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后，没有统治殖民地经验的日本曾经如何统治台湾？

没有统治殖民地经验的日本，对于如何统治台湾这块新领土，起初尚有点束手无策。

日本据台初期，历经桦山、桂太郎、乃木希典三任总督。他们认为“台湾是军人打下来的战利品”，一切以军事挂帅，不谈建设。加上台湾抗日事件层出不穷，使得日本政府经营殖民地的能力受到质疑，甚至有日本人主张以一亿日元把台湾卖给法国或卖还给中国算了。

乃木希典曾经写信给友人，谈到治理台湾的困境：“台湾施政也真是一大堆令人厌烦的事，难怪人民要谋反。就像叫花子讨到马匹一般，既养不起，又不会骑。这样下去，只有被咬、被踢……”

用安抚奠定基础

1898年，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来台与副手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联手，锐意经营台湾，台湾自此由日本政府的“负债”变成“资产”。日本殖民统治者将强而有力的近代国家行政权力贯彻到社会基层，改变了台湾原有的中国式统治松散的面貌。

整体而言，日本治台的第一阶段（1896-1905），除了对反抗军外，对一般人民是采取安抚的手段，对台湾人民原有的风俗习惯不加干涉。同时，全面展开各种社会基础建设，为日后日本殖民政府奠定了深厚基础。

后藤是留德的医学博士，行事有科学家加日本人的严谨及注重步骤方法。他刚上任时，新闻界希望他发表新的施政方针，他回答说：“一个良好政策的拟议，要很清楚了解台湾的情形之后，才能制订出来，我现在连调查都没有完成，哪来的新政策！”

1900年起，后藤在台湾进行了大规模的“旧惯调查”，把台湾的司法、行政及经济产业状况都清查得一清二楚，为日本设计殖民地统治、经营施政方案提供了最翔实的参考。

全面土地改革

台湾总督府当时进行的一项最重大的基础事业，是对台湾平原地区进行了一次精密的土地测量，进而推动了全面性的土地改革。

后藤创设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自任局长，派出八百多人，到战乱频仍的全岛各地丈量土地。他们用精密的三角测量法绘制地图，画出台湾第一幅精确地形图，除了村落、田地，还包括孩童捉鱼的小河、家畜家禽走过的小径。

这套精细的死功夫，使得历年来许多不缴税的隐田立即一一曝光。测量前根据刘铭传的估计，全台湾大约有三十六万余甲土地，最后统计却有六十三万余甲。

台湾的隐田充分显现出清朝体制松散，控制能力薄弱。土地经过民间买卖或抢夺，变成封建土地制度，一块土地由垦首租给大租户，再由大租户分租给小租户耕种，变成一块土地有数个名义上的主人，清廷官府也没有能力管理，所以土地一转手就发生纠纷。此外，有些耕种者发现新地就开垦，不需登记，权力所有者不明确，官府也不知向谁征税，于是成为隐田。

殖民政府后来收购大租权，拿出三百八十万元公债给名为地主、实则不耕作的地主，另外则确定小租户才是业主，因而简化了土地所有权关系。

然后殖民政府鼓励地主拿公债参与工商金融业。例如林金生之父（林怀民的祖父）出任嘉义银行董事长，雾峰林家为彰化银行大股东，板桥林家参与华南银行，基隆矿业富翁颜家参与基隆信用组合（信用合作社）。

总督府还指挥台湾银行提供资金与人才，拥有这些台湾富绅银行的部分股份，由日本人领导实际上的经营。

总督府虽然曾为收购大租权付出大笔金钱，后来却完全收回，因为它向小租户课取地租，收入增加了三亿多日元。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注重数字、统计、记录、系统化管理，追求事先规划、执行精确的做事方法，其作风在这项大规模丈量工程中表露无遗。

这次土地测量的结果，不但使日本殖民政府精确地掌握了应课税土地的面积，而且形成了正确的土地登录。这个土地调查的记录，到今天仍然是台湾地籍资料的基础。

此外，配合土地登录制度，日本殖民政府也导入了近代的土地所有权观念，由政府保障土地的私有权，这是中国社会“首次有一个政府以法令保障人民财产所有权”，台湾大学专研台湾史的吴密察教授指出，“这可说是台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步。”

建立流通网络

为了达到全面而有效的统治，后藤一方面进行各种调查，掌握精确的数据，一方面也加强建立各种流通网络，包括交通建设，以及整顿各种流通制度，如统一度量衡、货币等。

虽然财政困窘，后藤还是以发行公债的方式，自1899年起兴建纵贯台湾西部平原的铁路，完成了刘铭传未完成的心愿，使台湾整个西半部连为一体，形成一个物资的流通圈。为了使台湾的物资可以大量输出，后藤又在纵贯铁路的南北两端建立了高雄、基隆两大港口，使之成为台湾产品输出的门户。

改善卫生环境

学医出身的后藤，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改善台湾的卫生环境。当日本人初登陆台湾时，惊骇于这个南方岛域的不洁与瘟疾，当时对台北城的记载是：“在房屋四周或庭院内有不干净的污水流出，居民和猪、狗杂居，虽有公共便所设施，但粪便到处散布，凡所见之处，均不清洁……”

后藤从日本请了一百多位医生来台，形成公医制度，沿袭至今成为各地的卫生所。又强制进行疫苗接种，并建设都市中的下水道。在台北、万华之间，仿造当时法国巴黎大下水沟的设计（比日本国内还早），铸造钢筋混凝土新式下水道，使污水经过水门以及半圆沟自然流下，从忠孝西路口以及成都路口排入淡水河内。两年后，日本的东京市以及名古屋市也跟进采用。1904年来台访问的日本人竹越，赞叹原本街道狭隘、污水横流的台北，已经变成清洁宽阔的欧洲式市街。

但是，单靠一百多位日本医生，无法满足台湾长远医疗体系所需的人才。后藤于1900年成立台北医学校（台大医学院前身），寄望台湾中上层家庭的优秀子弟接手医疗卫生工作，结果成为台湾知识分子提升社会地位的最佳出路，也出现了一批社会领袖人物，如抗日的蒋渭水等。直到现在，医生仍然是一些台湾人尊敬与向往的行业，是集专业、医德、社会精英与财富于一身的形象。

目前家世良好的台籍人士当中，许多人的父祖辈，如果是医生，十之八九出自台北医学校，例如已故史学家杨云萍、已故台湾政界知名人士林金生、政治学者彭明敏、前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郭婉容等人的父亲。

医学校初创之时很少有人问津，创办人遍访各地，劝诱年轻子弟用公费来就读，不但不收注册费，还发给学生帽子、制服、皮鞋，另外每月发伙食与零花费。这与现在台大医学院成为万千子弟努力挤进的明星学府大相径庭。

台大医学院重建时，特别保留了台北医学校最初那栋法国文艺复兴式灰泥建筑物作为纪念。行人路过台北市仁爱路与中山南路交叉口时，常可看见白纱新娘在屋前摆弄姿影。

订立游戏规则

法治是国家统治的基础。殖民政府移植了日本国内仔细订法、严格执行的作风，让台湾人首次见识到政府权威贯彻的威力。

美丽岛上建立起近代第一个稳定社会，使一般人民感觉“没有自由，但有安全感，与现在正好相反”，康宁祥形容说。

政府订法严谨仔细，让官员、人民有共同的游戏规则可循。“人民第一次感受到执政者拿出办法来做事，不需人民想办法钻漏洞来求生存发展。”一位受访者指出。

像“战时酒精令”，从酒精的定义到如何管制，都写得一板一眼、纤毫必较，使基层文官无须事事请示上级，就能依法规办事。研究中日历史、遍翻文件记录的唐羽指出。

光是总督府内殖产局之下的矿务课，就有法学与矿学博士制订矿务政策与相关法令，矿务课长福留精通中文，曾遍读史料以搜寻矿源。正是这样的一群公务员把台湾的矿产挖掘业推到巅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台湾年产煤量高达一百四十万吨。

明治政府所建立的做事追求绩效而不是表面形式的行事风格，也在台湾影响深远。

当唐羽为台湾矿业整理史料时，发现了日据时期的矿业协会年报会议记录。半页Ａ4纸，清楚扼要地记载着决议，列上数据表格以示预算，便利后代研究。

执法者以身作则守法，才能让人民也心服口服地守法。当时曾经流行的重大新闻是，花莲一位日籍警察，由于妻子收了农民馈赠的两瓶红露酒，值一角半，即遭免职。当时，警察的月薪为六十元。

已故的前台大医院医学院院长魏火曜，以及已故的政届知名人士谢东闵也都曾提到，日据时期从没听过利用职位“揩油”这种事情。

强烈的守法精神，加上由警察、户口制度形成的严密控制系统，使台湾由一个械斗频繁的地区转变成治安良好的社会。夜晚睡觉或外出时，家门无须上锁，不需担心失窃。几乎每个受访者都这么指出。

警察威权

警察，是日据时代政府权威的最具体体现。在乡村，警察的地位还在地方名士之上，被称作“大人”，他们大多数经常拎着鞭子各处巡查，动辄厉声打骂，使村民惊骇。孩童哭闹时，家长只需恫吓：“大人来了，再哭就会被抓去。”孩童会立即安静下来。

已故的统一企业集团创始人吴修齐有位婶母也如其他村民般，非常畏惧警察，每周日检查清洁，她都早早起来清扫完毕，然后躲到屋后树林里，留下空屋等待被检查。有一次警察提早到来，婶母走避不及，慌忙躲到神桌下，紧张得不敢抬头。

除施行高压政策、打骂外，警察大多尽责尽职，是塑造威严的另一大原因。各重要街角上都有派出所或警察局，他们人数不多，两三个，但天天巡逻，对地方上的大小事与人都了如指掌，并且十分尽职，“有小偷他抓给你，你不乖他抓你”。已故布袋戏大师李天禄曾如此形容。

甲午战后变得极度轻蔑中国人的日本人，强制改变台湾中国人的习性，例如规定靠左边走路，禁止吐痰、擤鼻涕，“警察鞭子无时无刻不跟着，叫你改”。在日据时期出生的统一企业集团董事长高清愿回忆说。

警察天天巡逻，诸事都管，其中一项就是协助延续户口制度，使殖民政府能继续其数据管理。政界人士林洋港说，他叔父林泉印（前日月潭文武庙总经理），日据时期任保甲书记，即村里的户籍员，经常由警察陪同，挨家挨户查户口。林洋港还记得，当时村民全家到齐等候点名核对。

此外，婴儿出生一个月内要报户口，过期才报一定被罚；家人死亡也要申报，否则殖民政府不发给死亡埋葬证，无法入土为安。

户警合一使殖民政府能牢牢地控制治安，“罗汉脚无处可逃”。林洋港如此形容。且警察也掌握了财税来源，谁家子弟该入学，以及谁家有壮丁可征调到南洋打仗，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康宁祥指出，当时行政权威到了只需寄一张明信片，该入学的，该当兵的，到时老百姓就守规矩，自动到指定地点上学或当兵，不会逃拒，“行之有年，养成习惯”。

“在一张明信片上展示现代政府的权威，这是中国人社会里第一次发生的事。”他说。

日据时代出生的已故企业家吴尊贤（前环球水泥集团总经理），曾形容当时政令推行彻底的程度：“一般百姓不敢跟政府打马虎眼，与现在的新加坡极为相似。”

学者喜安幸夫后来评论说，日据台湾时的法治基础，“使台湾人因而确立守法精神，光复后中华民国政府更容易治理台湾”。

驱逐外商，独占台湾

想要将统治力量贯彻全台湾的日本殖民政府，自然对当时掌握着台湾经济动脉的外商不能容忍，因此动用政府力量扶植日本在台企业，全力驱逐外商势力，就成为日本政府在台湾统治前十年的主要经济政策。

台湾自从1858年《天津条约》开港后，欧美商人挟持西方式企业化经营，控销茶、糖等物质。他们利用资金与科技，从生产到营销，掌握了整套产销体系，势力远超中国大陆的商人，把握着台湾贸易与金融大权。

日本人既然夺得美丽岛，自然不能容忍利益落入西方人手中，于是政府联手民间，顺利赶走了西方洋商势力。

首先，日本利用“同化关税”来隔绝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也间接切断了洋行的“生路”。

所谓“同化关税”，就是殖民地台湾和日本之间贸易不课关税，而外国货和中国货因有关税负担，自然竞争不过日本商品，台湾市场逐渐被日本商品垄断。在日本据台的第二年（1896年），台湾对大陆沿海的贸易达二千五百万元，对日本贸易却不过六百万。到了1905年，对日本的贸易已呈一枝独秀的状态，超越了其他地区。

日总督府实施专卖制度，把洋行的独占权全部由政府收回独占，再委托三井、三菱等日资企业独家贩卖。

日本企业紧随着政府脚步，赶来台湾扩展势力范围，手法与今天类似——以银行为核心，支持工、商业在全世界建立据点产销，花十年以上时间渗透市场，最后独霸市场。可以说，在一百多年前，日本人就已经在台湾岛上政商联手击垮了西方企业。

这其中，总督府一手扶植的台湾银行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以资金密切支持着日本企业。

日本已故学者矢内原忠雄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企业的“优势”：“在跟外国以及中国商人的竞争上，日本商人有雄厚的资本，他们加入生产部门，他们享有与台湾银行合作的便利，他们受国营专卖事业的协助，他们得到国家的津贴，他们有关税壁垒为之护卫。”

驱赶台湾糖业中英、美、德三国商人的势力就是个例子。三井物产先在台北设置支店，收购台湾糖。它先借钱给欧美洋行专属的台湾商人买办，渐渐利诱买办投靠三井，侵蚀了洋行原有的经营人脉。

接着是打破交易习惯，使产糖者感觉方便而纷纷投靠日本企业。贸易商“横滨增田屋”，改到乡下糖廍（场）取货，改变过去洋行只在打狗（高雄）、安平（台南）城市取货的经营方式。三井物产也与制造商直接交易，废除买办在中间转手的环节，等于是从放款到生产再到出货采购的一贯作业。

逐渐地，依靠买办制度的洋行，其地盘渐渐被日本商人夺走。

接下来，日本人又夺取了台湾对外贸易的管道。由殖民政府提供补助金的大阪商船会社，做起台湾海峡上的航运生意，竞争力直逼欧美的航运业。1905年，英商道格拉斯汽船公司退出台湾海运界。

两百多年前，德川家康发展商业时，曾想占据台湾，却让荷兰领先一步。这一次，日本终于排除了欧洲强国英、法、德等的势力，“获得”了台湾。

文章摘自《发现台湾1620—1945》

时代书屋首发！

献给国人的台湾历史课

港台畅销35万册

许倬云 廖信忠 强烈推荐！

书名：发现台湾（1620—1945）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7月
定价：49.80元

时代书屋抢先阅读价：85折38元包邮！

扫描图片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进行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