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都发生在西方，中国没有大瘟疫？历史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

中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东汉末年大瘟疫

东汉末年大瘟疫

时间：公元204年至219年

重灾区：中国长江以北

疾病元凶：流行性出血热（疑似）

死亡人数：约2000多万

大瘟疫的历史影响：

清谈和玄学的兴起宗教的极度盛行

导致黄巾起义与军阀割据

对三国格局的形成发生了相当影响。

“医圣”出世

公元3世纪初，古都洛阳的郊外，举目四望，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曾几何时，作为东汉王朝的都城，这里还是人烟密集，商旅如云。但在此时，这里却人迹罕至，杂草丛生。面对这种凄惨的场景，一代枭雄曹操在路过这里时，不禁伤感地提笔写下了后来流传千古的诗句，其中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确，这正是当时东汉王朝现实的真实写照。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曾繁盛一时的王朝如此衰败呢？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通常会首先想到这一时代所发生的频繁战乱。的确，东汉末年的军阀争战确实造成了对王朝的极大破坏。然而作为一种历史事实，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杀手”——瘟疫，也直接造成了许多地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局面。王朝末世公元一世纪初，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自西向东出现了四大帝国——罗马帝国、贵霜帝国、安息帝国和大汉帝国。其中，能够与强大的罗马帝国相媲美的，当推中国的东汉王朝。东汉王朝，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击败了篡位的王莽，重新恢复了刘姓王朝的统治，并建都洛阳。在前期，经过几任皇帝的努力，东汉王朝逐渐恢复了往日汉朝的强盛。但是到进入公元二世纪以后，由于政治的腐败，王朝出现了宦官与外戚长期专权的局面

公元89年，汉章帝薨，由年仅十岁的和帝刘肇即位，年号永元。因和帝年幼，朝政完全落于章帝皇后窦氏与其兄窦宪之手。窦氏的专权引起了上下官吏的不满，公元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等人合力诛灭窦氏，郑众因功封侯。自此，宦官越来越多地参与东汉的政治中。到桓帝（公元132—167年在位）和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时间，宦官的权利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公元189年，灵帝驾崩，何太后临朝。当时执掌朝政的灵帝何皇后之兄何进，为消灭强大的宦官势力，密召凉州大豪强董卓入朝。不料宦官首先动手，杀死何进，裹挟少帝与刘协夜出洛阳城北门外。于是另一位豪强袁绍，起兵诛杀宦官。不久，董卓控制了朝廷，并废少帝而立献帝刘协。为了躲避反对派联盟的进攻，董卓还将首都迁至长安，将洛阳宫殿付之一炬。

到达长安后，不甘摆布的汉献帝依靠司徒王允等人，与地方势力联络，企图消灭董卓。后来，王允借吕布之手杀死董卓，结果又激起董卓部将李榷等人的反抗。经过这几次战乱，汉王朝已是民不聊生。据史书记载，当时不断发生严重的饥荒，谷一斛卖到50万钱，长安城中竟出现了人相食的恐怖场景。公元195年，一些大臣又拥汉献帝辗转逃至洛阳。但洛阳宫室在战火中早已成为一片废墟，百官没有住所，只得倚墙壁而居，常常数日吃不到饭，有的官员甚至饿死。第二年，新崛起的另一位军阀曹操又迎献帝北上，迁都许昌。从此，东汉王朝的皇帝已彻底沦为政治傀儡，任人摆布，而曹操则“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后来他的儿子建立新的王朝奠定了基础。

在这种纷乱的政治局面中，受害最深的还属老百姓。实际上自安帝以后，由于朝廷吏治腐败，官府横征暴敛；加上长期对外用兵，耗费巨额经费，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到百姓头上。同时更不幸的是，东汉王朝末年又出现了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大批农民四处流亡，饿殍遍野，连京师洛阳也是死者相枕于路。尤其可怕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又给了本已虚弱无比的王朝致命一击。东汉王朝末年出现了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

大瘟疫

早在东汉之前，历代王朝都曾有瘟疫发生。由于中国是一个季风国家，地处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交接处，冬夏气温冷暖不均，气候变化很大，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很容易引发疾病灾害。根据几千年来古人留下的文献记载，许多种类的瘟疫，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等都曾袭击这块大陆。另一方面，由于古人的对疾病的认识有限，因此他们往往对瘟疫的具体类型分辨不清。根据古人的解释，所谓疫，就是指“民皆疾也”，意即凡能传染的病都通称为“疫”。至于“瘟”， 则是指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基于此，古代中国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据历代文献记载，自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中国较大规模的瘟疫竟达七百多次。历史发展到汉代，由于长期的战乱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终于导致疫病的大规模流行。即使在西汉王朝的“文景之治”时期，也出现了 “民大役死，棺贵”的悲惨景象。到公元1—3世纪的东汉王朝时期，由于瘟疫更是来势凶猛。尤其是在东汉末期，在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原地区，一种可怕的疫病以空前的速度席卷每一个角落，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据历代文献记载，自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中国较大规模的瘟疫竟达七百多次。

当时，东汉王朝的各级地方官不断接到大量的病例报告，有的村庄甚至几乎全部死亡。地方官不敢怠慢，赶紧将这些情况上报朝廷。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这时的朝廷却正陷入腐败和混乱之中，对老百姓的生死根本无暇顾及。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治，瘟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东汉末年的这次大瘟疫，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块。在瘟疫来临的初期，面对可怕的瘟疫，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据后世历史学家统计，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就曾有几十次大瘟疫。而在东汉末期的数十年间，大瘟疫更是连绵不断，其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而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当时这里不断发生战乱，中原地区陷入极为恐怖的状态。

在瘟疫的打击下，一般的老百姓由于条件落后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即使那些一向养尊处的上层人士也难逃厄运。在这方面，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谓“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当曹丕还未称帝时，与“建安七子”中的好几位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眼看着好友一个个死去，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此外，当时许多著名的上层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贤”、 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英年早逝。

尤其是在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04年至219年），这次被人们称为“伤寒”的大瘟疫达到了高峰，给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实际上，在东汉王朝灭亡以后，到三国和晋朝，它又持续了很长时间。稍后的另一位历史学家裴松之就曾说，这场瘟疫“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而据《晋书》的记载，甚至在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都还时有发生，“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

在经历了长期的大规模瘟疫后，中国的人口大量死亡。尽管在古代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记载，一些人口统计数据也很不准确，但我们仍可从一些史书留下的数字体会到瘟疫的威力。根据古代较为权威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瘟疫，仅仅八十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竟然锐减达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虽然当时的战争和灾荒也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带来的这种损失仍是触目惊心的。

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

毫无疑问，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灾荒频仍，再加上闻所未闻的大瘟疫，使得整个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面积荒无人烟的情形。过去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遭到彻底破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商品交换也陷入停滞。

正是面对这种悲惨的景象，一向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曹操才伤感地写下那首著名的《蒿里行》：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悲哀。帝国灾难东汉末年这次规模空前的瘟疫，不但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在许多领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社会文化方面

如前所述，建安年间可谓战乱、瘟疫不断，面对社会上人口的大量死亡，人们难免有朝不保夕的忧惧心理。基于此，在后人的眼中，建安年间便成为一个悲剧性的时代。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一种新型的文化倾向形成了。比如，当时的文人在写诗就常以“七哀”为题，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七哀”就曾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死亡的伤感。

在这样的文化倾向影响下，文人们所讨论的话题，迅速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表明，魏晋时期的哲学崇尚虚无与放达，而文学中则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当时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许多历史学家分析，这种现象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更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中国历史上的大瘟疫历史记录：

11年，新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年，大疾疫，死者过半，摘自《后汉书·刘玄传》。
16年，新王莽天奉三年，丙子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摘自《后汉书·王莽传》。
22年，新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年，大疾疫，死者且半，《后汉书·刘吉传》。
38年，建武十四年，戊戌年，会稽因大疫而死者万数，摘自《后汉书·钟离意传》。
44年，建武二十年，甲辰年，马援在交趾，军吏经瘴疫死者十之四五，摘自《后汉书·马援传》。
49年，建武二十五年，己酉年，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摘自《后汉书·马援传》。
162年，延熹五年，壬寅年，皇甫规在陇右，军中大疫，死者十有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摘自《后汉书·皇甫规传》。
169年，建宁二年，己酉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摘自《备急千金要方·伤寒》。
196年，建安元年，丙子年，南阳自此连年疾疫，不到十年之间，张仲景宗族两百余口，死者竟达三分之二，摘自《伤寒杂病论·序》。
208年，建安十三年，戊子年，十二月，大疫，魏军吏士多死，摘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223年，黄初四年，癸卯年，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摘自《三国会要》、《宋书·五行志》。
252年，太元二年，壬申年，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摘自《三国志·吴志·孙亮传》。
253年，嘉平五年，癸酉年，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摘自《宋书·五行志》。
273年，泰始九年，癸巳年，吴疫，三年内仅京都死者竞达十万，摘自《宋书·五行志》。
275年，咸宁元年，乙未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摘自《宋书·五行志》。
322年，永昌元年，壬午年，十一月，大疫，死者十有二三，河朔亦同，摘自《宋书·五行志》。
376年，太元元年，丙子年，冬，大疫，延至明年五月，多绝户者，摘自《宋书·五行志》。
380年，太元五年，庚辰年，五月，自冬大疫，至于此夏，多绝户者，摘自《宋书·五行志》。
397年，隆安元年，丁酉年，八月，北魏大疫，人与马牛死者十有五六，摘自《北史·魏本纪》。
423年，宋景平元年，癸亥年，魏，士众大疫，死者十有二三，摘自《北史·魏本纪》。
468年，魏皇兴二年，戊申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万，摘自《魏书·灵徵志》。
510年，魏永平三年，庚寅年，四月，平阳郡的禽昌和襄陵二县大疫，死二千七百三十人，摘自《魏书·世宗宣武帝纪》。
598年，隋开皇十八年，戊午年，九月，汉王谅师遇疾疫而旋，死者十八九，摘自《隋书·高帝纪》
612年，隋大业八年，壬申年，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摘自《北史·隋本纪》。
682年，唐永淳元年，壬午年，加以疾疫，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死者枕籍于路，摘自《旧唐书·五行志》、《旧唐书·高宗纪》。
687年，唐垂拱三年，丁亥年，是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摘自《旧唐书·中宗纪》。
707年，唐景龙元年，丁未年，夏，自京师至山东、河北疫死者千数，摘自《新唐书·五行志》。
762年，唐宝应元年，壬寅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摘自《新唐书·五行志》。
763 年，唐广德元年，癸卯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摘自《旧唐书·代宗纪》。
789年，唐贞元五年，己巳年，是夏淮南浙东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摘自《旧唐书·德宗纪》。
806年，唐元和元年，丙戌年，夏，浙东大疫，死者大半，摘自《新唐书·五行志》。
880年，唐广明元年，庚子年，春末，贼在信州疫疠，其徒多丧。赋众疫疠，摘自《旧唐书·僖宗纪》。
880年，唐大顺二年，辛亥年，春，淮南大饥，军中疫疠，死者十三四，摘自《旧唐书·昭宗纪》。
1127年，南宋建炎元年，丁未年，三月，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半，摘自《宋史·五行志》。
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辛亥年，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尸无算，摘自《宋史·五行志》。
1132年，南宋绍兴二年，壬子年，春，涪州疫，死数千人，会稽时行痢疾，摘自《宋史·五行志》、《续名医类案·痢类》。
1161年，金正隆六年，辛巳年，诸道工匠至京师，疫死者不可胜数，天下骚然，摘自《金史·完颜匡传》。
1164年，南宋隆兴二年，甲申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绥，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是岁浙之铠饥民疫者尤众，摘自《宋史·五行志》。
1181年，南宋淳熙八年，辛丑年，行都大疫，禁旅多死。宁国府民疫，死者尤众，摘自《宋史·五行志》。
1191年，南宋绍熙二年，辛亥年，涪州疫，死数千人，摘自《宋史·五行志》。
1209年，宋嘉定二年，己巳年，夏，都民疫，死去甚众，淮民流江南者，饥与暑并，多疫死，摘自《宋史·五行志》。
1210年，南宋嘉定三年，庚午年，四月，都民多疫死，摘自《宋史·五行志》。
1276年，南宋德佑二年，丙子年，数月间城中疫气薰蒸，人之病死者，不可以数计，摘自1297年，元大德元年，丁酉年，八月，真定、顺德、河间旱疫；河间之乐寿、交河疫死六千五百余人。（十二月）般阳路饥疫，兵多死于瘴疠，摘自《元史·成宗本纪》、《新元史·史耀传》。
1308年，元至大元年，戊申年，春，绍兴、庆元、台州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摘自《元史·五行志》。
1331年，元至顺二年，辛未年，疫疠死者十九，摘自《元史·文宗本纪》。
1332年，元至顺三年，壬申年，宜山县饥疫，死者众，摘自《元史·文宗本纪》。
1408年，明永乐六年，戊子年，正月，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邵武，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10年，明永乐八年，庚寅年，登州、临海诸州县自正月至六月，疫死者六千余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13年，明永乐十一年，癸巳年，六月，湖州三县疫；七月，宁波五县疫；邵武大疫，绝死者万二千户，摘自《明史·五行志》
1444年，明正统九年，甲子年，冬，绍兴、宁波、台州瘟疫大作；及明年死者三万余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56年，明景泰七年，丙子年，五月，桂林疫，死者二万余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乙未年，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无算，摘自《明史·五行志》。
1485年，明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年，新野疫疠大作，死者无虚日，摘自《名医类案·瘟疫》。
1493年，明弘治六年，癸丑年，吴中大疫，常熟尤甚，多阖门死，摘自《都公谭纂》。
1506年，明正德元年，丙寅年，六月，湖广、平溪、清凉、镇远、偏桥、四卫大疫，死者甚众，靖州诸处自七月至十二月大疫，建宁、邵武自八月始亦大疫，摘自《明史·五行志》。
1523年，明嘉靖二年，癸未年，七月，南京大疫，军民死者甚众，摘自《明史·五行志》。
1525年，明嘉靖四年，乙酉年，九月，山东疫，死者四千一百二十八人，摘自《明史·五行志》。
1530年，明嘉靖九年，庚寅年，痘灾盛行，死者过半，摘自《痘症理辨·序》。
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甲午年，春，痘毒流行，死者十有八九，摘自《疫症集说》。
1582年，明万历十年，壬午年，四月，京师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安，患大头瘟症，死者枕籍，摘自《明史·五行志》、《顺天府志·祥异》。
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丙戌年，大梁瘟疫大作，甚至灭门，摘自《万病回春》。
1622年，明天启二年，壬戌年，（时行疫痢）夏末秋初，沿门阖境患此，病势极为危迫，摘自《先醒斋笔记·痢门》。
1681年，清康熙二十年，辛酉年，晋宁疫，人牛多毙；曲阳大疫，余姚痘疫盛行，摘自《清史稿·灾异志》、《学箕初稿·天花仁术序》。
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年，春，琼州、灵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无算；六月，曲阜大疫，东昌疫，巨野大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几半，摘自《清史稿·灾异志》。
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年，春，南乐疫，河间大疫，块献县大疫，人死无算；六月荷泽疫；秋，章邱、东昌、青州大疫，福山瘟疫，人死无算，昌乐疫；羌州宁海、潍县大疫，摘自《清史稿·灾异志》。
1723年，清雍正元年，癸卯年，秋，平乡大疫，死者无算，摘自《清史稿·灾异志》。
1727年，清雍正五年，丁未年，夏，揭扬、海阳大疫；秋，澄海大疫，死者无算；冬，汉阳疫，黄冈大疫，钟祥、榆明疫，摘自《清史稿·灾异志》。
1732年，清雍正十年，壬子年，崑山大疫，死者数千人；夏，会城疫，摘自《洄溪医案·瘟疫》。
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癸丑年，镇洋大疫，死者无算；昆山疫；上海、宝山大疫，摘自《清史稿·灾异志》。
1786年，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年，春，泰州、通州、合肥、赣榆、武进、苏州大疫；夏，日照、范县、莘县、莒州大疫，死者不可计数；昌乐疫，东光大疫，摘自《清史稿·灾异志》。
1821年，清道光元年，辛巳年，三月，任邱大疫；六月，冠县、武城、范县大疫，巨野疫，登州府属大疫，死者无算；七月，东光、元氏、新乐、通州、济南大疫，死者无算，东阿、武定、滕县、济宁州大疫；八月，乐亭大疫，青县时疫大作，至八月始止，死者不可胜计；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毙无数；滦州、元氏、内邱、唐山、蠡县、望都大疫，临榆疫，南官、曲阳、武强、平乡大疫；九月，日照、沂水大疫，摘自《清史稿·灾异志》。
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壬辰年，三月，武昌、咸宁、潜江大疫；四月，蓬莱疫；五月，黄陂、汉阳、宜都、石都大疫，死者无算；崇阳大疫；监利疫，松滋大疫；八月，应城、黄梅、公安大疫，摘自《清史稿·灾异志》。
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年，夏，暑风甚剧，时疫大作，俱兼喉痛，亡者接踵，摘自《冷庐医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