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重新审视“国术”！

“国术”是一个已经被人们淡忘了的名词。近年来，武术前辈日见凋零，国术，以及与之相联的许多史事，距离人们越来越遥远了。长时间里形成的误解和偏见，本来就使“国术”蒙上许多尘垢，加上时间的推移，“国术”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今即使在专业圈子里，能说得清楚的人也怕是寥寥无几了。二十世纪即将结束。反观武术百年历程，毫无疑问，国术馆一段历史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当然，不能说过去没有开展研究，但又不能不承认研究远远不够，而且多有偏颇。今天的武术，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当此之际，深入研究百年来的武术发展史，认真总结包括国术馆在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今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对国术和国术馆讳莫如深的年代早就过去了，新一代的武术工作者和武术官员们，有些人已经注意到了国术馆的成就，注意到国术馆一段史实所提供的借鉴价值。1998年10月，李杰同志专程到兰州出席著名武术家马凤图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会议期间就曾多次讲到国术馆和张之江先生的贡献，并向张之江的女儿张润苏女士表示，他一定会出席张之江先生的纪念活动。这是令人感慨的一幕。与过去某些人相比，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变化。我以为当前最迫切的，还是需要从澄清基本史实入手，首先弄清楚究竟什么是“国术”。进而再同今天的武术，特别是官办的“竞技武术”进行比较，以史为鉴，帮助我们深化思维，丰富思路。在当代的武术理论研究中，有些其实并不复杂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或者是早就解决了，却被搁置在那里，未能通过官方的理论导向逐步变成大家的共识。所以，在武术界，至今还存在着许许多多谎诞不经的说法，存在着以讹传讹式的“理论指导”，神秘主义还大有市场。形成如此局面的原因很多，但主因恐怕同长期以来武术管理部门不重视理论研究有关，也同某些身在要津的“权威人士”的实际水平有关。最近颁布的“必读教材”《武术段位制理论教程》里，就大量存在这类问题。举一个例子来说，该书第一章第一节《武术的概念》有下面一段话：“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武术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民国初期称‘国术’、‘功夫’。新中国成立後统称为武术。”这段话的後半部分是错误的，至少是很不准确的。首先，说“民国初期称‘国术’、‘功夫’”，无论时间上和概念上都是错的。事实上“武术”一词在民国初年就相当流行，也被官方所采用。举例说，早在民国四年（1915），北洋政府教育部就采纳了教育家徐一冰等人的倡议，明文将“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民国七年（1918）十月，全国中学校长会议议决：“请全国中学一律添习武术”。还有，马良早在清末就揭出“新武术”的旗号，民国初又陆续组编了“中华新武术”系列教材，这套教材于民国六年（1917）被北洋政府颁定为全国军警必修教材，後来又被北洋教育部指定为全国中等学校、国民学校教材。与之相应，北方多个省市出现了“新武术传习所”。①张之江正式向国民政府申请改“武术”为“国术”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第二年三月国术馆宣告成立，“国术”一词才逐步通行天下。显然，民国十六年不能算是“民国初期”，而张之江以“国术”取代“武术”，本身就证明“武术”在前，“国术”在後，怎么能说民国初年叫“国术”，解放後才叫“武术”呢？至于“功夫”一词，原本是华南沿海地区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叫法，并非全国性用词，倒是近些年来在海外流行起来，外国人大都以“中国功夫”来代称武术，成了约定俗成的名词。这应该是一个极普通的常识了。其次，《理论教程》不做任何论证，以民国年间的“国术”等同于解放後的“武术”，同样是很不准确的。殊不知“国术”与“武术”虽有某种渊源关系和相同之处，但总体上存在很大差别，从内容到形式都明显不同，所以，不可以将二者简单地等同起来。“国术”是一个综合概念，是国民政府对民族体育——曾经被称之为“土体育”——的官方称谓。我国古代所谓“武艺”，本身就是一个涵蕴宽广的概念，它包含了军旅武艺和民间武艺两大领域，也是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武艺活动的总称。进入近代，古代武艺的一部分内容丧失了继续存在的社会基础，逐渐走向消亡；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因为具有显著的健身、娱情和搏击功能，从而继续得到人们的喜爱。清末民初，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努力为传统武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试图使之向近代体育价值系统靠拢并与之接轨，在名称上便放弃“武艺”而改称为“武术”、“国技”等。如果说民国初期的“武术”、“国技”等，在概念上还缺乏明确的内涵与外延界限，那么，张之江提出的“国术”，类同于“国画”、“国医”，是一个相当明确的概念。张之江所倡导的“国术”，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运动项目，而是一个以徒手与器械的格斗竞赛为核心的民族体育体系。它从技术类别到管理体制，从理论构建到竞赛规则，都形成一套略具规模的制度。尽管它存在不少缺陷，甚至说存在某些严重缺陷，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力图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民族体育体系，是民国时期我国民族体育存在与发展的主要形式。众所周知，“国术考试”是国术馆的主要活动之一，也是官办国术最主要的存在形式。《国术考试条例》和《细则》规定，国、省、县三级考试分为文科和术科两类。文科就不必说了。术科考试实际上就是国术竞赛，它分为预试和正试两个层次。预试有搏击、摔角、劈剑、剌枪、拳械五个项目，三项通过者为合格，可以参加正试。正试又分为初试、复试、决试三轮。初试按体重分成五个级别，参加者用抽签配对的办法进行搏击、摔跤、劈剌、剌枪四个项目的考试，经陶汰升入复试，最後选拔三人进入决试。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时全国各地的国术考试发展很不平衡，全国性的“国考”也只进行过两次，但“国术考试”对当时民族体育起过显著的倡导推动作用，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民国十七年（1928）十月在南京举行的第一次“国考”，实际具有实验性质。选手先要参加初赛，初赛内容是刀、枪、剑、棍、拳的套路演练，演练及格后，再参加对抗项目。对抗项目有散手、短兵、长兵和摔跤等。第二次“国考”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月在南京举行，基本上按照已经出台的《条例》和《细则》进行。除了这两次“国考”，不少省市也都举行过选拔赛和地方性的比赛，各地比赛项目不尽相同，但基本都是遵照中央国术馆的有关规定进行的。“国术”的结构是多元的，它包括了传统武艺遗存在民间的多个独立项目。有拳械套路演练，有徒手和长短器械格斗项目，又将自古以来与武术相辅相成的民族摔跤纳入其中，还包括了与传统武艺有密切关系的射箭、弹弓、毽子和力量测试等项目。这些项目都是各级国术馆训练与传播的内容，也是学校国术活动的内容。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上海举行的六届全运会上，国术被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选取了拳术、器械、摔角、射箭、弹丸、踢毽、测力六个比赛单项。受“国术”普及水平的限制，大多数运动员只选报其中一两个单项，但也出现兼报多项的情况，如青岛的杨为傅报了摔角、测力、射箭、拳术四项，浙江王志华报了拳术、器械、摔角、射箭四项，等等。还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十分熟悉的武术前辈佟忠义、王子平、姜容樵、吴峻山等人，都在六运会上担任裁判工作，但他们担任的不是武术裁判，而是摔角裁判。②这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国术家多是拳械与摔角兼通的。那时，一个国术家，不能只靠演练几下套路来敷衍人，如果拿不起大枪，不会摔跤，不懂擒拿，不能从事拳械格斗运动，没有足够的武学综合素养，恐怕是称不起“国术家”，更登不得武坛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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