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视察东北，严禁“吃喝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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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爱吃、重吃的民族。“民以食为天”、“食色性也”等古语都强调了吃的重要性。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一书中这样形容中国人的饮食：“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要我们认真对待，那么，这样的事情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学识，而是‘吃’。我们公开宣称‘吃’是人生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中国人领受食物像领受性、女人和生活一样。”正因如此，我们才有了令世人骄傲的饮食文化、吃的艺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能够把吃提升到艺术高度的民族，中华民族无疑是当之无愧。
不过话说回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自己掏腰包吃喝，无可厚非；可要是利用公款大吃大喝，那就是犯错误，是腐败了。中国自古就有挥之不去的“吃喝风”，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在“吃喝风”问题上，进行了坚决、有力且有效地抵制。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用两个“务必”来约束官员思想和行为的？国宴，为何不能奢华讲排场？在访苏回国途中，哪些地方官员因“大吃大喝”而遭到严厉批评？毛泽东愤怒地提出“三反”运动后，哪些官员落马？毛泽东为何坚持不买新皮鞋？他又是怎样以身作则的呢？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毛泽东整顿“吃喝风”。
1941年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先生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该文以丰富的史料讲述了明朝末年，朝廷腐败，灾荒严重，民不聊生，李自成带兵起义推翻明朝统治并占领了北京。后来，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不听李岩的劝谏，轻视敌人，不讲政策，部分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终导致失败的故事。
此文于1944年3月在《新华日报》全文连载，瞬间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当时正值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在延安指导工作的毛泽东也读到了这篇文章，非常赞赏。毛泽东自然洞悉它的重大政治意义，于是在这篇文章发表20多天后，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3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并发表了《编者按语》，对以《中央日报》为首发起的对《甲申三百年祭》的“围剿”进行反击，说国民党此举如同“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并将其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突出强调了戒骄与防腐。
毛泽东是特别注重党的思想建设的，凡事把思想政治工作列为“头道工序”，适时组织各种教育学习和整风整顿，在改造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上下功夫，消除各种隐患于未然，不断提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因此，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发表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及时指出：“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
其实，这应该是毛泽东最早关于“反对大吃大喝”的书面文字。当时，毛泽东使用“大吃大喝”这个词，足见他对这种既浪费资财、又败坏风气，还疏远人心的不良现象极其厌恶。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他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又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10天，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平。毛泽东愉快地对周恩来讲：“我们今天去北平，就是进京赶考嘛！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不分昼夜的工作精神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日夜操劳，殚精竭虑，并以身作则。当时，政务院典礼局接待外宾讲形式、重排场。欢迎外宾的国宴丰盛异常，质量既高，数量又多，以致宾客酒足饭饱之后，满桌菜肴还没有吃掉几分。毛泽东对此有些不高兴。
经过几次这样的场面，毛泽东在一次接待外宾后散步时，对陪同的负责同志说：“接待工作有两大浪费：一是礼仪繁多，搞一些不必要的形式主义，浪费了大家很多的时间，要知道，时间浪费了是不能挽回的，是用金钱也买不到的，这一点一定要改进！其二是接待宴会，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金钱和物资。要知道，这些都是人民的血汗！你们可知道种一株稻子要经过多少时间才能结稻谷，几株稻子才能做一碗米饭？种一棵麦子要经过多少时间才能长出麦穗，几棵麦子才能做一个馒头？有谁算过这笔账？古人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古人都有这样的感慨嘛！”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刚离开广大的农民群众，不能忘本！国家正在兴建，要节约国家的资财，人力物力都不能浪费！”说完，毛泽东表情非常严肃，对身边的人说道：“勤俭节约和反对浪费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和优良传统，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
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回国，计划在东北沿线作短暂停留。他想顺路考察一下东北几处工业基地，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找出差距，好制定明确的奋斗目标。
由此，哈尔滨则成为了毛泽东停留的第一站。当地政府就听说毛主席、周总理要来，同行的还有借道回国的越南共产党领导ren胡志明，松江省和哈尔滨市的领导们喜出望外，精心准备了一场为毛泽东等人接风洗尘的宴会。
宴会现场，随着一道道美味佳肴如流水般被端上餐桌时，松江省和哈尔滨市的领导同志兴奋地一一介绍，可是毛泽东的眉头却逐渐锁紧。由于有越南领导ren胡志明在场，毛泽东没说什么，他只在两三个盘中夹点儿菜，吃了半碗米饭，就放下了筷子。饭后，他十分严肃地对负责接待的市领导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嘛！”听了这番批评，当地领导才明白主席在饭桌上吃得很少的原因。
毛泽东一行的第二站是长春，他打算与地方领导见见面，了解一下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群众生产、生活等情况，并一起吃顿午饭。这一天，毛泽东刚下火车，就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当接站的小汽车驶进市区时，街道两旁冷冷清清的，看不到一个百姓。毛泽东问：“为什么街上一个人也看不到？”陪同的地方领导回答：“现在正在吃中午饭。”毛泽东有些疑惑地又问：“百姓们的行动这么一致，比军队还整齐？”显然毛泽东的话里有话。这位领导感到事情瞒不住了，只得道出实情，说：“为了主席的安全，沿途全部戒严了。”毛泽东听到这话十分生气，他严厉地批评了地方领导：“你们搞戒严，不让老百姓出来，这样太脱离群众了。”地方领导当即表示接受批评，下令解除戒严。不久，毛泽东就看到群众生活恢复了正常秩序，这才消气。
沈阳是毛泽东一行的第三站。刚到沈阳，他就遇上了比哈尔滨更加奢侈的招待宴席。同样因为有外宾胡志明在场，出于礼节，毛泽东同胡志明等人碰了杯，喝了几口葡萄酒，吃了一点儿青菜，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抽烟。其实，他是在用这种方式罢宴。之后，他来到会议室，对地方领导的做法提出批评：“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
第二天，在中央东北局、辽宁省和沈阳市的领导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吃喝风”，他说：“这次我和恩来等同志路过东北，主要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地方工业生产情况，可是我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接着，他引用了李自成、刘宗敏的典故。刘宗敏是李自成麾下的一员大将，进京后贪图享受，到处搜刮钱财，大顺江山的迅速覆灭，也和这人的腐败有关。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
后来，胡志明在与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闲聊时，婉转表达了当初在接受中国同志的招待宴请中，所见到的铺张浪费情况。他回忆道：“那几年，几乎凡是去过你们国家的越南同志回国后都说，你们招待外宾的酒菜极为丰盛，都是些海参、鱼翅、对虾、鲍鱼这样值大价钱的东西。可是尽管宾主早就吃到齐脖子了，厨房里还是照着菜单子大盘大碗地往上端，许多菜几乎又被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不是很浪费吗？”
其实，从后来的形势发展看，当初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告诫是很有预见性的。因为此后不久，随着一座座大中城市被接管，一些干部面对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或被资产阶级以各种手段拉下水，或自发滑入腐败的深渊，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所担心的事情很快就出现了。
进城后的部分中共干部，将大吃大喝、贪污受贿、横行霸道等现象推上了高潮。比如，南京地下党干部就反映，当地某些干部与军队干部中出现“不少官兵不按规定购买车票，恃强乘车、购物，以及不购门票，强行进入娱乐场所；少数晚来的干部认为自己没有捞到好处，就伸手要求住好房子、坐好汽车，骄横蜕化、铺张浪费，生活开始腐化，带头抢房子，争汽车，抢物资，要秘书，做官当老爷，追求享受，大吃大喝等。
因此，1952年，毛泽东发怒，在全国上下开展了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运动中，天津地委、专署负责人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严重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政策法律的行为被揭发出来。他们两人都在革命战争中做出过贡献，但进城之后，因贪图享乐、大吃大喝，并接受了资本家的贿赂，被糖衣炮弹打中了。他们的罪行，按法律应该严处，但有的同志感到可惜，便到毛泽东那里说情，希望不要对刘张二人处以极刑。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这两个人，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最终这两个人都依法受到了最严厉的制裁。
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1956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毛泽东说：“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言必信，行必果。他不但是党的一系列优良作风的倡导者，更是行动的楷模。作为开国领袖，他的工作精神和生活作风一如既往，不改初衷。据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回忆道：“主席这一生，公家的就是公家的，从来不占公家便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送子参军，当别人劝阻时，他却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后来毛岸英为国捐躯；女儿上学，他不准用公车接送，不管风里雨里都是骑自行车；家人收到礼品，他吩咐一律交公；亲友托他找工作，他一概拒绝。吃饭时，掉在饭桌上的一粒米、一根菜，他都要捡起来吃掉，他的饭碗里从来没有剩下过一粒米。他要求自己的孩子们不能在他的灶上吃饭，要和工作人员一起到大灶上去用餐。
毛泽东经常到各地，特别是农村去视察工作，也同样注意节约人力物力，珍惜时间，尽量少干扰他人。他不让当地同志迎送，也不接受宴请，经常是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并不通知当地的领导，一路调查研究，亲自向工人、农民和战士们了解他们的生产、工作和生活情况，调查之后，便回到火车上住宿，吃自己的一份伙食，以免当地专门组织人员招待他吃饭、住宿。
作为领袖人物，毛泽东生活上的简朴，令人敬仰。在他逝世后，人们看到他的生活遗物有：廉价的牙粉，用秃了的牙刷，为了续装火柴棍的空火柴盒，破旧不堪、多次缝补过的衣物和鞋袜，甚至连毛巾都是打了补丁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缝了74个补丁、已看不见“本色”的睡衣和一双穿了20多年的拖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