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风筝》飞来，寓于谍战剧里的那些信仰和浪漫……
“浪漫”并非对剧中个人情感叙事的指涉，是指《风筝》用一种“近乎人情”的方式呈现追索、抗争、救赎、信仰的底色。
谍战剧作为一种类型题材，之于中国影视业已有“悠久”的传统。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特题材电影，到 80 年代初中国出现的第一部谍战剧《敌营十八年》，再到今天“重回历史”，用当下的精神风貌来讲述藏匿于宏大叙事的断壁残垣之中的风云景观……谍战题材创作在国剧历史中描摹出了一条一以贯之的清晰线索，它不仅是最有“国民基础”的内容品类之一，也构成了能供以反复咀嚼的重要文化样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谍战剧的创作都表现出颇为强劲的生命力。一是源于强情节，在最直观的层面上达成“视觉快感”的影像驱动力；二是源于解码多元，不同的观众对于一段历史的、革命的叙事形成了不同的诠释语境，有人看到历史车辙，有人看到精神风貌；有人看到忠诚与信仰，有人看到决绝与悲悯。实际上，好的谍战剧向来是“现实主义”的，它之于当下的文化表达，可以翻涌出历久弥新的滋味。
关键是——什么样的叙事才值得被“推敲”？
2017年，国剧市场惊喜迭出，在第二个国剧60年的节点上，《风筝》轻盈登场。虽是岁末亮相，可这部稳健扎实的谍战剧却显得分量十足，用“信仰”和“浪漫”二字令我们重回对谍战叙事的审视。
细节？最简单也最难
“送你上路的，是你的同志，求你，不要恨他。”《风筝》的第一集里，柳云龙饰演的特工郑耀先对即将被军统处决的“自己人”说了这样一句话。一个“求你”，把一个硬汉的柔软内心剖开；一个“他”，又把郑耀先这个人物置于庞大的无间道中，并由此确立了具有原生人物困境的鲜明角色形象。
或者说，这就是他内心深处的隐忍所在，可以让真正的自我主动退后一步——与“军统特务郑耀先”保持距离，也是与“地下党郑耀先”保持距离，因为前者的身份形塑了角色背离本意的前行方向，而后者更明确地要求了他不得不那么做。“双重间谍”的形象不少见，勾勒这一人物模型的方式却有千百种。内心的白描、以及围绕角色开展的叙事铺陈，在剧集伊始似乎就明朗了。
写文章讲究“凤头猪肚豹尾”，电视剧的创作也不例外。开场中的主人公既风光又压抑，陷入“两难境地”的同时，也生出接下来的情节漩涡，从手法来说，强情节的设计通常脱离不开一个结构化的悬念。对于《风筝》来说，这一“钩子”的设计是精巧的。
显而易见，《风筝》的克制是为了酝酿后续的戏剧张力。在这一过程中，演员对角色的涉入也助力不少。例如，为韩冰出场时所设计的一段吃红薯的戏，她先是细碎地剥下红薯皮，然后一吹一咬，因为烫嘴还吸了下鼻子——一个陕北女八路的形象旋即活泛了起来。在这之前，于更多观众的印象而言，罗海琼饰演的角色似乎都与文气的大家闺秀相关。
事实上，从《风筝》整体的剧作框架就能窥出创作者的创作“野心”。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多年，剧中人物来回上百个，矛盾形势之复杂难料、人物情感之极致纠结让整个剧容易陷入一种冗长的铺陈中来。但就既有播出看来，《风筝》仿佛一幅未完的刺绣，我们看到了绣好部分的华彩，也看到了针脚的细密精致，只等剩下的部分呼之欲出。
几十年来，谍战剧在趣味可看和价值呈现上都有了长足进步，但也在创作中存在部分泛情化、模式化的窠臼，甚至会陷入过度通俗化、流行化的样式之中。《风筝》的尝试是“清本溯源”式的，它更像是一种回应，回应今天的创作对于标准化的工业痕迹的某种抗拒。
当我们谈论“信仰”时
谍战剧都会谈“信仰”，这是一个常规母题，《风筝》也不例外，对其的探讨密集度颇高，甚至于但凡转场到关键人物对话，必有“信仰”一语的商榷。
总把立意挂嘴边，这样的做法会显得不高级吗？
在传统的叙事路径中，要呈现一个人的信仰，去刻画凶悍敌人面前的“木人石心”就好。但总是如此，观众的审美未免有些匮乏。几集《风筝》过后，令人欣喜的发现在于，除了在审讯室宁死不屈的人物形象，还有多种维度传递的对“信仰”的坚守，整个的创作由此丰满了羽翼。
如果唯一能证明你身份的人都开始怀疑你，你拿什么证明自己有“信仰”？
编剧首先把主人公置于一个“外层身份”集体缺失的情景，通过借剧中人物拷问的方式，一步步回答“信仰”为何物。
郑耀先作为隐藏在国民党内部的高官间谍，自程真儿逝后，知其身份的也只有线人陆汉卿一人。在剧中的第三集，陆汉卿担心郑耀先“近墨者黑”，郑耀先说：“我知道、明白，我没同流合污，我出淤泥而不染。”
最大的险境并非敌人的刀山火海，而是战友的一句“近墨者黑”，郑耀先在此处落泪，更无需多言究竟何为信仰——答案已经显露无疑，即使腹面受敌、无人相信，人的内心也应当是坚定和清澈的。
除了让主人公陷入信任危机，剧中也通过反面人物确立对“信仰”这一命题的反思。从王鑫饰演的田湖批评自己手下不知道《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反过来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自证“信仰”的力量。这样的手法既让人物鲜活了起来，能与主人公“争锋相对”，又让“信仰”的说服力更显强劲。
这或许是《风筝》的珍贵之处：不仅呈现了“何为信仰”，也回答了“信仰如何接受考验”，由此来拆解这一母题的庞大脉络。电视剧所做的工作像是完成了一场对话。在一个特定的年代中，“信仰”是支撑无数个“卧底”熬过黑夜，迈向黎明的最终动力。《风筝》将这种个人在生死裹挟下的信仰坚守展现得颇为恳切，通过荧屏显露出革命先烈在国族大义之下甘愿牺牲自我的风貌。
剧的名字似乎就有这样一层隐喻：社会转型的阵痛前夕，无论风云变幻、高低起伏，“风筝”都能游刃有余，只缘有线。这根线的线头，就是《风筝》里一再试图强化的“信仰”。
“浪漫”的背后
很多人评价这部剧时用了“浪漫”一词，但本质上“浪漫”并非对剧中个人情感叙事的评价，而是肯定了《风筝》用一种“近乎人情”的方式呈现人类追索、抗争、救赎的道德底色。
《风筝》的故事背景是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电视剧若是用现代语境来呈现回顾未免显得捉襟见肘，只有回到当时人们的状态，站在历史人物的视角审视和反省，才能设计出合乎情理的剧情。于是有了舍生取义的曾墨怡，有了智勇双全的鬼子六，也有了嫉恶如仇的田湖。对每个人物的关照成了这部剧的特色，也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人文追求的注脚。
人文精神让这部剧串联起了历史和现在。《风筝》线索明朗，在强情节的叙事之下也令剧中人物都以特定方式跃然荧屏——让观众能够心生“确有其人”之感。一个有意思的人物，“大反派”田湖也有入木三分的辗转刻画，从失去挚亲的悲愤到面对仇敌郑耀先的隐忍，细腻的笔触下也让观众对于这样一个反面人物的情绪变得复杂了。
总体上，《风筝》对于人文精神的“浪漫”解构，有两个部分的传达：一是剧中人物的出发点都是“大爱大义”，有种近乎理想的美好寄托；二是对人物的多元刻画完成了与观众的距离贴近，在诸种视听调度之间把刻板的宣教化成可被接纳的人文反思。
电视创作要重回“人文精神”，这是在当前更显焦虑的消费语境中需要不断探讨的议题。谍战剧的“铠甲”和“软肋”都在于它具有独特性和显著性的历史叙事，而其中必然内嵌着某种文化价值观与规范，呈现什么和如何呈现都是要进一步思索的问题。《风筝》用“浪漫”来追求“信仰”，这是一种答案。在这之后，我们也期待有更多作品用不同的回答来讲述这一段段似乎早已耳熟能详的故事。
作者：何天平 张榆泽
编辑：王梦茜
【版权声明】本文系《广电时评》独家稿件，《广电时评》编辑部保留所有版权；未经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或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