汉年和即将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时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抗日,要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武汉第二期抗战宣传周上,他更是特别强调,要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首先要更加巩固全国的团结”;并说,“最近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又发布了战时的抗敌建国纲领及其宣言决议等等,更能推动全国的团结,趋于巩固。我们热望这种团结,一直巩固下去,一直发展到全国,一直团结到抗战以后”。对于日本俘虏,他也提出了团结的对待政策,为他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提供“同本国的战士同一的待遇”(实际上待遇要更好),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从而团结起来“一致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
《抗战文选》
《抗敌政治工作纲领》
但是,周恩来的“统一战线”又不是无原则的妥协退让。在卢沟桥事变一周年之际,他在给八路军军政杂志的题词中就指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閧;发动全面战争,反对包办压制”。后来,在国民党军队制造“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也迅速做出反应,由他领导的《新华日报》在第2版和第3版刊出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强烈抗议。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度过因为皖南事变造成的国共关系困难期之后,他便再次回到重庆,继续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并取得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中共的好感和尊重。
《八路军军政杂志》
《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
而且,周恩来的目标并没有止于就团结而求团结。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使他在抗战胜利和民族复兴问题上也提出了远见卓识。在《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中,他不仅对日方的内外形势作出了详细的分析,也提出了中方抗战的政治和军事策略:“在抗战到底的国策下,我们的政策是:一,持久抗战——时间;二,全面战争(全民战争)——空间与人民;三,争取主动——自力更生,主动外交”;“在此政策下的战略方针:一,持久战——击破敌人的速战速决,速和速结;二,消耗战——击破敌人的争取优势,争取上着”。并着重指出,“持久战不是拖下去,而是打下去!消耗战不是自己乱拼,而是消耗敌人”。这些很好地配合和完善了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策略,也拓展了各军队的思想和行动空间。
《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
待到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时,周恩来还在中国的外交层面提出了合理设想。对于1945年4月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召开的旧金山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致函国民党方面代表王世杰指出,“如欲使中国代表团真能代表全国人民的公意,则代表团的人选必须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的代表”。经过这一努力,董必武最终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国代表团。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动参与国际会议、为国家争取利益和影响力的一个良好开端。
而那时的世界格局因此已悄然地发生变化,一代代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周恩来们,也靠着他们在各时期各领域的抗战故事,接力谱写出中华民族积极进取、不断强大的绵长篇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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