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精神与毛泽东思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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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精神与毛泽东思想(2)

徐静

作者简介：徐静──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二、遵义会议精神历史地呈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中共中央在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使党在精神上经历了一次伟大的涅槃。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不仅产生了伟大的政治成果，同时还产生了伟大的精神成果，我们把这种成果概括地表达为“遵义会议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特定阶段的集中展示，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共产党人崇高品格、精神风范、思想境界的升华。这种精神，与党后来概括提炼出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在逻辑上具有内在关联性。

　　目前，尽管各界对遵义会议精神的阐述和概括不尽相同，但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坚定信念、不怕困难;实事求是、勇于反思;独立自主、勇闯新路;民主团结、敢于批评”等方面。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遵义会议精神”绝不是今天我们在通常意义上所指的某某会议的精神，它在本质上是中共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从幼小走向强大的过程中，在精神上的自我反省、自我革新和自我升华，在精神上的集体悟道。因为这一次悟道，中共在精神上逐渐走向独立，走向成熟，走向强大。

　　如果说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开启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全新历程，那么遵义会议所彰显出的革命精神，则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理性。尤其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遵义会议精神里得到了生动的呈现。

　　(一)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本质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就是实事求是。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不仅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而且提出应“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就提出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思想。但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当时并没有被全党普遍认识和接受。而正是在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过程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体现。在遵义会议前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毛泽东等根据当时的敌情变化，否定了博古和李德坚持到湘西去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为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遵义会议对“左”倾错误的军事领导和指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会上对博古和李德的严厉批评也是实事求是的，对他们既不是否定一切，也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遵义会议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树立实事求是新风的典范。在遵义会议后召开的苟坝会议上，中央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变化了的敌情否定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分清了长征以来的大是大非问题;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才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抓住了主要矛盾，解决了当时最突出、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在土城战役不利的情况下，及时作出撤出战斗、西渡赤水的正确军事决策，才有了四渡赤水和后来长征的胜利。可以说，遵义会议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实践基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独立自主的气质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际、国际关系中的运用。从中共二大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党一直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共产国际对中共有过不少正确的指导和帮助，但也犯了很多错误，主要的就是粗暴地干涉中共的内部事务和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同时，中共党内也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幻想沿用苏联的革命模式完成中国革命任务，把是否尊重和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作为划分政治是非的标准，提出要“百分之百地绝对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总路线”。共产国际的粗暴干涉同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结合起来，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沉痛的教训使中共逐渐认识到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毛泽东曾谈到：“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指共产国际——引者注)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的成果，是中共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取得的。从客观来看，敌人破坏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进行通讯联系的电台，中共处于“同外界的完全隔绝”的状态;从主观来看，经过14年的艰难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从实践中深刻意识到，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走自己的路。而遵义会议正为贯彻独立自主思想提供了历史机遇。如果说遵义会议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方向和创造精神，由于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压制和毛泽东在党内被排斥而未能被全党所认识的话，那么，遵义会议则成为中共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新起点。

　　(三)遵义会议精神体现了群众路线的作风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强调：“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但是，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存在着“群众”范围小、群众路线贯彻不彻底等不足。在遵义会议之前，“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疏忽，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同时，不仅毛泽东被剥夺了对军事的领导权，就是身为军委重要成员的朱德、周恩来，实际上也被剥夺了领导权，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而遵义会议开创了中共反对党内违反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的胜利斗争的先河。从会议的酝酿、准备、召开、传达的过程来看，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行群众路线、恢复集体领导的过程，是在党内生活中运用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遵义会议召开前，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迭次失利，广大干部、战士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了怀疑和不满的情绪。为了听取党内意见，争取党内支持，毛泽东在行军途中与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促膝长谈，共同探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在党内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大部分中央领导人的认可和支持，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倾听各方面意见，遵义会议扩大了规模和人数，与会者除随红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红军总部、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及中央秘书长，李德及其翻译列席了会议。会上，20多名同志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场气氛既紧张严肃又热烈民主，在否定“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导方针的基础上，“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在充分发言后，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起草了深得全党全军拥护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经过调整的党中央密切联系群众，在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将《决议》发至各支部学习讨论，凝聚了党心军心。同时，中央领导人集体议事的优良传统也得到恢复。可以说，遵义会议是中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实行集体领导的光辉典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转折点。

国画：1935年遵义会议 作者：刘向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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