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及其道医成就：符箓方术为上品神术
采编：娄道长
葛洪(公元284~363 年) 为东晋时期著名道医学者、著名炼丹家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 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他曾受封为关内候，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著有《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其中丹书《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例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即指加热红色硫化汞(丹砂)，分解出汞，而汞加硫黄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变为红色硫化汞。描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又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就描述了铁置换出铜的反应，等等。
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戈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尠能读也。……”
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 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
西晋太安元年(公元302 年)，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人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一引者注)，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在此去留两难之际，恰逢其故友嵇含为广州刺史，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 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
建兴四年(公元316 年)，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公元326-334年) 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及闻交趾产丹砂，求为句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公元363 年)，享年81岁(一说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享年61岁)。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 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已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已，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
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
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应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在其所撰《肘后备急方》中，保存了不少我国早期医学典籍，记载了许多民间治病的常用方剂，系古代随身常备急救之手册，并在东南亚各地广为流传，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医学的重要史料。该书关于天花病的记载，是医学史上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对结核性传染病的认识，也比国外早一千多年。据载，葛洪还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人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 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惟多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种，以后人误题或伪托者居多。
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 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明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葛洪在中年时，晋元帝及晋威帝都曾赐召他高官厚爵，都被他拒绝了。后来，他厌于在家中总被人催请做官，又听说了交趾(今越南北部)一带有炼丹的原料，就主动要求到那里去做县令。皇帝以为这很辱没他的才能，但他并非为了高官厚禄，而是为了方便取得炼丹的原料。上任时，在他经过广州的时候，刺史邓兵留住了他，提供给他炼丹的原料，于是他就隐居在罗浮山，从事炼丹术。
举凡名医，必有一段艰难的求学历程，以其超人的毅力去探索和学习。葛洪的一生可谓精彩，而且颇具传奇色彩，他的聪慧睿智，他对道医事业的热爱，他对国家兴衰与发展的强烈使命感使他大大开拓了道医学研究的新领城，在多方面理论与实践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图片来源：飞行的书卷）
道医成就：
一、急症克星
葛洪是深受老百姓喜欢的民间医生。他很留心民间流行的一些简便的治病方法。
他把在广大的农村里搜集到的验方，结合自己学到的医药知识，写成了一本书，取名叫《肘后备急方》。《肘后备急方》不是大部头的著作，但是非常实用。“肘后”就赴说这部书篇幅很小，可以挂在脐膊肘上随身携带，类似现代所说的“袖珍本”。
“备急”就是应急的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一本“急症手册"。这部书里的治病药方，都是容易得到的到处都有的草药，又便宜，又方便，更重要的是灵验有效，所以非常受欢迎。
葛洪很注意研兖急病。他所指的急病，大部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急性传染病，古时候人们管它叫“天刑”，认为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在书中说: 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我们都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包括原虫、细菌、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 引起的。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儿百倍才能见到，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洪能够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 里面。记述了一种叫“尸注”的病，说这种病会互相传染，并且千变万化。染上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怕冷发烧，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还会丧命。葛洪描述的这种病，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结核病。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肺结核、骨关节结核、脑膜结核、肠和腹膜结核等等，都是结核菌引起的。葛洪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犬咬人引起的病症。犬就是疯狗。人被疯狗咬了，非常痛苦，病人受不得一点刺激，只要听见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所以有人把疯狗病又叫做“恐水病”。在古时候，对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治疗。葛洪想到古代有以毒攻毒的办法。例如我国最古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里就说，治病要用“毒”药，没有“毒”性治不了病。葛洪想，疯狗咬人，一定是狗嘴里有毒物，从伤口侵入人体，使人中了毒。能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来治这种病呢? 他把疯狗捕来杀死，取出脑子敷在病人的伤口上。果然有的人没有再发病，有人虽然发了病，也比较轻些。
葛洪对疯狗病能采取预防措施，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欧洲的免疫学是从法国的巴斯德开始的。他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把病免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用来预防和治疗疯狗病，原理与葛洪的基本上相似。巴斯德的工作方法当然比较科学、但是比葛洪晚了1000 多年。
在世界医学历史上，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一种是天花，一种叫恙虫病。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写道: 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起一个个的疱疮，起初是些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疱，很容易碰破。如果不好好好治疗，疱疮一边长一边溃烂，人还要发高烧，十个有九个治不好，就算侥幸治好了，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的小瘢。小瘢初起发黑，一年以后才变得和皮肤一样颜色。葛洪描写的这种奇怪的流行病，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其实葛洪生活的时代，比雷撒斯要早500 多年。
葛洪把恙虫病叫做“沙虱毒”。现在已经弄清楚，沙虱毒的病原体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叫“立克次氏体”。有一种小虫叫沙虱，蛰人吸血的时候就把这种病原体注人人的身体内，使人得病发热。沙虱生长在南方，据调查，我国只有广东、福建一带有恙虫病流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葛洪是通过艰苦的实践，才得到关于这种病的知识的。原来他酷爱炼丹，在广东的罗浮山里住了很久。这一带的深山草地里就有沙虱。沙虱比小米粒还小，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他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 年的记载，要早1500多年。
二、特效药的开拓者
葛洪开发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 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这些记载。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雄黄中所含的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毒虫很怕它，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所以能治皮肤病。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所以用来做防腐剂。葛洪早在1500 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上药”之王
1金丹大药是上品神药
葛洪是著名的炼丹家。葛洪认为，金丹大药是上品的神药，如同五谷能养人身体一样，服食金丹大药，定能“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让人长生不死。他说:“夫五谷犹能话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而服食草木之药，只能起到延年的作用，不免一死。因为“草木之药，埋之即腐，煮之即烂，烧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 为什么服饵了金丹，就可以使人长生或成仙呢?葛洪认为:“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第71页)。葛洪继承了战国以来方仙道的思想，明确指出:长生之道，不在祀鬼神，不在导引和屈伸，而在金丹大药。因此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把服食金液还丹当作成仙的最高途径。他说:“余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计矣，莫不皆以还丹金液为大要焉。然则此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矣”(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第70 页)。这一思想还反映在葛洪对炼金术目的的看法上。葛洪认为，道教炼金术(黄白术) 用人工方法制造金银的真正目的不在于致富，而在于饵服成仙。他说:“至于真人作金，自欲饵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第286页)。葛洪并且对那些把黄白术当作一条致富捷径的“不敦信让，浮深越险，乾没逐利，不吝躯命，不修寡欲”之徒予以痛斥。
葛洪认为:“仙药之上者丹砂，次者黄金，次者白银，次者诸芝，次者五玉，次者云母，次者明珠，次者雄黄，次者太乙禹余粮，次则石中黄子，次则石桂，次则石英，次则石脑，次则石硫黄，..次则曾青，次则松柏脂、茯苓、地黄、麦门冬、木巨胜、重楼、黄连、石韦、楮实、象柴，一名托卢是也(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第196页)。“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第196 页)。故服饵丹砂、玉札、曾青、雄黄、雌黄、云母等皆可令人飞行长生。而“中药养性，下药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兽不犯，恶气不行，众妖并辟”(同上)。
晋代以前成书的有关外丹黄白术著作，大都缺乏详细的丹药配方和具体的实验操作记载。如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虽被道教尊奉为“丹经王”，但他对炼丹方术只着重从理论上论述，缺乏具体方法和实验记载。葛洪在《抱朴子 内篇》的《金丹》、《黄白》卷里，则系统总结了战国以来的炼丹、炼金成就，具体介绍了许多丹经和炼制方法。在《金丹》卷中，记载了《黄帝九鼎神仙经》、《太清丹经》、《五灵丹经》等古代丹经，而且还记载了《岷山丹法》、《务成子丹法》、《羡门子丹法》、《立成丹》、《取伏丹法》、《赤松子丹法》、《石先生丹法》、《康风子丹法》、《崔文子丹法》、《刘元丹法》、《乐子长丹法》、《李文丹法》、《尹子丹法》、《太乙招魂魄丹法》、《采女丹法》、《稷丘子丹法》、《墨子丹法》、《张子和丹法》、《绮里丹黄》、《玉柱丹法》、《肘后丹法》、《李公丹法》、《刘生丹法》、《王君丹法》、《陈生丹法》、《韩终丹法》、《以金液为夷喜巨胜之法)、《小神丹方)、《小丹法)、《小佴黄金扶法)、《两仪子饵黄金法》等三十多种丹法。
东晋葛洪金丹道教理论的建立，标志着道教开创时期上层士族道教理论基础的奠定。从此以后，在上层社会里，道教的活动逐步趋于活跃，一些高级士族、贵族纷纷加入道救，道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一些帝王如晋哀帝对道教金丹术也颇感兴趣。据《晋书 哀帝记》记载，晋哀帝司马丕“雅好黄好，斯谷，饵长生药”。
但是毕竟外丹术利大弊也大，事故多多。“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
2符策方术为上品神术
葛洪还是符箓方术的继承者。关于符箓，葛洪认为是为了取悦于神灵、避免人们受到自然界中各种无形神灵伤害的必要手段。如“入山法”，《抱朴子 内篇》云:“凡为道合药，及避乱隐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祸害。..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无术，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伤刺，及惊怖不安，或见光影，或闻异声，或令大木不风而自摧折，岩石无故而自堕落，打击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堕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虫犯人，不可轻人山也。当以三月九月，此是山开月，又当择其月中吉日佳时。..凡人山，皆当先斋洁七日，不经污秽，带升山符出门，作周身三五法。”
关于术数，葛洪认为是道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医术能够为患者带来神奇疗效的话，那么，术数则是揭示、破译天体及人体生命规律与种种健康奥秘的密码。所谓“所以然”，就是“究鬼神之情状”的“根元”。《抱朴子 内篇》云:“夫占天文之玄道，步七政之盈缩，论凌犯于既往，审崇替于将来，仰望云物之微祥，俯定卦兆之休咎，运三棋以定行军之兴亡，推九符而得祸福之分野，乘除一算，以究鬼神之情状，错综六情，而处无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犹不能开学之奥治，至于朴素，徒锐思于糟粕，不能穷测其精微也。夫凿枘之粗伎，而轮扁有不传之妙。掇蜩之薄术，而向拘偻有人神之巧，在乎其人，由于至精也。况于神仙之道，旨意深远，求其根茎，良未易也。松乔之徒，虽得其效，未必测其所以然也，况凡人哉?”葛洪还指出“生死有命，修短素定，非彼药物，所能损益。”从命理学的角度阐述医药对于生命健康的局限性，表达了乐天知命的生命观。
四、道医理论体系的莫基者
葛洪对道医最大的贡献，还是他在道医学理论方面的认真思考。葛洪对中医、道医的本质属性做出深刻的研究，得出振聋发聩的结果:“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進之末也”。“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为国。”(《抱朴子 内篇》)。葛洪的论述，初步奠定了道医理论体系的基础，为道医定义的确定开辟了道路。
在《抱朴子 内篇》 中，葛洪承袭了老子《道德经》的核心思想，不厌其烦地将儒与道的根本差别一一比较，从而廓清了中医得势、道医湮灭的真实原因。
1中医与道医自身特性是决定道医命运的根本原因
葛洪指出，“儒教近而易见”，“道意远而难识”是中医容易普及、道医难以推广的原因。
《抱朴子 内篇》: “仲尼，儒者之圣也。老子，得道之圣也。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
葛洪同时又富有远见地指出，虽然儒教“儒教近而易见”，但“一事不知，则所为不通:片言不正，则褒贬不分”，前途渺茫，出路将会越走越窄。
“道意远而难识”，但是一旦入门开窍，前途却非常简单宽广。葛洪最终得出“儒业多难，道家约易“吾以患其难矣，将舍而从其易焉”的英明结论。
《抱朴子 内篇》:“儒者，易中之难也。道者，难中之易也。夫弃交游，委妻子，谢荣名，损利禄，割粲烂目，抑铿锵于其耳，恬愉静退，独善守已，谤来不戚，誉来不喜，睹贵不欲，居贱不耻，此道家之难也。出于庆吊之望，人无瞻视之责。不劳神于七经，不运思于律历，意不为推步之苦，心不为艺文之役，众烦既损，和气自益，无为无虑，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谓难中之易也。夫儒者所修，皆宪章成事，出处有则，语莫随时，师则循比屋而可求，书则因解注以释疑，此儒者之易也。钩深致远，错综典坟，该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积于衡巷，忠贞尽于事君，仰弛神于垂象，俯运思于风云，一事不知，则所为不通; 片言不正，则褒贬不分。举趾为世人之所则，动唇为天下之所传，此儒家之难也，所谓易中之难矣。笃论二者，儒业多难，道家约易，吾以患其难矣，将舍而从其易焉。”葛洪最后还预见到，“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将来，则吾亦未谓之为希矣。”
2政治体制的变迁是决定道医命运的社会原因
葛洪指出，道是“万殊之源”、“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换言之，道医的体系、流派博大精深、包罗万象。
《抱朴子 内篇》:“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谈者咸知高世之淳朴，而簿季俗之浇散，何独重仲尼而轻老氏乎? 是玩华藻于木末，而不识所生之有本也。何异乎贵明珠而贱渊潭，爱和壁而恶荆山，不知渊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壁之所由生也。且夫养性者，道之余也; 礼乐者，儒之末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
3中古以后大道文化衰落是道医衰落的直接原因
葛洪指出，“末世庸民，不得其门，修儒墨而毁道家”，所谓“末世庸民”，是指中古以后社会对形体生命的注重，对精神生命的遗弃，这是道医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
《抱朴子 内篇》:“儒家所爱者势利也，道家所宝者无欲也。儒家汲汲于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独善。”“夫体道以匠物，宝德以长生者，黄老是也。黄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升仙，则未可谓之后于尧舜也。老子既兼综礼教，而又久视，则未可谓之为跋周孔也。故仲尼有窃比之叹，未闻有疵毁之辞，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门，修儒墨而毁道家，何异子孙而骂置祖考哉? 是不识其所自来，亦已甚矣。夫侏儒之手，不足以倾嵩华，焦侥之胫，不足以测沧海。每见凡俗守株之儒，营营所习，不博达理，告顽令嚣，崇饰恶言，诬诘道家，说糟粕之席，则若睹骏马之过隙也，涉精神之渊，则沦溺而自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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