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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史钩沉：红军长征中最高军事指挥体制的演变
原文标题：【红军长征中最高军事指挥体制的演变】
作者：王新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本文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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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最高军事指挥体制曾几度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对红军长征及其后的进程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长征的研究甚多,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体制的研究比较薄弱。笔者试对这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一、中央苏区从第二次反“围剿”至第四次反“围剿”前形成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探讨红军长征中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要先了解一下中央苏区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1930年10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一结束,就急急忙忙调动1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当时,中央苏区党的领导机构是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反“围剿”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直接指挥作战的是红一方面军总部,总司令是朱德,总政治委员为毛泽东。然而,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的领导层发生了变化。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镇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刚到苏区的项英任代理书记。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毛泽东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 。由于项英刚到苏区,不懂军事指挥,毛泽东、朱德在军事指挥上仍起主要作用。这样,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又取得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11月25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统一领导各苏区红军的作战和建设。中革军委成立后,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名义,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领导,称中央红军。这样,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中革军委成为苏区军事领导机构和直接指挥中央红军作战的机构。因作战实际的需要,1932年6月中旬,周恩来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后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朱德兼任总司令,叶剑英和王稼祥分别兼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由此,红一方面军总部成为前方指挥作战的最高机关。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赴前方红一方面军总部。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到前方后,很快发现红一方面军总部组织方面的问题,即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只能主持大计”,不能发挥毛泽东在指挥作战方面的“经验与长处”,且自己任总政治委员后,出现多头指挥的状况,将使毛泽东“无事可做”。7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即毛泽东———引者注)任总政委。”鉴于中革军委、中央局代表、红一方面军总部的职权范围存在不清问题,电报还建议:“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由于中共苏区中央局坚持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7月29日,周恩来再次写信给中央局,坚持要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并提议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组织“最高军事会议”,以“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 。8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召开会议,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9月下旬,在前线和后方的负责人对于红军行动方针问题发生意见分歧,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0月上旬在宁都小源召开全体会议。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中共苏区中央局后方同志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府[央]政府工作责任。”周恩来主张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提出:“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他“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但会上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坚决不赞同“负主持战争责任”。会议通过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毛泽东到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后,中革军委安排周恩来代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宣布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岗位后,周恩来、朱德在前方仍从实际出发,抵制中共苏区中央局“左”的错误指示,指挥红军作战。1932年底至1933年3月下旬初,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作战的成功经验,采取大兵团伏击歼敌的战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上述表明,中央苏区从第二次反“围剿”起,至第四次反“围剿”前,在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之下,红一方面军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苏区军事最高领导机构,具有制定作战计划和决定权,随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前方行动;由于前方作战的需要,组织最高军事会议,由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中革军委主席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组成,行使中革军委的决定行动方针和作战总计划的职能;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负责指挥作战。这个军事指挥体制是符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实际的,且在前方的最高军事会议组成人员和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人,都具有杰出军事指挥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在反“围剿”是当时中央苏区主要任务的情况下,前方红军最高领导机关有着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临机决断的权力,因而能在“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在中央苏区开始推行的情况下,不断抵制来自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指示,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二、中共临时中央、李德相继进入中央苏区后,最高军事指挥体制的重大变化及为准备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成立的“三人团”由于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损失。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在上海难以立足,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一到中央苏区,就把党、政、军权全部抓在手里。5月8日,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提议,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红军总部分开,在前方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把原来随军在前方的中革军委机关移至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并规定:当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这个职务由项英代理。接着,中共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由于博古、项英成为中革军委成员,并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中革军委就由原先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下的苏区军事最高领导机构变成中共中央局领导下的中共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起着中共中央军委的职能。由于博古的到来,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懂军事的博古、项英控制了中革军委,掌握了作战计划和行动方针的决定权。前方的周恩来、朱德不再有作战计划和行动方针的决定权,只有具体作战指挥权。这样,在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后,周恩来、朱德的军事领导权力也被大大压缩。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博古不懂军事,决定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这样,博古就把军事方面的所有大权都交给了李德。李德在回忆中说:“虽然我再三提醒大家注意,我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并无下达指示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产生了这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我是具有极大全权的。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权威。”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照搬苏联红军正规战的经验。他脱离实际制定的作战计划,使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朱徳无法执行。因此,他们经常就作战问题与李德发生争执。周恩来、朱德无法忍受李德的瞎指挥,曾在12月16日致电博古、项英,斥责中革军委:“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要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对于周恩来、朱德等前方领导人同后方博古、李德之间关于作战发生争论的原因,李德认为是中革军委同前方总部的职权范围没有严格划分。在他看来,“前敌指挥部应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但在实际情况中,“前敌指挥部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行动,至少在中央红军的调动上是这样”。而“最高军事领导如此分成两部分,使得一切军事行动很难一致”。作为解决的办法,李德建议“合并这两个机关”,“朱德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作为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及红军总政委,在瑞金可以更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根据李德的建议,12月20日,中革军委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按照这个决定,朱德、周恩来被调回后方。中央苏区的红军各军团和地方独立师、团直接由中革军委指挥作战。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2月3日,中革军委进行局部改组,朱德仍任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尽管从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看,仍然是原“前方总部”的组成人员,但是,在博古的全力支持下,李德不仅控制了中革军委作战计划和行动方针决定权,而且还掌握了作战指挥权。周恩来、朱德原先的作战指挥权已不复存在。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曾指出:“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很大。李德不管这些,只凭比例尺量地图推算路程,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他定下的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间投入战斗,难免吃败仗。由于李德采用军事教条主义的方式指挥中央红军作战,又听不进别人的正确意见,军事指挥成为他的“一言堂”,从而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为了准备转移,成立了一个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成立之后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处,一次在博古处。在实际工作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执行。由此看来,“三人团”是作为准备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及对战略转移行动领导的一个非常组织而存在的。在“三人团”中,博古以中共中央负总的责任的身份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取代了中革军委的领导。在涉及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及行动中,“三人团”是一个抛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集体领导的高度集权军事指挥体制。三、“三人团”的权力被逐渐限制、撤销,新“三人团”建立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博古、李德又犯了战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消极避战。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湘南后,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机动作战,提议趁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机歼灭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博古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但是,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彭德怀等的建议,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破坏了党和军队集体领导的博古、李德,很快使中央红军遭受了一次惨痛的损失。在11月27日至12月1日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中央红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之战暴露了“三人团”这种军事指挥体制完全不适合中央红军长征的要求,广大干部战士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非常不满,特别是在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难境地。长征出发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在军委第二野战纵队行军。在行军途中,毛泽东向张闻天、王稼祥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的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他们三人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中央红军湘江之战遭受惨重损失,博古、李德感到责任重大,但又一筹莫展。这时蒋介石已经判断出中央红军将沿湘桂边界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红军前进方向上构筑了四道碉堡线,集结了20万兵力,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然而,博古、李德不顾敌情,竟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行军。这使中央红军面临钻入敌人布置的口袋,全军覆灭的危险。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兵向西到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2月12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多数同志支持毛泽东转兵贵州的意见。周恩来是“三人团”成员之一,这时实际上由来他负责指挥部队。他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于会议决定红军向贵州前进起了重要作用。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毛泽东的意见“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通道会议尽管不是党中央的正式会议,却是多数中央领导同志向“三人团”这种军事指挥体制———博古、李德的专断提出首次挑战。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虽西进贵州,但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12月17日、18日,在贵州黎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改变了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在川黔边区建立新根据地,并“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第一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始恢复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三人团”中博古取代中央政治局对军事工作领导的状况被纠正,党中央的政治生活开始回归正常。1934年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的猴场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方针的决定》中,重申了黎平会议“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决定,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规定,纠正了“三人团”中李德个人包办中革军委一切、把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的状况。从通道会议开始,经过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召开遵义会议,解决军事指挥问题,取消旧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建立新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创造了有利条件。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即朱德、周恩来———引者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个决定基本上恢复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前的军事指挥体制。不同的是,决定明确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者,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这也是宁都会议时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方案。周恩来历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非常佩服,对他的意见十分尊重并予以采纳。因此,毛泽东虽名义上是周恩来的帮助者,而实际上担任指挥者的角色。然而,由于长征是红军无根据地依托的特殊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后新的军事指挥体制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毛泽东以周恩来军事指挥上帮助者的身份进入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但他的长处和经验没有得到很好发挥。毛泽东不仅是战略家,善于制定作战方针和计划,而且善于战场指挥,特别是善于指挥打高度机动的运动战,当年他与朱德指挥中央苏区连续三次取得反“围剿”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面临着蒋介石调动其嫡系“中央军”和川、黔、湘、桂、滇五省数十万军队的进逼,为了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必须采取高度机动的战略战术,“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求得作战的胜利”。 为了更好发挥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专断,听不进不同意见;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后,又走向了另一面,即每次重要战斗都要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该仗打还是不打。3月10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与会多数人赞同林彪、聂荣臻的建议。毛泽东根据敌我态势,认为红军攻打打鼓新场的战斗势必成为攻坚战,对于红军不利,主张放弃这个计划。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有被大家所接受,就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力争。张闻天见此情况,就以民主表决解决问题,结果会议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并决定取消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由于事关重大,毛泽东当晚找周恩来,说服了周恩来,接着又说服了朱德,暂缓发出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3月11日,周恩来再次召开会议,说服了大家,放弃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会后,中革军委给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一次可能因为攻坚而陷中央红军于被动的战斗避免了。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出一个教训,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指挥军事。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从遵义会议到苟坝会议,经过50余天行军作战的实践,中央红军形成了适合当时高度机动作战需要的最高军事行动指挥体制: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讨论决定红军战略方针和进军方向;中革军委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决定红军行动方针,指导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及中央苏区留守部队的作战行动;新“三人团”负责中央红军的重要战役、战斗的决策;前敌指挥部负责指挥战场作战。由于形成了适合红军长征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些精彩的军事行动,堪称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变被动为主动的典范。四、懋功会师后红军最高军事指挥体制的调整
1935年6月中旬,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这时汇集在川西北的红军达10万人,士气旺盛,战斗力大为增强。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提出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顺利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统一两个方面军的指挥,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张国焘见红一方面军只有2万来人,自恃枪多势众,野心膨胀,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公然伸手向党要更大的权力。在张国焘的策动下,7月18日,陈昌浩致电朱德,称:“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请焘任军委主席,朱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示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中共中央为了能使红一、红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创造川陕甘新根据地,于7月18日在芦花(今黑水城)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决定张国焘接任,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情况前,由周恩来暂时帮助。会议还决定中革军委常委由四人增补为五人,即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之外,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任命博古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当日,中革军委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7月21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红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命致各军首长电》,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并决定红一方面军原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番号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上述表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为了统一指挥两个方面军,最高军事指挥体制有了调整。具体表现为:1. 加强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两个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领导。两河口会议制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新的战略方针后,张国焘不断向党伸手要权,在没有得到完全满足的情况下,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延宕红军北上行动。针对此种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坚持北上方针。中共中央还多次致电张国焘,督促其率部北上。需要指出的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没有再设新“三人团”这样的机构。以笔者之见,这时红军作战,不再是高度机动跳出敌人重兵包围圈的形式,而是集中兵力进攻打开北上通道的形式,中共中央有较多的时间讨论军事战略问题。2. 中革军委按照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负责制定战役计划。中革军委虽增加张国焘为副主席,陈昌浩为常委,并确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但周恩来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继续帮助工作。因此,在中革军委中,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是北上战略方针的坚定支持者;陈昌浩虽与张国焘关系密切,但他当时也是赞同北上方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时,毛泽东还表扬过他。这样,尽管张国焘负责中革军委,但名义上是副主席,左右不了中革军委。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革军委先后制定了《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正确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3. 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统一指挥红一、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随着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红军总部由过去直接指挥红一方面军,变为直接指挥两个方面军的机构,组织协调、调动两个方面军的行动。4. 前敌总指挥部具体负责战役计划的实施,指挥作战。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已经过了一万七八千里的长征,十分疲惫。这时,红四方面军尚有八万人,兵强马壮,以红四方面军总部为前敌总指挥部,便于发挥红四方面军的长处,组织实施战役、战斗。经过调整后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特点是:一方面体现了两个方面军团结一致,共同北上;另一方面体现了对张国焘野心膨胀、向党要权的限制。这个最高军事指挥体制是适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执行新的战略方针、新任务的。五、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及到陕甘苏区后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后的军事指挥体制由于张国焘不断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随红军右路军行动的中共中央在说服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无望的情况下,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根据彭德怀的建议,决定把红1军、红3军、军委纵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成立“五人团”领导军事工作。“五人团”是一个中共中央临时或过渡性的军事领导机构,从组成人员看,毛泽东为首,他是沙窝中央常委会议分工负责军事者;周恩来、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彭德怀、林彪是红3军、红1军首长。毛泽东这时不只是实际上的军事领导者、指挥者,而是名副其实的拥有最后决定权的军事领导者、指挥者。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胜利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下寺湾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中提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后,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成立红一方面军。张闻天在会上发言中,建议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提议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他还指出:“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他们全权决定。”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张闻天的提议,作出了相应的决定。11月3日,根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毛泽东等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委任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蔷(即王稼祥———引者注)、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一天,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委任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一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和红一方面军番号的恢复及领导人的任命,标志着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苏区后新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的建立。首先,看一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性质。11月2日,在下寺湾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外名义时,毛泽东在发言中提议,对外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央政府的名义比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对应起来,根据张闻天的提议,依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成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应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对外名义,同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以后一样,起着中共中央军委的职能,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毛泽东担任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是他首次任中共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具有统率陕甘地区所有红军 ,承担谋划重大战略问题,制定重要战役计划,决定红军行动方针等权力。其次,看一下红一方面军总部。这时的红一方面军总部,起着过去的“前方总部”的作用,具体指挥作战。此后红军东征、西征,先是红一方面军总部首长彭德怀、毛泽东率领,后是彭德怀率领。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苏区后建立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符合西北地区的革命实际情况。在这个军事指挥体制下,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接着,红军又进行了东征、西征,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使之发展为陕甘宁苏区,为迎接三军大会师创造了条件。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及随左路军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第九军团南下后,于10月5日在四川理番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中央”“中革军委”。在他成立的“中革军委”中,“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常务委员” 。当天通过的“决议”中,只是有“中革军委”的常委、委员名单,没有明确说谁为“主席”“副主席”。而在两天后发布的《绥丹崇懋战役计划》中,署名为“中革军委会主席张国焘”。这说明,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想当而没有当上的中革军委主席,在自己另立“中革军委”后,自封为“主席”。张国焘另立“中央”“中革军委”后,在南下的红军中,仍然存在红军总部这个军事指挥机构。由于这个机构是7月18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组成的,朱德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和“中革军委”,但是仍履行红军总司令职责。还在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根据这个计划,红军总部指挥左路军北上行动。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左路军南下,朱德始终以带领南下红军北上为己任,不断向其他同志做工作,宣传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性。按张国焘命令南下的红军,以红四方面军总部为前方作战指挥机构,按照张国焘的“中革军委”发布的作战计划,指挥部队作战。张国焘另立的“中革军委”和原有的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部,构成了南下红军的军事指挥体制。对这个军事指挥体制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第一,张国焘另立的“中革军委”,是分裂党和红军的产物,名义上有委员、常委,实际上是张国焘个人专断,决定一切。他以“中革军委”名义决定的南下战略、制定的战役计划,是不顾中共中央屡次劝告,无视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一意孤行的结果,失败是必然的。第二,在红军总部中,张国焘以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进行操控。但朱德为总司令,他的特殊地位,在某种特定场合还是能够起作用的。其一是表现在军事方面,给红四方面军总部以积极的指导,徐向前曾指出:朱德“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 。其二是表现在给红二、红六军团以战略指导。自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后,张国焘立即收缴了各军团的电码本,切断了中共中央与红二、红六军团的联系。1935年9月底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军总部电台联系恢复,鉴于朱德为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并在电报中得知张国焘已是红军总政治委员,便认为同中革军委的电讯联系已经恢复,此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便由“朱、张”转,接受“朱、张”领导。1936年3月30日,朱德以红军总司令身份、张国焘以红军总政治委员身份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在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朱德是希望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后,增加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力量。张国焘是希望将红二、红六军团拉到自己一方。尽管两人想法不同,但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北上,对三军大会师是有利的。后来事情的发展,也确实达到朱德所希望的那样。第三,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南下后的指挥作战中,虽然取得了最初的“绥丹崇懋战役”的胜利,但由于张国焘决定的南下总的战略方向是错的,在此后的“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自百丈之战开始,不断受挫,后来不得不指挥南下红军撤向康北甘孜一带。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后的军事指挥体制,总体上是他个人专断的体制,是其反对中共中央正确的北上战略方针、分裂党和红军的产物。在这个军事指挥体制下,红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撤退到康北时,只剩下4万余人。由于张国焘南下方针在实践中失败,中共中央到陕甘苏区打开新局面并不断要其继续北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愿望,以及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的督促、劝告,从莫斯科回国到达陕北的张浩(林育英)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对张国焘进行帮助,再加上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即将到达甘孜地区,张国焘不得不在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与此相连,张国焘等在此前的6月3日宣布:“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组织恢复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旧制,仍以朱德为军委主席、张国涛[焘]、周恩来、王稼蔷为副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张国涛[焘]为总政委,陈昌浩任总政主任兼四方面军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兼红大校长。”并“决定成立方面军。以陕北红军为一方面军,二、六军为二方面军,四、五、九、卅、卅一、卅二六个军为四方面军”。张国焘虽然取消了另立的“中央”,但没有服从陕北的中共中央的领导,而是提出:“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而对于恢复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时中革军委、红军总部旧制,张国焘的解释是这样的:“陕北方面,他们北上时候用的旗帜是抗日先遣军的名义,也看不出当时他们有成立军委或总政治部的模样,现在,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方式也还是可以的。”很明显,张国焘这时采取了有退有进的策略,继续采取隐蔽的分裂活动。他的退,是取消了另立的“中央”;他的进,是在红二、红六军团即将到甘孜之际,借恢复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时中革军委、红军总部旧制将红军军事指挥权抓在手中。因他被芦花会议确定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红军总政治委员,恢复了旧制,就恢复了他这个权力。他借此宣布红军主力编为三个方面军,显示自己是红军的指挥者。这时,中共中央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已半年多,并成立了西北军委。张国焘假装不知,目的有两个:一是想控制红二、红六军团;二是名正言顺地把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红九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成为自己掌控的部队。这样,张国焘就可以继续同中央抗衡。甘孜会师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为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行动,7月27日,成立中共西北局,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王震为委员。两个方面军北上后,不仅使党的统一提上日程,而且红军的统一指挥也提上了日程。8月上旬,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走出草地。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战役计划。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红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安至兰州的大道。但张国焘畏敌胡宗南部如虎,主张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地区。张国焘的态度,对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造成严重障碍,凸显统一指挥的重要性。鉴于此,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刘伯承 、关向应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9月21日,中共中央领导人致电朱德、张国焘及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表示:“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并说:“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一起工作。”张国焘于9月23日在漳县召开会议通过其西进方案后,不仅遭到了中共中央的反对,而且也遭到了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反对。9月25日,贺龙、任弼时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关于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于革命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我们已向陕北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和三个方面军实际情况作出三个方面军行动的最后决定。”在中共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反对下,张国焘在解释了西进的理由后,表示:“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建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 这是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后,第一次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由于张国焘表示服从中共中央领导,三个方面军统一指挥问题就好解决了。9月27日14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并贺龙、任弼时、刘伯承,以联名传达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恢复了中共中央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同一天,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首长:“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箝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这封电报署名为“党中央”,是中共中央长征到陕北,在下寺湾召开会议后,第一次对外恢复用党中央的名义,标志着对全党和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集中统一领导的实现。这封电报收电人的台头为“朱总司令、张总政委”,表明中共中央也恢复了芦花会议所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经过中共中央的耐心说服和命令,以及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放弃了西渡黄河的打算。9月30日,红四方面军继续西进。10月9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10日,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现在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了,新的伟大战斗即将开始。为着统一作战指挥起见,拟请朱、张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联络。” 这个电报正式明确了朱德、张国焘作为红军总部的负责人,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下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的职权。同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中央关于为庆祝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这个电报表明,不仅中共中央恢复了对外名义,而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也恢复了对外名义。在红军三军大会师之际,基本上形成了集中统一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由于张国焘在北上后仍然没有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并企图将红军指挥权抓在自己手中,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形成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与过去相比,有了新变化:首先,中共中央对军事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中共中央不仅决定红军总的战略方向,而且加强对各个方面军行动的督促、命令。同时,还决定、任命红军总部领导人。其次,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三个方面军。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建议成立中革军委主席团后,中共中央领导人立刻表示赞同并向各方面军领导人通报了关于中革军委主席团的组成人员。在张国焘表示服从中共中央领导之后,借这个契机,中革军委立刻恢复了对外名义。这个中革军委,即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西北军委。当时,没有建立中革军委主席团 ,先恢复中革军委,一方面是针对张国焘企图掌握红军指挥权的图谋 ,另一方面是为会师后统一指挥红军三个方面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第三,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的职权为负责指挥三个方面军前线作战。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这时不再是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兼任。且红军总政治委员也不再是中革军委负总责任者。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要按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定指挥作战。红军总部首长的权力比过去小了。三军大会师之际建立的新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在此后又得到不断完善,为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挫败蒋介石的军事进攻,稳定陕甘宁根据地,开创革命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上述分析、探讨表明,从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起至第四次反“围剿”前,红一方面军形成了符合反“围剿”斗争实际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随着中共临时中央、李德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的全面贯彻,原先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也遭到破坏,形成了个人专断为特点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这既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受到严重挫折的原因。在红军长征期间,由于摆脱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克服“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错误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统一指挥三大主力红军需要,党和红军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之前形成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调整、完善,终于在三军大会师之际,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中革军委主席、上下关系理顺并符合新的军事斗争形势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这个最高军事指挥体制的形成及发展,对此后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图片源于网络，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近现代史论》编辑：君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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