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病”十足的大咖们，别人忍你很久了
怀侠肝义胆气魄，写痛快淋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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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中国传媒大学女研究生黄静怡跳楼自杀一事引发轩然大波。事情的节点倒也不复杂：其导师薛燕平因为嫌她“不会做人”“情商有问题”，而拒绝给她签字，致其无法参加答辩。
死者家属展示的对话记录，倒也证实了她真的是“情商低”：在与导师有矛盾的情况下，她不是积极主动沟通，找到问题节点，努力解决问题，而是不断重复地发信息：“救救我”“崩溃了”“只想哭”，任谁看了都会反感。
像黄静怡这样“不懂礼数”“不会做人”“情商很低”的学生还不是个别。笔者在高校呆了二十年，越来越感觉现在的孩子都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不仅很少考虑到老师们的情绪和感受，甚至连基本的人情礼节都毫不在意，有时候表现出来的冷漠与薄凉确实让人吃惊。比如，在同一个微信群里，老师如果开口寻求学生的帮助，甚至半天都不会有一个人搭腔。
不少学生只有在有求于老师时才会主动联系，而当老师们热心帮着解决问题之后，学生往往就再无音讯，甚至连告知一下结果都不会。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板子不能打在学生的屁股上。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受教育者，他们所有的不得当、不得体，作为师长的我们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甚至，就连学生举报、告密这样“欺师灭祖”的事情，从老师的角度来说，我都觉得可以宽恕，正如耶稣所说“他们所做的自己不知道”。虽然，从一个其他社会角色出发，我是绝对不会接受任何一个告密者的，也绝对不会宽恕任何一个未曾忏悔的恶行者。
每年的毕业季，都是老师学生大吐槽的时候，特别是毕业论文这个环节，学生夸张地形容是“痛不欲生”，老师们也常常用“要疯了”来表述内心的感受。
我自己做老师，深深懂得老师的痛苦：学生不催不交；交上来一团糟；十分钟想三个题目，交给你老师去定夺；基本格式都不对，天马行空一顿乱复制；修改论文找不到人；文章交上来之前自己都没看一遍，甚至一问三不知……
好在我自己也做过学生，也理解学生的苦衷。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各种量化考核的完善，学习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一个程序化和格式化的过程，人就成了一个机械化的存在，学习的乐趣被各种表格、程序大大削弱。
犹记得一个朋友给我说过一件趣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时，其就读的湘潭大学，一个中文系学生给老师交上去的本科毕业论文多达七八万字，老师非常吃惊，说：“怎么写这么长啊？”该生淡然回答：“老师，这只是我论文的第一部分。”
这样的轶事在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现在的毕业论文差不多就是一个填表大赛，这里怎么写，那里如何套，按章操作就是，哪里容得你天马行空？
但反过来想一想：真正的创造性思维，不就应该这样吗？为什么一定要用程式化的框架去定义每一篇论文的好与坏，去判定每一个学生的优与劣？
一个花季少女的逝去，不知道那些冷漠、傲慢的“导师病”患者会不会有所触动。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随着高校教育的大扩张，大学最本真的一些东西正在日益流失。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师生关系日益微妙。
古人说严师出高徒，老师严格要求学生肯定是正确的，但“严”的前提还是对学生负责，也是一种敬业与热爱。但现在，一些所谓“名师”的严厉、严格似乎并不是为了捍卫底线，而是为了自抬身价、树立威望。
回顾一下近些年高校的各种负面新闻，当事人基本上都是所谓的“知名专家”、“长江学者”、“某某人才”。中传这个薛燕平教授，也是一个在学生口碑中非常自大的人，其微博上对人事的点评相当刻薄，“唯我独尊”的心态溢于言表。
涉事导师薛燕平，语气轻佻而尖刻。
我有个或许偏激的看法：大学的所谓“人才引进”基本上都是玩的数字游戏，引进的只是“数据”而不是真正的“人才”。真正的人才其实哪里都有，只是看你的“人才”标准是不是能准确定义人才，你的制度是不是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你的环境是不是允许人才生存和发展。
绝大多数大学并不在此方面下功夫，而是多快好省直接花钱引进拥有各种好看数据、亮丽头衔的所谓“人才”。这样下来，导致这类人才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迅速自我膨胀，而为了保持高高在上的地位，势必拿腔拿调，耍大牌，抖威风。
记得最早实行研究生论文质量抽查时，被亮黄牌、红牌的，基本上都是此类“人才”指导的。而普通老师所带的学生论文，就很少出现低级错误。这种完全倒挂的咄咄怪事，居然一再出现在以学术自诩的地方，实在不能不说是病得不轻了。
就本人经历而言，有些名头很大的人物，似乎不是为了指导和帮助学生，而是为了炫耀和捍卫自己的江湖地位。某些大咖，对参加答辩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导师语出讥讽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一场开题或者答辩下来，很多人被羞辱得面红耳赤，也正因此，甚至有人直接放弃了学位申请，因为“不想受那种非人的虐待”。
对待学生的缺点和不足，不是批评而是羞辱，这就是“导师病”的典型特征。因为批评是需要认真研读才行的，也需要基于教师的职责与热情。而羞辱就简单多了，只要抓住一点任意发挥就行，由论文到学科，由学术态度到为人处世，都可以信口开河，肆意发挥。
权威们逞口舌之快，自己倒是爽了，但对答辩席上的学生那可就是大劫难了。特别是有些学生确实花了大力气做的论文，某些数据结论，被人家随口一句就给否掉了。绝大多数乖巧的，自然忍气吞声，碰上倔强的、认死理的，难免冲突起来。而冲突的结果，自然是必须捍卫“权威”的权威性，学生“死得难看”几乎就成了必然的宿命。也正是因为这种“死得难看”的先例，才造成后来者巨大的心理压力。
也许在旁人看来，为了一个论文的事情自杀实在不值得，也反映了一些学生的心理素质太差。但其实，一旦我们自己置身其中，也未必就不会心态失常乃至于心理崩溃。
别说论文答辩这样的人生大事，就是驾照考试这样一个完全可以放弃的事情，多少人也会紧张得动作变形甚至全身发抖！
大咖们的“导师病”是现行人才体制给惯出来的。我们之所以怀念先前的老先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学问做得好，更在于他们有待人接物的赤子之心，有浓重的人文情怀。他们有些人有着这样那样的古怪脾性，但至少在对待学生上，是真诚帮助的人，至少是没有恶意的。
我的硕士导师颜雄老师，曾经在课堂上当众痛斥过我“无知”，我最初的硕士论文选题也被他全盘否定，但那是他对于我学业的要求，而并不是对我人格的轻慢。他在否定我选题的同时指出，论文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思考，不是简单的归纳和总结。任何权威大家的观点，都是用来论证、支撑自己学术论点的，而不是让自己沦落为别人的应声虫。
可以说，正是颜老师这样的批评让我终生受益。哪怕是主持自考论文答辩，他在质疑甚至否定掉一些马虎的论文时，也不是冷嘲热讽或者置之不理，而是耐心启发学生：能不能就找某一个切口，提出某一个方面的见解？
而某些“学术权威”，事先并不听闻学生汇报，等到论文开题其他老师提出不同看法时，恼羞成怒，当即喝令学生“不要再辩解了，推迟毕业”。一句话就打发过去了。在他是随口的一句话，在别人不仅是漫长的一年，更是抬不起头来的自卑与羞辱。
某985高校流传出一个笑话，说是某“学术明星”、院长在论文开题会上语重心长地对一个研究生说：“同学，你导师是谁啊？这个选题要不得啊，你要和导师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改。”谁知道那同学一脸尴尬地回答：“老师，我的导师就是您啊！”
更讽刺的是，这个传说中的“学术明星”后来还做了别的学校的校长。
“导师病”与“学术明星”往往是一体的：因为“导师病”十足，所以往往成为“学术明星”；而因为是“学术明星”，又反过来强化了其“导师病”。
这个将学生拉黑、对学生患病和自杀不闻不问的导师，据说是中传的牛人、大咖。
其实，“学术”而能成为“明星”，本身就是一件很蹊跷的事情。因为学术这事不仅大众知名度低，正常很难成名，而且学术的严谨性要求，本身需要长期的磨炼过程。所以，大多数所谓的“学术明星”，基本上都有投机取巧、欺世盗名的嫌疑。
也正因此，“导师病”十足的“学术权威”，大多闹过低级的学术笑话。因为一个没有起码谦卑之心的人，就算个人天资聪颖，也往往因为过于装逼而踩雷。其实，坦然承认自己有知识盲区的人，才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所以，越是真正的大学者，往往越谦和。
在流行举报“不当言论”的当下，我们似乎从没听闻谁举报“导师病”患者。我们容忍不了那些不合大众口味的批评言论，但却能容忍那些侮辱性的学者姿态。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
又或者可以说，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因为不许学术批评，所以才流行学业侮辱？
至少就我所知，海南大学的王小妮和哈尔滨师大的于琳奇，都是儒雅温和、待学生热情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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