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业不缺老戏骨，但达叔一代启蒙过我这80后

我不是港片爱好者，近年也分不清究竟是达叔还是大傻成奎安几年前已经不在了。直到最近看到香港影星吴孟达病危和去世的消息。因为朋友圈的朋友们都在怀念，于是提醒我想了想，达叔，尤其达叔那一代人带给过我什么?

整个90年代是我接受了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也是我开始认识社会，形成世界观的年岁。小学高年级的语文课上，我们要学着提炼每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不管什么样的文章，都得有一个中心思想。我时常在想，当年作者写文章的时候，就有个中心思想吗？即便有想法，就和参考书中规定的答案一样吗?

语文课是我们最初接受政治教育的载体，上了初中，又安排了更多历史课和政治课。我们学了唯物主义和革命史观，矛盾论，经济决定论，阶级分析法。上完了高中的文史政，自然油然而生一种对历史的轻浮感，所有东西都能装进经济分析法和阶级决定论这个套子。每个事件都能找出事件背后简单的逻辑。

达叔和星爷，以及众多港片影响我的是什么？其实是港台娱乐业对我们一本正经的文化环境的冲击，冲击我们的不是演技高超不高超，敬业不敬业，而是星爷和达叔的那种无厘头，那种百分百放得开的、贱得不能再贱的样子。90年代末期看胡瓜、吴宗宪和阿雅等主持的娱乐节目，嘴更是一个比一个贱，就像后来持续时间也很长《康熙来了》。现在想想，这些综艺节目后来娱乐，最初接触的时候其实是冲击。这种冲击有启蒙作用，让我知道，文艺作品不需要都有什么社会意义。这个问题在真人秀节目大行其道的今天看来当然不成问题，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末并不是这样。

直到世纪之交，央视的唱跳的文艺节目还都承载着浓厚的社会责任，标准的正能量，并且有着不错的观众基础，如“心连心”艺术团慰问演出，公益演唱会为主《同一首歌》节目。在这之前，伴随我们成长的娱乐节目都承载着宣传和教育意义。以相声小品为例，侯宝林的相声主要批判旧社会，马季的相声歌颂新社会，姜昆的《如此照相》批判过文革，《祖爷爷的烦恼》宣传过计划生育；冯巩牛群的《小偷公司》批判官僚主义；赵本山的《我想有个家》反应农村中年人的再婚问题，《三鞭子》反应干群关系；赵丽蓉的《打工奇遇》倡导诚信经营。

内地的职业明星都是奔着人民艺术家去的，或者可以说，在很长时间里，除了成为人民艺术家，艺人没有别的生存路径可以选。 

 2001年5月，周星驰莅临北大百年讲堂宣传新影片，大概同期，不知谁给星爷封了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的名号。很多年之后我才大概懂点儿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的本意。这个名头给星爷恰当与否难以定论，但对我来讲，达叔那一代娱乐明星带给我们的无脑的娱乐，娱乐的无脑，对我价值观的冲击很大的。无形的对意义的消解，是我对各种意义进行怀疑和抵抗的最大资本。

作者：孔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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