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自然｜牧民摄影师：用现代化技术，寻回草原文化价值

摄影师得到了他的第一台电脑

当你想在三江源的甘宁村里拍一张好看的照片，人们会建议你，找罗松。罗松工作的帕卓巴手工艺合作社里，有一个由他设计的小图书馆，展板上印着他拍的照片。罗松还有一个自己的微信视频号，叫“帕卓巴LS”。

罗松是村子里公认的好摄影师，但你很难把他和惯常认知下的“专业”挂上关系。

事实上，这个从小生长于三江源的男孩，上过的摄影课加起来不到1个月，迄今也没有过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电脑。罗松用得最久的，是一台十三年前的“三手”联想牌电脑。电脑最初是村里的堪布买来的，后来堪布（即高僧）有了新电脑，就把旧电脑送给了村里合作社的出纳用于记账，后来出纳也不用了，就给了罗松。这台年代久远的电脑厚得像块砖头，死机是常有的事儿，最大的用处是，能让他把相机里的照片导入电脑的外接硬盘里储存起来，方便他腾出相机的空间，或是将拍好的照片发给别人。

罗松拍的山谷与黑帐篷

对城市中的摄影师来说，难以想象的或许还有，罗松弄不清色阶、色相、白平衡，也不知JPEG、RAW、PNG等格式之间的区别。罗松说得出的对于“摄影”的理解，大概就是相机界面上的“快门”、“光圈”和“感光度”，除此之外，就只剩下草原赋予他的对于“美”的感知。那是一种敏锐但难以言说的直觉。

某一天，巴塘草原游览结束，在所有人都忙着上车的时候，罗松突然背过身，举起相机，对准马路边一个老人远去的背影。“他如果走在马路中间就好了。”罗松比划着远处的天幕、山影和笔直的柏油路，一个红袍白发的藏族老翁摇摇晃晃走向夕阳——“肯定很美。”他说。

罗松在湖边进行拍摄工作

照相的本领是慢慢练出来的。不停地拍，拍多了就会了。每年的虫草季，罗松就带着他的大照相机，上山采虫草。采虫草是个累人的活儿，陡峭的山坡，身子要贴在地上一点点找，一找就是一整天。相机重，更增加了爬山的负担，还要时时刻刻护着相机别磕着石头。采草和照相交替进行，遇到好的画面就停下来拍，比如一只小鸟在草丛中跳跃，或者一朵绿绒蒿在风中摇曳。

罗松采虫草时拍下自己新鲜挖下的虫草。

当然，学习拍照得有个老师。罗松的第一位摄影老师是世界著名藏地摄影师Olivier Föllmi。2017年，Olivier受邀来到三江源，为四个村子的三十余位牧民讲授为期三天的摄影课。在此之前，这些牧民大多都没见过照相机。每天上午，Olivier给牧民们讲摄影的基础理论，由一个学过法语的当地女孩做翻译，下午，Olivier便带着牧民走出白宫，在草原上练习拍照。

《我的喜马拉雅：与佛教徒在一起的40年》是法国摄影师Olivier Föllmi在喜马拉雅山区拍摄的成果合集，展现了这里的传统信仰、充满悟性的生活，和壮阔的地景。

翻阅Olivier自己的官方网站，一张他拍摄的照片卖出53万欧元的价格，志愿者们一边惊叹，一边调侃罗松，可以打着“Olivier直系弟子”的名号去外面教拍照。罗松挑起眉头，满脸认真：“要我教你照相吗？你想学哪方面的？人像？人像的话，光线啊，这些很重要……我之后好好给你讲。”他的表达能力有限，于是就此打住了。

坐在旁边的人突然说，罗松还有一张Olivier签名的摄影课结业证书呢。

“我的证书丢了。”罗松入神地看着志愿者电脑上Olivier的照片，接话道：“我们那个时候住黑帐篷，搬家特别乱，证书就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 

抛开那些理论、技巧和目的，罗松只是会拍照而已。你很难说清这个“只是”背后的含义——在这个时代，多少显得有些奇怪，也有些了不起。

2021年8月8日晚上，与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合作的设计师五之带来消息，她的一位朋友了解了罗松的故事后，捐给了罗松一台新款苹果电脑，现在电脑已在路上。志愿者们替罗松开心，和他一起录了一段10秒的感谢视频。罗松站在中间，说谢谢老师的电脑，笑容有点腼腆。

2021年8月8日，罗松在甘达村进行拍摄工作。

坏人罗松、好人罗松、牧人罗松

二十七年前，罗松出生在玉树市哈秀乡甘宁村草原的一顶帐篷里。作为牧民的孩子，罗松很小便学会了放牧。每天早上天亮后，把牦牛赶到山坡上，然后回家吃午饭，晚上天黑前再把牛群赶回来。偶尔还要帮家里放羊，放羊比放牦牛麻烦得多，羊会离群乱跑，所以，人要在山上一直看着。罗松从来不数羊，羊赶回羊圈，他的活儿就结束了，至于是不是丢了一两只，由家里的大人负责操心。

不过这些都是小时候的事了。罗松十来岁时，村子里就几乎没人再养羊了。放眼整个三江源地区，近年来，养羊的牧户也不断减少。有人说，是因为养羊的效益不如牦牛好；有人说，是玉树地震把羊都压死了，地震后人们就不敢养了；也有人说，是由于草原上年轻人的急剧流失导致家庭人手不够，牧民们没办法再养羊了。

2009年，为了照顾在州上读书的妹妹，罗松从甘宁的草原搬到了繁华的玉树州上。2010年，玉树地震，罗松住的房子奇迹般没有垮塌，他从地震中心逃过一劫。

2011年，罗松读完了五年级，从乡上的小学辍学——那时在村子里，上了初中才算是高学历。说不清当时辍学的原因，罗松似乎不想再深究那段经历，总之，辍学的结果是，罗松成了一个坏孩子。“也没有特别坏。”他强调道。很自然地，辍学后的他有了一群兄弟，每天一块去网吧打游戏，一起凑点钱吃饭，有空约着骑摩托车上山，或买一大堆贴纸贴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比谁的车最漂亮，享受刺激，也享受攀比。他还去纹了几个纹身，其中，纹在右侧小臂上的是两个歪歪扭扭的汉字：“兄弟”。不过，“纹身不代表就是坏人”，罗松再一次强调。

这个“没有特别坏”的罗松，折射着近十年来诸多移居城市的年轻牧民的尴尬处境：他们是第一代大范围离开草原的牧民，由于从小生长在旷野，难以适应城市的思维和规则，也不大会说汉语，于是，这些一步跨入工业世界的牧民孩子，往往没有及格的学历，大多只能在城市里做着一份最简单的工作：外卖员、服务员或清洁工。他们的生命被割裂成了两个似乎不相干的部分：草原和城市。不出意外的话，这或许会是这些尚流着牧民血液的“特殊”年轻人未来十年、二十年难以变更的人生轨迹。 

罗松在草原上帮妇女编织黑帐篷所需的毛绳，这是藏地传统的手艺，毛绳的原料是牦牛毛。

比大多数“城市牧民”幸运的是，辍学后的第二年，罗松遇到了堪布（即高僧）昂江。

2013年，面对牧区年轻人不断流散的困境，堪布昂江决定在村里开设一个讲学班，讲解善恶、信仰、环保、文化。讲学班每年开四次，一次一周。堪布昂江患有双腿残疾，但他发誓传承游牧文化，保护祖先留下的土地。在城市里无事可做的罗松，在表哥的建议下，回到了甘宁村，开始跟随堪布学习。与罗松一起的，还有同村的二十多个小伙子。

第一堂课，堪布昂江说，我们的文化正在消失，比如黑帐篷，草原上现在见不到了。这几年，太多年轻人从草原搬到城市，考不上大学，也找不到事情做，是很浪费的，我们的家乡需要年轻人，为什么年轻人们不能回来，为家乡做一点事情？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文化补回来？

堪布昂江发给学生们一人一本藏语课本，从基础藏语知识讲起。每天下课后，学生们记背一页课本，第二天上课，堪布挨个检查。语法知识之外，堪布也教学生们如何当个好人，以及，如何爱自己的家乡。

一周的讲学班结束后，罗松决心追随堪布昂江。在城市生活了四年的罗松，被堪布话语里的那个世界所打动。“刚开始，我没有想过我有一个很可爱的家乡，有很多爱我的牧人，堪布告诉了我，我的心里也有点想要这样一个概念。”

那一年，罗松加入了堪布组织成立的帕卓巴（ཕ་འབྲོག་པ།）游牧合作社，成为合作社最早的17名牧人之一。藏语里，“帕”是“爸爸”的意思，“卓巴”则是“牧人”，“帕卓巴”意为游牧祖先的后人。合作社以制作传统的黑帐篷、白帐篷起家，为村里的残疾人提供工作机会。2017年，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SGR）邀请了数位设计师为帕卓巴社区做长期的设计和商业培训，合作社开始转向城市中的消费者，制作、销售环保的手工毛毡产品。

罗松拍摄的星空下的黑帐篷。黑帐篷是藏族传统居住场所，制作材质是牦牛绒和牦牛毛，有冬暖夏凉、耐磨、便于支拆、易于驮运等特点。

八年中，罗松见证了帕卓巴近三分之一成员的离开，并在合作社的简易工坊里坚持工作至今。工坊是一间加盖在牧民定居房二层的砖石屋，在青藏高原近8个月的冬季里，屋内没有保暖设备，温度可低至零下30度。

成员的减少不难理解——合作社成立的前三年，几乎没有收入，年轻人要挣一份生计，只能回到城市或自家牧场去。伙伴离开最多的那一年，罗松也考虑过走，思前想后，还是算了。

“帕卓巴是一个公益的组织，赚的钱不是给自己用。不管怎么样，我不想它（合作社）留在那边，我走人。”讲到这些，罗松的汉语忽然流畅了起来：“还有，堪布对我有希望，我也不想让他失望……堪布是我的救命恩人，可以这么说吧？没有堪布，我现在可能在干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我最大的恩人，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他。”

堪布对帕卓巴的影响随处可见。成员们每天早上开工之前要念经，晚上工作结束后要打坐，制作毛毡时也要默念经文，目的是保持虔诚的心，保证手工的质量。每一年，合作社将部分收入用于购买大米、粮油，送给村子里的四十户残疾人家庭。2019年的玉树特大雪灾中，作为重灾区的帕卓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捐赠，在得知周边村落的受灾情况后，合作社成员们徒步背负着饲草，将剩余饲草转送给了更加困难的甘宁村和岗日村牧户。

“你有没有想过，你来到这世上的原因是什么？”罗松突然问我。我还没开口，他已经自顾自地答道：“不是赚钱，是做一个有价值的人，才是来到世界上的意义。”接着，像是某种总结，他添上了一句：“对，我就是牧民罗松。”

由于草地柔软坑洼，摩托车无法前行，罗松和村中其他年轻人一起帮助推动摩托车。

从草原习得“自由的学历”

今年，罗松二十七岁了，依然是小学五年级学历。他管理着帕卓巴的大小事务，负责对外沟通和拍摄。他去过丽江等地游学考察，拥有了自己的两台相机，前段时间正忙着拍摄一个纪录片，同时抽空学习word、excel和ppt。他会滔滔不绝地讲述环保和游牧文化对牧人的重要性，也会不停地思考“人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

在罗松朴素的认知里，草原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的观念。当汽车、商店、网络将“外面”的世界带入草原，没有人看到这片土地的“美”了。因为人们觉得瓶装的饮料比酥油茶好喝，快销的时装比传统的藏装好看，于是这些工业产品大量涌入草原，而产生的“现代垃圾”就这样迅速填满了草原。在现代化的标准之下，这片“未经开发”的土地被打上“落后”的名号。这意味着独属于草原的文化意义、审美价值正在流失。如何重新向世人解释这种“美”呢？摄影是一个极好的方式。就像Olivier用摄影让世界重新了解喜马拉雅地区的人与草木，罗松也试图做一样的事情。而这一方式含有某种隐喻：用现代化的手段重新寻回“前现代化地区”的文化价值。

当我们阅读罗松的故事，或许会感到“了不起”。可是，当你走进三江源，会发现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大部分发生在如罗松这种因为某些条件限制而未能得到持续教育资源的牧民孩子身上。

有人读到高中时因为家里的要求而被迫辍学，工作后通过自考拿到大学学历，回到家乡做了老师；有人考上了大学，因为觉得学不到东西，向学校申请四年不上课，外出游历、自学考试，然后毕业；有人在读高中的年纪放弃了念书，进入环保组织工作，19岁时得到去广州为著名环境学者担任项目助手的机会……年轻的牧民们回到家乡，用自己的方式获取“自由的学历”，远远超出我们被“正统”教育体系钳制住的想象力。

关于“学习”这件事，“罗松们”和他们的教育者们，正在向我们讲述另一种故事：学习可以是在地的、内生的、感悟的，可以没有既定轨迹，也可以顺遂天性。学习可以不与自然、生活、工作相割裂。学习可以是“颠倒”的——从“如何做好人”学起，然后花上全部时间，去理解和践行“环保”、“家乡”、“游牧文化”诸如此类宏大愿景，在这个过程中，再慢慢学着使用最基础的现代技术。

志愿者在教罗松使用地图绘制软件。

必须承认的是，这些想象力之外的故事，发生在“尚不发达”的草原上，发生在日益衰微的牧区里。比起那些幸运的个例，更多的牧民孩子由于教育体系的不完善而失去了向上跃升的可能性，他们是未被看到的大多数。高中辍学的尕松永培用“在外面的战斗中失败的人”来形容那些未能通过中考、高考的孩子。“那些在外面的战斗中已经失败的孩子，家乡如果再不接纳他们，他们会有怎样的心情呢？我特别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我想只要我们平等地对待他们，相信他们，他们也一样有贡献家乡的能力。”尕松永培说。她是那个被家乡接纳的辍学生，村里小学的校长认可她，让她回乡做了老师，六年中，她感受到自己的巨大改变，从不知电脑怎么开机到能够熟练运用各类软件；从不敢大声说话到敢于站在人前呼吁“看到更多失败的孩子”，她相信这一切都是家乡带给她的，并为此感激不尽。

在三江源的这片辽阔土地上，这些体系之外的“教育”，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无奈之举，当然，也可以被理解为植根于这片草原的另一种可能性——一点机会、一扇大门，加上自我成长。

（作者贾静晗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本科生，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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