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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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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齐红


在山东一座城市里,我和齐红聊了几天,其中很多内容没法在这时告诉你们。这次仅仅要说的是,他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办公室或是卧房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的事情。这发生在2011年。


窃听成风


双腿一软,瘫坐地上,久久不能说话——齐红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为官员拆出窃听器时,对方面对结果的反应。那是他始料不及的,更没想到的是,自己在官场上传开了名声。


熟人才是通行证。官员们纷纷通过熟识的朋友来找他检测,拆除窃听偷拍设备。出于保险起见或是觉察到某种异常——比方说,妻子得知某个秘密行踪,领导讲话“话中带话”,他们都会找到齐红。最忙碌的一周,他拆出了四十多个。


这段神奇的经历起源于一次饭局。一名来自山西的官员带来了“官场窃听成风”的信息——官员们广泛使用间谍设备,彼此刺探,抓对手把柄,由此副职立刻升为正职……


“现在我们见面都要拥抱,趁机摸摸对方身上是否带设备,重要谈话得去洗浴中心,”他说。这让在座的人震惊,在山东一带,这样的现象前所未闻,他们纷纷感慨——人心是不可靠的。


齐红思虑得更多,“公务员队伍相互收集黑材料,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还对朋友们说:“我要对你们的安全做个检测,我想想办法,你们等着吧……”没过几天,他就找到一套检测仪器。


检测工作先在朋友圈中进行。“焦点”人物会成为优先考虑对象,就像这一位,手握审批权力而又锋芒外露的处级干部。


“万一我私生活被发现,老婆不让我回家了怎么办?”听到齐红提出主动排查,这位“处级”还一脸轻松开玩笑。但很快,他就尝到了沉重的滋味——两个窃听器、一个针孔摄像头,藏在了办公室的空调里。


“脸顿时煞白了,直勾勾望着天花板”,他的两三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对齐红说,不可能是家人装的,情人“藏得很深啊”。


冷静之后是应对。接下来一周,他频繁拜访上级,给他们送礼,终于得到“点拨”——某副手能力超群,应该调去更富挑战性的岗位。他豁然开朗,将副手调离。


忧心忡忡


他谈到一位朋友,一个总是风度翩翩、侃侃而谈并且见解深刻的厅级官员,他打了个比喻——“像国家领导人”。一次闲聊中,对方调侃着说:“怎么不帮我检查检查,看看我是不是好干部?”


接下来,又是一串转折。齐红果真在车上查出了插卡式窃听器,还看到了一张前所未有的扭曲的脸,“突然间给你的感觉是皮肤都皱起来了,就好像突然核武器爆炸,被辐射到了。”二十多天后,他找到齐红,严肃地说:“我承认,我有两个情人。我马上终止交往!”


可是,他为什么要特意向齐红交代呢?我想齐红也会有这个窘迫的疑问。他记得自己只是难为情地回答,“这是你的私生活问题,如果她们让你感觉很美好,或是充满了激情,你仍然可以继续……甚至你都可以忘掉有过我这个朋友……”齐红叹了一口气,补充说,“那是他的自由。”

身不由己


不可避免,“凄惨的事情”发生了。查出窃听器一周后,他的一名朋友(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主任),因涉嫌受贿,被双规了。


在齐红的描述中,这位主任讲原则,待人和气,厌恶亏欠他人,是吃顿饭都要抢着买单那种人。他提出帮他检查检查。因为,“他在工作中不容易跟坏势力同流合污,又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很多势力包括他的上级很难通过他来获得更多利益”。


当时,齐红就对他说,你很容易被看作危险的异己分子,一块利益集团的绊脚石。对于这一警告,“主任”只是再次强调“原则”的重要性。


然而,与这反应不相匹配的是,当看到齐红从办公室的台灯揪出窃听器后,他陷入了沉默。


“不是愤怒而是沉默,”齐红用尽管看透世事依然失落但其实也没什么的口吻。他曾反复琢磨其中意味,直到再次见到了他。


那时“主任”已经在监狱了。“只收过一次钱,就出事了!”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窃听是一个预谋,行贿是一个陷阱,为的就是除掉他!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齐红说,那次见面,他得知,仅在拆出窃听器一周后“主任”就出事了。他还说主任之所以受贿,是因顶不住压力,是因他意识到一直都没与局长一致,而惟有一致,才能让上面和下面的人顺畅地“办事”。因而“主任”后悔了。并不是后悔受贿,而是“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堕落,和他们一块。这样能不能查出我还很难说,因为大家都会互相掩盖”,他说。


齐红曾为此感慨良久,随后他发现,“主任”并不是孤岛,他眼中的正直人——一名大学校长,也被安上窃听器了。在他那些愁苦的案例中,校长是惟一保持冷静的人(但齐红又怀疑也许是演技太好)。校长只笑笑说,谁能对我这样呢?是党在考验我吗?还是单位其他的同事在观察我呢?


“被查出设备后,他们要第一时间排查是不是纪委所为,并通知同伴以寻求共同的安全和保护”,齐红说。他将提到的这名官员,也像大部分人的反应那样,在查出窃听器后,尽可能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利益链条,往各种渠道确定威胁的来源。


“就像做错事害怕受罚的小孩需要去讨好。他当即变得谦虚起来。”经过一番讨论和缜密调查,这名当事人确定窃听器来自“防患于未然”的同僚们,最终加强了“忠诚意识”,巩固了联盟。


大多数时候,他们会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案。齐红由此见识人性的丰富多彩——有人终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认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强信息保护;有人要求给对手反装窃听监视器;有人意识到结成联盟寻求庇护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权”以壮大自己人马;有人则想到,不如为自己找一个“代理人”……


齐红总会感到一种厌恶感在迅速蔓延。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对这件事完全丧失了兴趣。他曾对朋友们努力分析窃听偷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曾希望通过检测窃听器,起到提醒并让其悬崖勒马的作用。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当有人劝他将此发展为职业,他选择了远离,将器材都送给了别人。


“这是一桩很可笑的事情。可笑的工作我不愿再做了。但我很高兴曾看到这些官员各种痛苦惊恐的反应。无需深究,那些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齐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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