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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崛起!魏征怼李世民: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

2018-03-07 丹青说史 丹青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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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创作者,致谢!

编者按:本文缩编自著名史学家柏杨所著《中国人史纲》,为通读中国史第22篇文章,接下来会陆续推出相关简读经典史书文章,欢迎关注。 


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巨,国力最强,历时最长的王朝之一,共276年,其中接近一半时间在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之内。


但创造这个王朝的皇帝李渊,却是贵族世家中的平凡人物。在隋王朝时世袭他父亲的公爵封号,担任太原防卫司令(太原留守),因为不能抵御突厥汗国的侵袭,又因为有谣言说姓“李”的将代替姓“杨”的君临天下,这两件大事,促使杨广对他不满和疑忌。又因为民变如火如荼,只有叛变才有可能死中求生,所以李渊冒险起兵。


不过,李渊虽然平凡,他的三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四子李元吉,却都是一代英雄。而尤以李世民的勋绩最大,几个最强悍的敌人,像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都被他击败。于是新兴不久的唐王朝,踏上隋王朝走过的道路,发生夺嫡斗争。——每逢亲王的声望和力量,跟皇太子相等,或超过皇太子时,就要发生流血惨剧,这是专制政体下无法解决的死结。

一、为何说李世民是中国最英明的皇帝

626年,唐王朝建立的第九年,李世民伏兵玄武门(皇城中门),把入朝的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格杀。李渊正在皇宫内湖上泛舟,李世民的军队冲到面前,声称护驾。老爹这才知道两个儿子已死。为了避免与杨坚同一命运,他立即表示传位给李世民,自己退居为太上皇。


这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既杀兄弟,又逼父亲,俨然第二个杨广。但杨广没有通过瓶颈,李世民却顺利通过,历史重演到这里为止,以后即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李世民是中国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国,不久就为中国开创了130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的来临,原因之一是人口大量减少,荒芜的肥沃田地,举目皆是,谋生比较容易。原因之二是太久的战争使人厌恶战争,乐意于和平安定。


但仅此两个原因不能促成什么,将近300年的大分裂大混战,人民也有这种客观环境和主观愿望。所以,另一个原因是,李世民和他的政府正确方向的领导。

再大的船舶,掌舵的只有一人,负责航行的只有少数人,这少数人即国家领导人,其重要性用不着解释。李世民和他的干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随时随地都用杨广作为警惕对象,每一件措施都求其跟杨广不同,使他们成为一个战斗团队,互相勉励督责,兢兢业业从事国家建设。在人民尊重和信任的支持下,推行廉洁政治,获得空前成功。


李世民个人的优秀是最主要的因素,他严厉地控制自己不去触及无限权力的毒牙,并且鼓励和接受最难堪的逆耳之言。他对官员们要求:“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隋王朝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报告给我。”


我们绝不以言论判断人,而只以行为判断人,李世民的言论有事实作为基础。


有一次,他下令男子年龄虽不满18岁,但体格健壮,也应征集当兵。魏征拒绝在诏书上副署(署敕),李世民告诉他:“这都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


魏征说:“陛下常说:我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是你却先失去诚信。”李世民愕然,魏征补充说:“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立即收回命令。

李世民又下令凡官员伪造资历,限期自首,否则处死。限期过后,果真查获了几个瞒报未自首的官员,李世民命即斩首。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少卿)戴胄忠却只判流刑,李世民大怒说:“你故意使我说话不算话!”


戴胄忠说:“陛下命令,不过一时的喜怒。法律却经过慎密研究,颁布天下,人民共守。陛下应忍小忿而存大信。”


李世民大喜说:“你执法如此严正,我还有什么忧虑!”


李世民又命宰相封德彝荐举人才,久久没有消息,一再催促他,封德彝说:“不是我不尽心,实在是今世没有人才!”


李世民说:“这算什么话,帝王治理国家,都是取才当世,岂有到几百年之前去借人才的。只可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可诬蔑一代国人。”封德彝大为惭愧。——这是李世民的真知灼见,历史上有一种现象,越是政府人才缺乏之时,也越是民间人才辈出之时。


李世民原籍武川(内蒙武川),跟关中(陕西省中部)接近,谈话时常评论关中人如何,山东人(崤山以东,非山东省)如何,监察官(御史)张行成抗议说:“陛下应该以四海为家,不应该在地域上划小圈圈。”李世民立加赏赐。


李世民又大修洛阳宫殿,一位御前督导官(给事中)张玄素说:“陛下当初克复洛阳,把隋王朝宫殿全部烧掉,不到十年,却加倍经营。为什么从前厌恶它,而今却效法它。这种情形,比杨广更坏。”


李世民变色说:“你说我不如杨广,那么比子受辛(商纣王)如何。”


张玄素说:“如果不停工,就跟子受辛一样。”


李世民叹息说:“我考虑不周到,才有此错误。”赏赐张玄素绸缎二百匹,立即停工。

李世民的儿子李恪打猎时伤害农民,被监察官(御史)柳范弹劾。李世民责备亲王府秘书长(长史)权万纪:“这都是权万纪不能规劝阻止,罪应处死。”


柳范说:“房玄龄也不能阻止陛下打猎,怎么能单单责备权万纪。”李世民大怒回宫,很久很久,怒气平息,发现自己理屈,马上再出来召见柳范嘉勉。


最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632年,李世民受不了魏征的直言指责,也在大怒中回宫,一面发誓:“看我不杀掉这个庄稼老汉!”


长孙皇后问庄稼老汉是谁,李世民说:“当然是魏征,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


长孙皇后也是一位杰出的妇女,立即穿上皇后官服,站在庭院之中,向皇帝参拜。李世民大吃一惊。长孙皇后说:“我听说,领袖英明则部下正直,魏征所以正直,正由于你的英明,我怎能不祝贺!”李世民这才想到自己过分,不久之后,即擢升魏征当宰相(侍中)。

向理性屈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李世民大帝的伟大在此,尤其难得的是,夫妇二人都有这种高度智慧的认识。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帝王,固由于他的勋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


在这样伟大的领袖领导下,从公元七世纪三十年代起,中国开始从恶运中复苏。不数年间,欣欣向荣。


战争变乱容易叙述,而和平繁荣不容易叙述。我们叙述大唐这中国社会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时,深有此感。不过那盛况是显然的,最主要的现象是一年复一年的大丰收。630年时,一斗米只值三四个钱。中国人特别强烈的复兴潜力,完全发挥。


632年时,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390人,年终,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命于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受死(古时秋天行刑)。633年九月,390人全部回狱,无一人逃亡。


社会繁荣而秩序安定,夜不闭户。从前行旅们要自己携带食物,现在则凡是有道路的地方,都有旅店,工商业随着社会安定而蓬勃。杨广时代的暴政,成为不可思议的古老故事。

二、唐政府的结构

中华帝国中央政府组织,到第三世纪曹魏帝国时,把九卿挤到次要地位,另行成立“尚书”、“中书”二省,作为行政中枢。经过继起各王朝帝国400年来不断修正,到了唐王朝,遂成为下表所列的形态:

所谓崇官,即现代所称的国家元老,一种只有尊荣而没有实际权力的最高顾问。“三公”“三师”只是习惯称呼,事实上包括六种官位: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他们只支领俸禄,不干预国家政务。


乙级机构:秘书省。二世纪中期,东汉政府设立秘书监官员,负责保管及校勘政府所持有的图书。三世纪初,三国时代之曹魏帝国政府,把秘书署扩大成为一个“省”,而命秘书监作为首长。唐政府仍维持它存在,类似国立图书馆,当然只供应帝王和高级官员阅读,不向人民开放。


翰林院,是唐政府创立的类似文化人聚会所,或高级官员储备所的官署。唐王朝初建时,各地经学家(研究儒书五经的学者)、文章家(专门写宣言、文告,或短篇论文之类的知识分子)、预言家(星相占卜)、艺术家(包括画家、雕刻家),纷纷向首都长安集中。皇帝特别指定一个处所,招待他们之中最杰出的若干人士,以便随时召见。这个处所称翰林院,由年高德劭的一位担任首长,称翰林承旨,其他人士则称翰林学士。以后各色人等陆续淘汰,只剩下文章家,专为皇帝撰写诏书。因为汉字和文言文运用困难,一个人至少要有20年以上的刻苦努力,才能胜任。文章家在这方面的特殊能力,很受到皇帝的重视。因之翰林学士往往比其他官员容易升迁到宰相地位,所以当时称翰林学士为“储备宰相”(内相),成为知识分子最羡慕的一种职位。御史台负责监察弹劾,首长御史大夫,副首长御史中丞,以及所属诸御史。他们是皇帝的耳目,但也不时反映民意。

丙级机构:九寺。即九卿办公官署,从次要地位又再被挤到政府的角落,职务和权力都非昔比,大半被尚书省的六部所夺,唐王朝九卿的职掌跟秦王朝的职掌大不一样。


1、太常寺,负责典礼布置跟宫廷医药。

2、光禄寺,祭把用品跟宫廷饮食供应。

3、卫尉寺,管理军械库。

4、宗正寺,处理皇族事务,如继承封爵,保护坟陵之类。

5、太仆寺,马匹牧养跟牧场管理。

6、大理寺,最高法院。

7、鸿鼐寺,藩属事务部。

8、司农寺,农林部。

9、太府寺,负责宫廷费用供应,也就是皇帝的私人钱库。


丁级机构:四监,是尚书省的附属机关,但它具有完全的独立性。1、国子监,隶属礼部,即国立京师大学,设六个学系:国子学系、太学系、四门学系、律学系、算学系、书学系,每学系有若干教授(博士)。2、将作监,隶属工部,负责政府重大土木建设工程。3、军器监,隶属兵部,就是兵工厂。4、都水监,也隶属工部,负责水利建设工程。


最后,我们叙述行政中枢,即甲级机构的“三省”:尚书、中书二省,是三世纪曹魏帝国的旧制,不过尚书省所属六部的权力,更为扩大,实质上已完全代替了九卿,他们的职掌在下表中已加说明。六世纪北魏帝国和南梁帝国时,又在这二省之外增加门下省——因它设在宫门之下而得名。于是中央政府遂成为三省,具有下列的编制:

三省职权的划分: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


普通情形下,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由中书舍人(中书省专门委员)先用书面写出各人的意见,送呈中书令,征求同意,然后提出会议,由会议作成决定,奏报皇帝。皇帝批准后,再交中书省,用皇帝名义,发布诏书。在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时,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而给事中且有把诏书退回(封敕)的特权。如果门下省没有异议,则副署之后,即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整个帝国政令,在这种方式下运转。


三省职掌的划分,十分有趣,却也十分无聊,它只不过是皇权一权的琐碎分配——实质上中书省只是皇帝私人的秘书室,门下省只是皇帝私人的收发室。看它们的官属,无论官称和职务,几乎完全相同,只好勉强用“左”“右”予以区分。只有尚书省有其存在价值,但没有像国会之类或像罗马元老院之类会议性质的制衡机构。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人权思想,政治思想中缺少民主思想,再多的农民暴动或民变政变,因缺少这两大思想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始终无法产生代议政治或其他任何种类的民意机构。

三省首长是当然宰相,但因李世民曾经担任过尚书令的缘故,大臣们不便于再称这个官号,尚书省遂一直由副首长尚书仆射(执行长)代理首长,成为当然宰相之一。除此之外,其他官员——大多是中书、门下二省副首长(侍郎)或六部首长(尚书),皇帝命他“参知政事”、“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时,同样也是宰相。所以宰相名额,总在三人以上,而以声望最高的一人为首相,不过并没有首相名义,他只有影响力,而没有法定权力。


诸宰相除了定期会议外,还要定期在政事堂共同进餐,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会商国事。

唐王朝的学校制度和考试制度,影响中国一千三百年之久。学校的设立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但大分裂时代中,各独立王国因军费不足,往往停顿。隋文帝杨坚统一国家,学校教育也随之复兴。唐政府带给人民安定,学校教育更趋发达。各州有州立学校(州学),各县有县立学校(县学)。


首都长安有三个高等教育机构:一是前述的隶属于尚书省礼部的“国子监”,即国立京师大学。二是隶属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即政府主办的普通贵族大学。三是隶属于皇太子宫的“崇文馆”,即皇太子主办的高级贵族大学。


后二校学生限定必须具备某种资格,如皇族近亲、皇后或皇太后近亲,或宰相的儿子,一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儿子,才能入学。只有国子监大学,低级官员的儿子或平民出身的学生,才可以就读。


李世民在位时,常常去国子监视察,使学校教育更受到重视,当时学生人数已达3000余人。东方高句丽王国、新罗王国、百济王国、渤海王国、日本帝国;西方高昌王国。后来还有吐蕃王国以及南方南诏王国,都有大批留学生前来受课,成为世界上最可观的高等学府。


学校所用教科书,当然限于儒家学派的《五经》。因为对《五经》的解释,各学者互不相同,唐政府指定国子监大学校长(国子祭酒)孔颖达,组织一个委员会,对《五经》的解释,重新确定,出版《五经正义》,共有下列九书——因之世俗有时也索性称之为“九经”:

经过唐政府的核定颁布,这九本书遂成为学校的标准本教科书,无论研读或考试,或其他任何情形下涉及《五经》时,都以此《正义本》为标准。这是一个统一思想的基本措施,儒家学派的思想领域,再被缩小。学生们在学校研究《九经》,只要能搞通其中一经,即由唐政府授予官职。


学校教育的发达,促使科举制度的发达。隋王朝统一全国后,对门第世家独霸政府的现象,予以变革,改用考试的方法,向平民阶层选拔新进官员。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什么门第,一律委派官职。唐王朝继承了这个办法,并使之成为一种最受尊重的制度,称为“科举”。


考试分很多种类,而以“进士科”、“明经科”最有地位,又因进士科及格的人士比较容易得到高位,宰相又大多数都是进士科出身的缘故,所以尤为尊贵。参加考试的考生称为“士子”,士子大多数来自学校和地方政府的推荐(乡贡)。他们千里迢迢,集中首都长安,首先向尚书省礼部报到,然后等候通知,入场应试。


考试及格,当时术语称“进士及第”,跟现代的“博士”一样,是一种光荣的身份。在以后,考试及格的第一、二、三名,更专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尤属光荣中的光荣。他们在发榜时所受的崇拜,不亚于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太空人。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被废止。在此1300年中(只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时中断数十年),成为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状元、榜眼、探花,也成为家长为女儿求偶最理想的对象。中国无数文学作品,都用此作为题材。


李世民对科举制度有他的看法,当他从宫殿高处望到进士们鱼贯而入的肃穆行列时,兴奋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


身为世袭的专制帝王,这种看法极其自然。在此之前,政权一直是关闭的,只限于贵族和门第世家。因科举制度,使政权的大门向民间开放,虽然只是窄窄的一条缝隙,但与根本关闭多少有点差异。聪明才智人士为了从这一条窄窄缝隙进入政府,不得不把全部生命消磨在《九经》的九本儒书之中,再也没有精力谋反了。这种现象,可以减少社会上下稳定的因素。

三、唐王朝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结构,数百年来,一直没有巨大变化。即令受到来自东西两洋宗教上和商业上的冲击,跟以前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不过有若干部分隐晦,有若干部分突出。


贵族,当时的术语称为士族,是国家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构成,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最尊贵的封爵贵族,即皇族、戚族、封王、封侯。皇族、戚族是天生的统治阶级,封王、封侯则依靠爵位参与政权。


第二部分是门第贵族,即世家士大夫。南北朝时代那种把持政府、世袭官职的煊赫情形,到了唐王朝,仍有强大的残余势力。北魏帝国颁定的那些“郡姓”,照旧成为一种特殊阶级,高居平民之上,继续以做官为唯一职业。这种门第贵族集团中,崔、卢、李、郑、王五个姓氏,也继续保持五世纪时尊贵的地位,世称“五姓”。他们的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有时候还超过皇族。一个例子可作说明,唐宣宗时,中级官员郑颢,正在跟卢姓议婚的时候,皇帝听了宰相白敏中的推荐,命他娶万寿公主。这是普通人家求之不得的荣耀,但郑颢却因断了卢姓婚姻的缘故,把白敏中恨入骨髓,以致白敏中以后几乎死在他手。


五姓当然对自己的身价尽量利用,所以他们的女儿遂成为诈财的工具。选择女婿,除了门第相当外,还要索取巨额聘金,有时高达100万钱——即1000缗(贯)。唐王朝开国时宰相的年俸才360缗,折合起来,一个女儿的聘金等于一个宰相三年的俸禄,如再折合粮食,等于三万石稻米,即150万公斤稻米,这个数字至为可惊。


第三部分是官僚贵族,即寒门士大夫。指出身寒微的现职官员。所谓“寒门”,就是平民阶级中的庶民,他们普通情形是,通过科举考试,如进士及第、明经及第,进入政府,担任官职。一旦担任官职,他就有资格摆脱他的阶级,而挤入统治者士族之林。他们最初不能避免的因出身太低而受到门第贵族的轻视与排斥,但借着权力和通婚——如娶五姓的女儿之类,就有机会进入门第贵族阶层。


平民,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庶民,即自由人。自由人中最尊贵的一个阶层是吏佐,这是一种特殊身分,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但本质上却是平民。用现代军队阶级比拟,吏位可称为士官,他们比士兵高一等,但他们永不能升为军官。他们只能从事诸如缮写文件,管理档案之类工作。当官员们横施贪暴时,吏佐因为多是本地人士,对本地情形比较了解,往往成为民众最大的直接灾害。他们如果想升迁到官员——士族的位置,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


比吏佐低一等的是农民,这个居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阶层,却跟政府最无缘分,而且在东西洋贸易中,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只有商人是天之骄子,他们拥有比农民较好的享受,而且一旦和官员结合,还具有政治上的影响力。


第二部分是贱民,也就是奴隶,没有个人的自由。杂户,是政府直属农奴,由地方政府管辖,战时调拨入伍。音声人,地位跟杂户一样,归太常寺管辖,世代担任乐工。官户,是罪犯之家,由司农寺管辖,男子为农奴,女子多发配洗衣局。工户,少府寺管辖,世代担任工匠。乐户,包括妓女、戏剧演员和其他游艺从业员,太常寺管辖。部曲,是贵族私人所属的农奴,农奴的后裔永远是农奴。客女,部曲家的女儿,是贵族所属的女奴。妓女,首都长安地区的妓女,原属太常寺,后来专设教坊管辖。奴婢,是最下等、最卑贱、最哭诉无门的奴隶,身体生命,全操主人之手。奴隶的地位与牲畜相等,而奴婢的地位却比牲畜还低。


贱民阶级是法律和贫穷的产物,罪犯的家属,经政府明令没入官府时,就变成贱民。然而大多数贱民都因为贫穷,农民在无法活下去时,往往出卖子女为奴为娼,或自愿抛弃自由,投奔身兼大地主的士大夫门下,充当部曲。


贵族跟平民的等级是严格的,只有“科举”一条似有似无的狭径,作为庶民爬上贵族地位的阶梯,而贱民则连这个狭径都没有。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政治法律以及风俗习惯上,都有对平民镇压性和隔离性的不平等规定。


以婚姻为例,贵族平民之间,绝对禁止通婚,跟贱民尤其不行。我们可举一个著名的冤狱,作为说明。江都(江苏扬州)县长吴湘因为侵占国家钱粮下狱,仅此并不能构成死刑。但不久就查出他的妻子竟是部曲身分颜悦的女儿,这种破坏“礼教”的罪行不可原谅,于是斩首。死了之后,后任法官又查出颜悦不但不是部曲,而且还当过青州(山东青州)官员,属于官僚贵族阶级,颜悦妻子的父母,也是士大夫,原判决错误。皇帝特地为此颁下诏书,为已死了的吴湘昭雪,并对原法官惩处。

四、唐诗

文学中的诗歌部门,在唐朝有了惊人的成功。在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鼎盛时,同时兴起诗的黄金时代。到了政治性黄金时代结束之后,诗的黄金时代却仍然继续下去,保持200余年的巅峰。


世界上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译成其他文字,只有中国古诗不能。中国古诗是世界上唯一无法翻译的文学作品,是因为中国诗的主词是隐藏的,译时必须加上主词,就意味全失。而汉文方块字是中国诗的主要成分之一,靠方块字的排列组合和含糊模棱的意思,即产生一种绘画般的诗意。抛弃方块字而译成其他文字,就像美女抛弃了容貌一样。所以中国诗不但不能译成外国文字,也不能译成中国的白话,诗是汉文所发挥的最高艺术。


在公元前十二世纪《诗经》时代,只有三言四言(三字一句或四字一句)。到公元四世纪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代,才进步为五言。第六世纪隋王朝统一中国,才再进步为七言,完成诗的形式。女皇帝武则天甚至把诗列为科举考试中的主要课目,诗遂成为知识分子必修课程,就如春花争放,更为普及。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有半数以上出生在唐王朝。我们用三位诗人作代表,说明诗黄金时代的成果。

岑参,南阳(河南南阳)人,他的英雄气概使他的诗气吞山河,在帝国不断对外战争中,他歌颂荒漠中捍卫国土的战士。


中国是一个战争文学最贫乏的国家,岑参悲壮的感情,在诗的领域中开辟一个新的天地,使一些斤斤计较私人感情的诗人,黯然失色。所以我们称他为“诗雄”。举他的《走马州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为例: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走马川,位于车师前王国故地(新疆吐鲁番市)西境。雪海,指沙漠。轮台(新疆轮台),西汉王朝时中国在西域屯垦区中心。金山,即阿尔泰山。五花、连钱,都是名马。旋,马身上旋毛。

李白,一个身世可悲的浪漫诗人,他原籍成纪(甘肃秦安),但生在西域碎叶城(吉尔吉斯托克马克城),母亲可能是外国人。他幼年生活在绵州昌明县(四川江油),以喜欢饮酒闻名于世。


李白是乐天的,在他诗中很少与人生相连的现实情调。他有丰富的想象力,又对儒家学派的始祖孔子,轻蔑嘲笑。这两者都是传统知识分子所缺少的东西,因之他对一般人所重视的权力和财富,视如浮云。他一生中从没有担任过公职,而只把生命贡献给诗。他操纵诗句像魔术师操纵手帕一样,翻腾变化,运用自如,中国人尊称他为“诗仙”。下面是他的一首《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金樽,即酒杯。岑夫子,诗雄岑参。丹邱生,李白好友之一元丹邱。陈王,曹植,三国时代曹魏帝曹丕的弟弟,名诗人。平乐,宿教庙院平乐观。

另一位与李白齐名,但身世更可悲的伟大诗人杜甫,巩县(河南巩县)人,但他曾祖父时代原籍襄阳(湖北襄樊)。


杜甫比李白小11岁,在监督院(门下省)做过微不足道的低级官员(左拾遗)。中年后遇到安史兵变和更大的贫穷,致使他的爱子饿死。他的诗对于权贵人物穷凶极恶的奢侈浪费,以及平民所受的剥削迫害,有沉痛的反应,大多数诗句都为此呼号呐喊。杜甫的诗不单靠他的天才,而靠他的千锤百炼,一字一心都苦苦地追求工整,一丝不苟。所以他被尊称为“诗圣”。举他《石壕吏》一诗为例,这首诗写在第二个黄金时代结束之后,中国正陷于混战: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邺城,即邺郡,今河南安阳市,九节度使在此围攻安庆绪而大败。河阳,河南孟县。


唐王朝的诗,被称“唐诗”。一直留传到今天仍可查考的,诗人有2300余人,诗有48900余首。上自帝王将相,下到贱民阶级的妓女奴婢,都有很成熟的作品,可称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光辉的时代。从此之后,直到二十世纪初期,1300年之久,诗和知识分子不可分。凡是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是诗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他们的诗篇或诗集,只不过很少能超过唐王朝诗人的贡献。所以对中国诗人而言,如果说他的诗像“唐诗”,他会大大欢喜。如果说他的诗像“宋诗”“明诗”,他恐怕要嗒然若丧。

五、散文、白话文与唐传奇

中国文学,始终在音韵作品方面迈进,由《诗经》,而《楚辞》,而《汉赋》,一脉向下传递。到了第四第五世纪,汉赋发生变体,成为花枝招展的骈体文。直到公元八世纪,再发生变化,散文和短篇小说兴起,白话文也兴起。


骈体文是一种纯贵族的文字欣赏,反复不停的“四六”字句,好像乞丐唱莲花落,使人有一种油腔滑调的感受。虽然有一部分文章家乐此不疲,但开始后不久就被摒弃。反骈体文的大将是被后人尊崇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八代,指八个王朝:东汉、曹魏、晋、南宋、南齐、南梁、陈、隋。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几个世纪是骈体文盛行时代,也正是中国文学最黯淡的时代。韩愈主张恢复骈体文之前——第三世纪之前古文的体裁,即不讲韵脚,不讲对仗,有什么直说什么。这种古文。即我们所称的散文


散文出现,对骈体文是一个大的伤害,骈体文逐渐萎缩到只限于一小撮士大夫圈子,专供皇帝诏书或大臣奏章之用。大多数士大夫逐渐采用散文,而且很有成就。如韩愈的《祭十二郎》短文,以平铺直叙的结构,表达他丧侄的沉痛。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以同样笔法,表达他对风景的印象,都是骈体文无法表达的作品。

除了散文,同时也产生了从前所没有的短篇小说——唐传奇。这个跟科举制度的不够严肃有关,唐王朝的考试不如后代慎重,政府权贵人物,如公主、亲王之类,往往事先指定人选,甚至指定名次。应考士子的激烈竞争,不在试场,而在试场之外的权贵之门,他们不惜用种种方法,博取有权大佬的垂青。其中一个方法是,把自己写的文章,先行送请权贵鉴赏。


文章与文学不同。文章是表达思想的短文,形态类似现代中学生课堂上的“作文”,字数从几百字到一两千字左右不等,堆砌经文典故,发扬儒家学派的仁义道德。诸如皇帝诏书、政府文告、大臣奏章、书籍序文、坟墓碑文、应试议论,以及文章家所写的一些论说,都包括在内。所以,无论用骈体文写的文章,或用散文写的文章,其枯燥无味无疑,除非不得已,没有人要看。而应考士子的文章向权贵之门集中,堆积如山,权贵人物,更不会有胃口过目。


为了引起权贵的注意,士子们在进呈他们的文章同时,另附一篇或数篇趣味浓厚的故事,即我们所称的短篇小说,希望从第一句起,就抓住读者——权贵人物,使他不能不看下去,这正把握了短篇小说的特质。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作品,最初都以神怪为主。如《白猿传》,叙述一个女子跟白猿同居,生下一个儿子,这儿子长大后在唐政府做到将军之职。但大量的生产使它的取材越来越广,如《枕中记》(又称《黄粱梦》),叙述一个落魄少年,遇到一位老翁借给他一个枕头,他在梦中娶崔家(五姓之一)女儿为妻,又进士及第,一帆风顺,官至宰相,然后年老逝世。大梦随着他的死而惊醒,发现锅里的黄粱米饭还没好,借给他枕头的老翁正在他身旁烫酒,还没有烫温哩。这可看出道教思想已影响到知识分子的人生观。


又如《莺莺传》《霍小玉传》,提出社会问题,两篇内容相似,叙述男女恋爱故事,最后女主角都被海誓山盟的男主角抛弃。抛弃的原因是,唐王朝阶级森严,寒门士大夫不愿跟平民缔婚,以免葬送跟世家士大夫缔婚的机会。

无论散文和短篇小说,都是文言文写成,所以它们只是贵族文学,跟占全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平民无关。平民文学一直是一片空白,但时机已经到来,一种专为平民服务的白话文写成的散文小说,大概在第五世纪就开始出现。一旦出现,即迅速传播。这种白话文作品,当时不称白话文而称“变文”,大概是由艰深变钱易,由文言变口语之意。白话文的对象不是贵族,贵族也瞧不起白话文,白话文的对象是广大的民众群。


白话文起因于佛教的传播,佛经虽然大量译成汉文,但用的是文言,文言本已深奥,再加上很多新的名词和新的语法,遂使译出来的佛经成为一种洁屈聱牙的天书,只有士大夫阶级中少数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看得懂。在这种情形下,要想民间接受,就必须靠文言文的再翻译——译成白话文,即变文。然后根据白话经文,用口头向民众宣讲。这些经文,每一篇或每一部(长篇)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如《维摩诘变文》,叙述居士维摩诘生病,释迦牟尼派他的门徒之一文殊前去探病,在探病时,维摩诘大显神通。如《大目乾莲冥间救母变文》,叙述目莲到地狱中,千辛万苦,把他母亲救出苦海。


这些白话经文在寺庙或街头宣讲时,听众心惊魂骇,恐怖和懊恨使他们痛哭流涕,沉湎于历历不爽的因果报应之中,不知不觉皈依佛法。


白话文因传扬佛教而发生,最初只限于对佛经的再翻译,后来逐渐脱离佛教,逐渐出现中国人自己的创作,完成纯白话文学,内容就更丰富。社会、爱情、战争,都成题材。如《列国传》,叙述伍子胥为父报仇的故事。《明妃传》,叙述王昭君嫁匈奴单于的故事。白话文学是大众文学,爱好它的人数远超过爱好贵族文学的人数,文言文学一直跳不出官僚的小天地,白话文学则植根民间。

六、佛教净化与三教合一

继五世纪南北朝时期的高僧释法显之后,七世纪时又出现高僧玄奘。他的行迹和功绩,跟释法显相同,而影响更大。


玄奘于627年离长安西行,冒犯当时不准出国的严格禁令,渡过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流沙和葱岭雪山,到印度寻求佛教经典。历时19年,干645年返抵长安。李世民没有追究他偷渡的罪名,反而给他很高的尊敬,请他主持长安最大的庙院弘福寺。


玄奘翻译他千辛万苦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先后完成了75部。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即令在今天翻译工具如字典词典之类书籍具备,一个人能译出75部巨著,也不容易。


玄类被人们称为“唐僧”“唐三藏”,在中国家喻户晓,连儿童都知道他。历史上高僧太多了,释法显就是其中之一,但只有玄奘盛名永垂不朽,这应归功于十六世纪时的大文学家吴承恩所写的一部小说《西游记》。这是一部成功的世俗神话小说,不过书中却把玄奘写成一个脓包,而把他的门徒之一孙悟空,写成一个神通广大的英雄人物。

佛教是一个在非常复杂的印度社会中产生的宗教,它包括两种成分,一是印度当时崇拜的鬼神,一是印度当时盛行的唯心哲学。佛教经典因之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小乘”,属于前者;一部分称“大乘”,属于后者。玄奘带回来的佛经,以大乘为主,而大乘与宗教无关,只与哲学有关,于是佛教内部,开始分裂。


宗教的要件就是崇拜鬼神,必须崇拜鬼神才能称为宗教。犹如画家的要件是绘画,他必须绘画,才能称为画家。佛教徒中部分知识分子从大乘经典中发现到系统分明的心理分析,是中国古哲学和儒家学派儒书中所根本没有的东西,遂如获至宝,宣称佛教都是哲理,并不迷信,好像画家宣称他并不绘画一样,这种态度在佛教中产生一种我们姑且称之的“佛家学派”。


因此,它的发展顺序跟道家相反,道家先有道家学派,再分裂出道教。佛家则先有佛教,才分裂出佛家学派。佛家学派与佛教的差异,如同道家学派与道教的差异,以及我们曾经比喻过的“热狗”与“狗”的差异。


佛教传到中国后,小乘受到道教仇视,大乘受到儒家学派仇视。数百年斗争的结果,终于产生一种调和的局面,即“儒”、“佛”、“道”三教合一。这种调和的出现十分突兀。而且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一则,“儒”还没有资格称为宗教。二则,信仰具有排他性。不过如果发现佛教的分裂现象,合一的只是学派而不是宗教,便可了然。所谓三教合一,应正确的指出是三个学派合一。我们试用下表作一说明:

  

佛教译经事业在公元七世纪达到高峰,玄奘之后,便无以为继。因为佛教在发源地的印度已告没落,不再有新的经典出现。佛家学派在大量问世的佛经冲击下,更分为很多琐碎的派别,如“律宗”、“禅宗”、“华严宗”、“法相宗”等等,在自己的小天地中,互相排斥攻击。但真正的佛教,却终于抛弃掉大小乘的纠缠,成为纯净的宗教,跟道教一样,向民间传播,这种力量超过仅在士大夫之间流行的大乘万倍。因果报应,轮回转生,冥冥中自有神灵为人类主宰的观念和信仰,深植人心。

七、中国疆土的再扩张

第二个黄金时代带给中国对外的最大成功,是恢复固有的疆土。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代使沿边土地大量丧失,隋王朝虽一度振发,但时间太短,不久即因政府覆亡而再丧失。


唐王朝最初的目标只希望排除北方突厥汗国的威胁,可是接连着不断的军事胜利,使中国疆域回到纪元前一世纪西汉王朝时的版图,而且还要超过。唐政府在沿边疆土,先后设立下表所列的六个总督府(都护府),像六根巨柱,保卫中国本土。

中国的沉重外患既是北方的突厥汗国,自然成为反击的第一个对象。


603年,启民可汗的对头达头可汗兵败,向启民可汗投降,启民可汗遂成为突厥的大可汗。可是位于西部金山(阿尔泰山)小可汗之一的泥撅处罗可汗却不承认,宣称他才是突厥的大可汗。于是突厥汗国分裂为二,东西对峙。


东突厥汗国虽然失去了西部部落,但仍然保持强大,尤其在七世纪初叶,中国正逢18年改朝换代大混战。北方崛起的民变领袖们,像梁师都、刘武周都向东突厥进贡,接受封号。唐王朝开国皇帝李渊初叛时,也同样向东突厥进贡。李渊在位期间的二十年代,东突厥使节和商人到了唐朝,就像猛虎进了羊群,奸淫烧杀,无法无天。而且突厥兵团仍不时深入唐朝国境,根本忽视大唐的存在。


大臣们一度建议放弃长安,向南方迁都。李渊虽因关系太大没有采纳,但对突厥人的横暴,始终不敢表示一丝不愉快。


626年,玄武门事变刚刚结束,李世民刚刚即位,东突厥汗国即向长安发动奇袭。大可汗颉利可汗(启民可汗幼子,始毕可汗幼弟)和他的侄儿小可汗实利可汗(始毕可汗长子),长驰南下,直抵渭水便桥,距长安只隔一水,上下震恐。


李世民无可奈何,只好孤注一掷,亲自到渭水便桥向颉利大可汗乞和,除了重申誓言继续臣服外,并答应增加进贡财物的数量,颌利大可汗才行撤退。

这对李世民是一个莫大的耻辱,然而也正因为这一次会面,李世民亲眼察看到突厥在组织上所呈现的低能,遂决定提前反击。630年,大将李靖北征,出定襄(内蒙古和林格尔),深入阴山,颉利大可汗全军覆没,只身向西逃走,被大唐追兵擒获。


东突厥汗国所向无敌,竟被大唐一战击溃,使北方各部落大为震骇,李世民遂赢得“天可汗”的尊称。


东突厥汗国各部落从此星散,但仍不时有“可汗”出现,或出于某一些残余部落的拥立,或出于唐政府委派照顾某一些残余部落。其中也不断有若干可汗跟大唐对抗,不过都像火花一样,倏燃倏熄。如此断续地维持到745年,最后一任大可汗白眉可汗被回纥汗国的怀仁可汗击斩,才彻底消灭。

东突厥汗国所属的铁勒部落,组成份子跟突厥一样,也十分复杂,包括很多不同种族的小部落,其中有两个小部落最为强悍,一是薛延陀部落,一是回纥部落。


628年,薛延陀部落酋长夷男取得铁勒部落领导权,遂脱离东突厥,自称可汗,建薛延陀汗国。630年,东突厥汗国被李靖打的星散,薛延陀汗国就收纳突厥的流亡部落,进入突厥故地,直接跟大唐为邻。大唐的富饶诱使它跟突厥一样,不断南侵。不过它的运气太坏,恰巧遇上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646年,唐朝大将李道宗出击,薛延陀兵团崩溃,最后一任可汗咄摩支可汗向大唐投降,汗国灭亡,立国只短短19年。


薛延陀汗国灭亡后,回纥部落立即填补起来沙漠上的权力真空。但它仍然是一个部落形态,唐政府册封它的酋长为瀚海都督。

八、西域征服与西南地区挫败

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中国的故地,但丧失的时间已有600年,太久了,所以当七世纪四十年代,大唐势力向西扩张时,面对着的是一个完全新面貌的西域,已非纪元前二世纪张赛和纪元后一世纪班超时代城邦林立的西域。现在西域只剩下几个大国:高昌王国、焉耆王国、龟兹王国、于阗王国、疏勒王国、西突厥汗国,在互相争夺霸权。其中焉耆、龟兹、于阗、疏勒都是古老的王国,因并吞邻国之故,疆士大大地膨胀。


引起大唐西进的是建国于车师前王国故地的高昌王国,面积达五万左右平方公里,首都交河城(新疆吐鲁番)。它跟西突厥汗国结盟,对大唐采围堵政策,封锁边境,断绝唐政府跟西域的交通。虽经大唐一再呼吁,但仍扣留大唐难民不准回国。640年,唐朝大将侯君集西征,高昌兵团大败,西突厥汗国协防的驻屯军惊骇之余,连夜撤退。高昌国亡。唐政府把交河城改为西州,可汗浮围城(新疆吉木萨尔)改为庭州。


接着是焉耆王国,东西横亘四百公里,首都焉者城(新疆焉耆),跟大唐邦交一向敦睦。侯君集灭高昌王国时,焉耆国王龙突骑支因跟高昌是世仇之故,还亲自到大唐远征军司令部道贺。可是后来却和西突厥汗国缔结婚姻(西突厥大臣的弟弟,娶了龙突骑支的女儿),对遥远的大唐转为冷淡,并一再扣留过境的大唐使节和往返大唐的其他国家的使节。


644年,驻军高昌的安西总督(安西都护)郭孝恪进攻焉耆,生擒龙突骑支,另立一位新王。但大唐远征军撤退后,西突厥汗国来攻,把新王杀掉,另立王族亲戚龙薛婆阿那支当国王。四年后(648年),唐朝突厥籍大将阿史那·社尔西征龟兹王国时,顺便攻击焉耆,把龙薛婆阿那支杀掉。这一次唐朝兵团不再撤退。


龟兹王国,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拥有700余个城镇,首都伊逻卢城(新疆库车)。最初跟大唐相处也很好。但西突厥汗国终于把它争取过去,参加对大唐的围堵。648年,唐朝大将阿史那·社尔西征,生擒国王白河黎布失毕。唐朝原设在西州(新疆吐鲁番)的安西总督府,遂向西推进,移到龟兹。


疏勒王国(新疆喀什)、于阗王国(新疆和田),两个与龟兹王国面积相当的国家,没有经过战争,就向大唐投降。唐政府遂在焉耆、龟兹、疏勒、于阗,设立四个军事据点,称为“四镇”,隶属安西总督,作为中国西陲屏藩。670年,吐蕾王国以倾国兵力对西域攻击,四镇一时陷落。22年后的692年,唐朝大将王孝杰反攻,吐蕃败走,四镇又回到大唐版图。

对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诸国来说,大唐和西突厥汗国,是两个巨人。西域诸国处在大唐和西突厥汗国夹缝中,跟公元前二世纪时处在西汉和匈奴汗国夹缝中一样,十分狼狈。上述五个王国,就是两大超级强权间的牺牲品。等到所有独立王国都被大唐并吞,唐朝边境向北向西推进,直接跟西突厥汗国接触时,终于爆发一场决战。


657年,唐朝大将苏定方率领远征军,包括回纥兵团和若干归附大唐的东突厥兵团,向西突厥汗国总攻,三道并进。西突厥沙钵略可汗亲统十姓(十个部落)兵团,自中亚向东挺进迎击。两国大军在伊丽水(新疆伊犁河)以北相遇,沙钵略可汗大败,率领残军渡伊丽水,向碎叶水(哈萨克吹河,或译楚河)撤退,大唐远征军穷追,在碎叶水北岸再次决战,沙钵略可汗再大败。带着左右少数侍卫,向西逃亡。逃到咸海东南的石国(乌孜别克塔什干市),被石国生擒,交给抵达城下的大唐远征军。


跟东突厥汗国的情形一样,西突厥汗国的部落从此星散。以后虽然同样也有“可汗”兴起,总归昙花一现。

  

大唐在西域获得的是完整的胜利,跟张骞、班超时代有很大不同,那时不过限于移植屯垦,主要的是断匈奴右臂的军事联盟。而至盛唐,却设州设县,又设军区,把西域纳入唐政府行政系统,正式成为中国领土。

但在西方边陲,大唐的扩张却受到挫败。


西方边陲的吐谷浑汗国(青海省),是四世纪五胡十九国之一前燕帝国的兄弟国。弟弟的一支进入中国本土,在邺城(河北临漳)建立前燕帝国。哥哥的一支辗转2000公里之外,来到青海湖附近,建立吐谷浑汗国。在大分裂时代中,跟中国西部边陲上的几个短命小国,如南凉、西秦,不断发生战争。


七世纪初,可汗慕容伏允在位,国力正强,遂跟大唐起了冲突。635年,唐朝大将李靖率军深入青海草原,慕容伏允大败,集结兵力再战又大败,不能成军,只好率领残部向西北逃走,打算投奔西域当时还独立的于阒王国。走到柴达木盆地,部下散去,剩下的骑兵千余人,勉强支持,到了大沙漠中,部下几乎跑光。慕容伏允被侍从所杀。唐政府就册封他送到长安作人质的儿子慕容顺当可汗。


但慕容顺在中原太久,汉化太深,不能为他的人民所接受,不数个月,就被刺死,由他的儿子慕容诺易钵继位。李世民为了稳定两国间的关系,把弘化公主嫁给慕容诺易钵。然而吐蕃王国却在它背后不断抄掠它的牧群,慕容诺易钵不能抵御。672年,整个汗国溃散,慕容诺易钵和他的公主妻子带着仅只一千余家残余部落,投奔唐政府。

吐谷浑汗国灭亡,土地人民,全被吐蕃王国并吞。吐蕃王国是羌民族的一支所建的王国,包括现在的西藏、青海大部分——整个世界屋顶,比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面积还要大三分之一,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唐政府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国家,即令风闻,因为它在万里关山之外,也从来没有予以注意。当它于七世纪三十年代派遣使节到唐政府进贡,在长安出现时,唐廷只不过把它当作一个荒远的小部落,但事实上它当时已十分强大。


唐政府为了利用它在吐谷浑汗国背后发生牵制作用,于641年,把文成公主下嫁给它的国王松赞干布。不过吐谷浑汗国却在连续不断攻击下衰弱不振,使唐政府不得不倒转过来扶助吐谷浑汗国。


文成公主下嫁后30年,670年,吐蕃王国进攻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西域四镇全失。唐朝大将薛仁贵从青海湖西击,一则希望影响西域的局势,一则希望驱逐侵入吐谷浑收地的吐蕃部落。但被吐蕃击败,全军覆没,只剩下薛仁贵和少数将领逃回。八年后(678),唐政府再派大将李敬玄西击,再度全军覆没,副统帅刘审礼被吐蕃捉去。692年,另一位大将王孝杰才收复西域,但696年王孝杰第二次向吐蕃攻击时,又告失败。


吐蕃王国的强悍善战,使唐政府在西南边陲遇到劲敌。

九、东方战争与永久和平

东方,指朝鲜与日本。


高句丽王国在七世纪初,抵抗中国隋王朝攻击之前,南端的新罗王国(韩国庆州)曾占领它纵深250公里的土地。四十年代后,高句丽王国发生政变,宰相渊盖苏文把国王高建武杀掉,另立高建武的侄儿高藏当国王,由渊盖苏文专政。


渊盖苏文需要用对外的军事胜利以增加威望,于是跟半岛南端的另一王国百济(韩国扶余)联盟,于644年向新罗进攻,宣称索回失去的国土。但连陷40余城而仍不停止,显然的它要全部咽下去。


新罗王国向唐政府告急。唐政府命高句丽停战,渊盖苏文拒绝。第二年(645),李世民亲征高句丽,那座杨广倾全国之力不能攻陷的辽东城(辽宁辽阳),终被攻陷。接着连破白崖城(辽宁海城),盖牟城(辽宁盖州),进围安市城(辽宁海城)。


安市城在高句丽名将杨万春固守之下,成为第二个辽东,大唐兵团百般攻击,杨万春百般防守,终不能攻破。而严冬已至,大地冰封,大唐远征军没有御寒装备,不得不撤退。


杨万春在城上拜别致谢,李世民命送他绸缎一百匹,表示对他的敬意。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并不算是成功,但李世民与杨广不同处在此,李世民没有斗气再来。

高句丽在北方失地丧师,对南方新罗的侵略只好停止。但百济王国却不停止,新罗真德女王撰写《太平颂》,亲自刺绣,呈献唐政府,乞求援救。660年,真德女王的继承人金春秋,再向唐政府告急。唐政府派遣大将苏定方率海军赴援,舰队从成山(山东荣成)出发,在百济王国熊津江(锦江)江口,强行登陆,百济战败,首都泅批城(韩国扶余邑)陷落,国王扶余义慈投降。唐政府就把百济收入版图,设立熊津等五个都督府,苏定方不久率军回国,留大将张仁愿镇守。


苏定方刚走,百济的高僧道琛和大将福信,就迎接当时在日本的太子扶余丰回国,继承王位,包围泅批城的唐朝驻屯军。第二年(661),唐朝大将刘仁轨增援,也在熊津江口登陆,百济军迎战,大败,泅批城之围解除,退保周留城(韩国韩山)。


刘仁轨所率的兵力不多,不能进攻,只能帮助张仁愿坚守泅批,僵持两年之久。663年,日本大军入援百济,唐朝再派大将孙仁师渡海增兵,另一位大将刘仁轨率海军从熊津江进入白江,准备跟孙仁师会合后进攻周留城。想不到就在白江口,与日本入援的海军舰队相遇,遂行决战。


唐朝舰队猛烈锲入日本舰队的腰部,日本舰队被从中切断,首尾不能相应,只好边战边退。唐军不断冲击,四战四捷,击沉和焚烧日舰400余艘,烟火冲天,海水都化成血水。日本舰队全军覆没。这是中国跟日本第一次战争。

扶余丰得到败讯,知道大势已去,放弃周留城,向北逃往高句丽王国。百济王国立国681年而亡。


高句丽王国宰相渊盖苏文于666年逝世,儿子们爆发激烈的夺嫡斗争,嫡子泉男生失败,投奔唐朝。一个无比坚固的国家,外部历无数严重打击,都没有使它崩溃,如今却从内部裂开。唐政府抓住这个机会,派大将李勣(就是《隋唐英雄》中的徐茂公)当总司令,泉男生当向导,由陆道东征。668年,攻陷首都平壤,国王高藏被俘。高句丽王国立国705年而亡,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结束。


现在,朝鲜半岛四分之三的土地入于大唐,新罗王国局促在半岛东南角四分之一的土地上。不过,唐政府统治的时间只有9年,新罗王国对大唐并吞了那么多土地而竟没有分给它一点,深为不满。这个忘恩但勇敢的小国,开始暗中向庞然大物的唐朝挑战,到处发动民变,促使平壤孤立。


676年,唐朝驻屯军不能支持,只好撤退,把设在平壤的安东总督府迁到辽东(辽宁辽阳),新罗王国遂统一朝鲜半岛的中部和南部,隔着大同江跟大唐为邻。

新罗王国统一半岛中南部后,并没有继续跟唐政府对抗,反而非常明智地采取事大——事奉大国政策,对大唐十分恭顺。这个政策获得完美的效果,从此中国和朝鲜之间,再没有战争,永为手足般的兄弟之邦。


高句丽王国灭亡后30年,即699年,它的一位流亡在北方松花江流域的大将大柞荣和他率领的一部分武力,跟当地靺鞨部落结合,建立渤海王国。跟朝鲜半岛上的一些国家一样,全盘中华化。官制官名,以及政府组织,与大唐无异。它对唐政府也采事大政策,所以唐渤之间,邦交敦睦,从没有战争。


大柞荣最初称他建立的王国为震王国,直到713年,唐玄宗册封大柞荣为渤海郡王,才开始改用渤海作为国名。

日本帝国,跟朝鲜半岛上诸国同样古老,但那时候文化却比朝鲜还落后,因为中国文化必须经过朝鲜,才能传入日本。公元七世纪之前,日本仍是部落形式的结构,但在中国绝对优势的文化冲击之下,日本固有的一切,已不能适应国内的需要和崭新的国际局势。于是产生现代化——即中国化运动。


646年,孝德天皇下令把全国土地从贵族手中收回,改为国有。废除类似奴隶主的世袭官爵制度,使全国人民不再隶属贵族,而直接隶属天皇。效法中国办法,贵族只有封爵,没有土地。改用中国特有的“年号”制度,定646年为大化元年。依照中国政府三个“省”的形态,组织日本政府,设立六个省,分别掌理国务。并普及教育,采取中国文字为法定文字,以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为法定课本。


这是日本第一次大规模接受现代化文化运动,史学家称“大化改新”。从此,日本跟朝鲜半岛诸国一样,成为中国之外的另一个“中国”,无论文字、教育、官制、政府,甚至意识形态和中国几乎完全相同。


——日本的中国化运动,大化改新只是起步。从此之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一千余年间,与日俱增。因之普遍地产生一种中国崇拜,认为日本一切都是错的,中国一切都是对的。若干著名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改朝换代才合乎经典,而日本天皇万世一系制度,是一种可耻的谬误。


平安时代(794-1192年)名诗人赖忠传,曾有诗说:“乘船当乘作文船,扬名无逾作汉诗。”可说明日本对中国倾慕的程度。


日本人最初以夷狄自居,尊奉中国是中国,后来则自以为日本才是中国,中国反而成了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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