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惨败真相解密（简读中国史系列之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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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缩编自著名史学家柏杨所著《中国人史纲》，为通读中国史第51篇文章。
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无法拯救一个被击败的末期癌症的老拳师。但清政府不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戴上这副漂亮的拳击手套出场了……
一、洋务运动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是一个划时代的战争，然而清政府的皇帝和官员却把它当作历史上跟外国作战的一个普通战役，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中国虽然打了败仗，只不过一时的挫折，格言上说过，有小屈必有大伸，一旦具有无限权威的皇帝赫然震怒，大展雄威，重张天讨，那些夷狄丑类，仍将匐匍在王师脚下。
可是，紧接着六十年代英法联军攻进北京，满洲权贵们亲身挨到巨棒，尤其是签订《北京条约》的奕訢，这位青年亲王首当其冲，受的刺激更大，这促使奕訢处于领导一项发奋图强运动的地位。英法战争结束的次年（1861），咸丰皇帝逝世，六岁的儿子载淳坐上皇帝宝座，是为同治皇帝，载淳的母亲那拉兰儿，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慈禧，以皇太后的身分临朝，由奕訢主持政府（官衔是“恭亲王·议政大臣·军机大臣”），他遂得以实行他的主张。
没有人反对发奋图强，问题是如何发奋图强。鸦片战争时，英国只不过出动军队二千余人；英法联军时，两国也不过出动军队一万余人，竟把拥有四亿人口，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打得落花流水。奕訢跟汉人中若干掌握实权的官员曾国藩、李鸿章之辈，恍然大悟，认为西洋人的政治不如中国，唯一比中国高明的，不过“船坚炮利”罢了。中国只要也船坚炮利，就可以制服英法诸夷。至于如何才能船坚炮利，则只要采取下列三项措施就能达成目的：
1、向西洋购买军舰大炮。
2、中国自己设立工厂制造军舰大炮。
3、派遣留学生到西洋各国去学他们的本领。
唯一的问题是，深恐西洋那些夷狄对军舰大炮的建造使用方法，秘密不肯传授；但当发现那些夷狄不但肯传授秘密，而且还热心的传授时，不禁大为惊喜。
于是，自强运动就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上，积极推动。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法联军战争结束，到九十年代中日甲午战争爆发，35年之间，我们用下表说明清政府的主要措施：
自强运动最重要的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是英法联军打进首都北京后的新生事物。过去各国只能跟清政府指定的边疆地方官员交涉，像俄国只能跟库伦（蒙古乌兰巴托）的办事大臣，欧美各国只能跟广州的两广总督交涉。清王朝中央政府只有一个藩属事务部（理藩院），处理藩属国的事务。即令在鸦片战争之后，仍然如此，所以英法修约之议初起时，两广总督叶名琛拒不见面，英法连谈话的对象都找不到，才决定改用武力。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表示清政府终于在心理上承认世界上尚有平等地位的国家。它等于现代的外交部，但外交不过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主要工作之一，事实上它是自强运动总司令部，奕訢是最高统帅，稍后出任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隶（河北省）总督的李鸿章，则是总执行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推动的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各种前所未闻的崭新业务，诸如：
1、教育。自强需要人才，新型人才自然需要教育。同文馆（外国语学校）不仅培植通晓外国语文的人才，除了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个学系外，同时还培植科学人才，有天文系、化学系、地质学系、格致系（物理学系）、医学系，是近代国立大学的雏型。
2、海关。这本应是财政部（户部）的事，现在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持，聘请英国人当海关的首长，称“总税务司”。沿海沿江口岸和沿边商埠，所有对外贸易的税收，留下十分之三作自强运动的经费，其他十分之七缴入国库。
3、海陆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是海军部兼陆军部。海军舰队、船只、军港，和海军附属单位，如军械局、造船厂、海军军官学校，全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陆军军官学校、炮台要塞，新的陆军训练，以及海陆两军一切向外购买武器事务，也都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时的国防部（兵部）几乎成了一个不重要的机构。
4、其他。不仅仅上述的那些而已，其他像矿产开发、铁路、电线、轮船、国内和海外航线、工业工厂之类，凡是跟船坚炮利有关的，甚至虽然无关，但只要跟外国有关，就都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持。
因为自强运动主要的形态是军事的西洋化，和跟东西洋各国的洋人打交道，所以也被称为“洋务运动”。大量金钱投下来，中国不久就在外貌上呈现出一种金碧辉煌的场面，新式海军阵营堂皇，战斗力强大的北洋舰队最先成立，另外还有三支比较小的舰队，即南洋舰队、粤洋舰队和1884年在闽江口被法国全部击沉的闽洋舰队，拥有号称世界第七位海权大国的巨舰巨炮，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时，中国在世界上虽已不是超级强国，但仍保持一等强国的尊严。
然而，政治腐败和官员的贪污无能，使新建立起来金碧辉煌的军事力量，不过是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被击败的末期癌症的老拳师，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壮如牛，反而归功于对手有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比湖南兵团司令官杨芳归功于对手有妖法，已是很大的进步了。老拳师认为只要他也有这么一副漂亮的手套，就可发生同等的威力，甚至更大的威力，因为自己的身体（政治的和社会的）比对手健康得多。
清政府的自强运动目的就是要弄那么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现在他们已经弄到。
只有少数人发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其中一位就是驻英公使郭嵩焘，这位科举出身的官员，却有时代的见解，他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警告说：
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跟辽金崛起的情形，绝不相同。……西洋富强，固不超过矿业、轮船、火车。但它们所以富强，自有原因。……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岂有人民穷困不堪，而国家能富强之理。现在谈富强的人，把国家大事，看作跟人民无关。官员贪污，盗贼横行，水灾旱灾不断，上下交困，每天都在忧患祸乱。这时轻率的追求富强，只不过浪费金钱。……船坚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把郭嵩焘的各种报告，汇集出版，我们所引的不过其中一小片断，但可看出他的真知灼见。然而，他的真知灼见不但不能在当时引起正面反应，反而被全国沸腾的士大夫阶层的卫道舆论，痛诋他是数典忘祖的汉奸卖国贼。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戴上这副漂亮的拳击手套出场。
二、第二次保卫朝鲜
第七、第八世纪二百年间，中国文化大量输入日本，使日本跟在朝鲜之后，成为世界上采用中国文字为本国文字的两个国家。十三世纪时，中国跟日本同时受到蒙古帝国的侵略，中国被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政府统治，而日本靠台风的帮助，幸免于难。
十七世纪1635年，日本征夷大将军（江户幕府）德川家光下令驱逐所有的外国人，禁止日本人出国，在国外的日本人也不准返回日本，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少数商船到长崎贸易。这是著名的锁国令，日本像一个塞着瓶口的瓶子，跟外界隔绝。
日本锁国219年，到了十九世纪1853年，即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江苏南京）的那一年，美国海军的一个舰队。在舰队司令培理的率领下，来中国保护美国侨民。在航行中途，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闯进日本的东京湾（江户湾），要求日本同意通商，培理送两幅白旗给日本官员，告诉他们作为战败时投降之用，又告诉他们说，今年不能久留，明年当再度来此。
日本全国在惊恐中等到了1854年，培理果然如约光临，日本没有抵抗就告屈服，跟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锁国时代结束，门户大开。但最大的影响发生在八年后的1862年，日本杀死了一个英国人，英国军舰炮轰鹿儿岛。日本跟中国一样，受到巨舰大炮的刺激，决心发奋图强。
五年后（1867），即太平天国灭亡之后第三年，以及阿古柏在新疆称可汗的那一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下令变法，这就是历史上使全世界叹为奇迹的“明治维新”，征夷大将军（江户幕府）德川庆喜，把统治大权奉还给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把首都从京都迁到靠海的江户，改名东京。跟七世纪646年“大化革新”全盘吸收中国文化一样，明治维新则是全盘吸收西洋文化——从生活方式到意识形态。只短短数年，日本就从荒陋落后状态之中，一跃而成为一个完全新面貌的现代化的年轻国家。
——纪元前四世纪中国大黄金时代中，秦国变法成功，是人类最大的魔术。十九世纪日本也变法成功，应该是人类第二次最大的魔术。日本人创下的这个使全世界都目瞪口呆的改变，各国学者都试图发掘出其中奥秘的原因，却得不到一致的结论。
日本一旦崛起，立即向外侵略。
1871年，琉球王国的船只在台湾海面沉没，船民在登上台湾岛时，其中50余人被岛上牡丹社（台湾屏东牡丹乡）的土著杀害。这件事跟日本无关，但日本认为有关。1874年，日本新建立的、连运输舰都没有、还得租用美国轮船供应补给品的舰队，开到台湾，屠杀人民，焚烧村落。清政府不得不赔偿白银50万两，日军才饱载而归。
这件事距日本明治维新只不过第八年，便如此迫不及待地使它的邻居流血，一方面显示日本变法效果之大和成长之迅速，一方面也显示日本器小易盈。
——日本不久就禁止琉球国王尚泰向中国进贡，尚泰派出密使到北京乞援，但清政府对这个孤悬海外的藩属，已无力保护。七十年代最后一年（1899），日本把尚泰掳到东京，改琉球王国为冲绳县，琉球遂亡。
台湾事件，使日本发现侵略妙不可言，像一个强盗发现劫掠妙不可言一样，他可以用最少的代价，得到最丰富的报酬。日本的下一个劫掠目标，立即转到三百年前碰过钉子的古老王国朝鲜身上。
攻击台湾的次年（1875），日本舰队闯入朝鲜首都汉城所面临的江华湾，小艇更深入汉江测量水道。朝鲜炮台发炮阻止，日本舰队攻陷炮台，这跟西洋对付中国的手段一模一样。朝鲜只好答应日本的条件，签订下列要点的《江华条约》：
1、日本承认朝鲜是独立国家。
2、日本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
3、朝鲜开放两个港口（元山、仁川）通商。
朝鲜把条约的内容和签约经过，报告中国，清政府这时候正在全力收复新疆，无力反应，就劝告朝鲜李氏王朝政府乘这个机会，主动的开放门户，跟世界各国广泛地建立外交的和商务的关系，使日本的力量受到牵制。可是朝鲜宰相金允植拒绝说：“与其通洋而存，宁愿绝洋而亡！”
李氏王朝已历时五百年，现政权掌握在王妃闵氏家族手中，贪污腐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仅积欠军队的粮饷，就达13个月，连以贪污腐败闻名于世的清政府酒肉官员，都大吃一惊。1882年，即中国签订《伊犁条约》的次年，汉城爆发兵变，愤怒的士兵攻击王宫，闵妃负伤逃走，国王李熙被囚，变兵又攻击支持闵氏家族的日本公使馆，日本若干军官被杀。李熙的父亲，那位早已失去权势的前任摄政王（大院君）李昰应，出面维持秩序，主持政府。
事实上，李昰应是这次兵变的幕后领导人，他是一个昏庸的老官僚，缺乏必须有的政治头脑，以致同时的触怒了中国和日本。中国认为囚禁被中国所册封的国王，即令是国王的父亲，也是大逆不道，而且也深恐日本抓住军官被杀的借口，向朝鲜进一步勒索。
日本对日本公使馆被攻击，人员死亡，当然怒不可遏，尤其日本是一个正需要面子的暴发户，不能忍受这种侮辱。
于是，中日两国军队分别在朝鲜登陆，当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宣布日本军队将对李昰应政府采取行动时，中国远征军司令（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已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李昰应拘禁，专舰送回中国，迎接国王李熙复位。日本既失去发作的对象，只好接受调解，由朝鲜付出白银50万两的赔款，跟日本签订《济物浦条约》，承认日本有在朝鲜驻军保护公使馆的权利。
朝鲜不甘心日本的驻军，请求中国军队也不要撤退，以平衡日本的威胁。清政府同意，命吴长庆的一位部将袁世凯担任驻屯军司令官。
朝鲜不断的内忧外患，使国内分为两党，一是“独立党”，主张效法日本变法，实行政治改革。一是“事大党”，主张继续侍奉天朝——中国，维持现状。
两党在中日两国驻朝官员分别支持下，斗争激烈。
两年后，朝鲜又发生甲申（1884）事变。这时中国正忙着为越南跟法国作战，日本认为中国已没有余力照顾朝鲜，独立党遂发动政变，率领由日本军官训练的新军，屠杀事大党，冲进王宫，强迫国王下令征召日军入宫护驾。
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主张马上把国王秘密送到日本作为人质，但独立党恐怕激起人民的愤怒，无法善后，主张先行送到汉江口的江华岛。
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袁世凯得到消息，立即攻击王宫，一面向朝鲜人民揭露日本的阴谋。愤怒的朝鲜群众把王宫包围，协助中国军队昼夜攻打。日军不能支持，只得舍弃国王，跟独立党突围，撤退到40公里外的仁川港。
甲申事变是日本明目张胆地干涉朝鲜内政，在国际上引起各国纷纷指摘。所以它虽然吃了亏，但态度无法强硬。拖到次年（1885），终于跟中国签订解决朝鲜问题的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同时自朝鲜撤退，以后朝鲜如果再度发生变乱，需要出兵时，由两国同时出兵。这个条约使朝鲜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但在朝鲜人心目中，根本不承认日本有这种资格。
日本像一只贪得无厌的饿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朝鲜，祈求老天爷使它快一点发生变乱。中国则恰恰相反，唯恐朝鲜有什么风吹草动，引起日本的干预。只有朝鲜闵氏家族控制下的政府，对此茫无感觉。闵氏家族好像跟朝鲜王国有血海深仇，不把这个王国消灭誓不甘休，在重握政权之后，更顽强的拒绝改革。
中国稍后把他们的政敌前摄政王李昰应释放回国，闵氏家族于是又把中国恨入骨髓，企图联络俄国跟中国和日本对抗。
这个时候，一个称为东学党的朝鲜人民反抗行动，在朝鲜全国爆发。
三、中日甲午战争
东学党是朝鲜民间崛起的反抗暴政和反抗除了中国人以外所有外国人的组织，闵氏家族用最残酷的手段镇压他们，结果激起全国大暴动，朝鲜政府失去控制。
1894年，即中国古老历法的甲午年，朝鲜向中国请求派军平乱。当中国军队出发时，依照中日《天津条约》，通知日本，两国军队遂同时到达朝鲜。日本这一次已拿定主意，再也不走了，他们从甲申事变（1884）焦急地等待了十年，才等到这个天赐良机。
东学党听到中国军队登陆的消息，精神上失去支持，即行溃散，天大的变乱霎时间归于平息。中国通知日本，要求两国军队同时撤退，日本提出种种不能马上撤退的理由，然后，突然间发动攻势，把王宫占领，逮捕闵氏家族以消除人民的怨恨，请出李昰应再当摄政王。国王李熙在压力下，下令废除跟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又下令征召日本军队驱逐侵犯朝鲜主权而又拒不撤退的中国军队。
中国急向朝鲜增援，当增援的军舰济远号跟广乙号，运送陆军到牙山（汉城南80公里）回航，驶到距牙山60公里的丰岛海面时，受到日本舰队偷袭，广乙号搁浅，自己炸毁。济远号竭力抵抗后不支，悬起白旗诈降，然后乘隙逃走。
日舰在追击途中遇到中国第二批增援部队所乘的高升号商轮和操江号护航舰。高升号被击沉，增援部队1200人仅70余人逃生。操江号携同所载运的白银20万两军饷投降。
中日两国同时宣战。战争分别在陆海战场进行。中国驻防牙山的陆军，自丰岛海战后，就受到日军的猛烈攻击，无法抵抗，即向汉城北方200公里外的重镇平壤撤退。中国在平壤集结的军队有一万四千人，司令官（诸军总统）叶志超是官场中的典型人物，胆小如鼠，视钱如命，又没有声望，其他将领们也都是大小官僚，除了吸食鸦片外，每天都摆酒欢宴，既不体恤士兵，也不理会逼面而来的大敌，他们都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官场哲学。等到日军以一万五千人发动攻击时，大军即行崩溃，叶志超首先逃生。
日军乘胜尾追，越过鸭绿江，深入中国领土的辽东半岛，顺利地占领位于半岛最南端、中国最优良的旅顺军港。日本这时已决心永远的攫取旅顺，所以在旅顺作灭种式的大屠杀，中国人全部死尽，只有36人逃生。
平壤溃败三天后，中国北洋舰队，包括战舰十二艘、炮艇二艘、鱼雷艇四艘，从大连出发，运送增援平壤的武装部队在大东沟（辽宁东港）登陆，在回航途中的黄海上，跟同样拥有十二艘战舰和四艘鱼雷艇的日本舰队相遇。
北洋舰队司令（提督）丁汝昌站在旗舰定远号的舰桥上指挥，下令舰队作一字形雁阵应战。可是副司令兼旗舰舰长（右翼总兵旗舰管带）刘步蟾，发现如此则旗舰定远号恰恰在最危险的前端，将第一个受到炮击，于是他在转达命令时，竟改为人字形雁阵，使定远号位于他认为比较安全的中央后方位置。英国顾问泰乐尔看见阵势跟司令所下的命令不符，对这种在海军中闻所未闻、几近叛变的阵前抗命，大为震骇。他急忙奔上舰桥，企图挽救，但时间已不许可，日舰已经逼近，刘步蟾下令开炮。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定远号的大炮发射第一炮时，那个年久未修，早就锈烂了的舰桥，被震断裂，丁汝昌和泰乐尔被双双抛到半空而后跌到甲板上。丁汝昌腰部重伤，泰乐尔失去知觉。日舰的猛烈炮火，把定远号的桅樯摧毁，以致悬挂不出指挥的旗帜，各舰遂成了一群各自为政的盲鸭。
海战只五小时，中国战舰五艘沉没，其余全部重伤，落荒而逃。日本则仅旗舰松岛号重伤，无一舰被击沉。
北洋舰队这时仍剩下军舰二十六艘，包括战舰七艘、炮艇六艘、鱼雷艇十三艘，集结在基地威海卫（山东威海）。旅顺陷落后，威海卫更加重要，仍控制着渤海海口，阻止日舰进攻天津。
黄海战役三个月后，日本海陆夹攻威海卫，陆军由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角登陆（七世纪时，中国援助朝鲜半岛上新罗王国的远征军，就在这里乘舰出发），日军登陆后，攻陷威海卫的要塞炮台，北洋舰队反而暴露在自己岸炮的威胁之下。日本海军又一连两夜发动鱼雷艇偷袭，来远号和威远号被击沉，两舰上的战士伤亡惨重，但两舰的舰长却安然无恙，因为两位舰长都上岸嫖妓去了，根本不在舰上。
这是一个绝望的局势，中国海军主力全在北洋舰队，其他南洋、粤洋两个舰队都微不足道，而且地域观念和派系观念，使他们乐意于看到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系势力瓦解，所以北洋舰队根本不可能有援军。不久，司令部所在地的刘公岛上发生兵变，水兵弃舰登陆，要求司令丁汝昌“放他们一条生路”，而岛上驻防的陆军却抢着攀上军舰，要求快快逃命。
秩序已乱，英国顾问泰乐尔建议丁汝昌凿沉残余军舰，士兵徒手投降。丁汝昌采纳，下令沉船，可是那些舰长们恐怕沉船后会触怒日本人，可能性命不保，所以拒绝执行命令。丁汝昌便又打算率领各舰突围，更没有人理他，丁汝昌只好服毒自杀。
拒绝沉船，又拒绝突围的舰长之一程璧光乘着悬挂白旗的炮艇出港，向日本舰队投降。历时24日的威海卫战役结束，曾经煊赫一时，作为自强运动结晶的北洋舰队灰飞烟灭。清政府知道大势已去，尤其是那位皇太后那拉兰儿，急于庆祝她60岁的快乐生日，所以迫不及待向日本乞和。
次年（1895），中国代表李鸿章在他领导的事业全部失败后，到日本低头接受屈辱的和平，签订《马关条约》：
1、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
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给日本。
3、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中国战败，朝鲜陷于惊恐，在朝鲜人的眼中，伟大的天朝是不会战败的。朝鲜失去了靠山，六神无主，只有默默地承认日本为他们的宗主国。
——十九世纪最后第三年（1897），日本命朝鲜国王改称皇帝，并改称为大韩帝国。1910年，即清政府被推翻的前一年，日本命李熙签订跟日本《合并条约》，朝鲜遂亡。朝鲜当中国的藩属一千余年，两国感情融洽，如足如手，中国对朝鲜没有任何领土野心，这一次又为了保护它，而连自己的领土都赔了进去。但它当日本的藩属只不过16年，就被并吞。
《马关条约》既然签订，中国的重大损失已成定局，然而国际间错综复杂的形势，却发生三国出面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的事件。俄国、德国、法国联合起来向日本提出抗议，认为割让辽东的要求，过份苛刻。
这事件的动机十分简单，当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和已经爆发之后，清政府渴望俄国或其他任何一国出面干预，但没有一国肯帮这个忙。等到条约签订，俄国才发现它垂涎已久，远东最大的不冻港旅顺和旅顺所在地的辽东半岛，竟落到日本人手中。德、法两国也愿利用俄国的心理状态，向俄国和中国表示惠而不费本的友谊，作为以后索取报酬的资本。纯粹自私的动机，在外交词令下，看起来好像是正义的行动。
日本无力跟三国抗衡，答应把辽东半岛退还中国，但由中国增加白银3000万两的赎金。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清政府的当权人物对俄国感激零涕，认为俄国真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份感激之情维持了5年，直到1900，俄国乘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之际，突然间出兵占领面积达110万平方公里的东北三省，清政府才大梦方醒。
四、中国失败的内在原因
在发奋图强上，日本起步比中国迟。中国门户开放了十年之后，日本门户才开放。中国发动自强运动七年后，日本才明治维新。但海军居世界第11位的蕞尔小国日本，却一举击溃了海军居世界第7位的庞然大物的中国，使全世界都大大的震惊，不得不承认中国是远东病夫。——当时，欧洲人称土耳其帝国是近东病夫。
都是发奋图强，为什么日本办得到而中国不能。这可以由对门户开放所持的态度上，得到启示。
美国舰队敲开锁国200余年的日本，日本并不把它当作一种耻辱，反而庆幸由于这个刺激，使日本早日惊醒。中国不然，像一个赤身露体而衰老患病的梦游患者，被鸦片战争惊醒后，发现自己所处的窘境，而认为惊醒他的人罪该万死。
日本面对着巨变，内心充满着恐惧和自卑，立刻就认清必须全盘接受西洋文化，才能生存。中国则悻悻然怒不可遏。对西洋文化怀着一种轻蔑和仇视的心情，在不得不屈服时，也只勉强接受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这已是让步的最大限度。
也就是说，日本认为万事不如人，它的改变出自内心的彻底觉悟。中国则始终坚持从古代传下来的儒家系统的那些儒书，仍是救世良方，只要加以现代化的解释就可以了。
中日两国有同一的文化基础，却对同一刺激，产生两种恰恰相反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
我们认为主要的下列四项原因：
1、中国有长期的科举制度，日本没有。
2、中国有士大夫僵化了的阶层，日本没有。
3、中国人在经济上有安全感，日本人没有。
4、中国帝王有危险感，日本帝王没有。
日本于七世纪大化革新时，把中国文化几乎全部接受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单单的拒绝或遗漏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疯狂崇拜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有它的主要功能，它使政权向下微作一隙的开放，使拥有相当资产的平民有机会借此一线狭径，爬到政权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来控制知识分子，这些被长久控制的知识分子，在帝王跟平民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他们异于旧有的血统上的贵族，而是一种由科举考试而产生的贵族，即士大夫阶层。他们以研究儒家学派的儒书和做官为唯一职务，俸禄和贪污使他们的财富增加，再把这些财富投资到土地上，所以每一个士大夫都拥有土地和一个寄生性的家族。
这些士大夫和这些家族，就像大海里无数礁石，而中国政府则像一只巨舟，在这些礁石之间，蹒跚行驶。日本因为从没有科举的缘故，它幸运的没有制造出来这些礁石，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辽阔的，只要领导人决心改变方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遭遇到像中国领导人所遭遇到的密如星斗般礁石的阻吓。
科举制度主要内容是考试两千年前的儒书，儒家学派强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质，也就成为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顽性格，八股文的机械训练，更使士大夫脑筋里残存的想象力荡然无存。士大夫习惯于不用自己的思想，所有的著作都是代替圣人系统发言，于是养成一种不切实际发高烧的毛病，对社会上的任何改革和进步，都狂热的对抗。日本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但毛病要轻得多，大多数都能冷静地思考到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西洋的生活方式和西洋文化的意识形态。
日本的长子继承制度也使日本社会的资金容易累积，比中国社会蕴藏较高的活力。长子继承制度一定使次子以下的子弟（至少占全国青年三分之二）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发现父母的财产跟自己无关时，只有走出家庭，赤手空拳到陌生的社会上创立事业。中国则是平均继承的，每一个男子都有一份遗产，他缺少创业的刺激，如果他雄心勃勃地去创业——除非是去参加科举考试，社会上没有一个人会赞扬他奋发进取，反而会认为他不知道安分守己。
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的家庭，往往跟家族同义，《红楼梦》上的贾府就是一个士大夫地主家庭的典型形态，没有工作不能生产的成年人，他不必工作，只要停在家里，照样可以享受被重视的生活。而在老年时，尤其占优越地位，所以中国人永远在礁石保护之下，而不是在政府巨舟的保护之下。日本人没有礁石作他们的藏身之所，他们必须奋斗。
中国政府的性质和皇族的地位，跟日本的完全不同。日本皇帝被形容为万世一系，是一种传奇的政治形态，日本有过将近700年的幕府政治，但幕府的最高官位不过“征夷大将军”，他们把天皇的权力剥夺罄尽，但从没有人想到把天皇排除，自己去当天皇。而中国任何一个有权力的野心家，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把皇帝挤下宝座，由自己的屁股坐上去，并且还要用极残忍的手段对付失去权力的帝王，以免他死灰复燃。帝王本身自然也用同样残忍的手段对付那些有权力的野心家，以免他们的屁股发痒。
所以，中国统治阶级对于权力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和紧张，帝王的最大工作不是治理国家，而是防止官员或将领独揽大权。一些高级官员或军事将领，也特别用不揽大权——事实上也就是不负责任，来表示自己并不是野心家。
西洋文化中的民主政治，主要的精神是帝王无权，权在民选的宰相和议会，而这恰恰的严重违反了中国政治传统，更触犯了权力中心最大的禁忌。日本天皇事实上一直没有权力，所以也从不担心丧失权力，征夷大将军归还大政，不过把权力从旧式的幕府转移给新式的内阁与国会而已。
因此，中国专制政体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感最大的人，对野心家的恐惧心理，助长一种对中国伤害最大的贪污罪行。贪污在中国数千年不能绝迹，而在大黑暗时代尤其无孔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帝王有意培养它，当愤怒的人群纷纷控告某一有权人物贪污暴虐时，帝王往往暗自高兴，认为手握大权的人一旦把注意力放到贪污上，他就再不会有坐金銮殿那种野心。
英明的康熙大帝，就公开承认，绝对不贪污的官员根本没有。以贪污为中心的官员们的结合，形成一个只有中国才有，而其他各国所无的“官场”和官场特有的意识形态，在官场中，以善颂善祷和不负责任为第一要务。这些跟西洋近代文化，尤其跟自然科学工业以及军备业务，不能并存。日本却在一开始就肃清了贪污，建立起来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文官制度，这是重要的分野。
石头投入河流会生出涟漪，苹果种进肥沃的土壤会发芽成长。石头投入酱缸只会听到“噗”的一声，苹果种进酱缸很少能发芽，即令发芽，也无法成长，即令成长，结出的果实也使人沮丧。
中国没有力量摆脱数千年累积下来、沉淀下来的渣滓废物的污染，这是中国的不幸。
本系列文章缩编自著名史学家柏杨所著《中国人史纲》，广大微友可以通过阅读该系列文章系统了解中国史，对中国历史有一个较为详实的了解。如果你喜欢，不妨收藏起来，每天抽空阅读一篇，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后续添加推送完整版内容，希望你会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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