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毛泽东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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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与毛泽东的幸福生活
注：本文摘自《史客》，萨苏主编， 金城出版社出版。本刊发表略作删改，文中史料部分供读者研究参考，作者叙述立场不代表本刊。
相夫教女的日子
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后，在延安度过了一段安宁、幸福的婚姻生活，也是她一生中最滋润、温馨的生活。
1937年1月毛泽东随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后，住在延安古城凤凰山麓的李家窑院。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工作之前，周六晚上过来，周一早上回去。据警卫员蒋泽民回忆：“江青回来后，对毛泽东比较关心，照顾得也还周到。毛泽东工作累了，放下手中的笔靠在藤椅上休息时，江青立即给毛泽东点支烟，放在他手里，然后打开留声机，放一段乐曲。在那动听的像小河流水一样清清流放的音乐中，毛泽东很快消除了疲劳，又继续挥毫疾书。有时候，江青也给毛泽东唱段京戏，她的唱腔不错，毛泽东微笑着听着，欣赏着。”“江青初到杨家岭时，晚饭后经常陪毛泽东散步，我们警卫战士远远跟随，保卫他们的安全。火红的晚霞中，苍茫的暮色下，毛泽东和江青并肩而行，主席身材魁梧，江青窈窕。望着他们缓缓而行的背影，我从心里祝福他们幸福。”
1938年8月，江青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工作后，就全面进入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同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开始连续轰炸延安古城，当晚，毛泽东和江青搬迁到城外西北郊约三公里的杨家岭。这里原来是个小山村，中央机关从城里陆续搬迁过来，中央领导人的住处依山势次第排列，既相对独立，又彼此相邻。毛泽东的住处坐北朝南，三孔窑洞围合成一个小院落。当中一间是起居接待室，两边分别是毛泽东、江青的卧室。毛泽东的卧室兼作书房、工作室，遇到重要写作任务就会通宵达旦地工作，平时的作息时间基本上是日夜颠倒，中午早起，下午处理公务，傍晚散步，夜里读书写作至天明时分入睡。江青名义上继续在中央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实际上就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作息时间也就依据毛泽东而定。
陕北窑洞，冬暖夏凉。战争环境，生活简朴。江青几乎完全放弃社会活动，扮演家庭主妇，陪伴毛泽东左右，静水流深，享受着平凡而温馨的日常人伦。伙食由机关食堂料理，但江青会亲自到食堂里与厨师商量，如何把菜做得更有辣味，在晚间能为毛泽东端上一份夜宵。经年都没拆洗的衣被，江青带领勤务员拿到延河里去清洗，晒干后多了一份阳光的暖意和芬芳。破损的衣袖领口，江青用细密的针脚缝补起来。从来都不修边幅的毛泽东，慢慢地因为江青而有所改变。冬季来临之前，江青赶着编织一套厚厚的毛线衣裤，温暖着毛泽东饱经风霜的身体。忙完家务琐碎，江青静静地坐在毛泽东宽大的书桌边，处理来往文件函电，偶尔帮助誊抄文稿。送上一杯热茶，递上一根香烟，播放一段乐曲，夜深人静，红袖添香，温暖的窑洞里洋溢着甜蜜的亲情与爱意。
江青对于毛泽东的客人们，落落大方，热情招待，很少言语，口还没开脸先笑。这给很多到访者留下颇为美好的印象。毛泽东非常满意新婚燕尔、夫唱妻和的革命新生活，更在意老战友们对自己婚姻选择的理解和接受。
1938年底，贺龙从山西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去看望毛泽东。走进窑洞时，正遇上江青从里面走出来。江青面带微笑，点头示意。贺龙不认识江青，故意没跟她打招呼。不过，他早已听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喜事，心中猜想应该就是毛泽东的新婚妻子。贺龙见到毛泽东，故作惊奇地问道：“刚才走出去的是个什么人？”
毛泽东知道老战友明知故问，应道：“你这个问题问得狠毒呀！”
贺龙哈哈大笑道：“主席家里走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为什么不能问？”
毛泽东也大笑起来：“怎么，想喝酒啦？好啊，我请客！”
这样，因为贺龙的吆喝，毛泽东又补请了一次客。席间，毛泽东让江青以夫人身份参加，招呼老伙计们吃菜，喝酒，抽烟。
1939年3月底，刘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次日就去拜访毛泽东。“我走进毛主席的窑洞，江青接待十分殷勤。”她知道刘英是经过长征的老大姐，与毛泽东同是湖南老乡，当初是和贺子珍一起到苏联的，肯定要和毛泽东说一些自己不便旁听的话，安排好茶水后就悄悄地回避了。刘英向毛泽东介绍了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不掩饰自己对贺子珍的怜惜态度。“她18岁在永新城偶遇毛，两人一见倾心，她就离开父母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她文化素养确实低些，连着生孩子，也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脾气也不大好，常常干扰毛主席，有时争吵起来贺子珍还忍不住动手。所以在他们的婚姻上，我觉得两人确实不大般配。现在江青成了毛主席窑洞里的人，毛主席言谈也表现出满意的神色。”刘英顺势对毛泽东说：“你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你同贺子珍也实在合不来。”听刘英这样说，毛泽东兴奋极了，把大腿一拍，连声说道：“刘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
同年9月23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访延安，逗留了大约十天时间。除了正式访问，斯诺还获准随时进入杨家岭毛泽东窑洞去聊天。“有时顺便去走访他(毛泽东——引者注)，同他一起喝茶或打扑克。他也学会了打桥牌；我与他和他的妻子(江青——引者注)一直打到凌晨一点。连续几个晚上我们轮换地打桥牌和扑克。”此前，斯诺到保安采访过毛泽东，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现在是老朋友见面，更加亲切随和。在斯诺看来，毛泽东比保安时期“健康状况有好转，体重增加了”。这是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后生活安宁幸福的写照。
1939年12月，曾志从白区地下工作前线辗转来到延安，专程拜访毛泽东。老战友见面分外亲切，毛泽东招待晚饭，江青参加。多年后，曾志回忆：“她高高的个子，穿着臃肿的灰棉服，样子不显年轻，却在胸前吊着两根姑娘式的长辫子，只是她的一双眼睛还算明媚动人。不知为什么，她整个人显得软绵绵，懒洋洋的，不大多说话，对我谈不上热情，也谈不上不热情，也就是客客气气的吧！”三人共进晚餐，席间，“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我才明白她为何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原来怀孕了。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爱是双向的，相互感应的。处于妊娠期生理反应比较明显的江青，仍然对于毛泽东的客人保持客气，不失礼数，是识大体的，是需要有耐性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平常的日子里，江青除了照料毛泽东的生活起居，还帮助警卫战士识字学文化。遇上毛泽东清闲的时候，三五客人聚在窑洞里玩扑克，打麻将，江青也会奉陪娱乐。偶尔参加周末交际舞会，江青的舞姿是优雅的，活跃的。
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彼得-弗拉基米罗夫作为苏联塔斯社记者兼共产国际驻延安观察员生活在延安。尽管对延安颇多微词和偏见，但他在日记里仍然记下对江青比较深刻的印象。她总是那么和蔼健谈，喜欢骑马，喜欢读书，对世界文学名著涉猎广泛。“江青照顾他(毛泽东——引者注)的健康、日常生活和衣食，是他最信得过的秘书。”她性格中有坚强柔韧的一面，有事业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她毅然克制自己，无情地趋策自己。她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事业”。平时家庭生活中，“毛泽东完全处于他的影响之下，他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她。奥尔洛夫对我说，没有江青，毛就心神不定，有时甚至不肯试体温，不肯服药”。
1944年7月，参加中外记者团到延安访问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枣园拜访毛泽东，江青参加会见。他印象中的江青，身材清秀，举止优雅，一双乌黑的眼睛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944年7月至1946年3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有过多次拜访、交往、联欢、娱乐。据时任观察组负责人的包瑞德回忆，在一次军事表演活动中，毛泽东主动向客人介绍江青。“她的风度中蕴涵着一种中国和其他国家女演员共有的典雅和优美。和几乎全国的其他女演员一样，她说着道地的国语。我觉得她比在延安所见到的绝大多数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都要漂亮潇洒得多。”另一位外交官谢伟思称道江青，“不是美人，但很迷人”。她在公开场合出现不多。1944年8月的一次内部小型舞会上，毛泽东和江青“他们两人都兴致勃勃，一再一起跳舞，并和出席的多数人跳”。
延安时期，作为主席夫人的江青形象是美好的，为人之母的江青形象更是近乎完美的。
1940年8月，江青在中央医院顺利分娩，生下一个女孩。她曾数次流产，这是她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对于47岁的毛泽东来说，女儿的降临，带给他特别的喜悦。革命生涯，戎马倥偬，此前他与杨开慧的婚姻中生过三个孩子，与贺子珍的婚姻中生过六个孩子，但是养大成人的只有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娇娇)，并且当时没有一个在身边。这个孩子是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下生养的，毛泽东对其疼爱有加，为其取名李讷，与姐姐的名字合在一起，寓意“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江青生产时，毛泽东亲自到医院看望并陪伴。回家后，毛泽东特地请中央医院护士参与照料。江青在哺乳期中，非常注意请教护理人员，精心为孩子编织衣物，让孩子很少啼哭，始终保持洁净、清爽、天真烂漫的状态。逗弄孩子，成了毛泽东工作之余最大的快乐。待到孩子周岁以后，可以自己走路了，毛泽东凡是参加轻松愉快的交往活动，都要带上天使般可爱的小女儿李讷，为延安革命队伍里的高层社交活动增添一份祥和与美丽。
相夫教女，江青在延安的生活中更多了一份贤良母性的光彩。
转战陕北的征程
江青作为贤妻良母是短暂的，更重要的角色是革命的现代女性。
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现代女性，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现代女性人生命运的缩影。她们所追求的妇女解放道路，隐藏着一种内在的矛盾悖论：走出家庭，参加革命，恋爱结婚，组成新的家庭。虽然从理论上说，可以把走出的那个家庭定性为“封建的”，把重新组建的这个家庭定性为“革命的”，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实体的家庭，日常人伦，生儿育女，都是基本相同的，既是温馨的港湾，又是繁杂的家务和难舍的责任。与之相关联的是现代女性的人生追求，从事社会职业与相夫教子是矛盾悖论的。江青到延安之前的复杂婚恋经历，被视为不守妇道，也可理解为一种现代女性人生社会价值实现的极端方式。到延安后，她与毛泽东的恋爱婚姻关系，宁静幸福生活的基础，是建立在几乎放弃个人社会职业，隐身在毛泽东日渐伟大的政治形象背后。这是暂时的，她不可能因此改写自己作为一个现代女性的社会人生轨迹。性格决定命运，身世经历养成性格，世道风尚强化性格。
1914年3月，江青出生在山东诸城一个小业主家庭。父亲李德文由木工发展成为从事大车制作和修理的手工作坊主，勤奋，强悍，精明，粗暴。母亲栾氏为妾，个性极强。江青出生时，父亲五十几岁，母亲三十岁不到，家庭关系复杂，纷争不断，暴力频繁。在母亲的呵护宠爱下，江青逐渐养成独特的性格特征。“李进孩(江青乳名——作者注)在家中实际上和如今的独生子女一样。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比她大好多，又不住在一起，她实际上是一个人在妈妈身边长大的，没人和她争吃争喝。李栾氏一向把她视为自己的命根子，娇宠有加；李德文对她多是不闻不问，任其发展。她自由惯了，脾气倔强，个性中既有母亲的刚强好胜，也有父亲的精明勤奋。”6岁抗拒缠脚，母亲慈悲放行，略带畸形；7岁争取读书，父亲毒打不屈，走进女子学堂；五年级时被修身课老师惩罚，竟然朝老师脸上啐吐沫反抗，被学校开除；在济南从监护人叔叔家私自出走，随民间戏班子学艺，浪荡周游四方……每一次冒险都增长了她不走寻常路的胆量和志向，每一次成功更增添了她追求无限风光的人生梦想，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促使她在中国现代女性解放道路上走上一条起点曲折、路途坎坷的风光险境。
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一年后，江青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照顾毛泽东生活，就淡出了延安公众视线。屈指可数的例外活动是：
1939年2月10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江青参加会议并当选为该会35位理事之一；同年10月21日，该会组织成立“工余剧人协会”，江青被推举为9位常委之一。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女子大学礼堂召开，江青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会97位成员之一，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论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演讲，即《新民主主义论》。
1946年7月，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隶属于西北局宣传部，江青当选为该厂董事会成员之一。
另据江青自己回忆，1939年1月，她被毛泽东安排到南泥湾359旅参加为期六个月的生产劳动，由于身体不佳，患肺结核，她没有参加农田劳动，而是编织10件毛衣完成任务。1940年初，她担任鲁艺戏剧系教员。1942年5月，她以毛泽东秘书身份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平时的生活中，唯一可以畅快心意的事情是骑马。江青原来不会骑马，从西安到延安途中，由于汽车抛锚，安排她临时骑在马背上走过一段泥泞的道路。到延安与毛泽东交往频繁后，从凤凰山窑洞到北门外鲁艺宿舍，江青经常来往，有时还匆匆忙忙，开始自己行动，逐渐有警卫员护送，后来她自己要求学习骑马，延河边就多了一道英姿飒爽的风景。
据路易-艾黎回忆，1939年3月到延安不久，有一次在延安城外，“一个女孩骑着白马过来了，有点快，使人感到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她是谁，回去一形容，人们齐声说，嗨！那就是主席的新夫人”。
两个月后，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奉斯大林之命，到延安拍摄一部反映中国革命和抗战的电影。他们一行在去杨家岭的路上，正要过河时，“我们被一位女骑手风驰电掣般地追了上来。快要追上我们时，她一下停住了，勒紧缰绳，用一种带有野性的姿态快活地欢迎我们。她就是毛泽东夫人……在此之前她是上海的一位著名女演员，现在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她为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作毛泽东的个人秘书。她为他安排活动日程、记录演讲内容、抄写文稿，并照顾其他各种各样的杂务。这会儿，她是刚刚从毛派她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回来，意气风发地坐在她那矫健小巧、神气十足、不停腾跃嘶咬的马上，两条辫子用缎带绑住盘在脑后。她穿一件缴获的日军军官大衣，光脚穿着一双木底草鞋。‘我去告诉毛主席你们来了。’她说着猛地掉转马头，向后挥了挥右手，身体微微前倾，即刻消失在一阵灰尘之后”。这个美好的形象，被卡尔曼用手中的照相机抓拍下来，定格在延安生活的记忆里。
江青骑马也带来了是非，那就是周恩来坠马，摔断手臂，并造成轻度残疾。
1939年7月10日晚，周恩来应邀为华北联合大学师生送行，并作《中国抗战形势》报告。该校7月7日宣布成立，择日开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办学，临时借住在位于延安城西北郊外的小沟坪中央党校。从杨家岭到小沟坪，路程不远，中间隔着延河。那天延河涨水，周恩来骑马在前，江青骑马随行去旁听。过延河后，遇到一条小沟壑，江青的马一个蹦达，撞上了前马的屁股。马受惊，把周恩来摔下来，右臂碰到石岩，造成粉碎性骨折。警卫员迅速赶往中央党校，一边派人救护周恩来，一边电话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对江青大为恼怒，责怪江青不慎使得周恩来受了伤害。受延安当时医疗条件限制和工作迫切需要，周恩来贻误了最佳治疗时间，8月27日才转赴苏联医治，痊愈后右臂只能弯曲六十度。这次事故与江青骑马有关联，但不是故意的。江青被列入“四人帮”抓捕审判后将此事说成是故意的，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骑马是江青生活中难得的快意驰骋，是她自强坚韧、争强好胜性格的峥嵘闪现。掌握骑马技巧后，她喜欢骑烈马，越凶越爱骑。毛泽东欣赏现代女性风采和革命精神，但是接受现代女性革命峥嵘作为生活伴侣的程度是有限的。
毛泽东与江青的一次吵架
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江青顺利地通过组织审查。1947年秋冬时节，江青随中央机关转移到陕北杨家沟，在中央军委机关开展“三查、三整”运动中，她的过去历史又被人提起，需要接受组织审查，她大为光火。为此，她希望在夫妻生活空间里跟丈夫说说，能够幸免于难。毛泽东不同意，他们由嘀咕变成争论，由争论变成争吵。一个说：“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特殊！”“你在上海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心里没鬼还怕审查吗？”另一个说：“国民反动派造谣还少吗？他们多次登报说你和朱德被击毙了，有照片，不止一张照片，能相信吗？”“这些人跟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他们想干什么？”“我不过一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搞我其实是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最后，毛泽东吼起来，像打雷一般：“滚！你给我滚！”江青哭哭啼啼，暂时离开窑洞。
生活中偶尔的夫妻争吵，应当是属于很正常的生活范畴。争吵过程中暴露出的矛盾需要及时修复，妥善化解，才能维护婚姻健康。
1940年8月，江青生育孩子后，接连遭遇肺结核病、流产手术中纱布遗忘在腹中再次手术等一连串事故，身体不如从前。过敏性体质造成的心理、性格的变化，每逢生理周期、患病虚弱、情绪低落状态的时候表现得更明显。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美国政府外交机构的斡旋下，毛泽东应邀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从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谈判持续43天，进行得很艰难。江青深知毛泽东此行风险很大，自己有责任与丈夫患难与共，在征得毛泽东和中央有关方面同意下，以医治牙病为由，毅然携幼女飞往重庆。尽管她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与毛泽东分开下榻，但可以在危难时刻与丈夫靠得更近。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江青坚决要求与毛泽东在一起，同甘共苦，荣辱与共。行军路上，风餐露宿，道路泥泞，大部分时间借住在老乡家里，江青身上染上了虱子和跳蚤，她没有怨言：“当时我身上有个搪瓷缸子，拴在皮带上，一个战士有个热水瓶，倒水给主席喝，给我喝，再给警卫战士喝，都在一个杯子里。”在靖边县小河村，他们住在村民家里，江青与老乡们相处融洽，还认卜学忠家的小姑娘卜兰兰为干女儿，老乡们并不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在王家湾停留期间，中央军委会议就在毛泽东和江青住居的窑洞召开，江青作为中央直属大队的政治协理员，身为军委办公室秘书，却不得不回避。会议开了通宵，江青只好另找住处。会后，毛泽东显得很疲乏，冲着江青发脾气。起先她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并没有做错事情。后来她才意识到，毛泽东发火是指桑骂槐，实际上是指向那些在会议上与之争吵的人。在那种特殊的日子里，江青接受了丈夫这种情绪反应。江青后来回忆说，“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这话有些夸张。但大敌当前，临危不惧，夫唱妻随，她是“坚持留下来的唯一女同志”，却是事实。
婚姻是从爱情中萌生出的一棵小树，幸福婚姻需要有平常心去培植，去承受。家庭幸福的关键因素，是两个人的同心协力。毛泽东晚年称自己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概括自己一生，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江青忠诚自己与毛泽东的婚姻，她以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同唱了一曲悲壮的雄浑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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