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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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子弹飞》是部让人看着特别过瘾的生猛大片，不仅仅是因为姜文、葛优、周润发三位大佬的精彩表演，更因为它满足了当下民众阿Q式的幻想欲求：欺男霸女的恶霸终于被凶狠彪悍的土匪给剿除，老实巴交的穷人坐在家里就有人大把地丢银子进来，“山寨县长”一手拿枪一手持印，让人别他妈的跪着说话……
做张麻子式的土匪可能是很多中国小老百姓的梦想。正如乔峰洪七公们长期满足着我们的侠客梦一样，张麻子也满足了我们的“公平”梦——当我们明白拳脚在当下社会的苍白之后，枪手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的崇拜对象。
对这部尺度不小的“土匪片”，不少貌似颇有学问的人物给深刻解读出这样那样的意义，但在我看来，这部斩获7亿票房的电影其实就是一个快意恩仇的江湖故事，不过穿插点缀了一些搞笑——甚至连幽默都说不上——元素，至于它扯上蔡松坡将军那就真有些不伦不类了。为土匪平反，这本身就很不土匪，起码土匪得很不古典。平反、洗白这等事，是现代人才玩的套路。
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有种普遍的补偿心理，流行原始崇拜和反智臆想。满嘴洋文的摩登小姐做着压寨夫人梦，醉生梦死的老板们要选“美丽村姑”，无恶不作贪官污吏学居士吃素食皈依佛门。其中最被诗意化的就是土匪这个古典职业，做土匪好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吆五喝六，不用朝九晚五，不用繁文缛节，也不要考外语评职称，看谁他妈的不顺眼你抡起斧头只管砍。
封闭的权力体系之下，土匪也是唯一敢对权势说不的角色，小老百姓被强拆，被殴打，被跨省，被“交通事故”了，你到哪里申冤去？你恨自己没胆做土匪，但你总是希望别人去做土匪，做张麻子式的好土匪。
于是，张麻子顺应要求地出现了，他举着枪高呼：“我到鹅城只做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
但是，当下欺压草民的人，当初未必不是这样举着枪号召大家的。而张麻子一旦坐稳了江山，建立了朝廷，他和他的弟兄们、子孙们的“公平”肯定就不再是民众想象中的那种公平。就像动物农场的第一条原则“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最后变成“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的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土匪的“公平”是赢取民心的第一步。当然这样说未必准确，因为真正的土匪他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民意，除非他真拿自己当县太爷，当青天大老爷，有着进一步的权力企图，否则他的本意和唯一目的不过就是做一票买卖。我们永远也等不来一个拿银子砸我们家窗户的张麻子。
从古至今做土匪就是抢钱，抢女人，这就好像做裁缝就是量布裁衣一样天经地义。偶然出现一两个“义匪”，要么是古书读多了的呆子，要么就是有着别的什么企图的大豪杰。呆子的下场无非两种：要么很快就被官府剿灭，要么就被民众设计捉了去献官领赏，此外恐怕别无出路。而那别有用心者的大豪杰，也终于会将恩赐给你的银子加倍地索讨回去，甚至还连带上些别的什么。这几乎也是必然的。
官府的信用告破时，我们期冀土匪的公平，这个事实本身就让人啼笑皆非。而土匪的公平就是抢有钱人的钱，不仅仅是黄四郎这样的恶霸，也包括“两大家族”。两大家族何错之有无人告知，但他们的人被绑架钱财被讹诈无人同情甚至让人幸灾乐祸确是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让子弹飞》是不是也满足了民众的一种仇富心理？
中国人不患贫只患不均，看上去是“不均”派生仇恨，其实质是导致“不均”的环境与体制让人愤怒。富者凭什么富？如果是靠勤劳和智慧而富，怎么可能有着如此广泛的仇恨基础呢？如果富者更多不是靠个人的诚实劳动，而是靠与权势的勾结，那么财富问题最终就应归结到权力的分配与协调这个问题上来。
整部电影最精彩的台词是黄四郎在张麻子出征时用喇叭筒喊的那句，“鹅城一共来过八任县长，他们的名字是王八蛋、畜生、禽兽、寄生虫……！”
在王八蛋、畜生、禽兽、寄生虫主导的鹅城，每个人有每个人生存的哲学，而这些哲学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一个统一的“公平”准则。土匪的“公平”也不过是一时一地的，即兴的，好玩式的，谁当真了就活该谁做受人愚弄的二货。
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二货往往活得最兴高采烈，最热泪盈眶，最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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