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最大神通学者——三寸金舌压碎印度佛“金身”（核弹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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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先生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佛教的看法。他认为：
净土宗是讲成佛最容易的一个法门，也是骗人最多害人最重的一个宗派！
律宗强调丨地狱冥罚来威胁僧徒受戒，逼迫中国人学天竺人的怪僻生活！！
密宗使佛教堕落成为以妖法惑世欺众的巫术，使佛教走入绝境，是在文化交流中流来了一股比其他各宗派更秽浊的脏水！！！
华严宗无非是脑里空想，口上空谈，毫无实际意义，根本是为统治阶级忠实服务的一套骗人把戏！！！！
禅宗是贩毒商店出售的林文忠公戒烟丸，表面反对吸食鸦片，里面却含着足够过瘾的毒物！！！！！戒烟不碍吸烟，这就是南宗骂佛呵祖的妙用。
《唐代佛教》
范文澜
引言
这是我同张遵骝同志合写的一本小册子。遵骝同志帮助我研究唐朝佛教，穷年累月地看佛教和有关佛教的群书，分类选辑资料百余万言。我凭借这些资料，写了《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中关于唐朝佛教的两节。遵骝同志在编辑资料的同时，随手录取有关佛教的重要事件，起自隋唐，迄于五代，编成《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现在，从《中国通史简编》中抽取出有关唐朝佛教的那两节，和年表一并印行，题为《唐朝佛教》。佛教在唐朝是社会的大祸害，出版这本小册子，就是要揭露它在当时说的、干的都是些什么，史学工作者该给它一个怎样的评价。有人问，你说佛教一无足取，佛教难道没有一点好处么？它在文化领域内曾作出不少成绩，例如，艺术方面就有许多值得保护的不朽作品。我说，佛教利用艺术做贩毒广告，艺术性愈高，流毒也愈大。作为艺术品，保护是必要的，但指出其毒害性，尤其有必要！艺术以外，门类尚多，统称为“外学”，佛书认为“应与毒药等而视之”，“外学”与“内学”（佛学）完全是两回事，“外学”即使有些成绩，绝不能挂在佛教的帐上！比如，释月田著《宁坤宝笈》，竹林寺僧著《妇科秘方》，二书如果真有什么好处，那只能说妇科学上添了些新治疗法，与佛学毫无关系。和尚研究妇女病，佛经里有根据么？因此，我这本小册子里，只论“内学”，不论“外学”。显然，评价唐朝佛教，不是一次、几次所能评定的，也不是象我这样做通史工作的人所能胜任的。这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和宗教学家付出大量劳动，写成有力的专门论著，真正从理论上摧陷而廓清之。相信在我们的伟大的时代里，这种论著是一定会出来的。这本小册子只是我在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附带做出一次尝试性的评价，如果因这一次评价而引起多次评价，因评佛教而扩大为评各种宗教，那末，再反对唯心主义的工作上，总是起到了些有益的作用。
天竺上古历史，渺茫难知，大约距今两千五百年前，即佛教教主释迦活着的时候，天竺社会（有人考证，当时是奴隶制度正在瓦解的社会）里普遍地、尖锐地、极其严重地进行着阶级斗争。统治阶级中某些人（其中也有少数被统治阶级中企图逃避现实斗争的人）看到前途的险恶，纷纷进入森林，专线探索解脱险境的方法，所谓“九十六道，并欲超生”，就是都想逃脱阶级斗争的现实危险，继续享受剥削民众的权利。超生者即不死于斗争之谓也。不过“九十六道”并未想出什么解脱的好办法来，一个小国家的嗣子释迦却想出来了！！！因此，“九十六道”被宣称为“外道”，而释迦所说的“道”则被认为无上证等正觉！他的“道”演化为广为流传的佛教。有人说，佛教的“众生平等”说，有反对婆罗门独占社会最高地位的进步意义。又说，释迦本人曾劝导一个掏粪人（社会地位最低的人）出家，于其他人同为佛弟子，这也是进步的。不过，我们还得看另一面，佛教所谓众生，包括所有禽兽和虫豸，各种禽兽与各种虫豸都与人平等，人杀死它们就得受恶报。人与动物中的害兽、害虫平等，实际是保护害兽、害虫，任其伤害人，这里有什么进步意义？
佛教摆出一副离尘出世（超阶级）的假面孔，实行阶级欺骗以达到阶级压迫、剥削的真目的，它骗人的根本方法是高唱苦、灭（空）二谛（忽悠让别人放下一切，自己拿走）。它把人的一生看作只是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始终贯穿着一个“苦”字。诚然，生、老、病、死在人的一生中是免不了的，也是不足为奇的自然现象，但剥削者和被剥削这在一生的境遇上，苦乐悬殊，何止千里、万里，怎能说是一样苦呢？这样，阶级间的不平等，轻轻地被抹煞了。佛教抓住一个“苦”字扩大为一切皆苦（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说人间世界是苦海、是火宅、是秽土，所有人都按照前世前业（自己原有的，不是外来的）的高、下、胜、劣，在苦海中无止境地六道轮回着。剥削阶级当前制造灾难、苦痛的罪行，又轻轻地被抹煞了。照所谓“自业”的说法，美帝国主义到处杀人，被屠杀的人都是“自业”；又如，在长崎、广岛投原子弹，一时死者数以万计，难道可以说美帝无责任，责任在死者的“自业”么？自业的说法，漫无标准，流弊不可胜言，例如，杀数百千人的现行犯，也可以说成因死者的“自业”而无任何责任，佛教是什么阶级的工具不是很明白了么。佛教依然还是抓着这个“苦”字，指出最重要的一谛叫做“灭谛”。“灭谛”又化名为“涅磐”，意义是无苦地、安宁地、对来世大有希望地死去。作恶多端、在斗争中束手无计的统治阶级，眼看斗争的敌手信佛教后，斗志消沉，自愿走涅磐之路，哪有不喜欢之理。可是接受欺骗，放弃斗争，忍现世一切苦，望来世大安养的被统治阶级，却上了一个莫大的当。这一大当，使统治阶级踊跃赞叹，欢喜无量，吹捧这种教义的发明者，救苦救难，至高至大，高大到无以复加，一向被天竺人尊为造物主的大梵天，大自在天，都拜倒在佛的脚下了！人们写出成万卷的书来歌颂佛教如此不可思议的法力和公德，其实只要刺破它的一点，就会全部泄气，垮下台来！！！距今一千五百年前的东晋朝，有个佛教徒王谧为保护佛教，无意中说出了从哪一点刺破佛教这个大牛皮。他说“夫神道设教，诚难以言辩（无法辩护）”，意以为大设灵奇，示以报应，此最影响之实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谓三世为虚诞，罪福为畏惧，则释迦之所明，殆将无寄（失去依据）矣“。三世即因果，罪福即报应，扫除因果报应之说，便扫除佛教的实理和根要。统治阶级用因果报应来推广佛教，是理所当然的。被统治阶级随声附和，信以为真，岂不是被骗，充当了可怜虫、冤大头？？？
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正当农民大起义的前夕。此后，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至隋朝，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进行的非常尖锐、剧烈，统治阶级（汉族地主和非汉族地主）迫切需要维护统治的有效工具，佛教就在这种需要下，受到提倡和大力提倡，佛教因而继续发达和大大发达。南朝士大夫有谈玄（玄学也是一种麻醉剂）的习惯，谈起佛教来，也以义门（谈义理）为重，不同于北朝佛徒的偏重禅定（静坐念佛）。至于搜刮百姓“卖儿贴妇“钱来立司建塔，以求大功德，则南北佛徒同一个样。北朝士大夫不长于义门，在求功德方面尤其浪费财物，也就是百姓更得拿出“卖儿贴妇“钱来满足求功德者的敲剥。隋文帝统一中国，大兴佛教，南北朝不同风气的佛教，合并发展起来，到唐朝才发展到到了最高峰。唐朝佛教不仅作注疏、作法论超越南朝，而且习禅定、修功德也远超北朝，佛教的祸害，全部暴露无遗。唐名僧吉藏在所著《法华经友谊游意》里，说佛教是”逼引之教“。”逼“是逼使人厌恶现世的一切（包括本人的身体），”引“是引导人欣慕灵魂不灭永享极乐。唐朝佛教极盛，五花八门，尽逼引之能事，受祸害的，归根总是广大劳工人民。这里只把显而易见的大祸害，列举三条如下：
第一，寺庙林立，宣扬迷信。寺庙是封建社会里地主统治的一种特殊组织。每个寺有寺主，又有少数执事僧，这些人是一寺的君长和官员，俨然居于统治者地位。普通僧众则是被统治者，忍受虐待，无权利可言。例如他们生病，照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说：“病发即服大便小便，病起便用猪粪猫粪，或堈盛瓦贮，号曰龙汤，虽加美名，秽恶斯极。“ 义静替普通僧众鸣不平，说：“呜呼！不肯施佳药，遂省（省钱）用龙汤，虽复小利在心，宁知大亏圣教。”统治僧生病决不会吃龙汤，被统治僧要治病就得不避秽恶，硬咽下去，这不是借“圣教”为名，实行阶级压迫么？有如禅宗六祖慧能，出家为行者，被指派在寺中当舂米工，碓重身轻，他只好腰间缚上大石，借以运碓，腰脚都受损伤（见《曹溪大师别传》），干力不胜任的重活。如果他不是传授衣钵，离寺回乡，定将伤重死去。寺内寺外社会一样，总是一个阶级压迫别一个阶级，所谓“众生平等”，无非是一句欺人之谈。释迦在世时，他和僧徒可能经济上区别不太悬殊，因为住处同时大富人施舍的精舍，吃饭同是沿门托钵乞食，释迦对徒众是教师，不是拥有财产的统治者。有人说，佛教戒律甚严，僧人生活从各方面都管得死死的。虽然释迦不赞成象某些“外道”那种苦行，但僧人生活比起俗人来，还是属于苦行一类。事实却并不如此，谁能保证僧人（主要是统治僧）真的不吃酒肉（《高僧传》里不乏酒肉和尚，花和尚也有），不入房室。即使他们持戒是真的，也无非为了起更大的欺骗作用！僧人（持戒者）对穷苦人说教：你们没吃酒肉，没成家室，五戒中你们实行三戒，这就造了善因，来世必有善报。我们僧人出家力持五戒，也是为了来世啊！这样，受骗者将是多么舒舒服服。随着佛教的盛行，许多近乎苦行的戒条逐渐废弛，粪扫衣（捡取破布块缝缀成衣服）进化为袈裟，打狗棒（乞食时用）变形为锡杖，寺主也就可以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符合封建地主割据称雄的惯性。寺产的来源一种是老和尚师徒相传；一种是富人自带一部分田产设置兰若（寺庙），召集普通僧徒，用来耕种田地（城市中寺庙多用僧人经营工商等杂业）。这是无偿劳动，当然收益很大，再加上佞佛人的施舍，一个私立的小兰若，可能变为朝廷赐名的大寺庙。劳苦群众迫于苛政，投身佛寺或兰若，虽然同样受压迫和剥削，比起俗官要钱要命的赋税徭役（包括兵役）来，终究有些轻重的区别。所以国政愈苛暴，佛寺随之愈发达，越是民不聊生，佛寺越有充足的劳动力；名为出世离俗，实际是富人花本钱立兰若，新创一种发财致富兼并财产的巧方法。公元845年，唐武宗废佛，凡废赐名的寺四千六百余区，废私立的兰若四万余区，兰若比寺几乎多十倍，足见大利所在，有几万富人在做这个发财买卖。尤其可憎的是一人出家为僧，便放弃本姓，自以为姓释，是释迦的儿子（所谓释父、释子），又是天、人师，好像自己成了个半中国半天竺的特殊人物，应该享受特殊的物质生活！！！在寺庙中，他们上自以是形态，下至细微的生活方式，总要奉天竺佛寺（主要是 那烂陀寺）为楷模，即使小事如大小二便，也必须模仿天竺佛寺的繁琐意识。依式才能“奉律福生”，否则“违教招罪”（见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第十八便利之事）。僧徒的思想和行为基本天竺化了（有些毫无中国人气味的佛徒，还嫌它化得不够！！！），一个佛寺相当于在中国土地上的天竺佛寺。它有自己的法律（戒律），有些寺（多数在北边边境上）甚至有自己的武装（僧兵）。佛寺经济是相当富裕或大富的，组织又是相当坚固的，自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全国设立几万个大大小小这样的宣传据点，日夜不停地对民众宣扬因果报应、忍受压迫的教义，这能说是好事么？当然不能！！！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土产的宗教迷行早就有了，但远不及佛教所宣扬的那样浓厚和完成，唐朝则是达到了顶点。迷信有各式各样的品种，不论什么品种，都必须反对。其中之一的佛教迷信，性质最顽固、最险恶也最腐朽，经过严肃地细致地反复斗争，这些旧社会残留物，彻底扫除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多立宗派，广收徒众。唐太宗亲身经历隋末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他在当时虽然是战胜者，但农民的威力，使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阶级，不得不有所畏惧。用什么方法来统治民众，当然是朝廷首先要探讨的问题。唐太宗宣称“所好唯尧舜周孔之道”。其实，儒学只是他所好的一种，也就是各种有用工具中的一种。他知道宗教都是有用的工具，无论土产的活外来的宗教，他一概欢迎，特别是传播已久的佛教，他认为“玄妙可师”。隋朝大加提倡的佛教，唐朝全部保存下来。唐是南北统一的大国，又是长达三百年的 大朝，前期（初、盛唐）经济繁荣，武功震铄，经济上足以容纳寺院经济的扩张，国势上足以吸引外国大僧的东来并保护中国僧徒去西方求学，这些都是促使佛教发达的重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某些士人有“选官不如选佛”（做官不如当和尚）的经验。佛教大师既是大地主又是大官僚，取富贵的途径比士人的途径快捷的多。抱有取富贵野心的士人，有学问又有文才，学佛条件比普通僧众优越。他们出家以后，无衣食家室之累，专心求名，或倡立新说，或译出新经，只要培养起大声名，富贵便自然而至。许多大僧生为帝师，死赠美谥，遗产巨大，名公大官披麻戴孝，扶杖送葬，以做大僧的孝子为荣耀。试举一例：大僧玄奘改葬父母，僧俗会葬的人有一万多，玄奘死后，朝廷替他办丧事，用金棺银槨藏他的骨灰，五百里内有一百万多人来送葬（其中当然有看热闹的人），三万多人宿在墓地上，表示慕恋之意。一个大僧享有如此崇高的尊荣，固然由于玄奘在佛学上有特殊地位，但也可见当时社会宗教狂热到了什么程度。有人说，既然出家为了富贵，那么，有些贵族人家的子弟，出家为僧，难道还是借佛教取富贵吗？不错，贵族子弟确有出家为僧的，这种人多是中宗教之毒极深，迷信思想迷塞了心窍，希望以出家的善因，换取来世更大的富贵。而且现世的富贵生活可以移到寺庙内去享受，显示生活不降级，来世福报大有希望，贵族子弟与佛寺成交这比买卖，就不足为奇了。凡是大僧都著书立说，因而获得声名，有资格创立新宗派。例如，东晋释慧远以后，有几个大僧提倡念佛求往生，至唐太宗时善导写出《念佛镜》等书，以此为本钱，亲到长安去宣扬，很多士女接受他的教化。净土宗（西方弥陀净土）大大发达起来。念佛是最简易的修功德法，但也有人不喜欢这种修行法，偏要寻找烦难修行法。玄奘、窥基也是求往生，不过不是西方净土而是弥勒净土。烦琐哲学终究要被人厌弃，唯识宗数传之后，宗派衰落，弥陀净土又有很大的吸引力，弥勒净土又成了冷门，少人问津。唐朝提倡佛学近似汉朝提倡经学。汉儒讲经，用十万多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多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当时经生认为这是大学问，其实都是些不值一看的废话。唐朝大僧讲经，也像汉儒那样烦琐，义净所讥学佛的人，“上流之伍，苍髯（胡须花白）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宁就（到老无成）”，能够写出一大堆著作的人，自然比 “上流之伍”还要上流。人们读了这许多书，头晕目眩，对著书人发生钦敬心，更多的人见了这许多书，或听了这许多书名，不读不见先自惊服，随众赞叹，成为宗派的拥护者。佛教各个宗派不管它说的如何自相矛盾、对不上口径，只要不违背宣扬因果报应、人手要的教义，都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汉朝经学立十四博士，即朝廷批准的十四个宗派，派下经师只许墨守家法，不许另立新说。你要学儒做官，就在这十四派范围内去学。其他有关儒经的说法（例如古文学派），都不算正牌经学。佛教宗派也是一样，宗派愈多，吸引是好不同的人也愈多，对于统治阶级只有好处(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能创立宗派的大僧（大V），都会得到朝廷的优待。统治阶级政治昏乱苛暴，引起人心忿激，这时候特别需要引诱心怀不平的人主要劳动人民吸食精神鸦片，希望他们一枪在口，万事全休。谁能翻出新花样，吸引信徒，把虚头把戏变成似乎真实不虚的东西，这个人当然是值得尊敬的大师了。宗派就是各种翻新的花样，好比鸦片之外，有白面金丹，又有吗啡海洛英。你不喜欢躺着吸鸦片，那么，请立着吸白面；你不喜欢立着吸白面，那么，请坐着打吗啡针；反正你得有一种嗜好，才能满足毒品商人的心意。佛教也一样，你喜欢简易，那么，请念南无阿弥佗佛；你喜欢钻牛角尖，那么，请学唯识宗；你喜欢做法念咒，那么，请皈依密宗；你喜欢所谓圆融无碍，那么，请研读华严经疏。你要什么，就给什么，货色齐全，供应不误，反正你至少得信仰一个宗派，才能使统治者放心。禅宗南宗骂佛呵祖，不立文字，打击了佛和法二宝。能不能说是无毒的宗派呢？不能。它把佛、法二宝统一于僧宝，我心即佛，也就是我即佛，我说的，就是佛法，语录公案，别开生面，说不著书而其书汗牛充栋，数量不比其他宗派的书少。而且它骂佛呵祖，反对读经 ，很像和尚造反，但是，着实卖弄一番以后，一部分人成为披着僧衣来往于公卿士大夫之门的骚人墨客，其余的禅宗和尚们，悄悄地与律宗、净土宗先后融合起来，干他们的迷信职业。它对统治阶级丝毫不曾失去使用价值。禅宗北宗的首领神秀与南宗首领慧能是死对头，武则天请神秀到长安行道，亲行跪拜礼。神秀所到之处，王公士庶忘尘拜伏，每天受上万人的礼拜。南方的慧能，依然得到武则天的尊敬，聚徒说法，并无阻碍。可见统治阶级清楚地看出南宗打击佛法，三宝剩了一宝，于事无碍的。它是贩毒商店出售的林文忠公戒烟丸，表面反对吸食鸦片，里面却含着足够过瘾的毒物！！！戒烟不碍吸烟，这就是南宗骂佛呵祖的妙用。不过，南宗兴起发达以后，天竺传来的各宗派（包括达摩至弘忍的禅宗），次第衰落，在这一点上，应该承认南宗起了有益的作用。
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凡是宗教，包括佛教在内，都适应着剥削阶级的需要而制造或加工出来，凭外力（剥削阶级提倡）和自力（宗教本身的欺骗作用），尽量在社会里扎下根柢。只要存在着剥削制度，宗教是不会消灭的，人工禁止也决不会生效。如果剥削制度消灭了，宗教失去依附，会不会自动消灭呢？那只能说有被消灭的可能，自动消灭是不会的。因为，佛教有一条根深深地生长在苦难深重的被剥削阶级的土壤里（人民生活太苦了），尽管阶级翻身了，习惯势力还要起一定的作用，佛教就依靠习惯势力苟延残喘，甚至找机会图谋复辟。将死的蝮蛇，咬人一口，还是可以咬伤或咬死人的。所以，佛教余毒不论残余多少，必须从各方面进行认真的斗争，务期干净地拔掉这条含毒的根。
第三，麻痹农民，阻碍起义。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动力是农民战争。佛教恰恰为阻止农民反抗压迫而说教。照佛经说，农民耕地必然杀死虫蚁，犯了杀生之罪，死后一定入地狱受恶报。没有不杀虫蚁的农民，也就没有不入地狱的农民。富贵人即使杀人象农民杀死虫蚁那样多，或者更多些，只要拿出钱来做功德，来世受福报，当然不会入地狱。说得明白些，地狱是专为农民而设的。这正反映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敌视，通过佛教对农民说，你们活着该受奴役，死后该进地狱。有些替佛教辩护的大律师，指出历史上有称弥勒出世下凡，发动起义的事例，这不是佛教也有积极作用吗？对不起，你所举事例是有的，但唐初已有大僧严斥弥勒下凡是妖妄，深怕佛教与农民起义有丝毫关系。我看，昙选倒颇有道理，因为佛教教义里根本不存在赞成农民起义的因素，不先驳倒昙选的那些话，厚着脸皮替佛教拉农民起义的关系是无用的。当心律师变成讼棍。
地主统治阶级残酷地压迫农民，不许农民有怨恨心，更不许起而反抗。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佛教对农民说教：你们前生造恶因，所以现世受苦报，如果你们不肯驯服，又造恶因，那么，地狱等着你们，来世连农民也当不成了，人身是多么难得啊！唐名僧道世就是“人生难得”论等方面的大力宣扬者。唐朝佛教空前盛行，佛徒著书浩如烟海，但没有一个人肯说出佛教在政治上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只有唐宣宗时，湖南有个名叫李节的小官僚说了老实话，他把佛教这架庞大的西洋镜一下子戳穿了。因此，我觉得有抄录一段的必要。李节在《送疏言禅师太原取经诗序》里说：“论者徒知释氏因衰代（世）而生，不知衰代须释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农民）将纷纷而群起矣。今释氏一归之分（因果）而不责于人（眼前的压迫者、剥削者），故贤智俊朗之士（即信佛的勇者智者）皆息心焉。其不能达此者愚人也（农民不受佛教的欺骗便被看作愚人），唯上所役焉（可以任意压迫剥削）。故虽变乱之俗可得而安，赖此也，若之何而翦去之哉。论者不思释氏扶世助化（欺世助恶）之大益，而疾其雕鎪綵绘之小费，吾故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李节看到佛教有“一归之分而不责于人”的欺骗作用，又看到佛教能使勇者、智者离开农民，农民只好俯首受奴役的好处。这些看法都有点对又都不对。李节以为统治阶级中所谓“贤智俊朗之士”不帮助农民，农民就失去倡导，其实农民群众中勇者、智者多得很，何在乎那些所谓“贤智俊朗之士”。李节又以为欺骗有极大作用，不知欺骗有一定的限度，统治阶级只看“大益”，不惜“小费”，穷凶极恶地做坏事，把眼前社会变成活地狱，农民受不了眼前地狱之苦，谁还顾得死后的地狱！黄巢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就是农民要冲破眼前的地狱而发动起来的。那时候，任何被崇拜的绝对神圣物，“大雄”（佛）也好，“大慈大悲”（菩萨）也好，都化为死狗、死猫，所谓大益，从哪里说起？义净到天竺游学，见寺僧租地给农民，收取菜蔬作租税。义净问寺僧何故不自种，答称种地必伤虫蚁，死后要入地狱，不如让农民去种有益。我只管要菜吃，你入地狱，不干我事。这与李节所说“大益”、“小费”同样是佛教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表现。
以上列举佛教三条祸害，哪一条都是不能容忍的，特别是第三条，阻止社会发展，尤其有辞而辟之的必要。佛教在唐朝的盛况，看看唐人佛学著作的丰富，以及龙门、敦煌等等遗迹，可以推知其百一以至万一。唐以后各个朝代又都利用过佛教，虽盛况不必如唐朝，但在局部地区，为害可能比唐朝更大。中国劳苦民众受佛教的祸害，前后将近两千年。够了！够了！自从人民*革*命胜利以来，工农两大阶级彻底地翻了身，凡有利于工农大众的事物，都在飞速发展，凡不利或有害的事物，都在萎缩以至消灭无余。佛教所欣羡的那个无余涅磐的结果，“一切皆空”，不是很好么？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中国解*放了，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从旧的束缚力得到解放，例如，从佛教迷信里，从唯心主义的思想牢囚里脱身而出，这对宗教徒说来，确是一件大好事。事实也正是这样，许多宗教徒，包括佛教僧众，很多人归家生产，通过劳动、学习和改造，很有成绩，相信一定能够改造不劳而食的人，成为劳动人民。但是也还有少数人，依然为佛教赞叹，为佛教辩护，用穿凿附会的方法，把无神论、唯物论、辩证法等等，都拉到佛教方面来，用意可能是想刷新门面，挽救佛教与弥留之境，不过这是徒劳的。宗教徒如果改造成为真正有觉悟的劳动者，宗教迷信的头脑还原为正常的头脑，使五花大绑的心灵释放成自由活动的心灵，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啊。用劝人信教那样的热情来劝人不信教，这是多么勇于补过啊。这样的宗教徒，证明他们思想确实改造有效了。中国是多民族的大国，有的地方流行着这种宗教，有的地方流行着那种宗教，各地方宗教盛衰的情形也各有不同，如果思想已经改造了的宗教徒，以自己的体会和经验支援别人摆脱宗教的斗争，将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作为一个爱国的宗教徒，谁不愿意对祖国做出贡献，自己摆脱宗教，又帮助别人摆脱宗教，这无疑是对祖国做出了贡献。
一九六五年八月
（前面有上下篇，但下篇文章最后部分没有收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