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本是一门纪实的学科，容不得掺假和矫情，然而，这门在中国一度最辉煌、最具权威性的学问，其公信力却在下降。
当社会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中，文化也随之变迁，表现为新学科的引进和传统学科的吐故纳新，但史学并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而是陷入沉默，不敢正视历史的真实，从而导致史书逐渐失去读者的信赖。
因此，在当今的信仰危机中，史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作者，著名近代史学者刘志琴呼吁，当代史学需要深刻反思这一问题。
▌史书在传统文化中最有权威性
历史是人类的行程，记录这一行程的是史书。凡是有人类、有文字的地方，就有史书的存在，因为人人都有一份历史的情怀，正如赤子来到世界都渴望认识自己的母亲一样，这代代相传的社会血脉，任何风浪都打不断，冲不垮，即使国破家亡，只要有人在，史书就会延续。在世界各国中，中国将史书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成为传统文化中最有权威性的学问。“史”是什么？本是一种职务，是各种事情的记录者。《说文解字》释为“史，记事者也，从义持中。中，正也。”这一记录者可不同凡响，他必须从义持中，即以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态度，如实记录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大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事务，小至皇帝的日常起居,等等，大事小事无不由史官如实记录。因此在编年、纪传、本末这三大体裁外，又创造了逐年逐月逐日记载的实录如《明实录》、《清实录》，为后代留下详细、完备的史料，这在世界上也属独一份。
史书肩负如此重任，无异是王朝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因此自古就有灭人国，必先灭人史的训诫。古代史官都是朝廷的命官，写什么不写什么，难免不受权力的干预，因此史书不乏有涂抹、粉饰之处，这才有隔代修史的传统，当代人不修当代史，让后代修史，以便把权力的干预降低到最低点。但即便有这样的苦心，也难免有矫饰之处。为防范这一弊端，最着力的是提倡史德，史德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不因统治者的意志和个人的好恶而褒贬扬弃。梁启超说：“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对历史的见解不妨见仁见智，但保持历史事实的真相是治史者必具的道德底线。秉笔直书成为历代治史者的职业操守，所以史学虽为御用学术，却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独立性素来为社会公义所标榜，受到读书人的推崇，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荣耀。真实，对治史者来说是起码的操守，也是职业的信仰。历史是经验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具体的，一次性的，过往而不复，每件史事和人物都是不可复制的，因而各有自己的特殊性，正如哲学家金岳霖在《知识论》中所说：“事实既是特殊的，它当然是不能重复的。”读者正是从历历个案的事实中判断历史发展中的是非得失，所以真实的魅力就在于它不可重复的历史价值。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史实，它不需要借助中间环节，直接从史料出发，用史实进行思考，它要求可靠而不虚妄，清楚而不含混的记录。可这些记录都是过去时代的遗留，由于环境背景、个人和书写手段的局限，前人遗留的史料并不能充分反映人情和事态的全貌，甚至有许多遗漏和讹误，史学研究要求解，更要求实，努力修复前人遗留的历史碎片，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有的治史者往往用全部的心力和才智，在一字一句中竟委穷源，进行训诰、勘误和注释，所谓“语语核其指归，字字还其根据”的考据学，就是为追求史料的真实性而发展的专门学科。这就可以理解，皇帝害怕史书，人们信赖史书，追根究底，就在于它的真实性，这是后人无法改变、掷地有声的铁案，也是史书在社会上具有公信力的基础。所以有真实则史书存，无真实则史书亡，真实，是史书之灵魂，失去灵魂的史书是可怕的，我们不是没有这一教训。在当代人文学科中公信力下降最严重的当数历史书，史书失去读者的信赖是史学的一大悲剧，这是当代史学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步履维艰，上世纪80年代流行一句话，“解放了的哲学，繁荣的经济，活跃的文学，沉默的史学。”实际情况是，伤痕文学一马当先推动了人们对十年文革的反思；哲学界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经济学界阐明市场经济理论，推动计划经济的改革。史学较之文史哲三界，明显滞后。记得上世纪80年代在天津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怀疑，而遭受批评。说是沉默的史学，正是少有作为的写照。史学的沉默是有原因的，因为它遭受破坏最严重，当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中，文化也随之变迁，表现为新学科的引进和传统学科的吐故纳新，史学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而在转型中走向畸途。举例说，动荡时期大破四旧，烧古书，毁文物，史学工作者失去家园，专家学者被打倒，史学界一片凋零。曾几何时，批林批孔运动中，史学又成为最红火的学科，人人都批孔，人人读史书，各种古籍、史学读物层出不穷，出版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空前绝后。正常的社会，并不需要兴起全民学历史的高潮，因此这一繁荣是不正常的。
几十年来在近代史中最为遗憾的缺失，就是不敢正视历史的真实。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至今是无人不晓，三十年多前有人说吗？1958年版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在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8年后1975年出版的《新编中国史》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南京大屠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教学手册中只字不提。一直到1979年承认国民党抗日了，这件事才浮出水面。在此之前历史被掩盖，误导了两代人，历史学家的良知何在？又有谁来负这历史的责任？面对历史的真实，历史学家又何以自处？
根据清华大学CNKI工程数据库所记，1999年从各国重要期刊中统计有关史学及史学理论的论文有608篇，中国达201篇，占三分之一的份额，毫无疑问，中国在当代可谓史学大国，然而可疑的是真实性。人们常说当今有信仰危机，岂不知在信仰危机中，史学是有责任的。不真实的史书留给人们的疑点是，已经过去的事尚不可信，何况正在发生的事？当前最受欢迎的史学家如沈志华、杨奎松等人，究其所以，是因为他们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以确凿的史实纠正了人云亦云的讹错。所以史书要在民众中重建公信力，必须说真话，这就是史学界要面对的现实。如果要了解真实的历史，就要看靠谱的历史学家作品。因为真相是历史的前提，作为一个历史发达的国家，对历史真相，尤其是和我们距离最近的当代史的历史真相的追问，是值得每个人关心的重点。正如沈志华老师所说，“我们看到的历史，原来人们脑子里那些东西我不敢说百分之百是假的，但大部分是有误解的，那么就需要历史学家来一点一点地把事情弄清楚：这个历史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杨奎松老师说：“历史已经发生了，成败是非已成过去。即使牵扯到祖辈、文化，或是党派、国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理应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着有色眼镜，无论看过去，还是看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弄清历史事实。”无论沈志华还是杨奎松，他们写历史的第一原则都是：真实。为其真实，所以精彩；为其真实，所以感人；为其真实，所以才能从他们的著作中汲取经验教训。在这个娱乐至死、信息爆炸的智能时代，提炼见识越发困难。尤其是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参与“大合唱”，他们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实际上却是在堆砌名词，读者根本无法从庞杂的概念中汲取教训与见识。他们的眼光是向内的，所以只能看到此时此地的影响因子。而沈志华和杨奎松两位老师研究历史，眼光是向外的，他们从全球视野出发，从国际大背景的角度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他们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解决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研究，因此他们的著作带有浓重的问题意识，读完往往能有所感悟，有所警醒。但遗憾的是，两位史学家的许多书都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众所周知的“断货王”，集齐十分不易，买到越来越难。为此，先知书店特别集齐汇编了沈志华与和杨奎松老师的作品集，推荐给各位读者。其中一些书数量非常有限，售罄即绝版。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含绝版稀品，赠杨奎松签名书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