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临校空间｜让高校大学生更好地保有自主性和创造力
临校区域的重要性，之于近些年的高校大学生而言，似乎越发薄弱。然而，因此而被忽视掉的社会教育，往后或许会愈发显示出其必要性。
显而易见，现代校城关系中，学校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劳动力，也提升着城市的学术、文化氛围，为城市赢得声誉与财富；而城市的发展也为学校师生提供着物质的保障。
由此，其间临校区域的存在，对校园与城市、师生与社会人员的关系而言，则更为意义深远。临校区域实在解决着高校师生物质与精神需求，使其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自主性，是校园内部空间无法替代的。
由前文叙述可见，不同于高校内部基于权力、等级关系的金字塔型社交网络，临校区域具有扁平化的社交网络，在大多数场景中，个体的权力、等级差异，都会相对淡化。某种程度上，学生以独立个体的身份与城市居民、商户等协商和博弈，个体自主性在临校区域的活动中，会得到重新构建。
从身边的历史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与社会的发展同频，临校区域的社区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城市更新、学术调研与社区探索，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相互作用，进行自我完善。较多高校的临校区域已是相对成熟的社区。
另一方面，不同于商业楼盘、综合体等讲求理性、效率的现代建筑，中国众多临校区域在城市空间上保持着最初的街坊形式，邻里关系紧密，城市空间也具有流动性。<A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and university campus>一文指出，在同处东亚的日韩两国，决定校园与城市空间关系的多种因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两个主要因素是“相关区域的成熟程度”以及“校园的开放程度”。[1]
而在中国，虽然晚清便已出现现代高校，但此后经历了抗战、内战、十年内乱等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直至上世纪70年代下旬，动荡年代结束，改革开放起步，中国高校才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发展。
也是在这时，中国高校与城市、社区重新开始产生互动。
1980年代，得益于是时宽松的政策，以及百废待兴的社会环境，城市之中汇聚着各种发展力量。作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校环绕的城市区域，并被其它高校辐射，北京海淀区的中关村，也成为诸多高校师生探索生活、开拓产业的第一块社区。
其他高校的临校区域，也显露出其临近高校的性格。被誉为“深圳大学后花园”的桂庙新村，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出现深圳大学创办的校办工厂，村中约1/2的区域属工厂产业用地，只有正街以及牌坊周边，后来演变为商业区域。
深圳大学自本世纪初，便通过租赁桂庙新村中公寓的方式，解决校内宿舍不足的问题，师生也在积极与桂庙新村互动。一位在村中经营甜品店十多年的店主所说，工厂改造之前，冬至这天他们以每份2~3元的价格出售的甜品，一天的销售额便能超过1000元人民币。此后，大约在2007年之后，村内厂房被改造成众多小而精的建筑空间，并进行过数次社区微改造。从此，村内出现“西部创业园”这一极具深圳特征的场地，以及“西部美食街”、“西部百货”、学府楼等厂房改造后的互动空间。
随着城市发展的进程，不同高校的临校区域，也迎来不一样的命运。中关村获得“中国硅谷”的称号之后，也得到包括高校、企业、政府在内的诸多力量支持，得到更大的发展动力；而同济大学旁的赤峰路，经历了拆迁、产业单一等导致的低潮之后，也获得同济大学及上海市政府的投入，着力打造一条“未来生活原型街”，作为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师生的试验田，以新的面貌与老伙计继续相互成就。
但是，自2019年底新冠大流行起，加之受到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冲击，在产业单一、老旧的临校区域，高校师生与社会的互动发生断崖式下降。这些地方开始迎来新一轮城市更新。曾经提供独特社群价值与生活体验的场所如果消逝，会给周边高校师生以及当地居民带来何种结果，我们不得而知。
在近三年的高强度防控后，深圳大学附近的桂庙新村百业凋零，早不复原来模样，在2022年最后一个月，借着防控政策调整的契机，城市更新办公室出现在村口。这意味着，原定于2022年6月1号前搬迁完毕的商家租户，在此又多熬过了萧条的半年。
临校区域也成为部分学生创/就业、赚取第一桶金的地方。低年级学生谋求额外收入时，面对相对陌生的城市/区域，大多会选择接近熟人社会的临校区域找寻兼职；不少高年级学生，因启动资金有限，而部分临校区域租金成本较低，亦选择在此间创业，比如，北京中关村的创业大街，深圳桂庙新村的西部创业园，上海赤峰路的“走两米就是一家设计企业”。当然，亦有诸如奶茶店、清吧、小吃店等具有生活气息的创业项目。
另外，临校区域亦分担学生住宿压力。以桂庙新村为例，实地调研发现，除了学校在村里租借的多栋宿舍外，其他住宿单元的租客，也基本以在校生和毕业生为主。在校生或因学制问题（自考生、国际交换生），或因宿舍矛盾无法调和，或因便利，或因情侣同居，或因寻求独立空间/更大空间等原因，搬出原有宿舍。部分毕业生或因对临校区域原有生活的熟悉感和安全感，亦选择毕业后入住此区域。
学校的学术、文化氛围与社会经济文化，在此相互融合和促进。深圳大学多个社团、学院亦曾在桂庙进行城市墙涂，井盖绘画等。
大多临校区域也是高校文化艺术社团的“根据地”。他们以合租场地的形式，或通过经营维持平衡，或通过其他资金来源，保有独立于校方管理的一方小天地，提前体验运营一个自己负责的场所。
也有不少日后出名的文化商户存在于临校区域之中。曾闻名深圳文青圈子的荒野书店，就诞生在桂庙新村。同样，还有在上海颇为出名的复旦旧书店。然而，荒野书店早在多年以前便已消逝，而复旦旧书店也因所在区域的城市更新进程而撤离，却仍能在离复旦不远的伟德路重获新生。
此区域所呈现出的是学生、本土居民、商家、校方甚至城市开发规划管理者之间的共同作用：本土居民出让部分空间以谋取利益；商家填补此处师生和居民的物质、精神需求；而校方与开发规划管理者的博弈，可以引导该区域向着友好、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学生则是该区域的主体之一，是消费者和需求者，也是发展的参与者。
这样的作用得以进行，既有社区日渐成熟的影响，更多的，是众多高校师生在城市临校区域中获得并体现自身主体性的结果。由于人的需求有很多不确定性，其对社区必定带来多样的结果。这种结果不可预见，很难被规划、设计、管理者看见，或者说，规划、设计、管理者往往倾向于回避此现实。
高校学生在毕业步入社会前，接受到的社会教育多发生在临校区域。然而，一方面得益于时代发展，线上社交、视频教育林林总总，外卖、快递平台，使人寸步不离学校亦可解决物质层面需求。上文提到的桂庙新村，早些年因互联网冲击，大批书店倒闭，相应文化产业凋零。截至2020年11月，桂庙新村拆迁通告发布前，村内仅存一间二手书店，其作用是作为文具商店，而非文化交流发生地。另一方面，城市更新进程也在“步步紧逼”。
而近年的疫情防控，也进一步改变着临校空间，2020年春季学期，全国高校几乎统一封闭校园。此后，直至2022年12月疫情防控期间，由于南山区偶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深圳大学多次主动响应防控，加上人们对Covid-19病毒的恐惧，桂庙新村过去三年内人流急剧下滑，平均难以达到2018年前后的40%。而深圳市则于2021年公布了早在2015年就被纳入城市更新名录的桂庙新村的城市更新规划详图。
[1]Ki SEO,Hiroshi DOHI.A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And University Campus: Through the Case Study in Japan and Korea[J].建筑、规划和环境工程杂志(日本建筑学会).1993.1.1.
[2]曲纵翔,赵丽文.从对抗到共生：中世纪大学与城市关系变迁—以牛津大学为例[J].现代大学教育,2020(1):61-68.
[3]Erick Guerra,Robert Cervero.Is a Half-Mile Circle the Right Standard for TODs?[J].ACCE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No. 42.
（陈昊/青年建筑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