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狂的妖言：拈花微笑，折苇渡江，面壁九年，只履西归

作者：泉水叮咚

来源：网易博客

拈花微笑，折苇渡江，面壁九年，只履西归，当然都是后来禅僧们虚构的故事。历史记载并不象江河，离源头越近，水越清澈，杂质越少，而是年代越久远虚构与想象的成分越多，混的杂质越浓。上面由禅宗门徒们编造的禅宗宗谱就是这样，越往上溯，就越不可信。达摩到过嵩山，这倒是真的，因为《洛阳伽蓝记》中曾记载了他到洛阳参观永宁寺的事，但“面壁九年”则完全是向壁虚构，“只履西归”更是子虚乌有。他与梁武帝的对话，简直象南宗禅的公案机锋，根本不是南朝梁时僧俗间的对话，在唐代道宣所编的《续高僧传》卷十六《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摩传》中就只有“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十二字，在宋代赞宁所编的《续高僧传》卷八《唐荆州当阳山度门寺神秀传》里也只说“梁武帝问以有为之事，达摩贵传迳门心要，机教相乖，若水投石，乃之魏隐于嵩山少林寺。”至于般若多罗尊者的预言诗偈，佛祖与迦叶的拈花微笑，那更是后代禅僧们加油添醋的胡编乱造了。
 那么，真正的禅宗早期发展史是怎样的呢?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抛开那些后世禅僧们编造的什么“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六祖”的变态说法，露出它们的丑恶嘴脸！

人们都知道“橘化枳”的故事。据说，淮河以北过去没有橘树，有好事者从南方引进了橘苗，可是，几年之后，本来结甜美的橘子的树上却结的是小小的酸枳。于是我们的祖先才明白，植物由于水土气候的变化是会发生异化的，便在《周礼·考工记》中郑重地记上一笔：“橘踰淮而北为枳。”
            文化的传播同样需要有一定的“水土气候”，这个“水土气候”便是接受外来文化一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每一个民族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有如人体对食物养分的吸收一样，都有一个分辨、选择、淘汰、排斥、消化的过程，对于具有稳定的心理结构和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汉民族来说，选择与淘汰的过程尤为突出。汉末以来，佛教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通道蜂拥而至，佛教庞杂繁芜的各种理论和实践几乎都通过佛经的翻译被介绍进来。面对着眼花缭乱、五光十色的佛教，一部分文化较低的王公贵族与下层苦难大众选择了建筑佛寺、开凿石窟、广行善事、诵经礼拜的方式，沉浸于纯宗教迷信的活动里，企图通过自身的磨难或捐财行善等外在形式来祈求佛陀的保祜，得到自己的解脱。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雄壮的石窟造像，今天已湮灭无存的洛阳伽蓝和江南四百八十寺，以及文献中记载的种种如痴如狂的礼佛活动，都属于这一类。后来的捐塑佛像、刺血写经、水陆道场、剃度僧尼、供佛斋食等等，都是这一类的孑遗。他们对于佛教，只是一种宗教式的迷狂，只是“去精取粗”或“得形遗神”。然而，具有较高思辨能力和文化修养的中国士大夫文人，则更偏重从佛教中选择那些与传统文化较契合、较适宜于中国文人士大夫心理结构与人生观的文化因素，塑造着一个新的、中国式的佛教——禅宗，禅宗主要吸收了庄子的一些说法，挂着佛教的外衣，发展出来的，但后来也变质了。
          大诗人谢灵运有—篇《辨宗论》，收在《广弘明集》卷二十，这篇《辨宗论》应该说是中印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的最早文献，它说了一句特别耐人寻味的话：
            “华人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
            夷人(印度民族)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
            渐晤。”
            这里所谓“累学”和“渐悟”，是指印度低级佛教所提倡的苦行、戒律、禁欲、禅定等以长期艰苦的磨难为解脱途径的落后方式，印度民族地处恒河之畔，湿热多病，寿命短促。谢灵运认为，印度佛教这—套容易被印度民族所接受；而“见理”和“顿了”，则指中国士大夫阶层对佛教的兴趣和对苦行方式的不感兴趣，但又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于是发挥中国的庄子学说，套在佛学上。谢灵运认为，中国士大夫应该采用“见理”的方式学习佛教，用“顿了”的方式理解解脱。

以谢灵运为例，他以写山水诗著称，而他的诗文处处在表现他对理的探求，象《陇西行》“昔在老子，至理成篇”，《山居赋》自注：“柱下老子、濠上庄子……最有理”，《石壁立招提精舍》“禅室栖空观，讲宇析妙理”，就连写有云日辉映、空水澄鲜、池塘春草、园柳鸣禽的山水诗，最后目的也还是在探究陶冶性情、颐养天年的“理”。正如他的《山居赋》所说：
            “山居兮清寂，群纷兮自绝。周听兮匪多，得理兮俱悦。”这种对“理”的普遍兴趣，促使一部分僧侣和学者认真探究禅学中的理论和玄学中的理论，并一点一点地吸取玄学理论和中国其他理论，建设着禅学理论框架。象后秦僧肇(384—414)《不真空论》的“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奠定了后世禅宗泛神主义的“本心即佛”理论；刘宋竺道生(355—434)的“阐提得佛’论奠定了后世禅宗“顿晤”的解脱论等等，而这些人几乎都是佛玄双修的。例如竺道生，《高僧传》卷七中记载他悟通佛理时说：
            “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
            所以他想来想去，终于琢磨出“善不受报，顿晤成佛”论。你看，这究竟是佛?是玄?应该说，后世禅宗，乃是玄学与变态人乱想出的佛学的产物，是印度禅学给了它肉身与外形，中国玄学给了它骨架与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