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文革经济发展“相当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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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文革经济发展“相当迅速”！
作者：胡新民
红旗日刊编者注：本文作者在某些问题上立场模糊，但所述事实值得引起注意。
要从宏观的角度看待历史人物，具体地说就是毛泽东，要把自己的个人恩怨好恶放在一边。中国的后三十年发展离不开前三十年的基础，前三十年也包括“抓革命促生产”的文革十年。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实际上，权威的受推崇的历史学家都能做到这一点。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在中国大历史》第2页三联书店1997年5月)。
人们总喜欢把一段发展进步最为顺畅的时期称为辉煌时期。如果把中国的文革十年称为中国发展史上的辉煌十年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这十年的确有不少辉煌的看点。笔者认为，回望这些看点，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无疑对我们今后的发展会有积极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文革十年肯定离不开文革那场政治运动。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中国官方早已做了明确结论，本文在此就不论述了。
文革十年的经济发展究竟如何? 现在，笔者觉得采用第三方研究成果比较公允，从国外海外的历史学家的史料找找答案为好。在这里，不采用争议较大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莫里斯·迈斯纳的著作，他对文革十年的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溢美之词颇多。还是费正清先生的权威性最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由这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资深专家、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K.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教授和西方著名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的专家、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这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相当权威性的代表作。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篇<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第六章的“结论”一节中有这样的论述：“显然，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本没有任何经济发展战略的说法是错误的。自力更生，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国外进口和外国技术的依赖，在1966—1976年这10年间成了常用的术语，听起来像是毛主义的调门。但在实际上，自力更生与50年代中国自给自足的政策或30年代俄国对外贸易的政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别。”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干扰和取消物质刺激的尝试，看起来并未减缓增长。但事实上，现在有了可以分析研究60年代末70年代初增长情况的数据，使许多分析家大吃一惊的是，在此期间，除政治运动达到最高峰的1967、1968两年外，发展仍然相当迅速。”这里特地说明了文革十年的中国经济不但有发展，还且还“仍然相当迅速”。
在费正清的另一著作《美国与中国》的“新秩序问题”一章中也写道：“然而，尽管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经历，还是有了了不起的成就。例如，中国的经济就比印度的经济出色得多。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均每年6%-7% ，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印度增长率的二倍或三倍，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不足10亿美元，同时还拿出大约70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家。”由此可以看出，文革十年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在政治运动贯穿其间还能取得如此好成绩，确实也值得我们的的专家学者好好探索一番。
毛泽东在文革十年中的特别着力点。著名的“反毛”专家李锐在他的《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中不得不写道：“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无疑是毛泽东。”(见《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1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12月)他还写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不少，但是也有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等等。”(见《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29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12月)。恰恰就是农业问题和外交问题，由于毛泽东抓住了这些个关键问题，才使文革十年有了辉煌的看点。
毛泽东对中国的国情看得十分清楚，在走上革命道路后就一直把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著名美籍华人、权威历史学家徐中约先生就是这样描写的：“国民政府不理解农民，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官员继续生活在儒家关于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区别学说的阴影下，将农民鄙视为毫无生气、无足轻重的人，所以看不到农民大众的革命能力，因而也从未尝试去组织他们。恰恰就在这个被忽视的区域，毛泽东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的发挥。一块造屋者抛弃的石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房屋之柱石。”(徐中约：《中国近代史》517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8年1月第一版 )。
农业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争取了他们就赢得了民心；另外一个是只有把农业生产抓好了，才能“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1399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一直被置于重中之重。中国的粮食问题，也就是中国史上“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的问题的根本性的解决，就发生在文革十年期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论文《水稻雄性不孕症》于1966年初发表的《科学通报》上，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此后，在各级领导支持下，一路顺利。到了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
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而总产量占18.5%。10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广大群众交口称赞靠两“平”解决了吃饭问题：一靠党中央政策的高水平，二靠袁隆平的杂交稻。人们用朴实的语言说出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里话。此后杂交水稻继续走向世界，最近袁隆平又取得了新的成绩，可喜可贺。
中国农业这个历史性的变革，真正践行了“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语)。华国锋在2008年初深情回顾了这段往事，说道：“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如果杂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那将是对全世界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毛主席对农业的高度重视，鞭策我们对这一重大科研课题予以关注”“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仅是袁隆平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是炎黄子孙的成功。”(见《作家文摘》2011年9月30日)。
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指出：“简概说来，文革不能以参与者的言行解释，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观察者而获得适当解释。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可能尚在毛泽东本人理解之外。毛做农民运动前后40年，解决了历来在中国历史里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问题”。(《在中国大历史》301页三联书店 1997年5月)
最近看到易中天的一篇访谈：“‘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南方周末》2011年9月1日第25版)。易先生饿肚子的痛苦辛酸史确实值得同情。但如果这位教授能够虚心向李锐先生请教一下，或许会知道一贯重视“农业为基础”的毛泽东，确实难对易先生的饿肚子负完全的责任。易先生也没有必要为这件事情贴上“左”或“右”的政治标签。换句话说，如果你回到过去，你也不会总是饿肚子;如果你享受现在，要提防的不是饿肚子，而是富贵病，这可是现代人的一大“壮志未酬”的原因。
文革十年期间另一个着力点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外交。旧中国是弱国无外交的典型，旧中国政府积贫积弱，中国人民饱受屈辱。毛泽东无疑也深知这一点，新中国在国际上从不卑躬屈膝，使新中国人民有扬眉吐气之感。这种自豪感也无疑促进了广大群众生产工作的积极性。文革十年中，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新中国第二次建交浪潮就是出现在那个时期，中国外交进入了突破性大发展时期。1971年被请进“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彻底扭转了“邪恶”的中国形象，将西方小范围内已出现的美好的中国形象，迅速在美国乃至世界推向高峰。
毛泽东在文革十年的外交大手笔，已经载入历史史册。这里还有一个佐证。在尼克松图书馆世界领袖厅里，共陈列着10位20世纪风云人物的塑像，其中包括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戴高乐、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德国的阿登纳、以色列的梅厄夫人、埃及的萨达特和日本的吉田茂。其他人均为站像，唯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坐姿，放在前面最突出的位置。由此看出中国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李锐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分析有看得准的一面，即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正确性一面。但是，他大大低估了这种正确思想对中国发展，特别是文革十年那个特殊时期的巨大影响力。在中国今后发展的道路上，农业问题仍然是基础问题。最近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中说道：“农业是基础，要扎扎实实地去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一点，今后绝对不能放松。我们要时时刻刻关心农民，不要轻视农民。”(见《南方周末》2011年9月8日第11版)。无疑，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一直在不断影响着我们中国的一代又一代领导ren。这也应该算是中国崛起的秘密之一。
关于农业与外交，毛泽东特地于1972年1月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中“不称霸”的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来的。不过话说回来，在此以前，特别是在那个“东亚病夫”时代，你如果还敢大言不惭地高呼“不称霸”，无异于是痴人说梦。只是当你手中有了实力这张牌，你才有信心宣示对外交往“不称霸”，彰显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君不见，毛泽东之后的一代代中国领导ren，不正是在继续行走在毛泽东当年奠定的这块外交基石之上的吗?
上面说到“不称霸”是在有实力之后才提出的。文革十年，也是中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的十年。“两弹一星”的成功，使西方对中国刮目相看。而两弹一星的功臣们，许多是海外归来的学子。尽管来自海外，但没有被当时的“海外关系”所牵连。他们那种为国争光的思想动力，可以说大部分来自毛泽东的思想的教诲。以至于蒋介石先生都纳闷，他主政时期送出去的留学生，怎么都成为了共产党科技事业的核心力量?当年科技事业的发展，至今仍在继续辉煌。
2011年10月2日，中国航天专家刘纪原获得国际宇航科学院(IAA)授予的航天领域最高奖项冯·卡门奖。刘纪原参与了“两弹一星”研制，但当时的主角，则是赵忠尧、钱学森、邓稼先等等海外归来的学子。刘纪原获得的这个最高奖，是国际航天界对一代代中国航天人奋斗的肯定。回顾往事，我们今天的领导层，应该有所反思。为什么在那个年代，竟有如此之多的为中国崛起而忘我奋斗的人才。
以前中国人很少听说屠呦呦女士。直到最近的2011年9月，她获得了美国的拉斯克奖才名声大震。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屠呦呦的成绩是在文革十年期间取得的。所以文革十年在科技方面取得的许多成就，至今仍依旧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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