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让我们听听这些牛人的“不当言论”
怀侠肝义胆气魄，写痛快淋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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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义，人类智慧的累进与科技的进步离不开大师们的真知灼见，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很多卓有建树的大学者、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并不总是对的，他们甚至会提出一些有乖基本常识的“奇谈怪论”，甚至还会发表诸多让人瞠目结舌的“不当言论”。即便是被誉为“人类科学史上的两座巨峰”的牛顿和爱因斯坦也不能例外。
众所周知，牛顿建造了古典力学的宏伟殿堂，他的名字一度等同于“科学”。但后来的他却沉浸在神学的泥沼中不能自拔，从1687年到其逝世的1727年，整整40年中，他苦心研究“炼金术”和注释《圣经》，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宣传教义。牛顿竭力在天体力学中寻找上帝存在的论据，他认为行星之所以能有序地围绕太阳运转，是由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这样一个科学巨匠，最后甚至得出如此完全反科学精神的结论。
上帝创造世界，而牛顿发现上帝所创造世界的规律。
而作为现代科学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爱因斯坦26岁即提出了著名的“狭义相对论”，36岁建立“广义相对论”。但此后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建树了，因为他沉迷于建立一个“统一场”理论，有了这个“统一场”，电场、磁场、力场等就可以归于一统了。事实证明，他穷其一生的努力，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不得其法，甚至在根本方向上就错了。
至于“永动机”的伟大梦想，更是让不少学者看上去特别可笑。早在13世纪，法国人亨内考就宣称实现了这个梦想，但他耗尽心血制造出来的“永动机”仅仅运转了几圈就宣告失败。传奇人物达·芬奇也做过尝试，同样遭遇失败。此后又有很多人试图攻克这一课题，在17世纪的法国，曾经有不少人宣称研制成功，乃至于申请鉴定的人多得让科学院都忙不过来。
自然科学界的荒诞人与事尚且如此之多，人文社科领域的奇谈怪论和不当言论那就更不用说了。痴迷“哲学王”的柏拉图一辈子都瞧不起诗人，他曾经将人分为九等，诗人被排在第六等。因为他认为诗人之所以能写出优美的诗歌是因为神灵附体，诗人不过是“神的代言人”，就像巫婆一样。将诗人类比于巫婆，换在当下，柏拉图肯定成为众矢之的，不被“立案调查”都没办法对义愤填膺的诗人们作出交代。
最有意思的是，很多学者感叹于诸多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论争太难，不比数学很容易分个是非明白，因此设想“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一切的争议”。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和欧里几得，到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斯宾诺莎、罗素等。最激进的要数莱布尼茨，他毕生想发明一种“万能算学”，以便用计算来代替思考。他认为有了这种东西，无论是在科学问题还是道德问题上发生争执，都可以像两个会计师那样坐下来拿起笔来计算，而根本无需辩论。现在看来，这当然是荒诞得离谱的。
与莱布尼茨异曲同工的是，自然主义作家左拉一直致力于将文学变成一门科学，他说：“既然医学是门艺术而又正成为一门科学，那么文学本身借助实验方法为何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呢？”在他之前，泰纳曾试图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文艺领域。他们都强调运用“实验方法”，把小说视为科学的一种。
马基雅弗利可能是所有研究“帝王之术”的学者中最有争议的一个，他在《君主论》中提出，聪明的君主要维持他的统治，其行为应当“与真理相反，与博爱相反，与人道相反，与宗教相反”。对君王来说，作恶比行善更为有利；只有当守信有利于国王时才守信，否则就不必守信；一个君主不必具有很多的美德，但必须表面上装着具有这些美德；君主与其让人爱不如让人怕。——这一系列论述无一不让草民、屁民毛骨悚然。也幸好那时候的底层民众并不识字，要不然这老马非得让人肉搜索不可，弄不好还面临“肉体消灭”的威胁。
叔本华以极端歧视女性而闻名，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论女人》，说女人就像小孩，“既愚蠢又浅见”，指斥女人“是精神上的近视者”。由于“理性薄弱”，所以她们只好靠“狡计”和“虚伪”来生存。他反对法律上的男女平等，理由是“若法律给予女人和男人相等的权利，便也应该赋予她们和男人相同的理性”。认为女人不配占有和管理财产，她们天生需要接受男人的支配。
和叔本华比起来，尼采对女性的歧视丝毫不逊色。他的名言“你是到女人那里去吗？那么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几乎尽人皆知。提倡“超人哲学”的他认为人比之于“超人”，就好像猴子比之于人，只是“一场笑话”、“一个伤心的玩笑”而已。这样的两个人还不仅仅是“言论不当”，更是“言论反动”了，肯定是不可能有机会站现代的大学讲台，也不可能有进行公共活动的机会，哪家出版机构出这样的书籍，也必定会被“团灭”和“秒杀”。
而提出“泛性论”的弗洛伊德也是一个涉嫌“诲淫诲盗”的低俗学者，他居然认为性本能不仅是个人创造性活动的动力，而且也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不仅一切文艺活动都与艺术家潜在的性欲有关，甚至国家、军队、宗教、教会等都是通过性本能（亦称力必多、原欲）来维系的。最最历史虚无主义的是，他居然丧心病狂地提出“人类的历史也是由性本能推进的”。
从“性”的角度解释一切人类行为和社会规则，这让世人颇为尴尬。
中国学者惊世骇俗的言论也颇为壮观。在五四新文化前后，“怪物”辜鸿铭发表了一系列完全背时代精神而动的荒谬言论。游历欧美、精通西学的他，居然大力推崇古代中国的“周公治礼”，他主张纲常名教是万世不易的科学法则，礼赞缠足纳妾，甚至还提出“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的理论。
相比辜鸿铭的极端保守，笃信进化论的钱玄同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他认为人一变老就容易保守，阻碍社会发展，因此提出了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人一到40岁就应该枪毙。
这些人的上述观点无一不属“不当言论”，有的甚至上升到“反动”乃至于“极端反动”也并不为过。但与此同时，我们亦必须承认，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大科学家、大学问家和大思想家，他们都为人类科技文明或者人文社科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很多人同时还是影响过很多后来者的教授和学者。这其实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真理从来都不是单独而来的，它总是与诸多的偏差、错误甚至荒谬相伴而来。
同样，杰出人物甚至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只有正确没有错误，更不可能永无错误。尤其重要的是，很多一度被公认为“不当”“错误”甚至“反动”的观点和主张，经过时间的检验，很可能包含着真理的成分。如果我们动辄以多数人现有的认知水平，去否决、打压乃至于惩治他们，那实质上就犯下了文明发展的大忌。
思想认知领域的分歧，应该通过观念辨析、逻辑推理、理论争鸣的方式来展开论争。此外的压服手段，不仅不能解决分歧，反而会导致思想领域的恐慌，激发仇恨与加剧社会撕裂，是一种严重的倒退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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