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罗盘、瓷器，大宋的发明再好，也难抵道学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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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缩编自著名史学家柏杨所著《中国人史纲》，为通读中国史第32篇文章。
众所周知，宋政府是软弱无能的，但是，那时的中国社会却跟它的政府完全相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火器、罗盘、纸币、瓷器喷薄涌现，并传向海外。
然而，在这样大好的局面里，却又发生使我们惊愕的事情，那就是理学开始根深蒂固，对中国产生700余年的巨大影响。
一、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
前面几篇，我们的篇幅几乎全部在叙述宋政府的政治形态，以及因这个颟顸的政治形态所引起的灾难。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那时的中国社会跟它的宋政府一样，也是堕落的。
其实不然，而且恰恰相反。整个宋帝国时代，起自十一世纪，经过十二世纪，再到十三世纪，二百余年间，它的物质文明，有辉煌成就，不但超过中国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并超过同时代的西方世界。最保守的观察，中国至少比欧洲进步一百年。
这种情形，我们作五项叙述：
1、火药。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我们不能确切指出它发明于某年，但可确定至迟十二世纪已经大量生产——1126年首都开封之围，守城的宋军，就使用过火药反击，名“震天雷”，从这个名字可看出它的威力。宋军把火药制造的铁炮埋在城下，等金军攀城时引发，发出巨响，能爆炸出一个巨洞。同时还制成一种“飞天炮”，即现代火箭的始祖，用火药的后射力推进炮火，击入遥远的弓箭射不到的金军大营。
女真兵团对这个魔鬼般的新武器，大为震恐，成为当时它第一次撤退的原因之一。而第二次围城，如果不是相信荒唐的骗子郭京，开封在火药保护下，不是一个容易陷落的城市。
1161年采石战役，虞允文也曾使用一种“霹雳炮”，轰击金舰。它可以说没有什么杀害力，因为它不能瞄准，但它的声音能使女真战士心惊。张浚北伐时，一个平民发明家魏胜，曾用他发明的“炮车”，作为野战攻击的武器。不过它无法阻止张浚的挫败。再好的武器，在不能作战的部队手中，都没有用。
跟其他的中国古发明一样，火药的功能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发展。中国只用它来制造鞭炮，在庆典时点燃，以驱逐邪神恶鬼。不过，它却通过金帝国，流入蒙古人之手。在十三世纪时，蒙古帝国得到中亚科学家们的合作，制造出精确的巨炮，反过来摧毁金帝国。并于1273年，一炮击碎襄阳（湖北襄樊）城楼，襄阳投降，宋帝国门户洞开，不久即亡。
2、纸币（交子）。纸币的发行，起于十一世纪初。益州（四川成都）商人对金钱携带，感到困难，十贯（一万钱）的重量就是50公斤，不仅携带不方便，而庞大的体积，又容易引起盗匪注意。于是纸币应运而生，以一贯（一千钱）为一张纸币的单位金额，如此，十贯不过十张钞票。最初由地方富豪以财产担保，联合发行，每次发行125万贯——即125万张纸币。只有在进步的印刷术支持下，才能供应这么巨量的发行。时间以三年为期，到期即可兑换现款。后来由政府主办，设立国家银行（交子务），禁止私人发行。这是世界上使用纸币的开端。
——纸币对宋帝国社会有繁荣安定的作用，并被其他国家所仿效。金帝国发行过五贯（五千钱）和十贯（一万钱）大钞，以后的蒙古帝国更发行十两银币的大钞，后来发现钞票既有如此奇妙功用，遂大量印刷，以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农村破产，促成遍地民变。到了更后的明王朝，在排外的情绪下，竟认为纸币也是外国工具，下令取消。这对商业的发展，是一个打击。
3、罗盘。姬轩辕（黄帝）于纪元前二十七世纪发明指南车的神话，一直盘旋在中国人脑海之中。但真正的航海罗盘，要到十一世纪才出现。不过跟火药一样，我们不知道它的发明人，只知道中外海上贸易，原来只靠定期的贸易风和星象的观察，对方位的辨别力，十分薄弱。
首先使用罗盘的，可能是中国海盗，他们把磁针放在稻草上，使它浮在一碗水上，装在一个小匣子里，它在阴霾和大雾中，就能始终保持所指的方位不变。这种简陋的设备被引用到商船上之后，加以改良，使贸易风的价值顿时减低。十二世纪宋高宗赵构泛海逃亡，金军曾用掳掠到的船舰出海追击，就使用罗盘导航。只因女真战士不能忍受海上的风涛，才告放弃。
——罗盘至迟在十二世纪，就经由阿拉伯船队传到欧洲，这对整个人类文化有很大的贡献。发现新大陆，以及欧洲那些海上帝国，都在有了中国罗盘之后，才成为可能。
4、瓷器。这是手工艺术和科学技术结合的产品之一。自十一世纪以降，直到十九世纪，瓷器始终是中国最大的出口货物，使东方西方保持一千余年的惊奇。十九世纪时日本帝国曾苦心仿造，不能成功，欧洲更不足论。
瓷器生产在十二世纪进入黄金时代，中国共拥有三大名窑：
景德窑，在景德镇（江西景德镇），由政府经营，称为“官窑”、“御窑”。
汝窑，在汝州（河南汝州），也是政府经营。宋徽宗赵佶做了一个梦，梦到了雨过天晴。他对梦中见到的雨后天空的那种颜色非常喜欢，就给烧瓷工匠传下旨意：“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徽宗的这道圣旨不知难倒了多少工匠，最后汝州的工匠技高一筹，烧制出了“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那种颜色，成为特殊珍品——制造时把玛瑙研成细粉，作为主料，调成釉汁。出窑后，形成隐约像螃蟹爪一样极美观的细纹（古物鉴别家，就靠此种细纹，判断瓷器的真伪）。
哥窑，在龙泉（浙江龙泉），当地章氏兄弟二人，同是伟大的艺术家和企业家。哥哥章生一，弟弟章生二，最初合造一窑，名琉田窑。后来兄弟分造，章生一的窑称哥窑，章生二的窑称龙泉窑。哥窑出品因土质奇润，呈现一种鱼子般的纹路。龙泉窑则没有这种纹路，但彩色同样优异。
——景德窑和汝窑，是国营企业成功的先例。章氏兄弟世界性的贡献，使二百余年衰弱的中国生色。
5、其他。纺织、刺绣，都十分发达，尤其杭州刺绣，它的领导地位保持到今天不衰。棉花经阿拉伯人引进中国，大量在江南种植。天文浑天仪已用水力发动，气压测量计（浮漏景表）也开始使用。数学家秦九韶，对平方根的计算方法有很大贡献。
建设上，江南的水利灌溉系统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三百年间，江南（半个欧洲那么大）几乎年年丰收，很少水灾旱灾（宋帝国把黄河移交给金帝国，它永不停止泛滥溃决的特性，使金帝国焦头烂额）。十二世纪的江南，已不是五代十国小分裂时代，更不是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代的江南，而是一个富庶繁华、锦绣般的世界。
概而言之，中国高度文化盛况，类似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之前的情形，武装力量跟文化水准不能配合。七世纪（唐王朝）中国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不再重现，但广大的社会在被长期的蹂躏破坏后，自动复苏，而且更加蓬勃。这是中国人所具有的一种雄厚潜力。靠此潜力，永远屹立在地球之上。假如有李世民一样的人物作为国家领导人，而不是赵匡胤之类，中国第三个黄金时代当比第二个黄金时代更伟大。
然而，中国没有再出现李世民大帝，却出现道学。
二、道学与圣人系统
道学，即十一世纪萌芽的理学。进入十二世纪后，理学改称道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可能是理学只是纯学术性的学派，而道学则由意识形态领域，进入到实际的行为，成为一种政治上或社会上的党派。士大夫在理学思想指导下，一面自卫，一面打击异己。我们似乎可以称道学是“应用理学”。
道学一开始就以儒家学派的正统自居，而儒家学派的思想又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所以道学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此一正统，靠一个道学家所拟就的、庄严的圣人系统维持，所以这系统有时候也被称为“道统”。道统由下表所列一系列的圣人组成：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中国自纪元前三世纪到纪元后十世纪，凡1200年之久，所有的人都是凡夫俗子，没有出现过圣人。而在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却连续产生两位：程颐和朱熹，由此可知道学家的重要地位。
朱熹的哲学基础是程颐的“敬畏”，他把它阐扬为“居敬穷理”。于是他发现“天”是宇宙的自然法则，同时也是道德（个人的）法则和政治（国家的）法则。一个道德上没有暇疵的人，才有资格去治理国家；一个道德上有暇疵的人，即令再有才干，也不会把国家治理完善。至于道德的内容和标准，则由道家学制定。
道学家认为，人类只有两种：“不是圣贤，便是禽兽。”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样严厉。
圣人是一种凝固剂，主要功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持既定的名分和既定的尊卑，使不作任何改变，以免名分和尊卑紊乱。这种道德法则的精神和形态，被称为“礼教”（又称为“名教”）。
怎么样使礼教达到至善，朱熹认为关键在于“天理人欲”。天理是善，人欲是恶，所以必须尽量发扬善而摒斥恶。礼教的正常运行，是天理、是善。企图予以变革的，是人欲、是恶。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欲望，减少越多，越接近圣人的境界。减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圣人们所下定义的道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忠君爱国，除此一念外，别无他念。
——自从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学说为法定思想，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受到拘束，经过一千余年的累积，到了十二世纪，更加严厉的拘束，在理学家道学家手中完成。
问题就恰恰发生在这里，因为道学家的要求太高，所以很难有人能够达到际准，连道学领袖，圣人系统中最重要人物朱熹都不能。
朱熹担任浙东地区（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台州（浙江临海）州长唐仲友，为了争夺一位漂亮的青楼女子严蕊，朱熹失败（我们可以想象的到，她对满面道学的圣人，恐怕难以激起澎湃的爱情），遂攻击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这跟程颐对付苏轼的手段如出一辙。
他们在感情激动时，都不能实践他们对人的要求，其他人当然更为困难。于是产生下列两种现象：
1、道学家在礼教甲胄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种压力，往往人格分裂，成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两面人，道学家所要求的道德，几乎全部都是外销品。
2、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学家往往一味要求别人在礼教甲胄中受苦。这种心理背景，产生一种愿望，对别人的责备永无止境。动不动就要求别人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脱责备。
这种偏差的行为，当然引起反感。道学与反道学双方都向皇帝争取支持，反道学的一派在宰相韩侘胄领导下，获得胜利。1196年，宋朝第十三任皇帝宋宁宗赵扩下令，禁止道学传播，担任国立图书馆官员（秘阁修撰）的朱熹，也被免职。但只禁止了六年，到1202年，即行解禁。
同时，道学家还掌握着两大武器：一是教育，朱熹在私立大学白鹿洞书院当校长，学生遂成为道学的主要传播者；另一是考试，国家考试大权，始终握在道学家之手。它只录取赞扬道学的人，知识分子遂大批被引到他们指定的道路上。
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道学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成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因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心则就没有时间思念道德和忠君爱国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
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圣人系统和准圣人系统——道学家，则必须全神贯注道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
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无情克制。任何发明创造，更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这就是直到二十世纪，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对此有简明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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