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普遍不讲逻辑？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则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就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
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
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
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
《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
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
概念不清则造成表述模糊，漏洞百出。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
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即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
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怎么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学演讲中说，我们的企业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大学的高材生就问他：“难道要做小做弱吗？”
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好坏人思维、非黑即白思维，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并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这种思维只看到了事物的相反的两面或两端，忽视了其他方面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情况，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间情况也往往是最普遍的。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很多人的这种思维比较明显，例如把历史人物分成明显的好与坏两类，将好的神圣化。
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似乎他们是没有缺点的完人；将坏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们一无是处。
这种思维是片面的，没有认清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在二元思维下，政治思想界的左与右，也往往走向极端，我们的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教训。
南开大学张晓芒教授在他的《逻辑思维与诡辩》一书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
邻居家通宵达旦打麻将，影响到了你。
你上门讨公道说：“你们这样通宵达旦、吵吵嚷嚷地打麻将，影响别人休息。”
邻居却说：“影响别人，又不影响你！”
“怎么不影响，你们深更半夜吵吵嚷嚷，吵得人睡不着。”
邻居却反说：“你们家孩子能不能半夜不要哭？也吵得人睡不着。还有你们家厕所的水管流水声太大，能不能把水关上？或者不用厕所？”
……
生活中经常充斥着这样的诡辩，让人无可奈何，有时候虽然生气，又觉得好笑。
识破诡辩，避免让逻辑陷入诡辩的陷阱，培养真正的逻辑思维。本期小编为您推荐南开大学逻辑学教授张晓芒老师的《逻辑思维与诡辩》。另外有两本帮助培养逻辑思维的《思维导图》、《图解博弈论》。
【作者简介】
张晓芒，1955年生。1970年参加工作，199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供职于南开大学哲学院。研究领域为逻辑学、逻辑史、逻辑与法学。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逻辑学会形式逻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出版著作有：《中国文化常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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