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著名将领
周骏鸣回忆录
（1902-1938）
■周骏鸣 口述
□李兴俭 整理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于河南省政协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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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少年私塾
第二章 投笔从戎
第三章 宁都暴动
第四章 豫南星火
第五章 腥风血雨 泪洒中州
第六章 创建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
一、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诞生；二、不断完善的游击方针；三、游击队的甘与苦；四、鄂豫边区游击战争的发展；五、胜利转折
第七章 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
一、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成立；二、同国民党谈判；三、竹沟爆动；四、邓、焦保卫战；五、消除匪患
第八章 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初建时期
一、新四军第八团队的建立；二、彭雪枫、张震来竹沟；三、收编土匪武装；四、东进抗日
第九章 对鄂豫边区武装斗争的感受
一、一支土生土长的红军游击队；二、由匪区变成的红色根据地；三、基本上未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四、农民自卫会控制边区基层政权；五、新四军八团队兵新干部老；六、小边区发挥了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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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著名将领周骏鸣回忆录，全文约十余万字，因微信公众号篇幅所限，分为三部分连载：
●红色记忆73︱新四军著名将领
周骏鸣回忆录之一（1/3）
●红色记忆74︱新四军著名将领
周骏鸣回忆录之二（2/3）
●红色记忆75︱新四军著名将领
周骏鸣回忆录之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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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骏鸣回忆录之三
（周骏鸣口述，李兴俭整理）
第六章 创建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
五、胜利转折
3．参加中共中央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
1937年5月，我在延安先后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白区代表会议和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参加白区代表会议的代表华北地区的，多数代表又是在国民党北平监狱关了5到8年，“西安事变”之后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同志。其余几个省区，河南省是我，山东省是郭子华，广东省是方方。刘少奇当时主要负责白区中共的地下工作，对党的地下斗争很有经验，会议由他主持。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主要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两种倾向。我越听越感到亲切，越听越喜欢听。因我在参加革命初期曾深受“左”倾关门主义之苦。1931年12月我参加国民党第26路军举行的宁都起义，被中共中央军委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多年来军阀混战，我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归宿，这下子找到了，当时是喜出望外，高兴透了。谁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说白军军官不能用，要另行分配工作，结果我回到河南老家。离开中央苏区之前，我去看望朱德总司令，他亲切地对我说：中国的出路只有革命啊!我问他：“回家之后怎么干呢？”他笑着说：打土豪、分田地嘛!我接着问：“谁来领导我呢？”他说：你回去先搞起来，就有人找你了。回豫后，我找党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急得没有办法，就自己发动农民搞武装暴动，把我的亲八叔――当地劣绅周凤德打死。暴动之后才找到党，以后做兵运工作。但当时规定，中共组织不准发展白军军官，这给兵运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所以，我对“左”倾关门主义有切身痛苦的感受。听了刘少奇的报告之后，觉得这一切他好象都看到似的，使我顿开茅塞，心胸开阔了许多。
华北地区的代表们听了刘少奇的报告，态度完全不同，说少奇的报告给他们的工作泼了冷水。华北地区党的地下工作者确实非常勇敢，斗争开展的很凶，七八个县搞农民暴动，搞的轰轰烈烈，把一些国民党的县政府都搞垮了。当地的土豪劣绅都吓破了胆，不请国民党正规军镇压就坐不住马鞍桥了。因此，驻扎在北平的国民党第29军宋哲元部出动了，用铡刀铡了300多名英勇不屈的革命烈士。刘少奇在报告中不客气地批评了这种冒险主义倾向，受批评的同志坐不住了。会议结束时，中共中央总 书记张闻天作了总结。1939年，刘少奇在华中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时曾对我说：今天证明，1937年5月我作的白区工作报告是正确的，当时多数人不同意，你有什么办法，只好等待。
1937年5月在延安中共中央白区代表会议上，我同刘少奇是第一次见面，但他却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和极大的启发教育。少奇的白区工作报告令人心服口服，可以这样讲，我们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能够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生存、发展、壮大，也是脱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加宗派主义的结果。
资料
中国共产党白区代表会议1937年5月在延安举行，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指出，随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全国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党在白区的工作方式也要随之转变，即由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秘密的转到公开的，单独的转到与同盟者合作的，等等。为了实现这种转变，要批判党内在白区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冒险义和宗派主义。会议明确了新形势下党在白区工作的中心是长期隐蔽、深入群众，积聚与加强群众的力量，实行正确的策略，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会议制定了白区工作的斗争策略，必须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强调要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党的斗争策略的原则。这次会议，是党的白区工作开始转变的重要标志。――《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2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
不久，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我作为鄂豫边区的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听了毛泽东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在报告和结论中，毛泽东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新任务。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指出在新形势下，既要与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斗争，又要同尾巴主义作斗争。号召全党要重新学习，提高马列主义水平，造就大批干部，加强党的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重要的准备。毛泽东的话，句句讲到了我的心坎上，对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对我们这些从全国四面八方来的代表十分优待，还把我专门安排在来宾席上，这使我有幸和朱德总司令并肩坐在一条板凳上。朱总司令的记性也真好，我自1932年在江西瑞金同他分别，至今已有5年多时间了，但他一见面还认识我。朱总司令拉着我的手坐下，然后高兴地告诉我：我同伯承说过，中国的白军军官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官，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官是资产阶级出身，差不多都在军事学院受到训练。中国的国民党军官，不少人是行伍出身，家里很贫苦。可他们（指教条主义者）不听啊！看，现在你周骏鸣不是也来了吗？会间休息时，想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前不久发给我们停止向国民党进攻、分散游击队的指示，我问朱总司令：“大红军同国民党谈判成功了，我们小游击队怎么办？国民党还在加紧‘围剿’，非要消灭我们不可呀！”朱总司令不加思索，说道：“是啊，他们是要消灭你们呀！怎么办呢？你们要猛烈地扩大，扩大到消灭不了你们时，他们就会同你们谈判的。”当时，尽管我的水平不高，但怎么干是对的，怎么干是错的，还是能够分辨的。听了朱总司令的一席话，如同干渴之人喝到了清泉水一样，心里爽亮极了，我顿时感觉浑身有了力量。
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结束后，我又将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情况详细地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受中共中央委托正在筹备组建中共河南省委的朱理治同志作了汇报。为了促进豫南地区的国共合作，保存、扩大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高潮，根据毛泽东1937年5月3日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论述和朱德同志的指示，中共中央书记处对鄂豫边区的革命工作作了非常明确的指示：“鄂豫边区党和红军武装要猛烈地扩大队伍和巩固、发展根据地，在斗争方式上要根据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争取和瓦解当地土匪的斗争中扩大游击队武装，并和当地开明士绅及地方政府建立统战关系，以便争取合法地位与独立自主地存在，在中原地区建立起抗日的据点。”中共中央又派原红四方面军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胡龙奎同志为中央代表随我同赴鄂豫边区，以加强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领导，帮助打通与鄂豫皖红28军的联系，改变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孤军作战的局面。
行前，朱理治再次叮嘱我：回去以后，按朱总司令所说的，要猛烈地扩大红军游击队，前段北方局的个别同志由于不了解鄂豫边区的特殊情况，出于国共合作的考虑，要你们停止武装斗争、解散红军游击队，这项指示是不附合你们的实际情况的。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我认为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红旗刚打出不久，国民党最高当局为了削弱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并不承认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所以，国共合作成功与否，同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存在没有直接的关系。相反，为了抗日，为了促进合作，更应当保存和扩大这支队伍及根据地，使其成为中原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种。
我在延安虽然只停留了两三个月时间，但我却深深感到，党中央对鄂豫边区的革命工作，对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发展都非常重视。我在延安切身感受到了如同子女投入母亲怀抱之中的温暖，也使我的政治思想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我暗暗下定决心，回鄂豫边区以后一定要把党中央的指示传达好，猛烈扩大红军游击队，不辜负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期望。
4．在抗日战争爆发的硝烟中返回鄂豫边区
1937年7月初，我同胡龙奎同志一起踏上返回鄂豫边区的归途。在归来的路上，我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一贯敌视态度。出了延安地区，我们就不能自由了。又开始了秘密行动。我们本来是买的西安至明港火车站的通票，可车到洛阳之后，我在火车上看到了叛徒魏章，他可能没有发现我。但为了避免麻烦，我和胡龙奎趁夜晚天黑，在郑州火车站提前下了车。一出郑州火车站，我们就雇了两辆黄包车，让车夫一直把我俩拉到了郑州西郊外的飞机场边荒无人烟的地方。打发走车夫，夜幕中我和胡龙奎背上行李，找了一块很大的高梁地，在地中间的几棵大杨树下稍事休息，听了听周围没有一点动静，我俩才铺开被子，不脱衣服躺下休息。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半夜里下起了倾盆大雨，把我俩淋了个浑身尽湿，象落汤鸡似的。雨越下越大，我俩只好头顶着被子靠坐在树基上。黎明时分，我们拧掉浸入棉被的雨水，捆好背上奔西南方向而去。经过几天的艰苦跋涉，总算安全地回到了鄂豫边区。在泌阳县东部的碾盘沟，我们找到了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当时中共鄂豫边区省委机关随红军游击队活动）。大家见面之后，都非常兴奋。
我回到游击队后一看，才知道鄂豫边区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时，游击队正处在极端困难时期。我去延安时，游击队有130多人，由于受中共中央北方局错误指示的影响，停止了打坏货、打土豪。游击队每天游而不击，队员们情绪低落，人员一天天减少。加上国民党反动派不停地向红军游击队进攻，又损失了一些同志。这样，我回到游击队时，队员只剩下五、六十个。在鄂豫边区和红军游击队威信很高、贡献很大的陈香斋队长牺牲了；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手枪队队长老汪，看到游击队一天天缩小，悲观失望，也带着4个队员开了小差。这两件事，使我非常痛心。岂知我们游击队不打坏货，就势必脱离穷苦百姓；不拉土豪，游击队最基本的开销也失去了来源。游击队不打坏货，不拉土豪，就去打土匪。结果游击队员被土匪和反动武装打伤了没有地方治，弹药用完了不能得到补充，游击队与土匪的统一战线也破坏了。这时，整个游击队穷得连个手电筒也买不起，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无怪乎，我从延安回来时一踏上鄂豫边区的土地，就听到一些革命群众反映：老周呀！怎么搞的，现在的办法不对头呀！老百姓都为咱们的游击队捏着一把汗呢。你回来就好了，但你可要小心呀，有些地方你是不能去的。中共鄂豫边区省委书记王国华告诉我：前一段受北方局指示的影响，游击队的队长陈香斋和政治指导员仝中玉对是否解散游击队意见不统一，经常闹矛盾。有一天晚上陈香斋和仝中玉吵了半夜，最后把王国华叫去做了很多工作才使风波平息下来。王国华召集游击队全体队员开会，王国华在讲话中提到中共北方局要解散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让队员各回各家做党的秘密工作。但游击队中多数队员的家都被国民党反动派及土豪劣绅剿了，已是无家可归。所以，队员们听了王国华的报告都抱头痛哭，不愿离开游击队。当时是谁想解散游击队也解散不了，但停止了打坏货拉土豪，失去了群众，断了经济来源，游击队又难以生存下去，不解散又没有其他办法。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和胡龙奎同志返回鄂豫边区。
5．碾盘沟会议
为了尽快扭转被动局面，中共鄂豫边区省委于1937年7月中、下旬在泌阳县碾盘沟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王国华、仝中玉、李子健、邓一飞、胡龙奎和我计6人参加。会上，我和胡龙奎传达了中共中央对鄂豫边区工作的指示，并组织与会同志进行了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中央的指示很符合鄂豫边区的革命斗争实际。通过学习和讨论，澄清了部分同志思想上的混乱，大家真正认识到“只有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才能促进鄂豫边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要实现这一任务就必须在斗争形式上根据中央新的政策加以改变。一是要从争取、瓦解当地土匪的斗争中，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们的抗日队伍；二是要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开明士绅建立统战关系，争取使鄂豫边区游击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合法地、独立自主地存在；三是在斗争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原则性，既要灵活，又要独立自主。会议做出如下几项决定：
（1）调整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机构。省委由7人组成，即王国华、仝中玉、胡龙奎、马致远（刘子厚的化名）、邓一飞、李子健和我。具体分工是：仝中玉任省委书记，胡龙奎任省委组织部长，马致远任省委统战部长，邓一飞任省委宣传部长，我任红军游击队队长，王国华任红军游击队政治委员，李子健任红军游击队秘书。那个时候，同志们都没有什么地位观念，只要革命工作需要，就调换岗位了。大家在一起共事，都很团结，一心想着夺取革命胜利，根本不去计较名利地位这些东西。
（2）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公开打出抗日旗帜，大力发展革命武装，全面地开展对豪绅地主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统战工作。中共地方组织要广泛组织农民抗日自卫会和抗日自卫队，加强抗日宣传工作，动员青少年参军参战。对那些有罪恶的豪绅地主、资本家，只要愿意参加抗日行列，一律既往不昝，以建立起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3）尽快与鄂豫皖苏区红军建立联系，以能在艰苦工作环境中相互支援，并肩战斗，创造出鄂豫边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会议提出了：“广泛发动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政治宣传口号。
碾盘沟会议，是鄂豫边区在新形势下一个历史性转折会议，使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斗争方向，为中共鄂豫边区组织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实现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内提出的方针、路线、政策，开创这一地区抗日战争新局面，奠定了组织思想基础。
碾盘沟会议之后，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迅速开展工作。红军游击队首选改变了过去曾一度光游不击的被动挨打的局面，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深入桐柏山区各个乡镇，宣传抗日民族政策，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同时协助中共地方组织做好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当时，全国抗日高潮已普遍兴起，芦沟桥事变的消息已通过各种渠道传到鄂豫边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尽管当时政治空气还很压抑，天空仍有阵阵乌云，但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鄂豫边区人民，对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积极拥护，热烈赞成的。包括当地一些地主豪绅、地主实力派也都表示支持我党的抗日主张。信阳县邢集镇开明士绅宁学志，红军游击队向他宣讲了抗日救国道理，他听后十分感动。宁学志深明大义，懂得“国难家危”的道理。日本兵打来，不但广大劳动人民遭殃，自己家也难幸存。他满怀抗日救国热情，慨然解囊，资助红军游击队银元1000块。宁学志逢人便说：“游击队乃仁义之师，不可不助。”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诬蔑红军游击队和共产党杀人放火，他听后拍案驳斥道：“胡扯，在民族存亡，危若累卵的严重关头，不记前仇而疾呼枪口对外者谁？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者谁？是共产党人，请问你们这些诬骂他们的人，还有没有良心？”后来宁学志还把自己的侄子宁淮送到红军游击队。后来宁淮在人民解放军空军11军担任了副军长职务。
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在贯彻了中共鄂豫边区省委碾盘沟会议精神后，士气很快高涨起来了。尽管我们一时还比较困难，但队员们总觉得游击队又有了希望。天气渐渐变冷了，队员们没有棉衣御寒，穿的都是夏天的单衣，冷很了就穿两件单衣。白天气温稍暖还好过一点，但到晚上就冷的受不住，只好靠烤火过夜。时间长了，火烤得队员们象刚从煤窑里爬出来的煤矿工人一样焦黑。天冷，睡觉时大家挤在一起睡，身上盖的和身下铺的都是稻草。好在桐柏山区盛产水稻，到处都可找来稻草被子。为了预防敌人夜间偷袭和发生情况后能迅速行动，游击队员们在睡觉时都不脱衣服。那个环境中，又没有个地方洗洗澡，日子长了，队员们贴身衣服上都生了许多虱子。尽管如此，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不光贫雇农出身的队员不叫苦，连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也不叫苦。有一天，中共中央派来一个同志检查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们的条件太差了，对他没有特别的招待，他吃饭和游击队员同吃，晚上睡觉又和游击队员们滚在一起挨冻。因此，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给他留下的印象非常不好。他回去后汇报说我们根本不象共产党的队伍，倒象是土匪。他的话从表面上看，我觉得不错，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从困境中解脱，确实太“窝囊”了。但从本质上讲，他的话完全错了，因为我们是中共鄂豫边区省委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是在艰难困苦面前没有退缩、没叫一声苦的英雄汉。我们打坏货、拉土豪、为民除害，与民兴利，受到鄂豫边区人民的热烈拥护，是人民的子弟兵。上述这件事，是后来到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工作的原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林恺同志讲给我们的。
贯彻了碾盘沟会议精神，红军游击队精神大振。为了解决游击队的生活困难，也为了惩治土豪劣绅、恢复红军游击队为民除害的声誉，我们计划攻取一个土豪的围寨。侦察好敌情后，游击队在夜晚出发了。谁料刚行军四、五公里，天空下起暴雨。我们连个手电筒也没有，周围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风雨的呼啸和山洪的奔腾声。游击队迷失了前进方向，辨别不出东、西、南、北，被迫停在风雨中。这时电闪雷鸣，风助雨威，到处是水的世界，泥的海洋。无奈，我们只好在泥水中泡了半夜，使一个安排好的奔袭计划落空。
6．红二十八军的两次支援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下降到次要地位的新形势下实现的，客观上为我党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豫南地区由于长期的阶级对立，顽固派的势力仍十分强大。要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猛烈扩大红军游击队”的目的是面临很多困难的。首先，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只有50多人，与地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力量相比仍十分弱小。国民党地方武装不但不与我们合作抗日，而且继续进行捣乱，甚至公开向红军游击队进攻，破坏我地方党和革命群众组织。泌阳县邓庄铺国民党联保主任王廷杰公开用镢头砸死曾为我红军游击队带过路、多次掩护我游击队员的革命群众吴镢头，威胁周围群众，“杀鸡给猴看”。王廷杰还收集、抄写我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名单，时刻准备向革命势力进攻。确山县竹沟镇联保主任徐景贤公开叫嚣：“与共产党不共戴天。”徐景贤利用手中豢养的打手残酷迫害抗日群众，勾结土匪袭击红军游击队。还有一些土豪劣绅迫于国共合作抗日形势，虽不敢公开与我们为敌，但对游击队筹粮筹款却抵触甚大。其次，游击根据地群众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压抑，对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尚不完全了解，对国民党顽固势力仍有相当的恐惧心理。因此，红军游击队在根据地内扩军，虽兵源不缺，但吃饭、穿衣、武器弹药和活动经费等问题不好解决。其三，桐柏山区有大大小小土匪队伍一百多股，成份十分复杂。这些土匪，多者上千人，少者几十人一股，对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和抗战新局面的开创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采取“以斗争求发展”的方针，对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实行“先礼后兵”的政策，并继续实行土地革命时期“打坏货”的办法。我们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同时，我们根据山区土匪多为本地农民因生活所迫，不满官府压榨而逼上“梁山”且大多数人本质是比较好的特点，要求各地党组织配合红军游击队做好土匪队伍的分化瓦解工作。向土匪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争取他们弃暗投明，加入抗日行列。为了早日打通与鄂豫皖红二十八军的联系，争取红二十八军在军事上对我们的支援，我从延安返回鄂豫边区后即派人前往鄂豫皖苏区寻找他们。
红二十八军是红军主力长征后坚持在鄂豫皖苏区进行斗争的一支劲旅，与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虽然一直没有联系，但在实际对敌斗争中都进行过相互支援。1936年，在红二十八军遭到国民党的重兵“围剿”时，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就为配合红二十八军作战，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第二师、新五师、地方保安团等五、六个团的兵力向鄂豫皖苏区的进攻。“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保存和扩大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这两支武装力量，使其联合作战，相互支援，就指示我们与红二十八军取得联系，但由于国民党对我们的封锁“围剿”，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实现。
1937年8月初，我派出的同志在信阳县九里关与红二十八军取得联系。8月下旬，红二十八军派二四四团一营三百多人由营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率领，越过平汉铁路，直抵桐柏山区。我红军游击队于8月23日在桐柏县城东北部的老虎爬村和红二十八军一营胜利会师。营长杨克志向我说明了来意：一是帮助我们打开抗日新局面，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二是寻机歼敌，武装自己。见面之后，大家都很高兴，我们游击队尽地主之谊，热情招待了红一营的全体官兵。当天，在桐柏县东南部的月河、淮河附近红二十八军一营就同东北军的一个连队打了一场遭遇战，因我们游击队还要作一些工作安排，没怎么打就开走了。晚上，我们同红二十八军一营在一块宿营，我同杨克志营长和曹玉福政委商议，想请他们帮助我们打掉一座反动围寨。这座围寨名叫蔡冲，是信阳县西北部最大最顽固的土豪围寨。寨主蔡时恭长期与我红军游击队为敌，他利用该寨三面寨墙高筑和一面临水的优势，修筑三座大碉堡，开凿一条护寨河，架设两道铁丝网，自养武装，有寨丁20多人，长、短枪30余支。寨丁轮班守卫，日夜站岗放哨，警卫森严，易守难攻。民国二十年间，曾有上千人的土匪队伍围攻该寨，均未取下。因此，要攻克这一围寨，单凭我们游击队的这点力量是难以实现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曾向蔡时恭多次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政策，请其筹集些抗日经费，但均遭拒绝。蔡时恭还扬言：“老共”想要我出钱、出枪是可以的，但必须拿二百个人头来交换，否则，屁也别想闻到。在蔡时恭反动气陷的影响下，桐柏山区的部分土豪劣绅也跃跃欲试，想继续与红军游击队为敌，阻挠我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建立。为了杀一儆百，震慑一下继续与我们为敌的顽固势力，也为了教育和争取中间势力，壮大游击队力量，巩固和发展桐柏山抗日根据地，我们决定拔掉蔡冲这座反动堡垒。红二十八军一营首长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同意帮助我们攻破蔡冲围寨。
在豆油灯昏黄的光亮下，我同杨克志、曹玉福、王国华三位同志讨论制订了攻取蔡冲围寨的战斗方案。蔡冲围寨坚固，寨丁武器装备精良，为了减少我军不必要的伤亡，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怎样才能智取呢？大家都在苦苦的思索着……油灯结下两粒很大的灯花，我用针拨了一下，谁料有一粒灯花刚好落在杨克志的军装上，看到杨克志穿的国民党正规军军装，我心里一亮，顿时有了一个主意。我对杨克志和曹玉福说：“你们一营的官兵是不是都穿的国民党正规军队的服装？”杨克志说：“是呀！这次我们是专门化装成国民党军队，才开进你们桐柏山区的。”我说：“好啊！这就好了。”他们三人叫我给说糊涂了，问我怎么个好法。我说：“我有个主意，说给你们听听，看看行不行。”王国华急着说：“老周，你就不要卖关子了，快说吧！”我说：“一营的同志开进桐柏山区，除了游击队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更何况他们是假扮国民党军队来的。这些年来，桐柏山区没有出现过红军的正规部队，只知道有我们这支小小的红军游击队。当地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都深信红军大部队全长征北上抗日了，丧失了对红军主力部队的警惕性，趁此之机，由红军游击队装扮成土匪先头攻打蔡冲围寨，在攻打一个时辰后，红一营同志利用全副国民党服装作掩护，佯装进山剿匪的国民党部队开往蔡冲，对我游击队假战，迷惑蔡时恭上钩，诱其打开寨门，尔后乘机夺取蔡冲。但采取这种办法，不宜事先将部队集结在蔡冲附近，以免蔡时恭生疑。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远距离奔袭的办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们三人听了我的意见，一致拍手叫好。于是，一项攻取蔡冲的计划就这样确定了。
我们宿营地点距蔡冲有两日的行程，为了抢时间和不使狡猾的蔡时恭看出破绽，必须兼程前往，急行军一天一夜赶往蔡冲。时值秋初，桐柏山区暴雨不断，大家浑身淋的尽湿。白天行军一呲一滑的就很难走，夜晚奔走在山道上就更困难了。红一营的同志们每人有支手电筒，风雨之夜可以照着路，还好一些。我们游击队连个手电筒也没有，可就惨了。泥里滚，水里走，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几乎每名队员的脚、腿上都有跌伤或划破的口子。一夜急行军，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来到了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诞生地――信阳县西北端的小石岭村。原来待我们亲如一家的父老乡亲，因游击队前一段脱离群众，执行了不打坏货的错误指示，所以这次见到我们亦不太热情。但总算有点老感情，乡亲们还是给我们做了一顿晚饭吃。饭后，红军游击队在村里秘密宿了营（在进入信阳县界以前，为了不使敌人生疑，红一营同志即同游击队分了手，约定游击队于24日拂晓时开始攻击蔡冲寨，红一营在游击队打响后稍停即出击）。我们原计划拂晓前赶到蔡冲，因队员们太疲劳了，饭也没顾上吃饱，倒头就睡，而且睡得很死。为了不误战时，部队集合时，不少队员是我和王国华两人一个一个把他们拉起来的。队伍集合好后，我向大家作了简单的战前动员。我讲，大家坚持两个钟头就是胜利，拿下蔡冲，咱们游击队的日子就好过了，就有衣裳穿，有饭吃，有枪支弹药了。
我们游击队的50多人扮成土匪模样，天明时赶到了蔡冲。我先带一部分队员占领了蔡冲北面的高山头，让王国华带其余队员包围了蔡冲围寨的两面，留其一面，另一面是广阔的水域。我让队员们在山头山呐喊一阵，然后先礼后兵，给蔡时恭写一封信，让蔡时恭的佃户，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去寨门前给蔡时恭送信。这个老太婆还是支持我们的，曾给我做过饭吃，但她不相信游击队的力量，拿着信还对我说：“你们打不开，别瞎撕张，赔了夫人又折兵。”我告诉她：“放心吧，大娘，打不开蔡冲我就不吃你做的饭。”我给蔡时恭写的信大意是：我们是抗日的红军游击队，为了抗日救国，向蔡时恭要些钱和枪，并要些大米和猪肉做饭吃。我料定蔡时恭不会答应我们的要求。因蔡时恭顽固不化，自负傲横，几千人的土匪武装都拿他没办法，所以他根本不把我们仅有几十个人的红军游击队放在眼内。果然，那个佃户带回了蔡时恭的回信，口气很硬，说出钱出枪，杀猪慰劳都可以，不过要拿游击队的人头去换。看来蔡时恭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于是，我命令游击队开始向蔡冲围寨攻击，顿时长短枪齐鸣，喊杀声不断。红一营的指战员们富有战斗经验，在远处一听到我们攻击蔡冲的枪声，不一会就从我们对面开来了，红一营官兵迎着蔡冲寨发起了冲锋，并对天向我们所在的方向打起了轻机枪。我一声令下，游击队从围寨跟前撤了出来。红一营的同志们佯装攻击我们，也赶到了围寨下面。围寨内的地主武装一看“国军”开来解了他们的围，就打开寨门，冲出围寨，协助“国军”追击我们。附近看热闹的老百姓发开了议论：“人家蔡老爷的命真大，有福哇！今天刚开火，军队就来救了，多巧呀！”围子里的地主武装见“救命恩人”到了，喜出望外，立即请军队进寨。红一营杨克志营长率领战士们进入围寨。杨克志说要到碉堡上指挥对“土匪”反攻，护寨的寨丁们慌忙让出。杨克志趁机带人抢占了碉堡，命红军战士们缴了寨丁们的枪支。红军司号员按战前约定把紧急集合号一吹，我带领游击队员们迅速从山上跑了下来，进寨时大家一个比一个跑的快，腿脚也不知道疼了。
打下了蔡冲，焚烧了碉堡，撤除了围寨，全缴了反动武装的械。军民们欢天喜地，杀猪宰羊以表庆贺。周围的穷苦老百姓听说我们攻取了蔡冲，都拍手称快，来了很多。我们打开了土豪的粮仓和钱库，把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人家，把钱留作红军游击队的经费。我们抓住这个时机，在分粮分物的同时，向老百姓宣讲共产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青壮年农民参加革命队伍。给蔡时恭送信的那位老大娘特意给我做了一碗红烧肉配大米饭端来，她笑哈哈地对我说：“老周，你可真有办法呀，不用这个法子是打不开蔡冲的。红军来打你们时我真替你们捏一把汗，还以为真是国民党呢！咱们有言在先，这饭菜你得吃。”我说：“好，我吃。打下蔡冲，有您的功劳呀！大娘，我们也真该好好谢谢您呢！”老太娘大喜过望，背着分得的粮食和衣物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蔡冲一战，红军游击队缴得四千多块银元和大量棉花布匹，使队员们的冬衣有了着落。由于红一营先于游击队进寨，反动寨丁的武器多被红一营缴去，所以，我们缴得的枪支很少。这时游击队最缺乏的是枪支弹药，特别是轻机枪，我们根本没有。于是，我就向红一营的杨克志营长和曹玉福政委要，要了几天也没有要来。后来，他们看到我们有意见，就把他们数量较多的、且不太喜爱的三八式步枪和八个钉的驳壳枪给我们几支，但要我们拿几支较新的中正式步枪去交换，真是太本位了。我考虑到游击队长短枪支的配备比例，就同红一营交换了一些枪支。
红一营作战流动性较大，不注意抓土豪。攻取蔡冲前，我们不了解这种情况，故没有告诉红一营在攻取蔡冲寨时注意捉拿寨主蔡时恭。围寨攻破时，蔡时恭乘混乱之机逃走了，游击队把蔡时恭的侄子蔡祖汉（即蔡自生）和蔡时恭的亲戚熊雁伦抓住了。蔡祖汉和熊雁伦都是知识分子，有爱国之心。经过我们教育，他俩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并主动交出一些隐藏的枪支和钱财，我们又对他俩做了些宣传教育工作，就把他俩放回去了。后来，蔡祖汉参加了革命工作，是我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蔡祖汉（这时已叫蔡匀生）曾担任了中共湖北省荆州地委书记和湖北省农委副主任等职，这是后话。
我们在蔡冲呆了3天，每天开仓放粮，救济这一带的穷苦百姓。土豪屯积的粮食很多，虽有数不清的人们肩扛手提，但粮食分了3天仍没有分完。几个月来饥一餐饱一顿，没尝过肉味的红军游击队也改善了3天生活。我请群众给我们缝了许多钱袋子，让每个游击队员背两袋银元，斜佩在双肩上，以备游击队不时之用。银元很沉，一些小战士背长了都吵着压得肩膀疼，但心里确是乐滋滋的。
蔡冲战斗的胜利，不仅使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得到了物质和弹药上的补充，摆脱了供应方面的困难，而且有力打击了反动土豪的嚣张气焰，使当地顽固势力受到一次大的震动。原来不了解红军游击队性质的群众，知道了共产党的队伍是为穷苦老百姓闹翻身的，是抗日救国的。一度对红军游击队游而不击不满的群众，其不满情绪随着蔡冲围寨的攻破也一扫而光。
1937年7月底，红二十八军二四四团一营奉命返回鄂豫皖边苏区。此时，鄂豫皖苏区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先后派张体学等同志从延安回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央指示，协助高敬亭同志做好新时期各项工作的转变，以努力实现苏区抗战新局面。经过一段艰苦工作，鄂豫皖苏区国共双方已达成停火协议，抗日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在鄂豫边区，由于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没有普遍建立，红军游击队的力量仍比较弱小，致使一些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仍未能刹下。
泌阳县邓庄铺北边的白云山下，住着一个姓吴的绝户头（即没有后代人）老头，50多岁，为人耿直爽快，宁折不弯。所以，人们送他个外号，叫“吴倔头”。早在我做中共地下工作时就认识他，并且很谈得来。因吴倔头独自一人住在深山沟里，我做党的秘密工作时经常在他家里歇脚，他曾多次掩护过我。前一个时期，不知谁向敌人告了密，邓庄铺国民党联保主任王庭杰获悉后，带着保丁径赴白云山下，将吴倔头捆着按倒在地。王庭杰历声高叫：“你就是吴倔头吗？”吴倔头不屈答道：“老子行不改名，坐不换姓，就是吴倔头。”王庭杰叫道：“你这个该死的共党分子，你不叫吴倔头吗，今天我就叫你尝尝镢头的利害。”王庭杰随操起一把挖土的镢头残无人道地将吴倔头的脑袋砸得粉碎。王庭杰的罪恶还远不止这些。平日里，他鱼肉乡民，无休止地欺压盘剥当地贫苦农民，逼迫老百姓修筑围寨，捐款购买枪支。他还豢养一批打手，对内镇压贫民百姓，对外搔扰攻击我红军游击队。在我去延安期间，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长陈香斋同志就牺牲在与王庭杰部的激战中。
为了进一步帮助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发展壮大，早日促进桐柏山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红二十八军于1937年9月初又派二四四团副团长兼特务营营长林维先和红二十八军司令部秘书胡继亭二人率特务营第二次支援我们。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和鄂豫红军游击队两支部队汇合后，胡继亭同志向我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和部队集中整编等项指示，并说明此次来桐柏山区，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协助我们消灭和瓦解反动派阻碍抗战合作的顽固据点，促成桐柏山区抗日民主阵线的建立；同时红二十八军特务营还带来两千块银元，作为我们扩军的经费。对红军老大哥的深情厚意，我代表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表示由衷的感谢。接着，我向林维先和胡继亭同志简要介绍了鄂豫边区最近一个时期的斗争情况，并要求他们协助我们铲除那些一直与红军游击队为敌的顽固据点。经协商，林维先和胡继亭答应帮助我们拔掉泌阳县邓庄铺、马谷田、高邑三个最反动的据点。
邓庄铺是个小集镇，位于泌阳县城东北三十公里，与确山县毗邻的山岭纵横地带，北有苍劲入云的白云山为倚，南有竣枝叠草的大铜山为屏，周围数十里，险地相连，密林隐映，系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区域。经邓庄铺有一条大道，东抵确山，西通泌阳县城，是确、泌两县唯一的交通大道。泌阳县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亦深知邓庄铺战略位置的重要，特别注意加强邓庄铺联保处的力量，派反共透顶的王庭杰任邓庄铺联保处主任，并将联保处所在的围寨筑在大沙河南岸的高地上，设水、土、刺三道障碍，寨内修建碉堡7座，有几十名寨丁持枪日夜守护，顽固地与我为敌。过去，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曾两次攻击该寨，均未能取下。因此，我们决定首选拔掉这个“钉子”。
打邓庄铺国民党联保处的那一天，红二十八军二四四团副团长林维先带特务营装扮成国民党东北军，在我们游击队的配合下，直抵邓庄铺围寨之下。林维先以军队要在此用饭为由，令联保处岗丁传话给联保主任，红军特务营于是顺利进寨。联保主任王庭杰见来了一队“国军”，既惊又喜，慌忙出寨门迎接，一副十足的奴才相。扮着东北军军官的林维先，看到王庭杰衣冠不整的样子，用文明棍指着他训斥：“你身为联保处主任，又是军人出身，头不戴帽，衣不系扣，象个什么样子！”接着命令身旁的卫兵，“把他的枪先下掉！”王庭杰吓得呆若木鸡，又不知其中的奥妙，乖乖地站在那让卫兵把他的枪下掉。林维先又命令道：“王主任，头前带路，去你联保处休息吧！”王庭杰诚惶诚恐，非常殷勤地把林维先等人领到邓庄铺联保处院内。进到联保处办公室，王庭杰一个劲地向林维先献媚讨好，大表其功。王庭杰夸耀自己不久前在与红军游击队作战时打死了赤匪游击队长陈香斋，又说他亲自用镢头砸死了为共党通风报信的赤匪分子吴倔头。接着，王庭杰从文件柜中取出一本写有一百多人姓名的“赤匪花名册”，双手呈给林维先同志，并言已计划逐个铲除花名册上所列“赤匪”。红军官兵耳闻目睹王庭杰这一阵邀功表演，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马上宰掉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林维先、胡继亭二同志对敌斗争经验丰富，依然不露声色，当场“表扬”了王庭杰一番，讲他反共有功，当受奖励。王庭杰受宠若惊，又热情地款待了红军一番。吃罢午饭，红军特务营和游击队分别缴了护寨保丁的枪支。红军部队要出发了，林维先要王庭杰扛上个镢头送上一程，王庭杰遵命相随部队而行。此时红军特务营和红军游击队已汇合一起，当王庭杰送我人到寨门外河湾时，我们宣布了他的罪状：你王庭杰欺压百姓，与共产党为敌，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打死的红军游击队长和吴倔头都是好人，应当偿命。王庭杰一听，顿时吓得要死，“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求饶。老红军们干这些事也有经验，以牙还牙，拿起镢头，把王庭杰的脑袋瓜砸了个四面开花，为我死难的烈士报了仇，雪了恨。这个消息真是大快人心，乡里百姓奔走相告，纷纷议论说：“为人莫作恶。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时候一到，一切全报。”
拔掉邓庄铺顽固据点以后，林维先、胡继亭率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和我们游击队的同志们并肩作战，乘胜前进，又一鼓作气攻取了泌阳县的马谷田、高邑等反动据点，缴获了大批物资和枪支，镇压了一批反动分子，摧毁了这些地区的反动武装。
红二十八军两次派部队支援鄂豫边区的革命斗争，对于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和边区抗战新局面的开创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前后两次支援，尽管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也没有什么大的战斗，但他们的到来与我红军游击队的配合，实际上是有意义的示威性进军游击，在桐柏山革命根据地显示了红军的力量，震慑了顽固派和反动势力，鼓舞了人民群众。特别是他们装备精良的武器，整齐划一的着装，显示了共产党和红军强大的生命力和光明的前途。红军每到一地广泛地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使边区人民看到了抗日的光明前途，增强了斗争信心。更重要的是几个顽固据点的拔除使豫南的信阳、确山、桐柏、泌阳四个县方园百余里的中心根据地基本上连成一片，扭转了过去被分割的被动局面，为豫南抗日武装力量的扩大和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邓庄铺、高邑、马谷田战斗后，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在确泌边界屯驻半个多月，积极声援游击队的斗争，掩护了游击队的发展。9月下旬，红二十八军特务营返回鄂豫皖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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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
一、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成立
由于党中央方针政策正确，也由于红二十八军部队的两次支援，使鄂豫边区的形势得到迅速扭转。这时，群众情绪空前高涨，边区子弟纷纷要求参军参战。根据朱德同志关于猛烈扩大游击队的指示，红军游击队趁势大力扩充队伍，到1937年9月下旬，红军游击队已发展到了二、三百人。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各项指示，适应边区斗争的形势需要，发展大好形势，更大规模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促使边区抗日统一战线局面的早日形成，1937年10月上、中旬，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负责人在泌阳县邓庄铺的王店召开会议，仝中玉、王国华、马致远、邓一飞、李子健、文敏生和我出席了会议。胡龙奎同志因随红二十八军部队到鄂豫皖苏区，没有参加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根据中央8月1日给南方各游击队关于在与国民党没有谈判成功时“我们的一切武装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的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与组织人民”的指示，作出决定：
（一）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公开打出大旗，开展武装抗日的发动工作，壮大自己的力量，结束过去秘密的游击生活。边区省委将领导机关设在邓庄铺，以便加强各地党和群众工作的指导。
（二）加强与扩大抗日宣传工作，从政治上压倒顽固派的欺骗宣传，揭露与打击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做好爱国人士和地方政府、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争取更多的人参加抗日，解决部队的吃穿及物资供应问题。
（三）用极大的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农民自卫队，号召青壮年参军参战，大力扩大抗日武装力量。
（四）做好匪运工作，通过宣传抗日主张，争取或瓦解土匪队伍，使其成为抗日武装力量。对顽固到底的贯匪坚决予以消灭。帮助地方稳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利益，扩大我军影响。
会议后，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进行了整编，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宣告成立。独立团的旗帜一树，八方呼应，来参加独立团的人士络绎不绝。接着，我们在泌阳县邓庄铺召开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成立大会，宣布领导任职。我任团长，王国华任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冯景禹任副团长，文敏生任团政治处副主任。独立团下辖两个营，一个手枪队和一个少年先锋队。一营营长张文歧，政委张明河；二营营长王斌吾。每营辖三个连。团手枪队长赵明镜，少先队长涂李安。为了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保证党对部队的领导，团政治处下设了组织科、宣传科、地方工作科。从此之后，我们的部队算是见了天日，大白天也可以排成大队，高举着绣有镰刀斧头的独立团大旗，威武雄壮，扬眉吐气地行军了。我们的团队行军只要路过村庄，全村老百姓都跑出来看，七嘴八舌地说：“看，咱们的队伍抖起来了！”民心所向，群情振奋，真是喜欢得很。这是我们两年多浴血奋战的结果。
队伍扩大以后，我们就分成两部分活动。我带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主力部队到信阳、桐柏两县交界地带扩军，王国华带独立团二连和部分手枪队员在泌阳、确山活动。大概在1937年10月间，王国华同志得到消息，泌阳县东北角的贾楼联保主任王太华，抓了200多名壮丁，正要准备送走。王太华平日里鱼肉乡民，民愤很大，当时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纷纷要求除掉他。为了解救被抓去的壮丁，为了拔掉贾楼这个顽固据点，王国华决定打下这个土围子。农民是最怕抓壮丁的，一旦抓去要想回来，家里就要花大价钱顶丁。有些国民党联保处主任坏得很，为了趁机大捞一把，专门把一些农民子弟抓起来，等着家里凑钱去把人赎出来。壮丁抓不齐不能送走，因此，谁被抓去得早，谁就在那儿活受罪，有的甚至冻饿而死。所以，群众对王太华这伙人恨透了。一天夜晚，王国华、冯景禹率领独立团二连到达贾楼寨下，手枪队员搭起人梯爬上围墙进入寨里，干掉了寨门楼上的寨丁，打开寨门，二连顺利进入寨内。天亮时，王太华带领十几名寨丁退入围寨中间的炮楼负偶顽抗。王国华组织抗日自卫队，抬来罐枪（一种装火药、铁砂的土枪）朝着中间炮楼猛轰，王太华仍不投降。二连看强攻不下，便展开政治攻势，向炮楼内喊话：“我们是抗日军独立团，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合作抗日，我们决不杀你们。”王太华自认炮楼坚固，独立团不敢恋战，故死不投降。我二连战士英勇顽强，一阵猛攻，终于攻占了中间炮楼，活捉并处决了罪大恶极的贾楼联保处主任王太华，缴获长短枪20多支，解救了200多名被捆绑的壮丁。在打炮楼、捉王太华时，我手枪队员王兆七壮烈牺牲。王兆七当时才十七八岁，是个活泼英俊的小伙子，埋葬时群众送来一口很好的柏木棺材，当时老百姓自动来烧纸送葬，成群结队的人，不知来了多少，场面非常感人，给抗日军独立团和人民群众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这个场面告诉大家，为人民利益而死，是多么值得，多么光荣啊！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打了贾楼，杀了王太华，人民群众为独立团二连牺牲的战士祭奠，有力打击了泌阳县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但也遭到了我们党内几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的反对，这几人同志给我和王国华写信说我们打了国民党联保处，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威胁我们，国民党要从泌阳开来一团军队镇压我们。我们接到这几个同志的指责信很生气，马上在纸烟盒上写了回信，作了简单的回答：“抗日统一战线不是靠无原则的退让建立的。国民党的军队开来怎么办，照你们的意见投降吧！”
为什么这几个知识分子那样反对打土豪呢！为什么他们明明知道是错误的路线却又积极拥护呢？原因很简单，是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还未得到彻底改造，我们打了土豪，他们就不能在县城里公开活动，要转入地下或下到乡村吃苦。但独立团没有受这几个人的影响，我们掌握着部队，战胜了右倾投降主义。
攻取了泌阳县贾楼这座反动堡垒，王国华带队至信阳县境同我汇兵一处。信阳县邢集镇西郊有一座顽固堡垒叫大梨园，这座地主围寨位于信阳、桐柏、确山、泌县四县交界处，也是我们发展革命势力的中心地区。但该寨寨主吴恒礼始终与我们为敌。为了团结抗日，我们曾多次派人给他送信，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政策，争取他放弃顽固立场，与我们合作抗日。可是，他不仅严词拒绝，而且狂妄地给我们回信说：“合作抗日，出钱出枪，可以，但请贵部割下人头千颗，头来钱往，公平交易。”为了打击吴恒礼的反动气焰，我们将部队扮成地方保安团队，直奔大梨园寨内，智取该寨，活捉了吴恒礼。为了争取吴恒礼，我们决定再给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我们没有杀他，而是让卫兵松开了他的绑绳，请其坐下。我们向吴恒礼阐明抗日卫家的道理后，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教育，警告他如果继续与共产党为敌，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充当民族败类，人民绝不会饶恕。如果今后改恶从善，爱国抗日，人民也将永远记住他，共产党也会感谢他。吴恒礼原以为自己被共产党捉住后定要受到严惩，没想到我们诚心争取他抗日，并无加害他之意，颇受感动，随取出银元千块赠给我们作为抗日经费。为争取和团结更多的地主参加抗日活动，在离开时我们告诉吴恒礼：“你为抗日做了件好事，人民会记着的。”对大梨园寨主吴恒礼的宽大处理，在地主阶层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使顽固势力逐步分化，桐柏山区更多的士绅地主被我们团结、争取了过来，主动地为抗日救国做工作。此时，根据地的抗日统一战线局面已基本形成，土匪队伍的气焰也开始收敛，有的逃离抗日根据地，有的主动要求我们予以收编。此时，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也发展到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枪。
为了建设好一支党领导下的强健的抗日军队，根据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基层官兵多来自农民、青年学生和少部分争取过来的土匪武装，普遍缺乏基本的军事、政治常识和严明的组织纪律性等情况，我们决定在斗争的间隙对部队进行简单的整训。
1937年10月下旬，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除少部分由王国华带领继续在确山、泌阳、桐柏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充部队和打击顽固势力外，主力部队由我带领在信阳县邢集镇进行短期训练。军事教育内容主要是立正、稍息、左右看齐、行军跑步、卧倒、伏卧前进、刺杀、射击、集合、冲锋等科目，同时也开展一些简单的游击战术教育。因当时整个团队非常缺乏军事训练人才，加之训练时间紧迫，故不能对部队进行系统的军事教育。政治教育主要依靠独立团政治处和中共鄂豫边区省委负责同志对部队进行抗日理论讲授。我们组织官兵们学习《解放日报》等有关抗战救亡材料，宣讲抗日救国道理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并对部队进行革命纪律教育，以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水平和政策观念，增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
通过整训，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军政素质有了显著提高。独立团严明的纪律，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受到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拥护。军爱民、民拥军，部队的供给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独立团制作了统一的军装，基本上结束了多年来游击部队军容不整的局面。1937年10月份，朱文、胡、张的土匪武装住在泌阳县邓庄铺西高邑一带，红王国华、侯太俊帮助联系，原在该部做匪运工作的刘世跃同志从该部招出80多人携枪到邓庄铺自愿参加我抗日军独立团，编入第六连。这时，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已拥有六个连队，一个通讯警卫班，一个手枪队，一个少年先锋队，一个宣传队，共计五百多人，四百余支长短枪支。随着一批地方优秀青年和中共党员充实团队，我们在独立团第一、二、四、五这四个连队建立了中共支部委员会，加强了对连队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
二、同国民党谈判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全国范围内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但是，鄂豫边区和南方其它游击根据地一样，因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武装力量，坚持其内战政策，致使国共两党的地方性谈判迟迟没有进行。1937年8月，中共中央对南方各根据地武装所处的复杂环境又明确指示，在“未与国民党政府及当地驻军确实谈判好以前，则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地活动，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与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捉杀汉奸，扩大党的新政策影响，”实现“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撑点的目的”，促进抗日统一战线局面的尽快形成。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后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在顾全抗战大局的前提下，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为早日实现鄂豫边区抗日统一战线局面，争取国民党团结合作、共同抗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大特点是国共双方在某种程度上结成的军事同盟。抗日战争爆发之始，国民党当局不承认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一方面是其反共本质决定的。国民党虽在大局上与共产党合作，但实际上仍与共产党同床异梦。另一方面就是我红军游击队力量薄弱，国民党企图用武力解决之。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猛烈扩充抗日武装力量，使抗日战争爆发时不足六十人的红军游击队，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发展到五百多人，成为一支生机勃勃的人民抗日军独立团，驰骋于豫南的桐柏山区。随着抗战热潮的普遍兴起，地方抗日自卫会、自卫队及青年救国团、学生自治会、抗敌救援会等抗日群众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亦广泛建立。全边区仅武装自卫队员就达三千多人。鄂豫边区的斗争实际，完全验证了朱德总司令的预见：游击队要猛烈扩大，当扩大到国民党消灭不了时，他们就会主动找上门来谈判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对于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迅猛扩大，可谓刮目相看，不得不改变对红军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特别是1937年10月2日，在共产党中央多次同国民党的斗争后，国民党中央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放弃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反动政策，于10月12日正式颁布了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以后，国民党当局被迫停止向各红军游击队进攻，勉强与我们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但是，豫南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在内战期间没有消灭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现在要坐下来同红军游击队谈判，他们是极不情愿的。因此，国民党地方政府在同我们谈判时没有一点诚意，甚至想以政治谈判为名引诱我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主力下山，逼迫我们缴械投降或乘机集中兵力实施突然进攻，以达到其过去“清剿”中未能实现的消灭红军游击队的罪恶目的。鉴此，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在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谈判中也就充满了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
1937年9月份，国民党东北军的两个整编师计二万多人开进桐柏山区，说是奉令“剿灭”鄂豫边区土匪的。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名则剿匪，实则是受命剿灭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就东北军本身讲，他们是愿意枪口对外，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但由于受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胁迫，又不得不把枪口指向我红军游击队。在这两师东北军进驻桐柏山区之始，还与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讲统一战线，两支部队在一起开了一个抗战联欢会。事后证明我们与东北军公开联欢是错误的，东北军的这两个师就是因为在陕北同共产党合作抗日才被国民党最高当局调往豫南剿灭红军游击队的。东北军进驻豫南桐柏山区后，我们只能与他们建立秘密联系，而不应该公开在一起活动。这个联欢很快被国民党最高当局发觉，随派出许多军统特务监督东北军围攻我红军游击队。捕捉革命工作者。结果我们负责同东北军联络的统战机关敌人破坏了，邓一飞和高大娃两位同志也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抓住关在东北军内。东北军的有一位连长很同情我们，抓着邓一飞和高大娃以后，气愤地责骂他俩说：“你们这两个笨蛋，真是死脑袋瓜子，事前就叫你们躲一躲，你们偏不躲，活该抓住受罪。”后来这位东北军连长借故把邓一飞放走了，邓一飞的逃跑引起特务的警觉，他们加强了对高大娃的监视，使东北军这位好心的连长没办法再让高大娃逃脱了。不久，国民党特务将高大娃同志解押到开封关押起来，直至把高大娃同志折磨死在监牢里。高大娃的牺牲，使我们失去了一个优秀青年干部。
在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督摧和严密监视下，东北军的两万多人分布在桐柏山整个游击根据地。他们以连营为单位集结，或设据点，或建立兵站。各军事单位相距不过四、五公里远，相互间架设了电话线，巡逻部队你来我往，穿插其间。国民党特务到处张贴标语，劝红军游击队投降。国民党特务胡说什么：“你们朱总司令说了，国家快要亡了，还讲什么革命不革命。我们已在桐柏山区撒下了天罗地网，你们是插翅也难逃的。”看到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样子，我们也写了几付标语回击他们：革命烈火是扑不灭的。你们虽有两万多军队，也拔不掉红军游击队一根毫毛。
东北军的封锁、围剿，确实给红军游击队带来了许多困难。这时我们已不能在白天行动，夜间稍有不慎也将同敌人遭遇。部队的给养也发生了危机，队员们情绪有点波动。我们在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决定避开敌人锋芒，依靠中共地方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在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暂时隐蔽起来。红军游击队躲在山间密林深处，天黑后地下党同志和当地的革命群众代表上山找到了我们。他们告诉我们，在桐柏山深处有一个林荫蔽盖的山洞，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有史以来没有一支军队到过这座山洞，就连当地的土匪也没有去过。地下党的同志带领我们翻山越岭，千曲百折，进驻在这座嵌在半山腰被茂林遮盖着的大山洞里。吃饭、喝水、放哨、侦察等有关事项，地下党同志和当地自卫队员都给我们安排得一停二当，井井有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紧密联系群众，与群众建立起血肉关系，群众支持我们，掩护我们，使我们最终战胜了东北军两万多人在国民党军统特务监督下对我们进行的“围剿”。
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他们的“围剿”失败，他们总是错误地估计自己的军事力量，轻视鄂豫边区的革命力量。东北军的两个师撤离桐柏山区后，国民党反动派看武的、明的“围剿”不行，就对我们采取文的、暗的手法，妄图利用与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这时已改编为豫南人民军抗日独立团）谈判的机会一举消灭我们。
1937年10月初，国民党河南省第九区和国民党鄂豫边抗日纵队钱包刚部出面，集结确山、信阳、桐柏、泌阳、罗山五个县的保安队和鲍刚部的一个保安团，约三千余人，由第九区专员武旭如和上述五个县的县长带领，开赴信阳县邢集镇一带要求同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谈判。邢集镇位于我游击区的边缘地带，国民党的保安团队鬼鬼崇崇地开到这个地区后，武旭如将保安团队的主力隐蔽在乡间，仅派几名穿黑制服的警察在邢集镇上晃来晃去。敌人的阴谋诡计早被当地革命群众识破了，不少群众跑到我这里报告说：“老周，你们要小心呀！这些黑狗子没安好心。国民党把电话线都架好了，队伍也隐藏着，完全是要打仗的架式。”对于国民党豫南地方政府这次集结重兵名为与我们谈判，实则要消灭我们的阴谋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中共中央早在1937年8月1日就根据全国政局的变化和国民党在谈判中所玩弄的阴谋指示南方各游击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当地国民党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对于国民党军的任何挑衅和进攻必须进行坚决自卫……保持过去十年中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防止国民党的收买、利诱、分化阴谋，以便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前不久，闽粤边区游击根据地负责人何鸣由于缺乏斗争经验，放松了对蒋介石企图以谈判来消灭红军游击队阴谋的警惕性，在与国民党举行谈判时将游击队带到山下，结果就在游击队领导参加“和谈”之际，国民党军队将何鸣带领的一千多人的游击队包围，队员全被缴械，游击队领导亦遭杀害。何鸣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即通知各游击区；红军游击队在与国民党谈判时，游击队主要领导人不要亲自出面，可派出代表参加谈判；谈判开始前，红军游击队要撤到安全地带，严防被国民党吃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负责人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这是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第一次谈判，虽然国民党地方政府居心叵测，谈判效果不会明显，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从大局出发，我们还是要同他们谈。我们可以通过谈判宣传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方针、路线、政策，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国共合作，以和谈为名进行武力“清剿”的阴谋。鉴于我们同国民党是第一次谈判，缺乏经验，要做好应付各种意外事故发生的充分准备，注意防止福建“何鸣事件”的重演。
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决定，一是在谈判时我和王国华均不出面，派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文敏生作为我方代表参加谈判；二是在谈判开始之前将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主力撤到安全地带，和国民党军队保持一定距离，以防不测；三是要向对方提出把谈判地点改在有利于我们掌握情况，便于进退周旋的群众基础较好的铁幕山南麓的吴家尖山镇上。吴家尖山一带是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诞生地，中共地下组织建立的时间较早。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吴家尖山镇的中共地下组织进一步发展，而且建立了抗日自卫会、自卫队、后援会、农协会等群众组织，抗战热潮已蓬勃兴起。在吴家尖山与国民党谈判，对我们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均占。
武旭如率国民党五县保安队和一个保安团进驻邢集镇时，我们独立团驻扎在距邢集镇不远的蔡冲。当天下午，国民党保安队就将部队推进到我们南边不远的村庄驻下，他们的岗哨我们都能看见，晚上，国民党的两个保安队长来到我们驻地，同我们协商有关谈判地点等事宜。我们以礼相待，理直气壮地宣传抗日救国，反对汉奸卖国贼。在协商“和谈”地点时，双方发生了争执。国民党提出在邢集镇上谈，要我亲赴邢集参加谈判；我们坚持在吴家尖山谈，否则我们不谈。这两个保安队长交换了眼色，勉强同意在吴家尖山谈，但强调要我去谈。我说，我去不去现在不能告诉你们，但不管谁去，都是代表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去的，有权处理我方谈判中的一切事宜。最后商定，“和谈”定于明日上午9时在吴家尖山镇地主吴介甫的家院内开始，双方代表不得有误。
当天深夜，我们急行军40公里，将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主力撤到泌阳县游击区隐蔽起来，另留一部分兵力在吴家尖山镇北的铁幕山上监视国民党保安团队，以策应明日上午我方赴吴家尖山镇的谈判代表。
第二天，谈判按约定时间在吴家尖山进行，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文敏生带两名战士赴尖山镇地主吴介甫的庭院。武旭如和保安团长，几名县长衣冠楚楚地坐在院里当中，身后站着一排腰插驳壳枪的卫兵，摆出了一副耀武扬威和吓唬人的气势。
文敏生是个知识分子，少年英俊，口才很好。他走进院子见到国民党如临大敌的架势，就大声笑着问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到，只来了我们三个人，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武旭如赶快向身后挥手，让卫兵们出去了。武旭如察觉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主力已经转移，仅派文敏生带两名战士来参加谈判，使他妄想借谈判之机扣押我们、消灭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阴谋不能得逞，十分恼火。
武旭如盛气凌人地对文敏生叫道：“现在已经抗日了，国家要统一，都要服从蒋委员长。你们独立团应接受改编，由我们指挥。”文敏生毫无惧色地说：“我们独立团是要改编，但为的是抗日。我们拥护蒋委员长是拥护他抗日救国，这不是无条件的。请问你们，抗日有什么打算和行动？同我们谈判是为了合作抗日，为什么带这么多军队来，还架设了电话线，把部队隐蔽起来？”武旭如被文敏生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对答。武旭如这次谈判只不过是个幌子，因无谈判诚意，故对谈判内容毫无准备，谈来谈去，争论了两个多小时，也没谈出个结果。
文敏生告辞时严肃地告诫武旭如：“国共合作，势在必行。如果你们真心实意地为了合作抗日，咱们间的问题是可以谈的。但是，你们要是想借谈判另有所谋，我想你们是什么也得不到的。”武旭如看到阴谋不能得逞，又摸不清我独立团的兵力部署，不敢轻举妄动，只好草草收场，撤了回去。
1937年10月下旬，国民党河南省第九区专员武旭如又亲自出马，与国民党确山县县长金子杰等人率领上次在尖山镇谈判的原班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到确山县竹沟镇，派人给我送来一封信，要求再次与独立团和谈，并在信上指名要我亲自去谈，别人不能代理。自古兵不厌诈，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分析这次武旭如又亲自出马，把重兵集结在我游击区腹地竹沟镇，并指名要我方主要负责人下山谈判，恐怕心怀不善，另有所谋。中共鄂豫边区省委慎重考虑，决定派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一营政治委员张明河同志作为我方代表前往竹沟镇参加谈判。张明河也是个知识分子，善于外交，平时总是戴副眼镜，独立团的战士们都开玩笑地称他为“眼镜客”。
张明河到竹沟镇后，武旭如见其不是我，对张明河拍桌子发脾气，并恫吓说：“鄂豫皖红二十八军高敬亭军长还亲自下山找我们接头，你们这个小小的独立团，周骏鸣却躲着不见我。在信阳谈判时派来个姓文的，今天又派你来，能解决什么问题？算了，不谈了，从明天起，三天全部消灭你们就是了。”面对吴旭如的蛮横凶暴，张明河神态自若，对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张明河严正指出：“十年内战证明，你们是消灭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小小的独立团，不屑同我们谈判。如果你能消灭我们，也就不会三番两次的要我们周团长来谈判的。”武旭如看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中午，武旭如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招待张明河，企图用酒把张明河灌醉，迫使酒后吐真言，以侦知我方军情。张明河心中有数，早就提防着他们，就利用自己喝酒脸红的特点，将计就计，不醉装醉。武旭如等人看到张明河醉了，但却一句真话也套不出，就边吃喝边叽叽咕咕地议论开了。
张明河听到了两句重要的话：一句是，看来用对付高敬亭的办法来对付周骏鸣不行了；另一句是，上次没认出高敬亭，让他溜掉了，真可惜，酒席散了，吴旭如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虽恼羞成怒，但又无计可施，既然邀请独立团来和谈，总得有点说辞吧！武旭如简单地询问一下我独立团的人员、建制、武器装备及活动区域等情况，随强行规定：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只准在信阳、桐柏、泌阳、确山四县交界之邓庄铺、王店、高邑、尖山等地驻扎，实际是想限制我独立团的活动。第二天早饭后，张明河在去厕所时接到一名同情者的纸条，上面写着：注意，徐景贤要暗杀你在回确山的途中。武旭如走后，金子杰带一个连的保安队与张明河一道返回确山县城。晚上八点钟左右，张明河同金子杰一行走到确山县城附近的卧羊山边，果然遭到徐景贤保丁队的袭击。
金子杰带的保安队员在混战中四处窜逃，金子杰吓得瘫软在地，误以为是受到我独立团的伏击。忙乱中，金子杰顾不了许多，紧紧拉着张明河的衣服迭声哀叫：“张政委，你们可不能这样啊！这次是武专员想借周骏鸣团长来谈判时扣留他，逼独立团缴械投降啊！谈判不关我的事，你们可不能把帐算在我的头上啊！”真是不打自召，一语道破他们的谈判阴谋。因卧羊山距确山县城很近，城内的国民党保安队听到卧羊山的枪声即向卧羊山方向开来，徐景贤的保丁队始知打错了，慌忙撤走。我们同武旭如的第二次谈判就这样毫无成效的结束了，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没接受武旭如提出限制独立团活动区域的要求，而是更广泛地发动豫南人民参军抗战，不断扩大桐柏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7年11月，随着国民党军事力量在华北、东北战场的受挫，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已岌岌可危，其重要机关被迫迁往武汉、重庆。日本军队正向华中逼近，中州大地面临着亡国屈辱的悲惨现实。日本侵略军对我城乡居民的野蛮轰炸和令人发指的各种暴行，更激起鄂豫边区各阶层人士新的民族觉醒和对日军的无比愤恨。铁的事实证明，只有走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道路，才能保家园救中国。人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关心战局，关心国事。
在豫南，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虽然顽固，但并非铁板一块。面临国破家亡，部分国民党官员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产生了不满情绪，置此国难深重之时，他们不愿再打内战了。形势严峻，战局日急，国民党豫南地方政府在与我独立团两次谈判阴谋破产后，不得不拿出诚意再次同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进行谈判。11月初，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在信阳县蔡冲北边的芦庄同国民党豫南地方政府代表举行了第三次谈判。这一次谈判国民党方面只有确山、信阳、罗山三个县的县长参加，由罗山县县长梅治朝牵头。中共鄂豫边区省委派省委统战部长马致远作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代表参加谈判。
在谈判中，马致远指责确山、信阳、罗山三县县长：“现在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中原地区，国共两党已合作抗战，你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和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不积极抗日，反来攻击我们，继续打内战，这象什么话？”国民党的三位县长承认过去是奉命进攻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实属不得已而为之。我们表示，对于独立团改编问题地方政府没有权力解决。罗山县长梅治朝（河南省南商县人，富有民族气节。信阳沦陷后，组织罗山县保安大队和警察与日军激战，以身殉国）愿意写信介绍我抗日独立团的代表到开封市同国民党河南省主席、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进行谈判。
这次我们同国民党豫南地方政府谈判达成三项协议：一、独立团改编问题由独立团派代表到开封同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谈判解决；二、在独立团代表去开封谈判期间，按上次竹沟镇谈判的规定，独立团暂驻扎泌阳县以东之邓庄铺、王店、马谷田至信阳县西北之尖山镇一带，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队不再向独立团进攻；三、独立团的供给由驻地周围的信阳、罗山、确山、泌阳、桐柏等县国民党政府解决。这次谈判，国民党豫南地方政府基本上承认了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合法地位。谈判之后，国民党确山县政府送给独立团五百块银元作军费，国民党泌阳县政府送给独立团一些粮食。
为使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在政治上获得合法地位，遵照独立团与罗山、信阳、确山三县国民党政府的协议，中共鄂豫边区省委派省委统战部长马致远为独立团全权代表，由独立团一营政治委员张明河陪同前往开封同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谈判。行前，边区省委对这次谈判进行了专门研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各游击区在谈判中“要保持党的独立性，保持军队的独立性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在不损害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让步”的原则，要求这次谈判要保证三个条件：一、独立团听编不听调；二、国民党政府不能派干部到独立团；三、保证供给独立团给养、军饷。在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同意上述条件时独立团可以接受改编。
马致远、张明河二同志以共产党人的公开身份来到开封市。开封是国民党第一战区行辕公署和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所在地，是中原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中共的主要统战阵地。中共河南省委亦秘密地设在这里。马致远和张明河抵达开封后，与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并看望了省会的一些进步人士。经人引见，马致远、张明河先与国民党第一战区预备军总司令张钫会晤。张钫介绍了刘峙的情况，说刘峙架子大，平常想见困难。不过，现在好见。因他刚打了败仗，傲气有所收敛。
马致远、张明河到第一战区行辕公署见到刘峙主任，迫于抗日形势，刘峙怕有失体统，客客气气地接待了我方代表。马致远向刘峙陈述来意，提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改编条件，要求刘峙下令撤掉围攻独立团的国民党军队，大家团结一致，枪口对外，共同抗日。时值刘峙在保定对日军作战失利不久，刚撤到开封，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遣责和国民党主战派的攻击，无以顾及其它。关于谈判之事，刘峙一是表示欢迎，二是交由张钫具体办理。
同刘峙会谈后，马致远秘密向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汇报了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谈判情况和刚与刘峙会谈的经过。中共河南省委对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在这次谈判中制订的三项原则表示赞同，并支持马致远同张钫谈判。同时，朱理治告诉马致远，中共中央已在武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现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于是马致远与张明河商量，决定由马致远继续留在开封同张钫谈判，张明河速返鄂豫边区向中共鄂豫边区省委汇报，并建议省委和独立团尽快与在武汉的周恩来副主席直接取得联系。
在开封，马致远与张钫的谈判较顺利。张钫是豫西人，原是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司令，有两个师的兵力，内战时期奉蒋介石之命开到鄂豫皖苏区“剿共”，结果全军覆没，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因张钫祖居河南，在豫有些影响和资产，蒋介石为了拢络利用他，给他挂了个第一战区预备军总司令的头衔，目的是让张钫在河南招兵买马，继续为蒋军王朝卖命，军阀们都懂得，手里没有部队是不行的。因此，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钫借抗战之机，急欲抓点力量做基础发展他的势力。当我方代表马致远同张钫谈判时，张钫非常积极，恨不能马上收编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
马致远胸有成竹，在谈判桌上提出了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受编条件：一、独立受编后接受张钫的番号，但不受张钫的节制调动；二、独立团军官配备整齐，张钫不能再派去军官，因派几名军官到独立团不好安置，且起不到作用；三、独立团受编后即由张钫供给军饷给养。尽管张钫对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提出的三个条件有异议，但由于扩军心切，经考虑还是基本上接受了。之后，张钫设宴招待马致远，并让他的太太和姨太太作陪。酒席宴上，张钫笑咪咪地对马致远说：“共产主义我赞成，共妻我可不赞成，你看，我有两个老婆呀。”谈判协议还未正式签字，张钫就委派他的高级参议孟某某，拉了两牛车旧军衣，带着些青年学生和3000块银元前往鄂豫边区，把军衣和银元送给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我们在泌阳县邓庄铺开了欢迎会，孟参议留下东西，满意而归。行前，孟参议还特意告诉我们，要派人去开封领取枪支弹药。后因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编为新四军第八团队，与张钫的谈判未能成效。
三、竹沟爆动
随着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建立和邓庄铺、贾楼等顽固据点的铲除，鄂豫边区革命斗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到1937年11月前后，抗日救国的热潮已在豫南普遍兴起。但是，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游击区中仍有一些顽固势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其中对我抗日根据地威胁较大的，就是盘踞在确山县竹沟镇上的徐景贤等人。这伙反动分子，以竹沟镇为踞点破坏抗日组织，伏击革命干部，处处与共产党为敌。要发展豫南抗战新形势，建立广阔的抗日根据地，必须铲除竹沟这座反动踞点。
竹沟镇位于确山县城西三十五公里处，为确山、泌阳、桐柏、信阳四县的交界地，又处在桐柏山区的腹地位置。竹沟镇四周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林木苍翠。整座集镇建筑在山峦中间的一块盆地上。镇周围有一道砖砌的寨墙与外面隔断，镇内有一条东西走向整齐宽敞的街道，镇东西南北均有高大坚固的寨门。东寨门外有一条南北流向的小河，镇东西两边有两条山岗，竹沟位于其间。小河两岸有大片的芦苇和竹林，高大的枫杨亭亭玉立，丰茂的草木遮如盖，与周围的山林相连。这里能藏能打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战略立足点的理想之地。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竹沟地区就有了共产党的足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这里是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活动的中心区域。共产党在这一带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已先后在竹沟镇周围的石滚河、孤山冲、焦老庄、铜山沟、邓庄铺、西王楼、黄石头庄、王山、傅楼、大李庄、马堡等一些较大的村庄建立了中共地下组织和农民抗日自卫队。由于竹沟镇地理位置重要，国民党对竹沟亦十分重视，把其作为豫南山区的重点统治对象。竹沟镇三、四百户人家，不足两千人，却盘踞着国民党的一个联保主任，一个镇长和两个保长。这几个家伙相互勾结，在镇内修筑了四座炮楼，各自豢养了一批打手。其中势力最大、最反动的就是联保主任徐景贤。他拥有三十多名保丁，握有四十支长枪、四支手枪、公开扬言“与共产党血战到底，不共戴天”。平日里，徐景贤为非作歹，拉丁派款，危害百姓，无恶不作。一次，有七个商贩路过竹沟，徐景顺硬说他们是共产党，不仅抢去了商贩的财物，还将其全部枪杀。当地群众怨声载道，对徐景贤恨之入骨，多次要求我们除掉这个坏蛋。我们也想早日拿下竹沟，除掉徐景贤这个反动恶棍。1937年4月，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就派周庆鸣和杨秀峰进入竹沟镇，秘密发动群众，建立了十多人的地下武装，进行武装夺取竹沟的准备。9月，周庆鸣和杨秀峰到邓庄铺向我汇报竹沟暴动的准备情况和拟定的暴动方案。他俩提出的暴动方案有三项：一、充分发动群众，取得民众支持；二、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较为开明的竹沟镇长周全彬；三、重点打击徐景贤。我同他俩在一起分析了举行暴动的各个细节，原则上批准了他们提出的暴动方案，并从独立团抽调两支驳壳枪和七发子弹交给他们使用。为确保暴动成功，我们又派独立团秘书王勋（黎立坚）同志到竹沟镇西狮子口的北尖山组织自卫队武装，配合周庆鸣的行动。
按照暴动方案，周庆鸣等同志一面积极做好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一面抓紧做好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徐景贤的护兵张国清和保长陆子堂的护兵白顺清，家庭贫赛，因生活所迫当了保丁。周庆鸣就利用竹沟镇上的进步青年李贯英、张运亭与张国清、白顺清的私交做争取张国清、白顺清的工作，经努力终于把张国清和白顺清争取过来。张国清和白顺清表示愿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干掉徐景贤、陈子堂，为民除害。同时，周庆鸣还做通了镇长周全彬的工作，使其不干预，争取立功赎罪。另外，我们利用徐景贤与当地土匪罗士礼、毛希有之间的矛盾，派人做了罗士礼、毛希有的工作，他二人愿意为消灭徐景贤助一臂之力。
经过认真准备，决定农历十一月初一上午举行暴动。到时，由周庆鸣、杨秀峰带一部分人消灭徐景贤等反动分子；王勋带尖山自卫队扼守竹沟以北；罗士礼、毛希有卡住郭庄、尤楼，防止徐景贤部逃跑。但情况有变，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周全彬的护兵祝长德向周庆鸣报告，有人泄密，徐景贤可能警觉，已在炮楼周围查看地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周庆鸣立即召集暴动骨干紧急会议，决定利用次日竹沟镇逢集提前举行武装暴动。
农历十月二十七日（即1937年11月29日），竹沟镇赶集的群众熙熙壤壤，街道两旁商贩们的叫卖声不断，保丁们倒背着步枪象往常一样在集市上到处乱穿，想捞点油水。暴动按计划进行，上午九时张国清将徐景贤的贴身打手王占魁邀到张远亭家抽大烟，当王占魁吸烟上劲忘乎所以时，张国清挥动小木凳，奋力砸在王占魁的脑袋上，王一声哀鸣，死在床上。张国清缴获了王占魁的两支手枪。与此同时，参加暴动的同志都抢占了有利位置，李贯英刚登上东门楼，就发现保长陆子堂提支手枪慌慌张张向东门楼奔来，李贯英朝陆子堂连射两枪，均未击中。陆子堂来不及反击，掉头就朝街内跑去，恰遇白顺清赶来，白顺清一枪将陆子堂击毙。顿时，竹沟镇内枪声大作，赶集的农民象潮水样涌向街口，不少保丁被挤在滚动的人群中，肩上背的步枪已取不下。有两个正在杂货店打掳的保丁慌忙扔下物品，揣着步枪尖叫着朝炮楼奔去，被守卫在东门楼的李贯英发现，“呯呯”两枪结果了这两个保丁的性命，其余的保丁见势吓慌了手脚，丢下枪支或跪地求饶，或趁混乱之机逃命。
暴动发起时，徐景贤正在家里抽大烟，听到枪声，徐景贤提枪就朝炮楼上奔去，刚至炮楼门口，被早在这里守候的祝长德用枪堵着。徐景贤发现祝长德的枪口指向他，遂就地一滚，掉头就跑。恰遇祝长德的子弹瞎火，徐景贤趁机钻入混乱的人群，不知去向。
“决不能让徐景贤逃掉”。周庆鸣断定徐景贤没逃出竹沟镇，立即布置警戒线，组织搜查。同时，召开大会，发动群众搜捕徐景贤。三个小时后，在镇民的协助下，终于将徐景贤从一家农户的顶棚上捉到。周庆鸣、杨秀峰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暴动计划，把徐景贤这个恶贯满盈的反动分子押到东门外枪决。竹沟暴动成功。
农历十月二十八日（公历11月30日），周庆鸣带领竹沟暴动队伍乘胜袭击了徐景贤的老窝大罗庄，缴获二十多支枪，并将徐景贤的粮财分给贫苦农民。谁料留守竹沟的张运才当了内奸，他勾结当地土匪王战奎率部乘周庆鸣袭击大罗庄之机，抢占了竹沟镇，使刚从徐景贤反动统治下解脱出来的竹沟人民，又陷入匪徒的蹂躏中。为了使竹沟人民免遭涂炭，中共鄂豫边区省委一面动员群众暂时迁出竹沟，一面派省委宣传部长邓一飞和周风泉二同志去与匪首王战奎谈判，要土匪武装无条件撤出竹沟镇。杀人成性的王战奎不但拒绝谈判，还秘密杀害了邓一飞和周风泉两位同志。除此之外，王战奎还企图吃掉我竹沟暴动武装，在匪强我弱的情况下，周庆鸣率竹沟暴动武装撤到确山县西部的壮山。王战奎一连数日找不到周庆鸣带的暴动队伍，又怕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攻击他，故准备放弃竹沟，逃往外地。为了再捞一把，王战奎在逃离竹沟镇前带一部匪徒到竹沟镇东面的马堡村抢掠，结果被预先埋伏下的农民自卫队迎头痛击，王战奎在激战中毙命，其余匪徒见头子一死，无心恋战，纷纷溃逃。周庆鸣遂带暴动队伍重返竹沟，在群众协助下，枪毙了暴动时溜掉的保长张子申和向徐景贤告密的叛徒，从此，竹沟镇回到了人民手中。中共鄂豫边区省委派姜宗仁同志到竹沟，组织发动群众，建立中共地方组织，领导周庆鸣的暴动队伍开展防匪工作，使竹沟镇及其周围地带的抗日新局面迅速打开。至此，以竹沟为中心，方圆五六十公里内的大小集镇、村庄，均为我们掌握，桐柏山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四、邓、焦保卫战
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发展壮大，竹沟暴动的胜利以及桐柏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河南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但迫于抗日统一战线大局，他们又不敢派正规军队向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进攻，便挑唆豫西南地方反动武装对独立团袭击。1937年底，即竹沟暴动胜利不久，以泌阳县豪绅王友梅[①王友梅：河南省泌阳县人，曾任国民党河南省财政厅长、民政厅长、省参议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随张珍部起义，解放军。]①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趁我独立团主力到信阳、桐柏剿匪扩军之机，赴南阳勾结豫西南地方实力派头子、十三县民团司令别廷芳，谋划袭击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机关所在地邓庄铺、焦竹园。别廷芳、王友梅二人在内战时期都以反共而臭名昭著，他俩一拍即合。别廷芳令其部下吴定远团寻机偷袭邓庄铺、焦竹园。王友梅令泌阳县联防队百余人作后备队，并密令他的亲信特务、焦竹园地霸焦彬父子作内应。为达到偷袭成功之目的，王友梅还给一些官兵许愿说：“进入共区，官兵所抢之物均归个人所有，若受伤一人给二十块银元的养伤费；若死一人给五十块银元的抚恤金。”别廷芳和王友梅商定于1938年1月7日发动突然袭击。
焦竹园与邓庄铺均位于泌阳县城东北五里左右的山冲里，两村南北而立，相距一公里，各有数十户人家。当时我和王国华率独立团主力部队在信阳县境忙于剿匪扩军，留守焦竹园、邓庄铺的只有一个新编第六连和一个“少年先锋队”排，外加一些机关人员和刚从洛阳、开封等城市投奔革命的青年学生，全部工作由独立团副团长冯景禹同志负责。冯副团长原系国民党西北军军官，后参加革命，作战经验丰富。我们带独立团主力外出后，他即十分警惕各方面的动向，注意防止意外事变的发生。1938年1月3日，他发现不常在家的反共地霸焦彬父子二人稍稍溜回焦竹园；同时，驻在焦彬院宅附近的独立团战士又反映，焦彬父子抵家后在深夜偷偷擦试武器。冯景禹顿觉焦彬父子二人的行迹反常，立即将其父子及贴身随从陈小相逮捕。在审讯中，陈小相供出王友梅与别廷芳袭击焦竹园、邓庄铺的计划。军情急紧，冯景禹马上召开留守人员会，布置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事宜。并派通讯员火速赶往信阳县境，向我们通报敌人的偷袭计划，请求主力部队回援。
1月7日，冯景禹率新编第六连和少年先锋队排布防邓庄铺西台山一带，以迎击吴定远团对邓庄铺的进攻，但这天敌人并没有行动。8日中午时分，顽军分六路向邓庄铺、焦竹园包抄逼近。埋伏在召山的部分独立团战士首先与顽军交战，由于顽军人多势重，冯景禹一边指挥独立团战士阻敌前进，一边令邓庄铺的部队掩护机关撤向焦竹园。同时，组织非战斗人员向焦竹园的东山撤离。吴定远团占领邓庄铺后，遂集中兵力向焦竹园夹击。由于我方早作准备，且占据有利地势，加之独立团战士英勇顽强，顽军的多次进攻均被击退。战斗打响后，当地的老百姓和抗日自卫队也积极行动起来，配合独立团留守部队用土炮、土枪、长予大刀和石块向顽军攻击，并以喊杀声助威。吴定远见我军布阵有方，杀声震天，以为我留守兵力雄厚，不敢轻易冒进。至天黑，我军在夜幕掩护下撤离进山。9日，王国华先率独立团一部回师焦竹园，进一步组织周围群众和抗日自卫队参加反击战，并号召老百姓坚壁清野，设防御敌，想法卡断顽军给养。10日清晨，我独立团留守部队佯作撤退，诱敌出村入山。顽军果然分兵两路向东、北两个方向追击我独立团部队。去北路之顽军，在鸡窝山遭到吴春祥率领的邓庄铺自卫队的伏击。为诱敌深入，邓庄铺自卫队边打边退。顽军追至太山庙、门山之间，又被另一支农民自卫队左右夹击。吴春祥遂率邓庄铺自卫队回击，顽军三面受敌，即向西南方的台山败退，又遭台山农民自卫队的迎头痛击。北路顽军在四处碰壁的情况下，只好丢下几具尸体，逃回邓庄铺。去东路之顽军，亦被王国华带领的部队和当地农民自卫队阻击，损失惨重。11日，我率独立团主力部队从信阳回师焦竹园，将袭击焦竹园、邓庄铺的顽军团团包围。吴定远见漫山遍野都是独立团的部队，吓的魂不附体，慌忙抬着十几名伤兵溃退至邓庄铺，企图负偶顽抗。我率独立团全体官兵乘胜追击，将吴定远团全部追至邓庄铺遂严密地包围起来，并在邓庄铺西边五公里处的孤山――即吴定远的唯一退却路线上，埋伏重兵，以防吴定远突围后回兵南阳或别廷芳从南阳派军援吴。根据中共中央团结抗日的精神，为示抗日救国大义，我们向顽军展开政治攻势，宣传“大敌当前，枪口对外，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道理，独立团少年先锋队的孩子兵们高唱“抗日对外，一致向前，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为了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国，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喊话声，慷慨激昂的歌声，此起彼伏，惊天动地，把战场变成了民族抗战的动员大会。在我军展开的强大政治
攻势下，吴定远团打内战、搞磨擦的嚣张劲头一下子没有了。吴定远团的基层官兵多半是豫西南各县征派来的农民，他们对袭击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本来就不情愿也不积极，加之家中有父母、妻子儿女，临难思家、怨声、哭声一片。他们大骂王友梅，并找吴定远团长大哭大闹，全团士气跌落，一蹶不振。为了争取吴定远团及别廷芳、王友梅抗日救国、消除内战，在把吴定远团围得山穷水尽、日暮途穷时，我独立团主动让开一条出路，顽军趁天黑后，把张钫给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五百套军装及部分军用物质掠走，狼狈逃回泌阳县城。
粉碎王友梅、吴定远团对邓庄铺、焦竹园的袭击，是鄂豫边区在三年游击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也是最后一战；是对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和桐柏山区抗日自卫队等中共领导下的豫南抗日武装力量的一次检验。战斗胜利结束后，独立团在邓庄铺进行了两天休整。1938年1月13日，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领导机关离开邓庄铺，进驻确山县竹沟镇。
五、消除匪患
位于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是众多土匪杆子频繁出没的地方。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初创时期，由于力量弱小，为了集中精力打击主要的敌人，同土匪杆子只能采取暂时的妥协态度。因此，在三年游击战争的早、中期，我们对土匪杆子多是采取争取他们不与我们为敌的策略。随着鄂豫边区游击战争的发展，红军游击队不断壮大和农民自卫队的普遍建立，我们又对土匪杆子采取了坚决消灭小股，尽量击溃中股和大股的政策。红军游击队改编成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以后，有一段时间，我和王国华同志带独立团部队，分别在泌阳、确山一带剿匪，接连歼灭多股中小土匪杆子武装。到1937年底，中小股土匪几乎都不敢再骚扰鄂豫边界了。
1938年初，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领导机关刚从邓庄铺、焦竹园搬到竹沟镇不久，就有1000多人的土匪到竹沟镇西南一带村庄骚扰。因天降大雪，土匪一住几天不走，要吃要烧，把老百姓折腾得叫苦连天，很多遭匪患的老百姓到竹沟镇，请求我们出兵把土匪赶走。
当时我们独立团虽说数百人，但许多战士是刚刚扩充进来的，军事素质比较差，战斗力比较强的只有特务连。因此，对这股1000多人的大股土匪是打，还是不打，团领导有几种意见。主张不打的理由是，我们独立团只有四五百人，而土匪人数是我们的两倍多，如果打不好，他们到处烧杀，群众会吃大亏。主张打的理由是，土匪人数虽多，但是乌合之众；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土匪已成为打击对象，不打不仅脱离群众，在政治上影响也不好；何况我们还拥有众多的农民抗日自卫队，对土匪的各方面情况又了如指掌，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只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定能击溃众匪。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斟酌各方面情况，最后还是决定打。
我们在一夜之间，就将竹沟镇附近各村的农民自卫队秘密地调到了土匪驻地各个山头上埋伏下来。第二天拂晓时，独立团的特务连、手枪队和一营突然袭击土匪的指挥部，结果土匪根本不敢抵抗，纷纷逃命。天亮之后，土匪们看到周围各个山头上都是农民自卫队，更是吓破了胆，只顾狼狈逃窜，所以“肉票（指土匪捉来的人质）”、马匹也来不及带走。这次战斗，我军大获全胜，缴获土匪很多枪支、马匹，解救了三百多名被土匪捆绑的老百姓，这股土匪也从此彻底溃散。
击溃了土匪，我们随即给捆绑的老百姓解绑绳，光绳子就解下了一大堆，绑绳上的虱子成绺，真不知土匪把肉票捆了多少天，更不知肉票中被折磨死的有多少人。当时竹沟附近刚刚解放，我们经济还很困难，向土匪抓来的群众做了一些抗日救国、人民翻身解放的宣传工作之后，发给这300多人每人两角钱，用作途中饭费，让他们返乡与家人团聚。脱离土匪魔掌的人们对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感激万分，返家之后，很快就派代表给我们送来了“万民旗”、“万民伞”，热烈场面十分动人，至今回忆当时的感人场面仍欢欣鼓舞。
就以这次同土匪杆子的战斗为分界线，从此，鄂豫边区的土匪杆子一扫而光，有史以来匪患严重的桐柏山区，终于变成了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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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初建时期
一、新四军第八团队的建立
1937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谈判成功，决定将坚持在豫、鄂、皖、赣、浙、闽、粤、湘八省边界活动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2月，中共代表团由南京转抵武汉，在汉口江岸区长春街67号设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经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参谋长同国民党政府交涉，将原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编为第四支队第八团队。
由于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没有电台，与中共中央不能及时取得联系，故一时不了解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被编为新四军第八团队的情况。1937年12月初，张明河同志从开封回到鄂豫边区，向我们汇报了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和在汉口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消息。中共鄂豫边区省委立即派张明河同志前往鄂豫皖苏区找边区省委组织部长胡龙奎同志（胡原是红四方面军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曾长期战斗在鄂豫皖苏区，红二十八军二四四团一营攻打信阳县蔡冲以后，他带部分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员赴鄂豫皖苏区的），催胡龙奎返回鄂豫边区，尔后到武汉找周恩来汇报鄂豫边区的革命工作，并请求指示。
鄂豫皖苏区红二十八军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即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了多次谈判和斗争，于1937年7月27日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初步实现了鄂豫皖苏区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局面，结束了这一地区长达十年的内战。1937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派郑位三、肖望东、张体学、程启文等同志从延安到鄂豫皖苏区，以促进鄂豫皖边区国共之间完全停火和团结抗日的迅速实现。为全面提高红军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充分利用暂时的和平环境，组织集结在七里坪一带的红军部队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举办干部轮训班。郑位三等人亲自给参加轮训的干部授课。通过学习，广大红军指战员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看清了形势，明确了任务，以战斗的姿态等待着部队的改编、整训。整个红军部队士气高昂，随时准备投入抗日杀敌的战斗。
1937年12月中旬，张明河到达鄂豫皖苏区的七里坪，见到红二十八军军长高敬亭和中共鄂豫边区省委组织部长胡龙奎，向他们汇报了中共鄂豫边区省委的意见：让胡龙奎带随员回鄂豫边区，派张明河经鄂豫皖苏区介绍抵武汉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并请示鄂豫边区革命工作。时值高敬亭军长已接通知将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开会并研究红二十八军改编新四军一事，张明河正好随同高敬亭到武汉日本国租界长春街86号八路军办事处。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张明河代表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参加了湘鄂赣、鄂豫皖、鄂豫边区等南方八个地区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负责人的汇报会，会上，张明河向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等领导人汇报了鄂豫边区武装发展和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周恩来十分关心鄂豫边区的形势发展，在张明河到达武汉的当天就亲切地接见了他。周恩来听说鄂豫边区没有电台与上级不能联系，就立即批给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一部电台。当张明河汇报到我们已把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时，周恩来对独立团的每名营以上干部的基本情况，如年龄、出身、文化程度、政治军事素质、指挥才能等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询问，并令张明河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周恩来对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同国民党谈判中坚持独立自主、不上当受骗的原则性和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表示赞成。张明河还向周恩来及长江局领导汇报了鄂豫边区想要象陕北那样，在豫南也建立一个延安式的小特区，为迎接全面抗战局面的到来做准备工作。周恩来听后笑着说：“陕甘宁是党中央所在地，国民党尚且不承认；你们只有一个团，也想搞个小特区，国民党怎么会承认呢？”周恩来还指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在没有坚强后方，四面为国民党统治区，顽固势力还相当强的情况下，要在鄂豫边区建立一个小特区是不现实的。当张明河汇报到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没有取得结果时，周恩来宣布说：“中央已经决定，大江南北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党新编第四军，其中位于江北的两部分红军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由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周骏鸣任团队长。”
周恩来副主席还就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具体改编和其它事宜让张明河向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作了具体汇报。项英同志认真核查了独立团的干部情况，就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第八团队后的干部补充、部队供给、通讯设施作了明确指示。随即拨给八团队一部电台附通讯密码和其它通讯器材，并发给了经费和派往八团队的团、营级干部名单。最后项副军长还交代张明河：“你团与军部通讯后，一切需要，军部照发。”为了使这批干部和物资安全抵达鄂豫边区，张明河令随行的谭建林同志速返鄂豫边区向中共鄂豫边区省委汇报，通知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做好接应干部和电台等物资的准备。
第二天，新四军军长叶挺及项英、张云逸、赖传珠等新四军首长接见并宴请了来自大江南北的各红军游击队的代表及党中央从延安派往新四军工作的干部。叶挺军长对长期坚持在鄂豫皖、鄂豫边区，整年在深山老林里钻来钻去的高敬亭和张明河二同志倍加关怀，亲自陪他俩乘车观赏了武汉三镇的风光。在观光途中，叶挺军长就部队改编后的有关问题，向高敬亭和张明河进行了讲解。
不久，周恩来副主席获悉我们同时与张钫谈好改编条件，遂派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林恺去见张钫，向他说明，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仍编给张钫。张钫无可奈何地说：“不行了，军政部已下达把江北红军游击队全部编入新四军的命令，不能再改变了。”后来，我们向张钫表示，愿意归还张钫赠送的一千套军衣和三千块银元等物资，张钫欣然谢绝，并说：“这些东西不用还了，都是为了抗日，算交个朋友吧。”鉴此，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与张钫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未能生效。
1938年1月11日，张明河与中共中央长江局派往新四军第八团队的朱茂绪、贺德斌、褚学忠等十几名红军团营级干部携带配发给八团队的一部电台，军费及其它军需物品，兼程赶往豫南。张明河、朱茂绪向我们传达了周恩来和叶挺下达的将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命令。
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豫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也是中共鄂豫边区省和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游击队长期斗争的伟大胜利。从此，这支经过三年艰苦卓绝斗争磨炼的革命武装，终于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新形势下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与此同时，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和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鄂豫边区省委改称中共鄂豫边特委（不久又改称豫南特委），隶属中共河南省委领导。特委的书记是仝中玉，副书记王国华，组织部长胡龙奎，宣传部长李子健，统战部长刘子厚，群工部长文敏生，我任特委的军事部长。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林恺代表省委参加特委的领导工作。
1938年1月13日，我们在竹沟举行隆重集会，正式宣布将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我任团队长，胡龙奎任团队政委，朱茂绪任团队参谋长，王斌吾任团队政治部主任。部队编为两个营和一个团直手枪连，一个团部通讯排。改编后的八团队一切行动直接归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处和新四军军部指挥。
八团队的改编和中共鄂豫边区特委领导力量的加强，使鄂豫边区革命斗争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特别是我们有了电台，加强了与上级和兄弟部队的联系，随时可以得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河南省委的指示，沟通与兄弟单位的信息，使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另外，一批红军干部充实到八团队，使部队建设进入正规渠道。这个时期，中共地方各级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亦迅速发展，整个桐柏山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团结抗战的喜人景象。竹沟成了当时豫鄂边区一面鲜艳的红旗，吸引着中原大地各个区域的进步力量，引导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
二、彭雪枫、张震来竹沟
1938年2月，中共中央派八路军少将参谋处长、前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和办事处参谋长张震带一个手枪班，一个冲锋枪排和一部电台来到竹沟。彭雪枫是受中共中央之命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的，他到竹沟主持竹沟地区的全面工作，帮助我们训练、整编部队。
彭雪枫、张震，都是久经考验的红军干部，年轻有为，能文能武，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和较高的领导艺术。他们到竹沟后，抓紧时间熟悉情况，布置工作，举办抗日学校和各种抗日训练班，训练了很多抗日救国的骨干，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随着彭雪枫、张震的到来和竹沟抗日工作的广泛开展，竹沟这块小革命根据地的名气越来越大，四面八方的仁人志士、爱国青年学生，背着行李，三五成群的奔向竹沟根据地。他们在路过国民党统治区时，随时有被国民党反动特务抓捕的危险，但一进入桐柏山区，沿途都有群众保护，招待吃住，指引路线，从未发生过问题。比起奔赴延安，一是路近，二是安全。因此，华中和江北地区有志抗日救国的人们都结伴而行，纷纷来到竹沟参加革命。彭雪枫、张震，就是以这些人为对象，大办抗日救国的训练班，不断为党和军队培训骨干，向外输送革命力量。因为竹沟是个仅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不久就出现了“人满之患”。怎样解决好这么多人的生活问题，我们确实费了不少劲。没有房子住，我们就组织大家上山割草、搭一些草棚，把过去被土匪烧毁的房子重新盖起来。没有饭吃，王国华同志就凭着他在游击区内的威望，动员根据地的人民给予支援。王国华向群众说：“竹沟来了很多抗日救国的同志，现在没有饭吃了，请大家帮助一下。眼下我们没有钱，先记上帐，等以后有了钱再给大家。”桐柏山区的人民群众马上大车小车地把红薯、高梁送到竹沟，解决了抗日队伍的吃饭问题。王国华在群众中说话这么灵，不是平白无故的，是他多年艰苦奋斗，联系群众，诚心诚意牺牲一切为人民服务换来的。尽管住草房，吃粗粮，我们革命队伍中没有一人叫苦。竹沟镇的东门外有一条水清如镜的大沙河，就是我们的“大洗脸盆”。每天早晨，太阳还未从东方升起，成群结队的男女同志，来到大沙河洗脸刷牙，大家一边洗刷，一边唱歌，呈现出根据地欢欣向荣的景象。这些事实说明，爱国的仁人志士一旦找到了抗日救国的光明大道，就会勇往直前，什么困难也不怕，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这样好的局面，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彭雪枫到竹沟后，协助我对八团进行了整编。我们把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派来的一批团、营职红军干部充实到团队。八团经过整编，由我任团长，王国华任团政委（后为林恺），朱茂绪（后为赵启民）任团参谋长，谢有才（后为徐祥亨）任团政治部主任。八团设参谋处、政治处、军整处、副官处、卫生处、电台室等直属处室，辖三个营和一团直属特务连。一营营长贺德斌、教导员张明河；二营营长朱绍清，教导员王敬群；三营营长朱国华，教导员祝世风，特务连连长褚学忠。
八团队整编后，鉴于部队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不少官兵对于时局的不断变化和党的抗日民族政策了解较少，加之长期处于游击状态，没有条件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共中央为抗战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思想认识上落后于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为提高团队对抗战形势和任务的认识，增强团队的军政素质，担负起历史赋于我们的伟大使命，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八团队利用集结东进抗日前的和平环境，由我带领赴信阳县邢集镇，从思想上、军事上进行短期的全面整训。
三、收编土匪武装
彭雪枫、张震到竹沟镇不久的一天拂晓，八团参谋长朱茂绪匆匆忙忙地跑来向我报告，说附近村庄的农民自卫队派人来报告说有大股土匪在昨天夜间开进竹沟外围，已经在距竹沟镇不远的村庄住了下来。猛一听，我还不大相信，因竹沟镇周围地带是桐柏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同我们没有关系的土匪是不敢冒然进入此地的。我令特务连速去侦察并取得确切情报。不一会，特务连的侦察员飞马回来报告，说约有千余名匪徒在竹沟外围的几个村庄住下，但与农民自卫队尚未发生冲突，亦没有危害村上的老百姓。天明时，我集合八团官兵，向土匪住地进发。我们部队在土匪前沿还未散开，就见几个土匪头子骑着马，举着白旗（实际是白布片子），一边喊着“不要开枪，我们是投奔红军的”，一边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这时我们的队伍已经散开，并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令八团暂时不要出击，待几个土匪头子骑马过来再说。那几个土匪头子骑马来到我的面前，原来是安可祥和段永祥率部来投奔我们的。
安可祥、段永祥均系桐柏县人，农民出身，因受不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阀、地霸的压迫，则揭竿而起，上山为匪。其部下除少数惯匪外，多为当地的贫苦农民。因此，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曾多次派人做安可祥、段永祥的工作，争取他们弃暗投明。抗日战争爆发后，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从消灭与争取当地土匪的斗争中，来扩大游击队的武装”的指示，我们曾派人到泌阳县的高邑争取安可祥、段永祥和另一个土匪头目朱六排长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他们表示“要搞三个团的力量，再来归顺”，并支援我们一些枪支和马匹。1938年初，安可祥、段永祥和朱六排长分别拥有几百人的土匪武装，自称为团。安可祥部称安团，段永祥部称段团。
一见面，安可祥和段永祥慌忙下马给我施礼，我说：你们怎么把队伍开到了竹沟附近？他俩说是来投奔红军的。并言，不久前他们拥有近万人的武装，从湖北返河南时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当。当时，国民党答应收编他们，并许他俩高官厚禄。谁知安可祥和段永祥将队伍带至国民党确定的收编地点，却遭到国民党的重兵伏击。国民党在方园三十公里内设下层层埋伏，打得安可祥团和段永祥团溃不成军。经过数次冲杀，才在半夜里突出重围，安、段两团土匪合在一起仅剩千人，可谓损失惨重。
我把安可祥、段永祥两团人马暂且安置住，然后带安可祥和段永祥至竹沟镇。当时竹沟根据地经济极端困难，我们是既没有钱也没有粮草，怎么办呢？我同彭雪枫商量安团、段团的收编之事。雪枫说，咱太困难了，又派不出干部，不能要他们（指安团、段团），我亦同意雪枫的意见，但是土匪住下就是不走了，非要我们收编他们不可。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将安团、段团收下，将其编为两个大队，归八团指挥；并从八团和中共豫南特委抽调部分干部到安、段两大队的各连担任政治指导员，以加强对该部的政治、军事教育。
收编安团、段团不久，因当时竹沟经济拮据，一时发不出粮饷。安、段部下有些惯匪恶习难改，经常在驻地抢劫骚扰，个别人甚至倒卖部队的枪支、马匹，搞得民怨沸腾，影响极坏。为了彻底改造这两股土匪，使其成为人民军队，我同彭雪枫商量，决定将安、段所部分别集中整编，除其惯匪，遣散不愿抗日分子，留其愿意献身革命的兵士。此时我已带八团主力部队在信阳县邢集镇整训，故决定对安、段两部的整编工作分别在邢集和竹沟两地同时进行，由我负责在邢集对安部进行整编，由彭雪枫、张震负责在竹沟对段部进行整编。
安可祥所部由我和林恺、朱绍清三同志带到信阳县邢集镇进行整编。我们在设在邢集镇的八团司令部召开安可祥部连以上军官会议，宣布对安、段所部进行彻底整编的命令，令其先缴出武器，然后根据自愿与需要进行编遣。因新四军八团的主力部队在邢集整训，安可祥部不敢轻举妄动，故邢集的整编工作比较简单，也很顺利。
竹沟的情况与邢集就不同了。新四军八团主力均在邢集整训，竹沟留守人员的军事力量十分薄弱；段永祥部有三、四百人，为防不测，整编时必须周密组织，智取为上。我在邢集对安可祥部整编的同时，彭雪枫和张震在竹沟镇以开欢迎会的名义邀请段永祥部全体官兵吃饭，把段部集中到竹沟。为免段永祥生疑，这天张震给段永祥部划分了宿营地，要段永祥派出设营组安营，使其先安下心。之后，彭雪枫亲自请段永祥吃饭。段永祥腰插两支张着机头的二十响驳壳枪，身后紧跟着一队肩佩短枪、耀武扬威的保镖前来赴宴。彭雪枫神态自若地把段永祥让到内院入席，在举杯敬酒之机，警卫人员从幕后窜出迅速下掉了段永祥的双枪；与此同时，手枪班在前厅一举解除了段永祥随行人员的武装。张震按约定时间，乘段永祥部吃午饭之机指挥冲锋枪排把段永祥所属数百名官兵全部缴械。随又派人解除了段永祥宿营地留守人员的武装。而后，彭雪枫集中段永祥部全体缴械官兵训话。彭雪枫拿出了数封当地民众对安、段部属的揭发和控告信，历数了安、段团的违法违纪行为，向段永祥及其所属官兵讲明了缴械的原因，宣读了对安、段部进行彻底整编的命令。彭雪枫严厉指出：“你们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但不懂共产党军队的规矩，不遵守革命纪律。念你们初来乍到，特从宽处理。从今天起坐下来学习共产党的政策，学习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如果哪位吃不了共产党的苦，今日敬酒一杯，发给路费，欢送回乡！”彭雪枫一席真诚坦白的讲话，使段永祥及其部属很受感动，多数兵士愿意留下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缴了安可祥、段永祥部队的械，向他们进一步宣讲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军队铁的组织纪律后，我们把不够参加新四军条件或不愿参加新四军的官兵遣散回家；把条件较好、又愿参加新四军的青壮年士兵留下了五六百人。对安、段部留下人员，我们对其集中进行政治教育，向他们讲解国难当头，抗日救国的重要意义；介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惨杀中国人民的罪行；阐述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是卫国卫民的。政治教育之后，我们从安可祥、段永祥部留下的五六百名青壮年士兵中挑选出四百名比较好的士兵编为新四军八团第三营，营、连干部由我们抽调红军干部和八路军临汾学兵队的毕业生（张震带来的）担任。将其余一、二百人分别编入新四军八团的第一营和第二营。至此，新四军八团已拥有官兵1300多人，成为当时新四军八个团队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团队。安可祥、段永祥部经整编后，亦集中到信阳县邢集镇参加八团东征抗日前的整训。
新四军第八团队的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地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使桐柏山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竹沟成为中原地区人民抗战的希望，鼓舞和激励着各阶层人士的抗战热忱。每天都有几名甚至几十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冲破顽固势力的层层封锁来到竹沟，投入抗日救亡，保国卫家的战斗行列。
四、东进抗日
1938年3月中旬，我们接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新四军第四支队集结皖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命令。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免去胡龙奎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林恺同志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政治委员职务（对外称副团长）；免去朱茂绪担任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参谋长的职务，调原红军团长、竹沟军政教导大队副大队长赵启民同志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参谋长职务。彭雪枫同志还特意从竹沟军政教导大队女生队中抽调樊西曼、唐觉民、王典训、杨寒等四名女学员到八团做宣传工作。这四名女同志随八团东征途中，在宣传发动群众、筹集供给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曾被誉为“老八团”的“四大金钢”。
1938年3月下旬，新四军八团在信阳县邢集镇整训结束。八团拥有三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即原手枪连）、一个通讯排，共计1300多人。因服装不足，枪弹短缺，其中有一个营的战士还身着便衣，部分士兵仍扛着长矛大刀。我们的枪支更是各式各样的，可以说当时世界上不少的杂牌枪支我们都有，因此，同志们开玩笑说，八团队快成了“世界武器库”。很多战士没有子弹袋，只有两三发子弹，就装在衣服兜里。3月29日上午，八团队在邢集镇东门外的一块大场地上召开东征抗日誓师大会，周恩来副主席派原红军第九兵团司令员罗炳辉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专程赶来欢迎我们东征。新四军八团，这支经过三年游击战争血与火锻炼的鄂豫边区人民子弟兵，与边区民众有着鱼水之情、患难之谊。上午八点多钟，四处群众如潮水般涌向会场，亲人们眼含激动的泪水欢送与他们血肉相连的子弟兵。邢集抗敌后援会送来一千多条毛巾和几百双鞋子。数不清的乡亲们端着饭菜，捧着熟鸡蛋赶到会场，感谢为他们浴血奋战的子弟兵，鼓励东征的亲人英勇抗战，多杀日本兵。军爱民，民拥军；送亲人，去东征；杀敌人，慰乡亲。整个会场展现出一副副动人的场面。八团指战员被一群群乡亲们包围着，军民间鱼水情深，诉说不完心里话。大会开始，罗炳辉代表新四军首长和周恩来副主席下达了新四军八团进军皖东的命令，并致了欢送词。罗炳辉的讲话使八团干部战士受到极大的鼓舞。
接着，我代表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1300多名官兵在大会主席台前举行了东征宣誓：“同志们，我们希望的日子来到了。我们要东征抗日，保国卫家，到前线去。今天我代表八团全体官兵在此宣誓：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子子孙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我们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土匪肃清，誓不罢休。谨此宣誓。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团队长周骏鸣，1938年3月29日。”顿时，“上前线去”，“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口号响彻云霄，回荡在桐柏山谷。接着，邢集抗敌后援会主席黄仁风代表边区人民讲了话：“八团队的全体同志们，你们为解救穷苦人民，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实现，已经在桐柏山区浴血奋战了四年，我们老百姓感谢你们。今天，你们为了把日本兵赶出中国，要远离家乡，去和中华民族的死敌拚命了。现在，我们欢送你们出征，在不远的将来，希望在此迎接你们凯旋归来。”我们的讲话被一次又一次的掌声和呼喊声打断，会场上群情振奋，军民挥泪话别，难舍难分。
东征誓师大会结束，新四军八团1300多名官兵在我和林恺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抗日救亡歌曲，在群众夹道欢送下，告别了桐柏山区的父老乡亲，踏上了赴皖东抗日的征途。
八团经信阳、过商城，奔安徽。沿途群众大概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议论纷纷。有的说，怕是拉了不少壮丁吧！有的反驳说，肯定不是，强拉的壮丁不会这么精神，不会有这么好的纪律。我们一面行军，一面训练部队。休息时，文化教员就教唱抗日新歌。全团仅有的四个女兵提着白灰桶刷标语、搞宣传。真是一路行军，一路歌声，一路标语。部队宿营时，有些地方的群众受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担心我们“共产共妻”，我们就住在村子外面。老百姓见我们纪律这么好，又热情诚恳地请我们进屋去住。就是这样，我们部队开创了合肥市以东的抗日前线，给沿途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人民群众后来一直亲切地称我们是“老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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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对鄂豫边区武装斗争的感受
由于鄂豫边区在地理条件、社会环境、敌我形势等方面同其它游击根据地相比有着比较特殊的具体情况，因此，鄂豫边区游击战争在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就形成了它所独有的几个鲜明的特点。我感受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支土生土长的红军游击队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其它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的游击队，大都是在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一部分红军作骨干力量，逐步地发展壮大或坚持下来的。而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不是留下来的，而是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这支红军游击队是在白区工作不断受到挫折，中共地下组织屡遭破坏，革命从高潮落入低潮的恶劣形势下，一部分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员，总结经验教训，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准备，经历了斗争――失败――再斗争的过程，才于1936年初诞生的。
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创建之初，小得可怜。开始是五七个人，三支枪。中间就是二三十人，五六十人，一百三四十人。队员都是一副农民打扮，土里土气，看上去也不正规。但游击队的一切都是按共产党的建军原则去做的。党支部建在队上，中共鄂豫边区省委书记兼任游击队党支部书记。游击队成立有战士委员会，官兵一律平等。游击队的队员除中共地下党员外，多是当地贫雇农出身的进步青年。游击队有严格的军事纪律、群众纪律。她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住在群众家里，靠群众掩护，为人民群众打坏货，拉土豪。“西安事变”之前，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斗争几乎与世隔绝，成天钻山沟打游击，不知道山外发生过什么大事，但由于她有明确的宗旨，有中共鄂豫边区省委的直接领导，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较量中，这个弱小的革命火种不仅未被反动派扑灭，反而越烧越旺。她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发展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抗日劲旅。
二、由匪区变成的红色根据地
桐柏山区，在中国近代史上就是一处匪区，众多的土匪杆子在这里频繁出没。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在这里开辟出方圆五六十公里的红色根据地，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这个成功，是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对众多土匪产生的社会根源、阶级成份及其土匪的两重性作出科学分析，并根据这些科学分析，对土匪杆子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结果。没有开始对土匪杆子的争取和分化瓦解工作，红军游击队就不能在桐柏山区生存，更谈不到发展壮大；没有中间对土匪杆子的打击政策，就会因土匪的频繁骚扰使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脱离群众；没有后来对土匪武装的收编改造政策，也就没有新四军第八团队的迅猛发展。更值得提出的是，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多年来对土匪也实行“剿抚”政策，由于他们本来就是兵匪一家，故导致对土匪武装是越“剿”越多，越“抚”越多。消除桐柏山区匪患，这项十分艰难的任务，在我们共产党人不懈努力下终于完成了。刘少奇同志在竹沟时，曾经赞扬鄂豫边区匪运工作包含着马列主义，我认为其见地是十分精辟和非常深刻的。
三、基本上未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
由于中共河南省委在1934年冬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大破坏，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从1934年冬到1936年秋，同中共中央断绝了任何联系。这对于我们来说，如同离开了亲娘的孩子；有孤苦伶仃之感，当然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也正因为在这个时期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对中共鄂豫边区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影响几乎没有。
长时间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无情的现实逼迫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自己动脑筋，想办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我们遵循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基本政策和一贯主张，结合桐柏山区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根据地新开辟，红军游击队弱小的实际，把中共中央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基本政策，变通成了“打坏货、拉土豪、搞罚款”的措施。同时恰当地提出了“多交朋友，少树敌人”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愿意革命或不反对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在同当地的土豪、绅士和土匪的接触中，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使新生的革命力量得以在艰难岁月中茁壮成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南方一些革命根据地曾出现过地方还乡团，在他们的反攻倒算下，不少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进步群众残遭杀害。而在我们桐柏山游击区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地主反乡团的反攻倒算，连主动袭击红军游击队的地主武装也不多。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既争取了一些国民党地方官员和剥削阶级的中上层人士，缩小了革命对立面，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政治上最反动的顽固势力，又得到了桐柏山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拥护，使弱小的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既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站稳了脚跟，得以逐步发展壮大，又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四、农民自卫会控制边区基层政权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政府派往鄂豫边区“清剿”红军游击队的国民党正规军队不算很多，但由于桐柏山区既是我党开辟的游击区，又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故位于桐柏山区的各县都驻有数以百人乃至千人的国民党保安团队和国民党地方民团武装。许多土豪劣绅为了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组织有人枪不等的反动武装。他们构筑围寨、碉堡，一方面增强自卫能力，一方面与反动民团、保安队、联保处相勾结，借以“防共”、防匪。国民党地方反动政府积极推行保甲联防制及户籍连坐法，严格限制人民群众与我党和红军游击队的联系。面对如此强大的地方反动势力，如果边区公开成立苏维埃政权，弊多利少，不仅容易暴露我弱小的革命力量，而且还会祸及到山区的穷苦百姓。
在上述情况下，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怎样才能有所作为，有效地保护边区群众利益呢？我们总结了群众创造的经验，广泛发动边区各村庄的贫苦农民，在抗日、防匪的口号下，普遍建立农民抗日自卫会和自卫队，对外用不引人注目的灰色名称――联庄社。整个鄂豫边区，这样的组织建立了几千个。农民抗日自卫会和自卫队建立起来后，人民群众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反动分子看到了群众武装的力量，这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土豪劣绅再也不敢横行乡里，土匪杆子再也不敢轻易骚扰鄂豫边区。鄂豫边区的社会治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这样，尽管鄂豫边区表面上没有建立红色政权，但基层政权实际上已为共产党所控制。可以说，没有农民自卫会、自卫队的普遍建立，鄂豫边区的人民群众就不可能安宁地生产生活，红军游击队就不可能迅速地发展壮大，也不会把绵延五六十里的桐柏山红军游击区连成一片。
五、新四军八团队兵新干部老
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是创建仅仅两年，就改编为新四军第八团队的。1937年夏，游击队一度只剩下五十九人，到了1938年3月，只半年多时间，就猛烈发展到1100多人。在游击队猛烈发展时期，部队的干部、战士都比较新，其主要来源：一部分是桐柏山区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贫苦农民子弟，其中一些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担任了部队的连、排长，他们种地是好把式，带兵打仗却是小学生；另一部分是在抗日高潮形成后，从中原各地前来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学生，里面不少人是中共党员，他们经过在确山县竹沟镇短期训练后，担任了部队的连队指导员和文化教员等职务。此外，就是我们彻底整编土匪安可祥、段永祥两团后留在部队的500多人；这些人实际上是被逼造反的贫苦农民，对反动派和土豪地霸怀有刻骨仇恨，阶级成分和基本素质不错，经整编教育和以后在革命军队的熏陶、锻炼，绝大多数人表现较好，作战勇敢，其中一些优秀分子被提拔为部队的连、排职干部。因此上说，新四军第八团队的成份很新，战士们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农民。
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第八团队很重视，在八团队东进安徽之前，对部队的干部进行了调整和加强，将在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中土生土长的营、连职干部，抽调了一部分送到延安学习；同时从延安调来了一批红军干部担任新四军第八团队的营以上领导和团队直属连队的领导职务。而这批从延安调来的红军干部在八团多是降职使用，即原是红军团长的来八团任营长，原是红军营长的来八团任连长……。整编后的新四军第八团队，除我继续担任团队长外，团队政治委员王盛荣（先任）、林恺（后任），参谋长赵启民，政治处主任胡龙奎（先任），徐祥亨（后任），作战参谋张翼祥，组织股长祝世风，一营营长成钧、教导员李木生，二营营长朱绍清、教导员王中霭，三营营长朱国华、教导员祝世风，以及团直属特务连连长褚学忠等，都是中共中央从延安派来任职的红军干部。因此说，八团的兵新干部老。由于延安来的红军干部军政素质好，具备丰富的作战、带兵、政治工作经验，这就极大地增强了八团队的战斗力，使八团队在抗日战争中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名气。
六、小边区发挥了大作用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豫南桐柏山革命根据地在南方8省14处游击根据地中是最小的一块。但是，以确山县竹沟镇为中心的这块游击根据地，后来却成了中原地区抗日战争的战略支撑点。抗战初期，共产党先后在竹沟设立了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河南省委、中共竹沟地委、中共竹沟县委等领导机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挺进安徽前线时，竹沟只留下二、三百人的八团队留守处，由王国华同志担任八团留守处主任。不久，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河南省委设在竹沟，刘少奇同志来到竹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少奇同志最早看到竹沟在中原地区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他一到竹沟，就乘抗日高潮和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猛烈地发展抗日武装，并大办教导队、训练班，还亲自给训练班授课。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河南省委先后在竹沟开办了军政教导大队、党训班及青年、妇女、卫生等多期训练班，共培训各级抗日军政干部3000多名，其中党员2200多名，使竹沟成为中原地区的革命摇篮。所以，当时人称竹沟为“小延安“，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那时，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除延安地区之外，恐怕只有竹沟地区有抗日民主自由。正是在竹沟这个小边区，培养训练了好几千名抗日的优秀儿女，他们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
新四军共有七个师，其中二师一部，四师和五师的基干部队，都是从竹沟出发，汇合各地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而发展壮大起来的。1938年初，我率新四军第八团队赴安徽抗日前线，同鄂豫皖边区高敬亭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八军（此时已改编为新四军第七团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不久，彭雪枫、张震两人从竹沟带出一个武装游击支队，队员们多是在竹沟经过训练的教导大队学员。他们开赴豫东，同豫东中共党负责人吴芝圃领导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稍后，李先念、陈少敏二人又从竹沟带一个武装大队（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开赴鄂东，同鄂东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从1938年3月始，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从竹沟这个桐柏山游击根据地的中心组织这么多的抗日武装开赴前线，充分说明鄂豫边区地域虽小，但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不小，真是小边区发挥了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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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三 .3/3）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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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骏鸣回忆录
新四军著名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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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8日至4月21日，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寻访团，对鄂豫边地区纪念馆和历史纪念地进行寻访调研。
现将周骏鸣口述，李兴俭整理"周骏鸣回忆录"(1902一1938)供此次寻访学习参考。注：未作校对，有缺页及错别之处请谅解。——周东延（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原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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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73︱新四军著名将领周骏鸣回忆录之一（1/3）
红色记忆74︱新四军著名将领周骏鸣回忆录之二（2/3）
红色记忆75︱新四军著名将领周骏鸣回忆录之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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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尾语
新四军著名将领周骏鸣(1902-2003)，是开辟豫鄂边区桐柏山、淮南和淮宝三个根据地领导人之一，曾参加北伐战争、宁都起义、半塔保卫战、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曾先后任红五军团团长、河南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团长、二师参谋长、新二师师长、华东军区第二书记等职。在他长达30年的军旅生涯中，多次临危受命而屡建功勋！他的百年峥嵘岁月，他的红色征战传奇，历久弥新，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 朱祖阳（北京）
本文美编制作：Z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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