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多难兴邦”错在哪里？
作者：羽戈
“多难兴邦”之说，最早可溯至《左传•昭公四年》晋平公与司马侯的对话。那是春秋时期，鲁昭公即位第四年，楚灵王欲效当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举，请天下诸侯到楚地会盟。收到邀请的晋平公就此与司马侯展开争论，他说，晋国有三点优势，可以免于危险，“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司马侯则答：“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言下之意，这不是三点优势，恰恰是三点危险。关于第三点：“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若何虞难？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晋有里、丕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邢无难，敌亦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在此，“或多难以固其国”，与“或无难以丧其国”对应，只是一种可能，而非一种事实，只是一种偶然，而非一种必然。
昭公四年是公元前538年，距今已过2500年。此间，“或多难以固其国”渐渐简化为“多难兴国”、“多难兴邦”，内涵却日趋丰富：有时是一种假设，与“殷忧启圣”联用，以唤醒国人的危机和忧患意识；有时则是一种激励，“多难”正在发生，希望国人不避水火，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兴邦立国；有时却沦为一种欺骗，以未来的“兴邦”，为眼前的“多难”辩护，说服国人接受“多难”的残酷现实，不仅以“多难”为必要，还以为合理，不仅以受难为合理，还以为荣耀。
由此三种情形，可见“多难兴邦”的内涵，不止含糊，而且矛盾：多难既可兴邦，却也未必能兴邦，苦难多到一定地步，则可导致丧邦。其内在的逻辑，全然断裂。其实许多约定俗成的汉语，皆是如此症候。如批判知识分子的“空谈误国”，结合历史可知，空谈者的力量，欲缚鸡而不得，谈何误国呢，“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误国者往往另有其人，却惯于把罪责推到空谈的知识人头上。对这些词语，若不加辨析而纳入口中，不仅有碍表达和思想，长此以往，还将使汉语被败坏，患上各种结石病。
再说“多难兴邦”。它的问题，仅仅出在内部吗？一个说法，能够流行上千年，必有其社会与文化基础。“多难兴邦”风靡的背后，则关乎中国人对待苦难的态度。
苦难在中国，俨然形成了一种美学和哲学。从上古开始，中国人便被教诲，要成功，必吃苦，孟子那段话，简直家传人诵：“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司马迁《报任安书》则一一举证：“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令我感触良深的一言，却非出自这些先贤。大学军训，连长欲立下马威，教训我们：看看你们那张脸，是个什么字？苦！这说明什么呢，人一出生，就要吃苦，死了死了，至死方了。然后大谈吃苦的必要性，口水纷飞，天花乱坠。这厮眉毛和嘴角下垂，一脸苦相，堪为其言论之注脚。后来我和他混熟了，问他吃苦谈是不是他的伟大发明，他摇头，说刚进部队之时，教官便这么教训他们，估计是老辈相传，不知渊源。他觉得极有道理，便牢记在心。岂止是他呢，蛋总说过，军训三周，唯一收获即连长这句话：人的脸，就是一个苦字。
恕我孤陋，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哪种文化，像我们这样，热衷于教育人们吃苦，极力发掘苦难的价值，以至生出了一种对苦难的痴迷与膜拜，苦难被道德化，承受苦难被赋予道德色彩；不愿吃苦、逃避苦难，反遭鄙弃。实则人性本身，不是趋苦避乐，而是趋乐避苦，正如不是舍死忘生，而是贪生怕死。固然可以视前者为美德，却不必因此鄙薄后者。后者可谓人类的本分。当本分被毁弃，人便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
苦难美学与哲学，建立在拔高人性的基础之上。这种拔高，实质上则是拔苗助长，要求人人皆为英雄、圣贤，敢于吃苦，甘于吃苦，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当人性被提到半空，道德便坠入深渊。
对此，狄马兄有一个精辟的论断：“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这句话不难理解。在吃苦与享乐之间，你选择吃苦，也许还能谓之德行；如果你的面前只有吃苦一个选项，甚至你连选择权都没有，被迫吃苦，不由自主，那么你的行为，则与德行无关，强迫你吃苦的人或权力，显然违反了道德原则，也许它们便是苦难的源头。
我只想强调两点：第一，吃苦并不符合人性；第二，吃苦若非一种自由选择，便无关道德，不该受到赞扬。我们谈论苦难，不能遗忘了人性与自由这两个要素。
基于此，可知苦难绝不是越多越好，“多难兴邦”的前提大成问题。尽管要生于忧患，尽管要居安思危，尽管要昼警夕惕，然而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人，真正希望“多难”，你祝福一个人、一个国家“多难”，不是被怀疑居心叵测，就是被当成神经病。倘将苦难分作天灾与人祸，天灾无可阻止，人祸自然能避则避，越少越好。这是“多难兴邦”的第一个错误：违背常理和人性。
多难而兴邦，其实只是小概率，正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千万人被拘，只有周文王一人写出了《周易》，千万人受厄，只有孔夫子一人作出了《春秋》，其他人则在苦难之中沉沦、死亡、湮没无闻，换言之，假如不拘而能演《周易》，不厄而能作《春秋》，还有多少人情愿受难呢，此中概率，不难测算。反观史册，多难之于国家，兴者少，亡者多，这是“多难兴邦”的第二个错误：违背历史。
就苦难与国家的关系而言，能否兴邦，并不取决于苦难的多寡，而取决于国家对待苦难的态度：正视还是遮蔽，迎战还是逃避，铭记还是淡忘，反思还是麻醉……若是后者，一次灾难也许无法伤害一个国家，一百次灾难却足以摧毁一个国家，这叫“多难丧邦”，它发生的概率，远远高于“多难兴邦”。
对“多难兴邦”的大肆宣讲，并非对待苦难的正确态度，因其重心，在于“兴邦”，而非“多难”。这是一种典型的结果论。结果至上，往往忽略了对原因的反思。一旦“兴邦”，谁还会去在乎“多难”呢，当“多难”的意义被放大，谁还会去追究它的成因呢？由此出现了最可怕的一种情形：“多难兴邦”的宣讲者，恰恰是“多难”的制造者，他们拼命宣讲“多难兴邦”，就是为了让国人忍受“多难”的现实，漠视“多难”的根源。殊不知此举本身，便是一种灾难，宣讲者所陷入的悖论，直接解构、颠覆了所宣讲的内容。这是“多难兴邦”的第三个错误，可谓最根本的错误：违背自我。
以下这些号，每一个都有值得你关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