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枫新戏引热议，虐哭亿万人：中国式姐姐和身后集体失语的男人们
张子枫主演的《我的姐姐》上映至今，连续13天高居单日票房榜首，累计票房接近7亿。
不过在评论区，一片汪洋的眼泪之外，怒打一星的观众也不在少数，观影感受明显走向两个极端。
一端感动于剧情，认为影片直面“重男轻女”的社会现实，终于有人为姐姐这个群体发声。
另一端则认为影片严重烂尾，沦为美化“扶弟魔”的糖衣炮弹。
微博最热门的话题一度聚焦于此：
父母去世，姐姐是否必须抚养幼弟？
我得承认，在看《我的姐姐》这部电影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成年姐姐抚养幼弟是法定义务。
但，姐姐们的人生就该这样被强行决定吗？
故事中的姐姐安然并不完美。
因为从未感受过父母的疼爱，她性格彪悍，随时准备与这世界决一死战。
和要求她养弟弟的长辈吵，和死不承认酒驾的肇事司机吵，和开错处方的同事吵……
男朋友怕她吃亏，劝她如果没有赢的把握，就不要轻易出手。
她的回答是：“一个从小不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女孩，当她被欺负的时候，她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
而这个温柔妥帖的高富帅医生男友，也因为和她的读研梦想不兼容，被她狠心割舍。
以梦想为名，为了逃离冰冷的家，安然可以如此决绝。
但命运却不由分说，一脚急刹踩到底。一场车祸，父母双亡，留下一套学区房和一个不懂事的弟弟，等她收拾残局。
葬礼过后，十几个亲戚坐下来开会，个个指手画脚，意见高度统一：弟弟安子恒应该由安然抚养。
没有一个人想过，刚刚毕业做护士的她，带着6岁的弟弟，未来该怎么办。
没有一个人问过，她想过什么样的人生。
落在一个人世界里的雪，没有人能全部看见。
落在安然世界里的，何止是雪？那根本就是一场毫无征兆呼啸而来的冰雹，瞬间击溃她对艰难生活建立起的脆弱防御。
电影上映没多久，一则新闻上了热搜。
一个20岁的云南女孩，在杭州试图投水自杀。
原因是，父母离异后，她长期负责两妹一弟的生活，物质与精神都已无法承受。
而那个不幸被钱塘江潮水吞没的女孩洛洛，即便已经去世，身后的抚恤金，依然是要全部用来给弟弟交买房的首付。
姐姐，是被要求扛起一切的人，却从未有人考虑过她的困境。
《我的姐姐》中，姑妈的大半生也是如此。作为两个弟弟的姐姐，她的一切，全部奉献给了身边的男人们。
对安然的父亲，她让出上学的机会，让出房子的继承权，放弃在俄罗斯的生意，回来帮他带孩子。
而她自己的人生，只能在酒鬼丈夫的病榻前，在儿女的抱怨声中，消磨殆尽。
漫长岁月里，她是否有过抗争已经不得而知，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沉默着承受一切生活苦难的女人，一个姐姐！
剧情之外，还有多少“姐姐”，正身处风雪漫天的无边黑夜，无人看见，无法自救？
电影文案道尽悲凉：一声姐姐，一生姐姐。
春蚕到死丝未尽，蜡炬成灰泪不干。
尽管她们早已成年、经济独立、头脑聪明，但因为她们是姐姐，就一辈子没有机会、没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过的人生。
让安然和观众们难以接受的是，电影中，要求安然养大弟弟态度最坚决的，竟然是姑妈。
她语重心长：“长姐如母，你现在首要任务就是把弟弟抚养长大。”
她狠狠一杯水泼在安然脸上，骂她丢人，不让她见领养者。
她偷偷打电话给计划领养弟弟的夫妇，谎称弟弟有暴力倾向，吓得对方放弃领养。
可她分明是为自己的弟弟牺牲最多的那个人啊，她真的不懂安然的苦衷吗？
现实中，又有多少女性如同姑妈，陷于身份的漩涡而不自知，或自知而不能自救，甚至执着地将这种意识传播给下一代。
剧中还有一段小插曲颇有深意。
安然辞职当天，发现一个患有子痫的孕妇转院生三胎，她疯了一样追着救护车想要阻止。
最终让她彻底崩溃大哭的，不是孕妇丈夫的谩骂，不是孕妇婆婆的责怪，而是孕妇自己躺在担架上，气息奄奄的那一句，我愿意生。
“男孩就那么好吗？！”安然用尽全身力气，喊出这句话。
镜头一转，孕妇的两个女儿站在救护车旁瑟瑟发抖，如同两只失去护佑的雏鸟。
姐姐的命运，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女孩身上，不断轮回。
更可悲的是，幕后助推的那只手，常常来自女性自己。
电影一火，天涯上的原贴很快被翻了出来。
故事原型，比电影剧情狗血得多。
原版故事中，弟弟只有2岁，根本没有能力像安子恒一样讨好姐姐，用软软糯糯的一句“我只有你了”，来推倒姐姐内心的防线。
比起安然卖房之后分弟弟一半的做法，原版姐弟之间关于遗产的争夺，也远比电影中残酷。
而最根本的差别是，这个故事中的姐姐，最终真的把弟弟送了出去。
这招致了无数尖锐的批评，弟弟的明显弱势，使舆论几乎清一色指责姐姐自私，没人性。
在电影中，其实也有很多对应的情节。
葬礼后，安然拒养弟弟，明确表示“谁爱养谁养”时，伯父激愤到跳起来动手打她；
好不容易联系到愿意收养弟弟的家庭，姑妈却三番五次阻挠，把事情搞砸了；
舅舅频频提出领养弟弟，目的只是想在房产上分一杯羹；
她和肇事司机交谈的照片被发到网上，却遭人痛骂是卖弟弟的人……
各方力量都在拉扯她“送养”的决定，都在有意无意地，将她向“自愿抚养”弟弟的方向推。
姑妈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可这个世界，对女性、对姐姐，究竟宽容了多少？
安然不可谓不清醒，然而仅靠女性自身觉醒，“姐姐”怎能真正摆脱困境！
对于张子枫而言，接演姐姐安然这个角色，仿佛是冥冥中完成了一个循环。
15年前，张子枫第一次登上大银幕，是在《唐山大地震》中饰演姐姐方登。
比起安然，方登被放弃得更为彻底，石板之下，生死关头，母亲用她的命换弟弟的命。
“救弟弟！”母亲颤抖着说出的这三个字，从此成了凌迟于母女心头的一把钝刀。
方登、安然，都不是软弱可欺的女孩，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追求更好的人生，努力而独立。
可在她们内心深处，因为曾被父母放弃、忽视，始终有一个填不满的黑洞。
于是，方登辗转飘零，负气半生，终究在影片最后，选择了与亲情和解。
电影《我的姐姐》则在结尾安排安然在父母墓前自白，声声泣血，诉说自己多年来如此努力，其实只为求父母一句“我女儿还是不错的。”
比这两部电影更早也更戳中现实的，是导演李玉的成名作，纪录片《姐姐》。
1996年，李玉奉命采访一名刑警，却敏感地发现，在这个四口之家中，龙凤胎姐姐蕊蕊的故事，比原定的采访主题更能打动人心。
钱钟书在《围城》中曾尖锐道破一些父母的想法：“女孩子长大了，可以打杂，看护弟弟妹妹，在未嫁之前，她父母省得下一个女佣人的工钱。”
蕊蕊的父母正是这么打算的，他们商量决定，将龙凤胎中的女孩先剖出来，让她做姐姐照顾弟弟。
蕊蕊伴着“姐姐”这个头衔来到世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陪好弟弟。
她想看动画片《狮子王》，妈妈站在弟弟一边，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理由，把电视拨到了球赛的频道。
弟弟下棋不守规则，蕊蕊不想和他玩，妈妈语带责怪：“你是个姐姐！”
妈妈把弟弟抱在怀里检查牙齿，蕊蕊羡慕极了，让妈妈也看看自己的牙，妈妈连视线都懒得给她，只是敷衍一句：“你的牙也不好。”
明明是自己的家，却活得像个寄人篱下的外人。蕊蕊说不清楚自己的感受，她只知道她委屈极了，于是倒地大哭起来。
爸妈更不高兴了，爸爸逼着蕊蕊为自己的“任性”向妈妈道歉。蕊蕊抽噎着说，道了歉她也不喜欢我。
这句话太刺心了！多少当了姐姐的女孩，来到这世上懂得的第一件事，是妈妈不喜欢自己。
终其一生，她想求得的，不过是父母的一点爱。
“女孩”，“姐姐”，这些身份宛如一个个魔咒，曾经、正在、将要，让无数个安然、方登、蕊蕊的人生陷入无边的黑暗。
有着相似经历的女性，都能从她们身上，看到那些曾经撕裂人生的困境，回想起自己某个瞬间令人心碎的软弱。
《唐山大地震》是2010年的电影，《姐姐》拍摄于1996年。
25年过去了，姐姐的悲剧，依然在发生。
只要我们一心所求的，是他人的认可和怜爱，悲剧就永远不会终止。
影片显然是以安然的视角推进情节，名字却叫做《我的姐姐》。
这个“我”字，绝不仅仅是指弟弟，而是代表着影片中的所有男性。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比起命运坎坷却生命力强悍的姐姐们，电影中的男人显得格外弱小无用。
不是无法自立的幼儿，就是酗酒瘫痪的病人，不是肇事逃逸的司机，就是满脑子小算盘的混混。
每一个孱弱的男人，其实都是海报上躲在安然身后的“弟弟”。
姐姐竭力自强与自救，都无法解脱自己的困境，正如我们谁也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
唯有“弟弟”变得强大，才能解放“姐姐”的桎梏。
唯有双向奔赴的爱，才能彼此靠近。
父母们孕育二胎时期待的，绝不应该是让先来的生命牺牲自己去成全后来者，而是希望孩子在没有父母荫庇的日子里，拥有一份能够抵御岁月侵袭的亲情。
在父母一视同仁的爱中长大的孩子，才有足够的力量去对抗世间的冷遇和不公，去庇护另一个和自己血脉相连的生命。
这是父母能给孩子的最好礼物。
宫崎骏说，有些人有些事有些爱，第一次见，就注定羁绊一生。
姐弟之爱，或许也是其中一种吧。
愿世间所有的姐姐都明白——
在“姐姐”这个身份之前，我们首先是一个生而自由的人，无论身处光明还是黑暗，都拥有追求另一种人生的可能。
做一个好姐姐，是一种善良的选择，值得赞美和鼓励。但没人有权利以血缘绑架你，让你承担超出负荷的责任。
如果有一天，你替父母扛下了一个沉甸甸的使命，为另一个亲密的生命背书。
唯一的原因，一定是你心甘情愿，而不是迫于无奈。
在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
与所有姐姐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