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才明白，最有毒的恰恰是两个一身正气的校长
老魏评论，痛快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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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农村孩子，回顾自己的求学生涯，真的有一种走钢丝一般的惊悚感：经历过太多误人子弟的老师暂且不说——在偏僻乡下有老师给上课都该庆幸了，还奢谈什么优秀不优秀合格不合格，单挨打这事，就足够写一本血泪史。
我曾经被一个顶替其岳父上课的粗壮汉子打得一身一脸的血，那还是小学三年级时候的事情。不过邻村的一个孩子比我更惨，他的一只耳朵被老师生生给扯掉了。大冬天的，据说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
鲁迅当年呼吁“救救孩子”，今天看来仍然任重道远。
还有一位更加生猛的民办老师，拿一支毛笔比划着质问小学四年级的我：“你那小鸟还没这毛笔粗吧，居然就喜欢女同学？“
天可怜见，我什么时候说喜欢女同学了？那时候我要有这种敢作敢为的流氓气质，也就不至于去喜欢文学了。多年后看一本算命书上说少年白头者“多愁善感自作多情”，我直呼英明，少年白头的我长到二三十岁都还停留在“自作多情”的层面，都没敢对任何人说“喜欢”。
一个留级大王的流言，就这样让我活生生被老师羞辱了一顿，还让人叫我老爸来领人。我至今记得勾着脑袋回家的情景，谢天谢地，我那农民老爸不会什么道德高调，这也是我最感谢他的地方。
虽然这些老师多多少少给过我内心的暴击，但我也早就没有什么怨言了。我甚至不能说他们本质上有什么毛病。如此这般的素质也可以做老师，不能说是他们的错，他们的管教方式，其实也可以当做是乡土教材的一部分吧？我后来常常这样自我解嘲。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吃惊地发现，对自己毒害最大的，其实是两个曾经受到很多人尊敬甚至崇拜的校长。
与现在很多在权势面前唯唯诺诺而在家长和老师面前颐指气使的校长不同，那两位校长为人处世都显得儒雅正派，身上有着先辈教育者的威严和正气，甚至颇有子夏所说的君子之风：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我也有幸见识过两位的前任和继任，前任是满口政治词汇的“革命家”，后者则是对上司卑躬屈膝而对师生拿腔捏调的“活动家”，甚至开口就是错别字。
我不能不承认，就个人口碑和仪表风范而言，这两位校长确实都是很不错的，甚至当得起“身正”和“学高”的评价。但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在诸多事宜上的“正气凛然”和“义正辞严”却颇有异味。
前一位校长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勒令我写检讨，比如迟到一次啦讲小话一次啦打扫卫生没达标啦，校长手把手地教会我检讨的行文格式，要求我“深挖思想根子”，要抵制这个那个“反动腐朽的思想”，并且必须写出不下于多少多少字的“深刻检讨”。正是在他的调教下，到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写过数十封长长短短的检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检讨”这一文体的功底与实战经验而言，鄙人不逊色于任何名家好手。多年后每有文人骚客酒后比拼“情书”“旧体诗”“打油诗”什么的，我都提出单挑“检讨文学”，迄今无一人敢于应战。
后来看作家王跃文说，从小到大他对于外部世界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恐惧，而我不待面对社会，首先对于教育和教学就非常的恐惧不安，始终没有将自己从“坏学生”的定位中解脱出来，甚至时时担心被开除，虽然我实在也没有做出什么坏事，无非就是上课迟到看小人书说悄悄话什么的。不能不说这是写检讨留给我的后遗症。写检讨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化的惩治行为，对于“祖国的花朵”们来说，很难说不是一种严重的心灵毒害。
其中一位校长亲自任教初三政治，而且考试成绩年年位居整个地区之首。但只要有他的课，没一个学生不战战兢兢，早早就背了前一节课的内容，生怕一疏漏就挨严厉教训。
在我们传统的道德理念中，“毒害社会”尤其是“毒害青少年”是个很重的罪名，而“毒害”又首推“诲淫诲盗”和“思想犯罪”。某人一旦被认定犯下此种罪行，多半就罪不可赦、死有余辜。但我们这些都从“青少年”过来的成年人，不妨反躬自省一下：曾经毒害或者正在毒害我们的，到底是哪些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
虽然鉴定“思想毒害”不像鉴定三聚氰胺奶粉那么容易，但也有两个大致的标准，一是政治标准，也就是所谓的“反动”；另一个是道德标准，比如情色、暴力、腐朽堕落的生活观念。
据说校长大人有心脏病。
笔者年近五十，算是“知天命之年”了，读书从小学读到博士，受正面教育和正统教育不可谓不多，数十年来被一再警告要自觉抵制这样那样，要坚决批判这个那个，但我却实在想不起这样那样和这个那个到底是如何“毒害”我的，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妨碍我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生活伦理。
富于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两位校长那种正气凛然不容置疑的教育和警告本身在妨碍着我，在助长着我的阴暗心理和仇恨心态，在鼓励着我的偏狭以及极端而盲目的自信。
我至今记得在上初中一年级时候的两件事情：一是班主任突然要求全班同学分组对换，相互检查抽屉和书包，看是否有《少女之心》之类的黄色书籍；二是学校组织全体学生去看执行死刑的宣判大会。前一件事的后续效应是男生们开始打听哪里可以找来《少女之心》，而“要求上进”者则多了一个举报同学的机会；后一件事留给十三四岁的孩子们的则是终生不能忘记的恐怖记忆：执行人一声枪响，早就瘫软在地的犯人顿时脑浆迸裂，一脸冷漠的法医用工具去探测血糊糊的枪洞……
近些年，眼见“说不”派和“不高兴”派们民族主义情绪甚嚣尘上，大有“落后就要挨打领先必然打人”的“大国情结”，我才恍然想起：这不就是那两位校长教会我们的吗？这么多年来，我们其实始终不能放下敌我斗争的思维模式，要么以受害者心理揣度对方无时无刻不心怀恶意，要么阿Q似的炫耀着想象中的强大。
曾经在渣滓洞等“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看到，有老师用着颇具鼓动性的言辞讲解敌人的残酷，学生们听得一个个义愤填膺。但老师们始终强调和区分的是“敌人”和“我们”，从来没有指出过这是人对人的迫害，是人类自身的悲剧。
从人类的角度来说，那一部分人侮辱、迫害和杀害这一部分人是罪恶的，并不等于这一部分人侮辱、迫害和杀害那一部分人就是正义的或者理所当然的。如今不少国家都规定将《世界人权宣言》作为中学生的必读教材，其开宗明义第一条，人与人“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那些让孩子和成人产生无端恐惧、强化仇恨和对峙心理、鼓励政治崇拜的教育和宣传，有谁敢说其不是诲淫诲盗之外的另一种毒害，甚至是更为普遍、更为强大也更为可怕的一种毒害？
如果没有“爱”作为基础，不以“独立思考”和“个体人格”为目标，则越是道貌岸然和“正气浩然”的教育、教训和教化，越可能让人沦为简单工具，越可能强化人的偏狭与固执。
庆幸的是，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我终于意识到并看清了那两个校长对我的毒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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