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无论谁问起我的梦想，妈妈都会帮我抢答：“她想去大草原上抓野生动物。” 从小梦想着与狮为邻、与象为伍的我，偶然认识了一位“梦中人”—— 星巴。星巴，本名卓强，从小酷爱狮子，为追寻心之所向，2010年远赴非洲，成为第一个在非洲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中国人。次年，他在肯尼亚注册成立了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成为第一个在非洲注册民间公益组织的中国人。他怀揣“野生动物保护无国界”的理想，扎根肯尼亚的马塞马拉，在非洲大草原上与当地马赛人同吃同住，为拯救珍贵的野生动物栖息地，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再说回我的梦想吧！追随着与野生动物为伴的小心愿，我作为一名自然保护地规划设计者，开始留意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微妙关系。在规划中，我看到，有时野生动物出于天性采食庄稼、捕猎牲畜，令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陷入窘境；而当地人的报复性猎杀也为自己带来灭顶之灾。扪心自问，我能为这些生灵做些什么呢？星巴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成为自然保护地人兽冲突的协调者。星巴在营地。
2010年初到非洲，星巴对野生动物的所有了解，仅停留在学术研究范畴。直到2012年，他深入参与奥肯耶保护区的管理工作，慢慢意识到，野生动物保护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并非保护本身，而是如何平衡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在奥肯耶保护区，最为激烈的冲突，是围绕着有限的土地资源而来：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也是当地人放牧为生的牧草地。实践中，星巴逐渐发现，破解这个矛盾的关键，在于充分考虑当地人的合理需求，只有使当地人与野生动物站在利益天平的同一边，才能有效减少两者的冲突，让老百姓真正参与和主导野生动物保护事业。这并非轻而易举。如何说服马赛人参与其中，是星巴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当地马赛人以放牧为生，牛、山羊、绵羊等牲畜是最重要的经济来源。马赛人在祷告中会说：“愿创造主给我们牛和孩子。”在他们眼中，牛虽为牲畜，却是上天赋予的礼物，如同孩子一般珍贵。牛在马赛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无论个人、家庭或氏族，均会通过赠与或交换牛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当地马赛部落的传统中，人与捕猎牲畜的狮子永远站在天平两端，男子在成年礼上必须猎杀一头狮子，以证明拥有保护部落牲畜的能力。如今，虽然这种做法已日益减少，但为经济利益而盗猎狮子的事件屡见不鲜。同时，因为栖息地不断被人类侵占，狮子和其他掠食动物，如斑鬣狗等，偶尔会捕杀当地部落的牲畜，导致被报复猎杀。作为外来的亚洲面孔，星巴初来乍到，总让当地人难以信服。因此，宣讲教育这类方式收效甚微。后来，星巴慢慢转变策略，从了解当地风俗信仰和生活习惯开始，与马赛人一起踢足球、请他们喝可乐、送他们手电筒，与部落中的酋长、长老、年轻人打成一片，赢得了信任，成为了他们的朋友，在马赛马拉落地生根并开始探索新的野保模式。马赛战士 猎杀狮子 A.H.Wardle拍摄于1932年
通过帮助马赛部落提高生活水平，星巴调节人们与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当地人意识到，星巴尽管是外来者，也真心实意在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并保护着这些野生动物；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自己有什么理由不参与其中呢？为了挽留星巴不要离开，他们在2015年邀请星巴正式加入奥肯耶部落。星巴通过多年实践，探索总结出一种综合性社区保护模型——奥肯耶模式。通过生态旅游业、手工业等高附加值产业，丰富当地人的收入来源，增加当地人的收入水平，从而减少他们对放牧的依赖。减少放牧量，有助于改善当地环境，减少水土流失和植被破坏，缓解旱灾与洪水等极端灾害，更有利于降低人兽冲突几率。这些成效让当地人看到，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对自身的收入、家庭及下一代都有积极作用。越来越多当地人自然投身于野生动物保护中，使自然保护区得到健康可持续发展。与侧重纯动物行为研究的保护机构不同，星巴和他的团队作更看重整体且长远的利益，将部落与集体的需求放在首位，更容易得到当地人的理解与认可。奥肯耶保护区巡逻员团队。
成熟后的奥肯耶模式，主要依靠生态旅游业收入实现保护区自我运营，不需要政府投资或公益组织捐款。持续而稳定的资金来源，使得保护区可雇佣更多巡护员来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包括反盗猎、缓解人兽冲突、监督非法放牧等。但随着全球疫情冲击，非洲旅游业全面停摆，使当地很多酒店陷入困境。资金链断裂使很多当地人失去稳定收入，不得不重操放牧旧业。这重新造成了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病虫害等后果，带来了更多自然灾害，当地人的生活更加难以为继。奥肯耶模式在疫情前的成功证明了其存在的巨大价值，疫情后的崩溃则反映出其资金来源单一的弊端。后疫情时代，如何结合人工智能、自媒体、元宇宙等新兴概念，寻找一种可以不受时空影响、更为稳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星巴探究的新课题。除此之外，星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将奥肯耶模式的经验引入中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共建自然保护地模式。星巴在修建防狮围栏。
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给很多人的事业带来巨大冲击。而对星巴来说，这段时光反而拓宽了视野。他利用这三年游历了祖国大好河山，北至长白山南至海南岛热带雨林，他于深山老林间寻找神秘的生灵，惊叹于这些区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怀揣对未来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信心，留意自然保护地目前的不足，希望可以为更多野生动物赢回赖以生存的家园。星巴看到，最急迫的问题，是野生动物生存空间不足，很多自然保护地面积较小、形状过于狭长或分布过于零散，很难满足野生动物栖息或迁徙的需要。特别是，一些大型旗舰物种需要更为广阔的栖息地。在野生动物眼中，并不存在自然保护地边界的概念，它们只是在人类活动的夹缝中艰难求存，栖息地压缩更加剧人兽冲突发生。此外，自然保护地内或周边地区仍存在一些对环境影响较大的产业，例如：单一种植的橡胶林、棕榈林等，破坏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森林生态系统；历史遗留的梯级小水电，阻断了流域内的水源命脉；粗放开展的传统旅游业，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等。很多自然保护地管理权与执法权分离，面对盗猎等非法活动没有威慑力。星巴访问吉林长白山。
调研中，星巴不仅关注野生动物面临的威胁，同样也在思考中国自然保护地运营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专业人才储备、管理人员薪资、社区居民参与等。星巴在走访中了解到，目前中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人员与巡护人员的整体年龄偏大，专业水平并不理想。例如，很多巡护员从林场工人转化而来，巡护经验丰富，但专业知识储备不足。绝大多数巡护员的收入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某些自然保护区甚至只有800-1000元，难以养家糊口，这使自然保护地更加难以留住人才或吸引青年人才加入。目前，中国的自然保护以政府为主导，民营企业、当地居民等民间力量参与有限。很多自然保护区内，当地老百姓普遍缺乏自然保护的意识，很多村民无法从自然保护地获得直接或间接的持续收益，往往会造成砍伐、偷猎、林间采集、放火烧荒等问题。
星巴在王朗追踪大熊猫。
面对种种问题，星巴认为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自然保护地的划定需要规划者在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与支持当地产业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更需在规划中提出用地更少、收益更高、环境影响更小的发展策略。面对威慑力的不足，政府可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自然保护地更强势的执法权。专业人才储备不足需要高校设置更多自然保护地相关专业，培养更多年轻人加入自然保护大家庭。应尽力将自然保护地相关工作人员的平均收入提升至社会水平以上，只有做好经济保障，才能根本上解决人才问题。星巴一直主张，可以将“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与自然保护相结合，将乡村调动起来成为自然保护地外围的重要缓冲屏障。在借鉴奥肯耶模式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星巴认为，只有将当地老百姓的利益与自然保护的大目标结合，在中国政府搭建的国家公园体系的大框架下，制定相应优惠政策，积极鼓励老百姓，企业与村镇参与构建“乡村共建自然保护地模式”，带动乡村绿色发展，形成绿色产业体系。例如：自然保护地所在的地方政府，可制定生态经济大规划，通过优惠政策引入各领域的环境友好型产业，推动乡村共建自然保护地建设，向生态经济转型，大力促进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生态农业等高附加值产业，着力改善交通、住宿、服务等硬件软件设施，有限度地吸引访客来到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体验无与伦比的自然环境和绿色生活。一旦形成成功案例，就可点带面推广到其他地区。以奥肯耶模式为例，它的成功带动了马塞马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9个社区主导型自然保护地的建设，这些保护地比马塞马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大1500平方公里。目前在肯尼亚，社区主导型自然保护地已多达36个，约占肯尼亚陆域面积的1%。随着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中国自然保护的框架初见雏形，也为自然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公园范围大，村镇多，但国家公园与其中的村镇，由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地方政府分别管理，站在自然保护与发展民生的天平两端，无论人事管理还是财务统筹均隶属不同机构，管理体系的冲突使国家公园管理难上加难。而在星巴看来，保护自然与发展民生之间并不矛盾，保护就是最大的民生，正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果没有保护，发展只能获得短暂的利益，丧失的却是长久的未来。星巴认为，目前国家公园应该利用中国行政管理体系的优势，首先选择个别国家公园进行整合管理试点，理顺关系，统一管理，探索在国家公园外围建立乡村保护地，再通过自上而下的管理框架进行推广。改变总伴随着阵痛，却是发展的必经之路。星巴拜访乔治·夏勒博士。乔治·夏勒博士是第一个受委托在中国为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开展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行为学研究工作的西方科学家。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三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
在异国他乡的日子，星巴作为自然保护队伍中少见的中国面孔，一直致力于提升中国在自然保护领域的话语权。自然保护永远不只是一个国家的事，而是全人类的责任。星巴常在国际会议发言中，呼吁人们摆脱地方主义的枷锁，构建自然保护无国界体系，共同面对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为子孙后代留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家园。目前，一些国家已在为此努力，例如，美国与加拿大共同建立的育空（Yukon）廊道为北美灰熊的迁徙提供了便利；德国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与捷克舒马瓦国家公园搭建的合作研究平台，为猞狸、西方狍等野生动物的监测与保护提供了保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星巴在实践中深知，中国的自然保护不能仅依靠国人力量，更需借鉴其他国家有益和成熟的经验，结合自身国情，完善自己的自然保护体系。而中国对能促进自然保护地与周边乡村有效融合的自然保护机制的摸索，也会为全球自然保护做出巨大贡献，更可提升自身国际形象。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每个自然保护地都有自身独特性，因此，适应不同地区的自然保护机制也不尽相同。探索过程可能荆棘丛生，但星巴对中国自然保护的未来充满信心。比如，创新实施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把超过30%的陆域国土划为生态保护红线，当这些区域都转化为自然保护地，一定可以看到“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的美好画卷。星巴出席国际自然保护地联盟会议。
自然保护关系到每个人的安危，这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积极参与和支持的事业。星巴是一名探险家，也是媒体参与度较高的研究者。他也看到公众对自然保护的意识日渐提升，这与社会各界的努力密不可分。首先，学校等教育机构可设置更多专业而有趣的自然教育课程，在青少年心中埋下自然保护的种子，使更多人从城市迈向大自然，深刻了解自然保护的重要意义。公众可通过捐款或志愿服务等方式更多支持自然保护相关机构，无论是资金捐赠还是专业支持，都能让自然保护机构走得更远，做得更好。最后，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做起，通过绿色出行、绿色消费、节约能源等方式，降低碳足迹，为2060碳中和目标而努力；通过纪录片、公众科普等方式，更多了解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学会如何与这些生灵和谐相处。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相信在不远的未来，每一个普通人都是野保英雄，都是自然的守护者。 （作者寇梦茜系德国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兽冲突及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规划。感谢星巴接受采访并提供图片，感谢香港大学园境建筑学部王婷博士为此文提供修改意见。王婷博士从事湿地景观与环境人类学研究。）“普通人的自然”（A New Normal for Nature）专栏将记录普通人与自然相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