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于世界的灾难：当孙子兵法遭遇国际法

合作QQ：1475534655

图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创作者，致谢！

撰文：仲伟民

来源：思想战线THINKING

1

2

尽管防御工事内部拥有一支强大的炮兵部队，且围墙上还装备有多门大口径重炮，然而清军守兵态度消极，完全丧失斗志，他们看上去已经彻底放弃了还击的想法，因此两军将领决定趁此机会尽快为此次联合行动画上圆满的句号。

联军在中国看到的景象不仅与传说中的中华文明相距甚远，而且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贫穷、落后，中国政府的无能、腐败。巴夏礼在信中写道：“我们亲眼看到了软弱的政府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了怎样悲惨和贫困的情况”；政府的无能、国内的动乱，使各地人民也失去了信心，他看到武昌、汉口居民纷纷外逃，遂做出两个判断：“（1）清廷官员非常无能，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臣民；（2）人民对起义军的恐惧之感溢于言表。”在人民最需要国家保护的时候，却找不到国家在哪里，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国家，如何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所以，巴夏礼认为，“中国政府已经病入膏肓”，“现在这个国家就像是一个病人，它的整个系统因为受到各种不同的粗暴的治疗方案的对待而陷于瘫痪”。这个说法，是19世纪中国的典型写照。

3

《南京条约》签订后，除广州之外的其他几个口岸陆续向外国人开放，包括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定居、经商、设立领事馆等。因为中国官民的抵制，广州未能如约开放，被当时的朝廷及国人视为不屈服于列强的一个爱国和英雄行为；而在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看来，这是中国政府不遵守条约规定和国际惯例的违法行为。于是，冲突不可避免。

面对从未有过的强敌，清朝官员既无力相抗，又要执行朝廷排外的国策，这就导致清朝官员瞒天过海，得过且过。在广州被英军攻克后，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在叶名琛官邸居然发现了这样一份秘密文件：“我在所有档案中找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与英国、法国和美国订立的原始条约的批准书，看来它一直被叶名琛藏起来了，北京的朝廷根本对此一无所知！”这么重要的文件，叶名琛居然不向朝廷报告，今天看来真是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大约是叶名琛的“聪明之举”。因为他知道，即使将文件呈送朝廷，也不会得到朝廷的批复，甚至还可能因此而被训斥甚至降职，我大清朝廷不可能与“英夷”平起平坐的；如果能够成功将英国人拒之于广州城外，则说明他守土一方尽到了责任，说不定还有嘉奖乃至升迁。

两国交往，互派信使，互设使馆，这是近代以来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常态。可是对于大清帝国来说，这可是千古未有的大事，正如李鸿章所说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尽管在列强武力压迫下，清政府不得不签订《天津条约》，可条约中规定的“英国公使得住北京”一条，真真正正让大清朝廷心惊肉跳，因为这一条打破了天朝上国千百年“夷夏之辨”的规矩。因此，虽然签订了条约，但“咸丰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方针，他和他的大臣们从来没有想让‘夷人’打破先前存在于外国使节与中国政府之间的障碍来实现自由的交流”。

《天津条约》中具体的条款，咸丰帝并不太在意，他在意的是不能让洋人坏了天朝上国的规矩。因此，他想方设法试图让洋人放弃诸如北京住使的意图。1858年6月中旬刚与英法美俄签订的条约，1个月后咸丰帝就派出以桂良、花沙纳为首的庞大代表团，企望利用上海税则谈判之机，达到消弭《天津条约》的目的。出京前，咸丰帝面授机宜:只要洋人答应废止《天津条约》，或至少“消弭四事”，即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其中尤以废止“公使驻京”一条为紧要，我大清对通商各国则“全免课税”。没想到英法代表当即回绝:“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即使宽免税课，条约亦不能罢弃”。在桂良苦苦哀求下，额尔金提出以英法等国可以乘船上溯汉口为条件，暂时答应不住使北京，但声明决不改动条约的任何内容（桂良怕担责任，上述内容没有付诸文字，更没有禀奏）。继任的驻华公使普鲁斯态度更为强硬，决定率军攻打天津。他说:“我们不得不在天津给予中国政府另一次教训……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顺从我的要求，我已准备凭借武力威胁索取。”至此，清廷所有想废止《天津条约》、阻止洋人驻使北京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

北京的官员，在听说英法联军攻打天津时，个个如惊弓之鸟。大英雄僧格林沁在狙击英法联军屡屡失利后，也基本放弃了对抗的想法，他力劝咸丰帝弃京北狩。而已北逃的咸丰帝受主战派的蛊惑，居然在中外冲突的关键时刻，下令处死全部外国使臣！幸亏恭亲王奕䜣头脑比较清楚，在皇帝谕旨到达前15分钟，安排尚未毙命的外国使臣成功逃离：

后来恒祺向巴夏礼解释了耳语的内容，他才知道他们的逃离是多么惊险。主战派以及在热河说服皇帝下令处死囚犯，恒祺在朝廷的耳目在关键时刻告诉他命令已经传下来了。凭借着恭亲王的命令，清廷官员成功将俘虏从北京城中解救出来。如果再晚15分钟，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他们被释放15分钟后，皇帝的信使就到了。

联军攻打天津，进攻北京，焚烧圆明园，动摇了中国人“围绕在皇帝神秘生活周围的玄妙的崇拜”。而咸丰帝昏聩无能，临阵出逃，更是动摇了民心、军心。联军占领圆明园后，发现了很多皇帝出逃时未及带走的文件，其中就有大臣们关于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城时咸丰帝应该采取何种对策的很多奏折。这些奏折分三种意见，一是主张留京抗战，凝固人心；二是主张东进通州，迎战强敌；三是主张以迎敌为幌子，北狩热河，实际是逃跑。第一种意见占绝对多数，而第三种意见的提出者是僧格林沁。已与联军多次交手的僧格林沁心里明白，如果联军要攻占北京城，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他力劝咸丰尽快撤离，以免沦为联军的阶下囚。咸丰帝果然贪生怕死，北逃热河。此事一可见咸丰帝口头强硬，内心却恐惧非常；二可见满朝文武皆昏聩之徒，关键时刻无计无谋。比如贾桢等25人联名奏折中，居然有“唯地异澶渊，时无寇准”这样表面荒诞却真实无比的表达，让人无语！

从某种程度上，咸丰皇帝从北京出逃，大约也是合理的，因为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威逼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逼迫清廷落实《南京条约》并承认《天津条约》的内容。英法联军见清廷长期采取拖延和欺骗手段，认识到不付诸武力、不给清廷一个严厉打击，上述要求则很难兑现。因此，如果咸丰皇帝留守北京并以死相抗，其结局可能就不单单是圆明园的被毁了——那一定是紫禁城的被毁，以及皇帝要么战死要么成为阶下囚。果真如此，后面的历史都要重新改写了。额尔金在烧毁圆明园之后曾经发出威胁，如果中国人“不接受我们提出的条款，他们可以想象京城会成什么样子。城内的皇宫纹丝未动，如果他们想为他们的主子挽救最后剩下的宫殿，那就别浪费时间。我相信火烧圆明园大大加速了问题的最后解决，也巩固了我们特使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圆明园被毁之后，如果清政府没有马上答应英法联军的条件，紫禁城也将化为灰烬！

4

对很多英法士兵来说，中国是一个新奇的国度，他们充满了好奇心。但是，他们一旦踏上中国这块土地，就发现与自己的想象相差太远。他们的所见所闻，甚至导致“所有初来咋到的人都感到厌恶中国……这里的一切都那么荒谬”。

关于鸦片瘾者吸食鸦片的细节，中文文献并不多见。欧洲人初到中国者，则往往关注细节，并作了很多具体描述，诸如:“鸦片烟斗与烟草烟斗不同。它就像一个喷壶小蓬蓬头，只在中间有个小窟窿。烟管以木头、竹子或乌木制作，像一支笛子……并不是烟管被装在烟斗上，而是烟斗被从侧边装在烟管上。这种设计自有它的道理”；“填烟斗的方法包含一些细微的操作，不然会变得很难。先拨开装鸦片的小瓶，用带弯钩的针取约5毫克。如果鸦片膏不够柔软，就微微沾湿使其变软。当它呈燕麦粒状时，进行搅拌，慢慢地向着中间的窟窿那儿碾压过去”；“真正的嗜烟者，在吸鸦片时，会深吸一口，使鸦片烟一直进入到支气管……最后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进入深度昏迷状态。”这些细节描述，能让我们全面感受到瘾君子门店一行一动。

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情景，让外国人感到震惊和不解：

当人们走进那些令民众昏头昏脑、自甘堕落的鸦片馆，当人们在一个为防备窥探的目光而小心地关闭着的房间里看到，死尸般的男人因为过度吸食鸦片及其引起的恶果而全身伤痕累累，当人们身处这些因为英国的贪婪提前造成的葬身之地，人们不得不诅咒一个不惜用如此的方法致富的国家。

法国人将中国人吸食鸦片恶习的根源归之于英国，也可见尽管英法联合攻打中国，但是两国将士的想法并不一致。

那么，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恶习是不是源自英国人？可想而知，绝大部分英国人不会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吸食鸦片既是中国人的嗜好，也与政府的纵容和默许是分不开的。“抽鸦片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习惯，在东印度公司将它带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不仅普通人，“中国的大部分官僚阶层都无可救药地吸食鸦片上了瘾”；“即使没有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中国人吸食鸦片的习惯也会继续存在下去”；中国人反对鸦片贸易，是出于经济原因，即制止白银外流，“而不是道德评判问题”。

吸食鸦片的恶习，“使人萎靡、冷漠、麻木。精神上的疲惫影响到吸食者的胃和消化道，食欲不振、身体消瘦、衰老提前，变得猥琐不堪。身体、精神和钱财都毁了”；“染上这种恶习，多少智慧、才能和财富统统被消耗”。在英法将士的记述中，这样的记述让人印象深刻。

中国人的冷漠、无情也让英法联军震惊无难以理解。英军每次行动都要使用大批的苦力来运送各种辎重装备，这些苦力每天可获得9美元的报酬，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没有感情。为了获得这优厚的报酬，这些苦力们都能忠心耿耿为联军服务外，他们还想方设法甚至不折手段从各种途径获得好处。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冷漠、对自己同胞的残酷，让联军感到惊叹，称这是一群“可怜的野蛮人”。比如，每次战役过后，“中国苦力通常会跑上前去，把他们已死或将死的同胞的身体翻过来，指着他们的脸哈哈大笑，或是把他们的口袋翻个底朝天”。这种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情景，却被英法官兵如实记载了下来。

5

英国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在写给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霍普·格兰特的信中说：“中国人一定是地球上最特别的人群。”在英法联军眼中，中国人“只有一种宗教和一种政治：利益”。因此，只要他们肯支付银子、提供食物，中国人就会死心塌地的为他们服务。对底层的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广大百姓来说，这无可非议，因为他们有生存的权利。因此，联军的行动目的也非常明确，“我们与中国的皇帝作战，只打中国政府”。英法联军一再表明，“我们的攻击对象不是中国老百姓，而是中国政府”。

他们认为中国人缺少信仰，但这对他们来说并非坏事（有时他们表述为中国人缺乏道德观念），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有一种理念和政治观念主导他们，中国不久就会侵占全球。他们会越过亚洲边境并且很快来到欧洲，肯定没有另外一个民族比她更加具有侵略性、更加勤勉劳作并且人口增加得如此迅速。弥补了中国人的精神空缺，我们就把这个民族塑造成了这个世界的绝对统治者”。他们对中国人的评价，当然完全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他们无法理解东方人没有宗教的生活，其原因是他们不了解东方文明的独特性。

英法官兵对中国官员的评价更低。他们认为，中国官员只有一种愚忠的观念；在中国官员眼中，人民是不存在的，草民而已，可以随意杀戮。比如叶名琛抵抗英国进入广州城的方式五花八门，其中居然有屠杀中国人的野蛮方式:“有一天早上，他把400个中国人的脑袋割下来，堆在城的南边。我们的上司显然对他们这种幼稚、无助、顽强的消极抵抗行为感到迷惑不解。”此类拿人民生命当儿戏的官员，怎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联军与清军激战的很多地区，人们开始时惧怕洋人，可后来他们不仅不怕，反而更喜欢洋人。比如在战后的大沽村、在联军依然驻留的情况下，当地百姓马上便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生产和交易，姑娘们也放心回到了村里，“显然，与吝啬、好似强盗般的清兵相比，她们更喜欢有钱的洋鬼子”；一个老者甚至对联军的军事行动表示感谢，“啊，这次贵国好好教训了那些官兵一次”，因为“官兵欺压百姓，全国的百姓叫苦不迭……我们深信，你们来此的目的只是通商，而且这对两国都有利”。与联军对话的这位老者，应该是一位乡绅，他的话非常具有典型性，充分说明了英法联军为何在战斗中会所向披靡：除了武器优良的优势之外，老百姓对清王朝并没有认同感。

每个国家的老百姓都是淳朴、善良的，但是如果政府昏聩、官员腐败，那么老百姓就是一团散沙，就只能任人宰割。英法联军清楚地看到，“作为我们搬运工的中国人，或者说苦力，得到了普遍的赞扬。因此，这个有智谋的、勤劳能干的和视死如归的民族似乎只缺少好的领导，并且需要讲点科学”。生活中19世纪的中国人，是何等不幸啊！

当然，更加不幸的是战场上的中国士兵。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惨死在英法联军的炮火之下，可他们至死都没有明白是怎么死的；他们的血肉之躯没有阻挡联军进攻的步伐，只是充当了冤魂而已。面对威力巨大的现代化武器，清军却只能以中世纪的武器长矛、刀剑、弓箭等相对抗，其结果根本不用预测。阿姆斯特朗大炮的威力巨大，清军炮台都成为联军的活靶子，每次战役都造成清军的巨大伤亡，而联军则伤亡极少。在许多战役中，清军经常都是伤亡一两千人以上，而英法联军往往只伤亡一二人或几个人，简直同当年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情景差不多！联军的很多官兵都有关于战场具体场景的回顾和描写，其惨状让他们终生难忘：

人员方面，敌人的损失是巨大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认定他们的死伤数目达到了2000人之多……联军伤亡人数非常少。法军死三人，伤17人，英军方面也差不多。

一名真正的蒙古士兵躺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他的一条腿已经分飞两处，显然被同一块弹片炸到了。一块尖角的金属片（每个弹片里有42个这种金属片）将他的大腿劈成两半，另一块金属片将同一条腿膝盖以下的部分砍掉了……几位本性善良的医生替他做了截肢手术，但是手术后没多久他就死了。

这个可怜的人跪在泥巴里，浑身血渍，肮脏不堪。他的一只手被一块破布绑在手腕上，两条腿都断了，后脑勺被马刀砍开了一个大口子，可以看见跳动的脑浆……这个可怜的人恳求我们立即杀了他，解除他的痛苦。

这是是通州张家湾战役的惨象。清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溃不成军，英法联军则展示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惊人战绩。

（转载自思想战线THINKING，刊发时有删节，原文见《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原题为《孤立于世界的悲剧与灾难——由“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看19世纪真实的中国》）

历史人物（点击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