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析鉴：张发奎谈南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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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史析鉴：张发奎谈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网略图片）
原文标题：【张发奎谈南昌起义——读张发奎口述历史之一】
本文摘自《追寻历史的印迹——杨天石解读海外秘档》一书
作者：杨天石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1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夜景（网略图片）
近年来，关于南昌起义的资料已发表不少，研究也相当深入，但是，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却很少见到。因此，张发奎的有关回忆值得注意。
在何廉与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教授主持下，美国哥伦比亚东亚研究所于1958年开始一项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先后访问了十余位在现代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名人，请他们口述生平，哥大方面加以记录、整理。
对张发奎的访问是由夏莲荫（Julie Lien-ying How）女士进行的。夏女士阅读了大量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到香港访问张发奎四百余次。然后，将记录整理为英文稿，定名为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k'uei（《张发奎回忆》）。全稿共21章，1033页。现藏于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承韦慕庭教授盛意，特意赠送了我一套该稿的全部缩微胶片。
下面是夏莲荫和张发奎的问答摘要。
对进攻南京有信心
1927年6月，武汉国民党中央将唐生智的第四方面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下辖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张发奎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下辖第四、第十一、暂编第二十军，黄琪翔、朱晖日、贺龙分别担任军长。7月中旬，武汉政府决定东征，直取南京。夏莲荫和张发奎的谈话是从东征开始的。
“进军南京您是否有信心？”夏莲荫问。
“很有信心。我相信，唐生智和我能够夺取南京，赶走蒋先生。站在我们一边的有第二、第三和第六军。我们所需要对付的只有第一军。第七军的态度我们拿不准。”张发奎答。
“计划如何进攻南京？”
“计划派遣第四军第二十一师富双英部沿长江南岸前进。我的主力将自南昌分两路东下。一路经上饶、江山、杭州，进攻上海或南京，一路经皖南进攻南京。”
绝对支持汪精卫
“我的部队自河南返回武汉后，只停留了几天，就开赴九江。叶挺的第二十四师是先遣队。我命令自己的部队集中于南浔线。朱培德的部队已向东开拔，留在南昌的只有很小的一支部队。朱德是军官教育团团长，并且是南昌公安局局长。
“叶剑英在九江担任第四军参谋长。他是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的梅县老乡推荐给我的。我以前见过他，但不很了解。”
“您了解他是共产党员吗？”
“不了解。”
“1927年6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共产党问题，同时，镇压所有言行违背国民党原则的人。稍后，汪精卫召集高级军政领导人会议，通知我们，中央已经采取和南京清党很不相同的分共政策。这意味着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和平地退出，不必逮捕并杀害他们。他要求军队领导人马上回部队，作好准备。我们要求共产党员自愿地退出，给他们钱，让他们离开。如果他们不希望离开，可以留在武汉，但不能在政治和军事机关工作。”
“您对分共政策有何意见？”
“我认为，革命完成以前，革命力量不应分裂。但是，如果汪精卫要分共，我支持他，因为他对这一问题比我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以前已经说过，军人被告知，服从是他的天职。这可能很危险。年轻的军人易于被引入歧途。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认真地考虑，哪种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汪精卫认为这是正确的，我也就这样想。在宁汉分裂中我绝对支持他的立场。我对于军事的兴趣远高于政治。”
“关于苏联顾问，汪精卫是否说过什么？”
“没有。关于苏联顾问，汪精卫在那次会上没有说什么。”
“在那个时候，您对于苏联顾问有什么感觉？”
“我没有感觉到他们在密谋策划反对我们。”
邓演达动员张发奎回广东
“邓演达和铁罗尼来看我。这两位关系密切。邓演达说：汪精卫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您不应该听他的。唐生智政治上也死了。您应该带领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回到后方广东，重建革命基地，一切从头做起。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邓的最初目的是想在共产党人和我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组成一支反汪、反蒋力量，但他不是共产党员。
“我反驳说：汪精卫的政治生命还没有终结，他只是有点病，只要他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要请医生救他。这说明，我那时仍然左倾。我说：我们仍然可以和汪精卫谈谈。我想和汪精卫谈什么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我的观点是我们必须支持他。”
“铁罗尼说什么？”
“他同意邓演达的意见。
“邓演达和我是同学，后来又在邓铿的第一师里同事。长时期来，我们的联系从未中断。共产党人知道，我们关系牢固。我猜想，他们希望邓能以个人关系打动我。我们分歧的关键之点是汪精卫。
“邓演达认识到不能说服我，很快去了郑州。冯玉祥对邓说：鲍罗廷和其他俄国人回苏联时经过他的司令部，他答应保护他们。许多共产党人穿过他的领区。我很奇怪，他为何巴结共产党人？”
“有没有其他人和您说过类似邓演达的话？”
“邓演达是唯一对我说过汪精卫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的人。郭沫若，特别是高语罕，害怕我扣押他们，不会有勇气走得这么远。他们都知道，我是汪精卫的坚定的支持者。他们说：由于下级共产党员的幼稚病，湖南农民运动已经走到极端，共产党中央不赞成这种情况。他们向我保证，一切都可以补救过来。
“我想，谭平山、徐谦、何香凝和我谈过，维护所谓‘三大政策’的问题。许多人都维护这些政策。”
不反对共产党员个人
1927年8月6日，有一个叫林昌炽的人，上书武汉国民党中央，指责共产党把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其中谈到汪精卫分共后，“（军校）一班C. P．分子，则因受其团体之指挥，经由恽代英等向张总指挥再三交涉，收编为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军官团”。夏莲荫女士研究了这份资料后，问张发奎有无其事。
“有。我愿意接受这批干部。那些留在武汉的学员进了军官团。组成军官团，隶属于第二方面军是中央当局的命令。杨树松被任命为团长。他是东北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是邓演达的追随者。”
“有多少人组成了军官团？”
“一千多。”
“在第二方面军的下级干部和士兵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吗？”夏莲荫问。
“我不相信士兵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因为在那时，大多数共产党员是知识分子。下级干部中有共产党员，但我不知道有多少。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的七十三团的大多数官长是共产党员，叶挺将这个团交给了他。有少数共产党员在别的单位。在任何情况下，我不同意将共产党员当做敌人。我不反对共产党员个人。”
“您支持分共政策吗？”
“那是一项来自高层的命令。”
“除了周士第，您是否知道别的共产党员团长？”
“我不知道。我知道一个师长叶挺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彼此间极好。我想，我可以将他争取过来。最坏，我想他可以离开我的军队。
“张云逸是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李汉魂的参谋长，但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担心重复“四·一二”政变
“我感到，我很好地控制着部队。第四军是我一手发展起来的。它由黄琪翔指挥，和我指挥没有两样。虽然第十一军原来是陈铭枢的，但它由第四军的朱晖日指挥，许多第四军的人在第十一军中工作。
“但是，我对贺龙没有把握，因为他有自己的部队。不过，我对他很好，他也知道这一点。我为什么对他不错，因为我是真诚而直率的。我知道他不是共产党员。”
1927年8月5日，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曾报告说：“从武汉决定制裁共产党以后，武汉的共产党徒全到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去了。张总指挥因为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并命令保护共产党的生命安全，也无法驳而不要。及至他们到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工作，张总指挥又以为他们是帮助国民革命，所以优容他们。”
关于这一段话，夏莲荫询问道：
“在那个时候，是否许多共产党员参加了第二方面军？您欢迎他们是否由于相信他们有助于国民革命？”
张发奎承认这是事实，他解释道：
“共产党人担心重复‘四·一二’政变，害怕唐生智会杀害他们。那段时候，唐生智杀死了一个旅长。我多次说过，我不会杀害共产党员。部分高级共产党员跑到九江，那里是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所在。”
南昌起义失败后，张国焘于1927年11月8日给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写过一封信，其中谈到：“当武汉唐生智汪精卫政府日见反动时，彼时我党与张发奎关系尚好，事实上我们曾将农民的枪支送给他，并答应他给他种种的帮助。”张国焘此信发表于中共机要刊物《中央通讯》第13期上，夏莲荫研读了张国焘的这封信，问张发奎道：
“是否共产党人送了许多农民的枪给您？”
“没有这样的事。他们没有给我一条枪。您必须记住这样的事实，我和唐生智从汉阳兵工厂得到同样数额的军用品，我肯定不会比他少。此外，中央对唐生智没有把握，将希望寄托在第二方面军身上。人们都知道，我忠于汪精卫。从各方面说，是我给了共产党人以枪械，共产党人在我的部队里。”
“共产党人是否给了您很多帮助？”
“没有问题，他们帮助了我，因为他们工作得很勤奋。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极为认真而且优秀。他们在宣传里只说我的部队好，就我所知，他们从来没有宣传过共产主义。”
没有回广东的打算
张国焘1927年11月8日的信中又谈道：当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开会，苏联顾问加仑在会上说，今日会到张发奎，和他讨论军事。他已赞成二十军集中进攻，十一军集中南昌，第四军集中南浔路一带，不再东进。第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渐次往南昌移动回粤。加仑称：张发奎如能赞成回粤，又不强迫叶挺等退出C. P.，在此两条件下，可与张发奎共同回粤。因此，夏莲荫问道：
“7月26日，您是否在汉口和加仑讨论过部队转移问题，他建议您将部队带回广东？”
“我可能见过加仑。我不记得他谈过广东。邓演达是唯一建议我回广东的人。”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大约在二次北伐胜利后，唐生智、张发奎等由河南回师武汉的时候，左派人物中，特别属于广东籍的，就暗中酝酿回广东去的想法。”
据此，夏莲荫又问道：
“您是否计划回广东？”
“没有。”
“您的部下是否有人提议回广东？”
“没有。”
尽管张发奎一再否认当时有率领部队回广东的想法，但夏莲荫又提出了第三个证据：1927年7月27日，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陈可钰等曾联名致电张发奎，内称：“近闻兄处军队且被伪命移动，有所窥伺，岂两湖赤祸犹为未足，而转欲施诸两粤耶？”
据此，夏莲荫再问道：
“为什么李济深和别人在7月27日警告您，反对您回广东？”
“可能他们已经得知邓演达的计划，也可能他们认为我要回广东。”
“李宗仁是否派遣他的参谋长王应榆带着一封信来看您，其中说：如果您对广东有任何意见，可以和李济深讨论，但是，您决不要带领部队南下？”
“是的。我见到了王应榆。他是我在广东陆军小学时的同学。不过，我不记得他讲过任何关于广东的事情。”
和汪精卫一起到九江
“您得知贺龙没有您的命令就到了南昌时有何想法？”
“我觉得很奇怪。
“我和汪精卫一起去九江。7月29日到达。”
8月5日，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报告时曾说：“当时是因为知道了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内部起了纠纷；同时张发奎总指挥请求中央派人去训话，庶使纠纷平息，并且说内部的纠纷不解决，中央无人去，他是不敢到九江去的。”夏莲荫据此询问张发奎，是否有此事。
“可笑！说我不敢单独去九江是荒谬的。但是，这是可能的。我希望汪精卫去向我的部下解释他的政策。我已经在庐山召集师长以上军官开会讨论和平分共问题。”
与张国焘没有接触
1927年10月15日，张太雷在中共南方局省委联席会上曾报告说：张国焘“不主张在南昌动作，因为是对张发奎有许多幻想。就是临走的前夜亦与张发奎作很长的谈话，而且说还有希望”。
为了核对这一事实的准确性，夏莲荫于1966年9月25日询问过张国焘，张称：那时，他只在武汉的集会上见过张发奎一次，他们间没有约定进行任何谈话。此次，夏莲荫又对张发奎重提这一话题：
“您到达九江后是否和张国焘有过一次长谈？”
“我不记得在那个时候认识他。”张发奎的回答很简单。
没有想到共产党会造反
张发奎接着说：
“我没能让叶挺、贺龙、蔡廷锴参加在庐山的会议，最后，没有开任何会。我不认为共产党人会造反，因此，也不曾想过要抢先逮捕他们。那是很容易的。”
1927年10月，周逸群向中共中央报告南昌起义情况时曾说：“张发奎迭次来电，邀贺、叶到庐山开军事会议，而贺、叶均不敢去，逼得不了，张氏来电，准一日到南昌。”
夏莲荫问张发奎此点是否可靠。
“那是可能的，因为他们不到九江来。
“这时，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蔡廷锴的第十师在南昌地区。第十一军集中南昌地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朱晖日的第十一军司令部设在马回岭，第二十六师在马回岭地区。
“第二十军和第四军第十二、第二十五师在九江至德安地区。富双英的第二十一师仍在长江北岸，面对九江。军队集中是很复杂的事情。我们必须为所有的士兵找到营房。
“我想，共产党人害怕我们镇压他们。朱培德和我的部队可以对南昌形成包围，因而，他们于7月31日午夜至8月1日在南昌造反。
“我在庐山得知消息。听到蔡廷锴和叶挺、贺龙合作，我很失望。我从未想到，蔡会和他们合作。如果蔡的部队抵抗，叶和贺一开始就必须搏斗。”
“谁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
“当然是叶挺。他在共产党内有很高的位置，并且指挥正规部队。但是，如果没有贺龙和蔡廷锴，他将不会有足够的力量行动；如果他单独行动就将失败。我认为，叶挺不能掌握他的师，如果在后方，他的部下将会迫使他离开。”
马回岭跳车
“多么糟糕！我开始制订计划镇压造反者。造反一开始，那就没有妥协的希望。共产党人必然战斗到最后，我必须粉碎他们。
“我立刻赶赴德安，检查前线状况。周士第的第七十三团驻扎在那里。我需要视察部队，保持信心。我什么都不怕。无论如何，是我将周士第安排到了团长的位置上。
“我建议保罗、尼基丁和另一个俄国人（他的名字已经忘记了），和我一起去德安，观察形势。他们同意。”
“苏联顾问对南昌的造反有什么反应？”
“他们也感到非常惊奇。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故意显出惊奇。
“几个同事军官，三个苏联顾问和他们的翻译，我们乘坐一列机车去德安。当我们停在马回岭时，朱晖日和李汉魂在车站等我。在我准备下车或他们准备上车之际，我听到了两声奇怪的枪响。显然，至少有一个共产党人已经控制了机车，强迫司机开动。我只有十个卫兵，于是我跳车了，有些卫兵也跳车了。我将马回岭交给朱晖日，回到九江。俄国人和其他一些人没有跳车，去了德安。
“我回到九江后，召集师长和师政治部主任以上军官开会，向他们解释中央的分共命令和制订的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我要求他们回到自己的部队，命令所有的共产党人到九江来。”
郭沫若要求去南昌
“我解散了第二方面军政治部。郭沫若和我有一次谈话。我对他说：共产党人对我们不好，但我们决不对他们做任何不公正的事情。他们应该从我们中间退出。……我告诉他，让他乘坐一辆机车去南昌。
“共产党人集中到九江时，我说：愿意去南昌的和郭沫若一起走，不愿去南昌的将被送往上海或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发放路费。分共不意味暴力。它意味共产党从政府和军队中退出。我坦率地要求他们当我准备攻击南昌时站在旁边。唐生智胡乱地屠杀共产党人，我不能。我没有逮捕共产党人。为什么？因为造反的是在南昌的那些人，另外的人不能负责。此外，我永远不相信屠杀能奏效。
“许多政工人员离开了，证明他们像共产党。多少？二十人或者更多一点。我给每人发了路费。廖乾吾就是他们中的一个。政工人员中没有逃跑的。
“少数军人证明他们自己像共产党。问题是我们无法保证秘密的共产党人全部退出。他们的前额没有记号，我们无法弄清他们的成员。例如，叶剑英没有离开黄琪翔。我仍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某些下级和中级干部跑了。例如，第十二师的一个营长一个人跑了。共产党可能命令他带着队伍一起走，但是他觉得控制不了。我不知道他如何到了南昌。
“我看着郭沫若乘坐机车离开。大约二十个人和他一起走。有廖乾吾、徐名鸿和别的一些人，徐名鸿是陈铭枢的人。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共产党需要利用我的名字
“我猜想，所有那些人——朱德、叶挺、贺龙——在造反以后召开的革命委员会上建议利用我的名字。他们仍然称我为总指挥。他们全都很了解我，特别是叶挺。回想起来，我相信，因为我倾向共产党，加仑和别的俄国人，还有中国共产党都在我身上寄以很大希望。共产党需要利用我的名字来团结人民，消除并减轻他们的疑虑。人民很清楚，我不是共产党。那时，他们特别害怕这样的口号：‘共产共妻’。
“共产党想：如果我同意和他们在一起，我的第二方面军将回到广东，在那里，他们可以动员革命力量。我的军队可以对付来自南京或者武汉的攻击。他们不认为有被南京和武汉联合攻击的可能，因为他们不能预见到蒋先生的下野。”
“您是否分别收到叶挺和贺龙的电报，希望您到南昌去？”在张发奎的滔滔长谈中，夏莲荫女士终于找机会提了一个问题。
“我不记得在南昌造反之后从共产党那里收到任何信息。”
俄国人在我的司令部出现了
“尼基丁、别的俄国人和他们的翻译在我的司令部出现了。他们告诉我，到德安后，他们被送到周士第的司令部。……我的卫兵有的被缴械并被捕，有的从桥上跳下河，跑了。
“……我建议他们去南昌，他们拒绝了。我问他们需要什么，他们说，希望回苏联。我送给他们每人500元钱和部分衣服，用船把他们送到上海。他们从上海回到莫斯科。
“我派遣部队追击贺龙和叶挺。8月7日，我的部队到达南昌，共产党造反者已经离开南昌，进军抚州。他们的目标是广东东江。朱培德的部队也回到南昌。我们计划集中兵力并且召开一次会议。”
蔡廷锴大骂张发奎
“蔡廷锴在进贤摆脱共产党之后打电话给我。我想他是忠诚的，但不料他竟用不很地道的广州下流话咒骂我，使我极为震惊。他说，他忠于陈铭枢，支持蒋先生。反蒋是错误的。他像反对共产党一样反对我们。
“蔡廷锴因为蒋先生而恨我。即使没有南昌的造反，他也会离开我。他在等待适合的机会。只要投入蒋介石营垒，他可以从南昌到他选择的任何地方去，广东、福建、浙江。世界对他敞开着。
“现在，我了解到，陈铭枢在离开武汉之前，已经和蒋先生商量过，如何保存他们的力量，并对蔡廷锴、戴戟、蒋光鼐作了安排。陈铭枢之所以搁置他的计划，是由于他的力量还不足以反对武汉。唐生智和我支持汪精卫。他的第十一军比我的第四军弱。”一谈起蔡廷锴来，张发奎旧怨犹存，因而话特别多。
“蔡廷锴摆脱共产党之后，您估计共产党还有多大兵力？”夏莲荫不希望离题太远。
“仅以离开我的部队的人数计，大约有5000战斗部队。”
夏莲荫和张发奎关于南昌起义的谈话大体如上。可以看出，张发奎谈出了一些前此不为人们所知的史实；对有些众口一词的说法则坚决否定；有些回忆，则和有关资料或其他当事人的说法相歧异，有待进一步考辨。治史贵在全面，了解张发奎的看法，对全面研究南昌起义史显然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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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海峡两岸争取张发奎——读张发奎档案札记
张发奎，字向华，广东始兴人，民国史上的重要军事将领。武昌起义后当兵，参加过讨袁、讨桂、两次东征诸役。北伐时任第十二师师长，在进攻汀泗桥、贺胜桥、克复武昌等战斗中屡建功勋，被任命为第四军军长，该军被誉为“铁军”。抗战期间，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在广东、广西等地指挥部队与日军苦战，多次获胜。1949年李宗仁任代总统后，他曾出任陆军总长，但不久即辞职寓居香港。
由于张发奎的历史地位重要，因此他寓居香港后，海峡两岸都做了不少工作竞相争取他。
1950年，台湾国民党当局举行党员重新登记，张发奎接到通知，和孙科商量后，将通知扔进字纸篓里。1954年2月，国民党在台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陈济棠、余汉谋、陈诚利用老关系连续致电张发奎，邀请张赴台与会，陈诚并表示：“此间无事不可相商”，均为张拒绝。1月14日，陈诚写了一封长信给张发奎，声称“中央迁台后，检讨大陆之失，其主要原因在于党内派系之私与党员之日趋腐化，故佥主改造本党，一切从头做起”；又称：“今日在台，上自总统，均具赎罪补过之决心”。此信的主旨仍在动员张发奎赴台，“共图匡复大业”，但张仍然不为所动。其后，张发奎一度准备离港远行，需要护照，台湾当局通知张，必须赴台并与“蒋先生”进行一次谈话，张发奎再次加以拒绝。
陈诚致张发奎函手迹（原书图片）
大陆方面最初争取张发奎回归的是叶剑英。当时，叶任广东省主席。他通过原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副党代表李朗如及李章达二人转告张发奎，希望张到广州作一次旅行。其后，何香凝给张发奎写过一封信。由于言辞比较激烈，效果不好，于是，再由李济深出面转圜。李信原件今存张发奎档案中，全文如下：
向华吾兄有道：
久不通候，至念。其伟自穗来及许多友人前后自港穗来，得知二、三年来，吾兄革命之意志，以机缘未许，至埋没苦心，未尝不时以为痛惜也。在侪辈中，童年即兵，革命精神，屈指有几人哉！不幸中国革命大业，多所顿挫，除顽固自私如袁世凯、蒋介石及其死党外，或左或右，或前或后，而时有错误，或为环境所束，而陷于反革命之途者，比比皆是。我在清党时，自己做了反革命，一时尚不知，即是一例也。此盖因我们都是出身小资产阶级，而失却正确领导之人如我总理者所易有也。此间同人均能谅兄之心，知兄之苦，故常以兄为念。前者廖夫人以老卖老，致函吾兄，不善属辞，云要兄认罪，要兄认错，兄性情好胜，当然不能接受。然而严格言之，其言不能说是无理耳，我意吾人应服理，闻兄说：“我是国民党，不能向共产党投降。”我想兄此言仍有意气用事，门户之见，宗派观点，你能说弟向共产党投降乎？你若这样说，我也不服。其实我们向革命投降，向真理投降，向总理革命主张投降耳。向革命、真理、总理革命主张，或今日所谓向人民等等投降，我想是应该的、光荣的、革命的。禹闻善则拜，子路闻过则喜，这也叫做投降吗？因此我希望吾兄再三长思也。
以一个生性革命的人，从小就有革命历史，大革命时代更有光荣历史，且为革命同人所共知共谅，而当此真正大革命时代，而仍如小孩子意气用事，客气好胜，埋没了一生，我想这是不该的，可惜的，不革命的。若真这样下去，即以前所谓革命，恐怕尚有问题也。邵力子兄、张治中兄亦常以兄为念，兄前所领导之琪翔、其伟，及四战区之同事，大半都在今日革命战线之内，兄何又独个人固执如是。此我又所不解。他们昔日追随你，可知认你是可以革命的，同情革命的，何以到了今日，真真实在的翻天覆地大革命时，你又退缩不前，这恐你也无以自解罢！至盼你毅然决然，表明是不赞成蒋介石反革命，赞成今日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即孙总理所主张的革命，至所盼祷者耳。
一切托其伟夫人面及。连夜书此，即颂康健！
弟济深上
七·一九
其伟，当指吴奇伟，张发奎的战友和老部下，曾参加北伐、抗日诸役。1949年2月在香港通电起义，后回到大陆。李济深的这封信，由奇伟夫人面交张发奎。信中，李济深现身说法，情词恳切，但对张发奎仍然没有发生作用。
1956年11月，蔡廷锴受周恩来委托，继续做张发奎的工作。蔡托其子绍昌带了一封信给张发奎，函云：
向公赐鉴：久不致候，殊多渴念。小儿绍昌来京，得悉我公佳况，至以为慰。兹藉小儿南归回港之便，特嘱其前往问好，并祝起居。
晚蔡廷锴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显然，蔡廷锴总结了此前的经验，信中不谈政治，他还通过其子给张发奎带去了口讯：尽管彼此的政治观点不同，但私人关系不应该改变。此外，蔡绍昌还带着李朗如的一封信：
向兄：
蔡贤初先生此次由京到粤，系承周恩来总理嘱托，对兄传送周总理意见，请兄回祖国观察一下，并请兄有所指教。弟对于周总理此举，十分赞成，敬希兄回国一行，兹特托贤公令郎绍昌世兄致函，对兄表达弟意，并致敬礼！
弟李朗如敬启
十一月二十一日
贤初、贤公，均指蔡廷锴。李信转达了周恩来的邀请“回祖国观察一下”，讲究策略，委婉而不强人所难，恰是周恩来风格的表现。
蔡廷锴致张发奎函手迹（原书图片）
在蔡廷锴之后，受命继续做张发奎工作的是程思远。程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并说，周希望张能想起一张照片；抗战期间在汉口，合影者为郭沫若、陈铭枢、叶挺、黄琪翔、张发奎——周称之为“五虎将”——五个人站得很靠近，手互相搭在肩上，看上去非常亲密。周称，除了叶挺故去，张发奎在香港外，其他三人都在大陆。
周恩来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所提到的这张照片摄于1938年春，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但是，张发奎已经完全想不起这张照片，他也不愿意改变多年来形成的立场和观点。在程思远之后，似乎就没有人继续动员张发奎回归了。
抗战期间在汉口，合影者左起为黄琪翔、陈铭枢、郭沫若、张发奎、叶挺——周称之为“五虎将”（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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