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著名将领
周骏鸣回忆录
（1902-1938）
■周骏鸣 口述
□李兴俭 整理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于河南省政协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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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少年私塾
第二章 投笔从戎
第三章 宁都暴动
第四章 豫南星火
第五章 腥风血雨 泪洒中州
第六章 创建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
一、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诞生；二、不断完善的游击方针；三、游击队的甘与苦；四、鄂豫边区游击战争的发展；五、胜利转折
第七章 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
一、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成立；二、同国民党谈判；三、竹沟爆动；四、邓、焦保卫战；五、消除匪患
第八章 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初建时期
一、新四军第八团队的建立；二、彭雪枫、张震来竹沟；三、收编土匪武装；四、东进抗日
第九章 对鄂豫边区武装斗争的感受
一、一支土生土长的红军游击队；二、由匪区变成的红色根据地；三、基本上未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四、农民自卫会控制边区基层政权；五、新四军八团队兵新干部老；六、小边区发挥了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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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著名将领周骏鸣回忆录，全文约十余万字，因微信公众号篇幅所限，分为三部分连载：
●红色记忆73︱新四军著名将领
周骏鸣回忆录之一（1/3）
●红色记忆74︱新四军著名将领
周骏鸣回忆录之二（2/3）
●红色记忆75︱新四军著名将领
周骏鸣回忆录之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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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骏鸣回忆录之二
（周骏鸣口述，李兴俭整理）
第六章 创建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
一、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诞生
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在桐柏山区的吴家尖山和焦老庄开辟工作，先后建立了中共尖山支部和中共焦老庄支部，为发动游击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随着革命工作的顺利开展，创建红军游击队的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枪支，众所周知，枪杆子是武装斗争的前提，没有枪杆子，便没有革命的胜利。我们就依靠尖山和焦老庄这两个共产党支部，很快筹集到三支枪和两粒子弹。这三支枪一支是“撅把子”，是汪心泰用五块银元赊帐买来的；一支小八音手枪，是吴仁圃借来的；一支七九式汉阳造步枪，是我借我十叔周凤森的。
1936年1月4日，我和张星江、王国华、王国平相约到王老庄吴元昌的家里开会，决定把距王老庄不远的小石岭村的反动保长汪心禄干掉，缴掉村寨上的六、七支长枪，成立红军游击队。因为汪心泰事先做好了准备工作，我们到会的几个人一致赞同当天夜间行动。建立红军游击队，是关系着能否发展鄂豫边区革命斗争的一件大事，所以吃晚饭时，主人吴元昌特意给我们弄了一壶当地出产的小曲酒，每人喝了两盅，既以此壮行色，又以此表庆贺。
晚饭后，天已完全黑了下来。王国华留在王老庄，我和张星江、王国平一块去小石岭村。我们三人一到小石岭村汪心泰家，汪心泰神情有点紧张地报告说：“康春傍黑到我家后门时，正遇上保长汪心禄从村寨上扛着一支三八式步枪下来，见他进了隔壁的群众家里。我担心咱们起事已被他察觉。”听到这个意外消息，我和张星江商量，决定立即行动。当时预定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员已到齐，共计七人。有我、张星江、王国平、汪心泰、康春、老汪和吴恒山。康春是中共党员，老汪是红二十五军留下来的伤员(已治愈)，吴恒山是当地进步青年农民。张星江代表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宣布：今晚我们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成立，周骏鸣任队长，王国平任副队长，张星江兼任指导员，汪心泰、康春、老汪和吴恒山任队员。现在的任务是除掉反动保长汪心禄，收缴小石岭村寨上的地主武装，具体行动由队长周骏鸣负责。接着我向大家发布了作战命令：由我带领王国平和康春去干掉反动保长汪心禄，余下同志留在汪心泰家待命。原来准备的三支枪，我使用“撅把子”，王国平使用八音手枪，康春使用七九式汉阳造步枪。
当时反动保长汪心禄进去的那个群众家，仅和汪心泰家隔着一堵半截墙。我们翻墙过去时，王国平不巧踩到卧在墙边的一头猪的身上，猪忽的一下子串起把王国平掀翻了老远。这时，我和康春已到了那家群众的北屋门口，我听到王国平摔倒的声音，不敢怠慢，一脚将北屋的房门踢开，看到汪心禄头戴礼帽，把三八式步枪斜靠在肩上，正坐在北屋当中的火盆边烤火。汪心禄听到响声，正要揣枪站起，我手起枪响，汪心禄“哎呀”一声，欲躺未倒，
狠砸他的头骨，就这样连打带砸，很快就结果了汪心禄的狗命。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庆祝了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光荣诞生，掀开了桐柏山区革命武装斗争的新篇章。
深夜的枪声，惊动了小石岭村寨上的地主武装，我们收缴寨上枪支的计划不得不临时改变。为了保存自己，使幼小的红军游击队在敌人统治薄弱区域不断的发展壮大，在除掉反动保长汪心禄的当天夜里，我和张星江、王国平、康春、老汪五位同志带着刚缴获的三八式步枪和四排子弹立即转移到小石岭村东北约八九公里的小山顶庙上。小山顶位于铁幕山东端的山脊上，铁幕山是座褐色的石头山，东西走向，阻断南北，横卧于桐柏、信阳、确山三县交界处，地势险要，到处怪石林立，整座山似一座立在地上的铁褐色帷幕，故名曰“铁幕山”。铁幕山四周为悬崖绝壁，仅有一条山间羊肠小道可供人攀登。我们游击队的五名同志就是顺着这条小道登上铁幕山上的小山顶庙宇里的。小山顶庙里住着胡老二一家，他掩护我们在庙里安全住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得到消息，汪心禄的亲戚带了一帮坏家伙到小石岭村，打伤了汪心泰，打死了汪心泰的老父亲。这不幸的消息使我们悲痛万分，同志们暗暗发誓，敌人的这笔帐早晚一定要清算。汪心泰被打伤抓走后，关押到信阳县国民党的监狱，不久以两家有私仇为由取保释放。汪心泰出狱后，撇下他的年轻妻子和刚学会走路的儿子，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从此，汪心泰就一直没有回过家，以后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当营长，抗日战争时期，汪心泰在江苏省仪征县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英勇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仪征县为他建立了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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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断完善的游击方针
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成立之前，中共鄂豫边区省委曾经多次讨论和研究过开展游击战争问题，但对红军游击队诞生后执行什么方针政策，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所以，当我们打死汪心禄上了小山顶庙里后，这些现实问题就摆到了游击队的面前。当时，我们的理论水平和军事素质均不太高，在军事上，除了我和老汪是军人出身打过仗外，张星江、王国平和康春连手枪也不会使。因此，游击队怎样生存下去，如何正确地开展斗争并不断的发展壮大，就成了我们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我们五个人在小山顶庙里，认真讨论了红军游击队应执行的方针政策。后来，这些方针政策经过在斗争实践中不断修正补充，逐步地完善起来，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秘密活动，隐蔽发展
红军游击队初建时力量十分弱小，我们摆脱过去“左”的一套作法，再不干有一点兵力就去盲目地组织暴动，扩大所谓政治影响，以致过早地向敌人暴露目标的蠢事了；而是采取昼伏夜出的斗争方法，白天在群众家里隐蔽起来，夜间进行活动。游击队所到之处，不贴标语，不散传单，不喊口号，更不准吹牛(即说大话)。但游击队在夜间行军、宿营，要保守秘密也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各村各寨的有钱人家都养着狗，用狗来报警壮胆，防匪防盗。我们夜间经过村庄能不引起狗叫，不暴露目标，就是一篇很需要作的文章。我们通常是前边一个人发出口令，一个一个地小声传下去，轻手轻脚地越过村庄。如果夜间要在哪个村庄宿营，总是先派一个人秘密地到那个村子里叫出一名老乡，请他通知各家各户把狗关起来，然后游击队才进入村子。即便进了村，我们也丝毫不敢放松警惕，而是先把进出村庄的地形看好，确定好哨位，规定好两三个应急集合地点，这才能在群众安排好的地方住下来。凡是红军游击队宿过营，作过宣传，也没有出过问题的村庄，我们习惯上叫它“公开的村子”。如果村子里有坏人，我们就叫“有钉子”，想办法把坏人干掉，叫“拔钉子”。由于这个作法在红军游击队初建时执行得比较严格，游击队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增强了活动的自主权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在红军游击队初建时期，吸收游击队员要求比较严格，我们的游击队员阶级成份比较纯，基本上都是共产党的地方组织经过了解考察后选送来的贫苦农民子弟，他们苦大仇深，与国民党反动势力不共戴天，坚定不移地拥护共产党。因为那时斗争艰苦、危险，游击队员随时都有牺牲和被捕的可能，若有革命意志薄弱者混进红军游击队，一旦在游击队生死存亡之机开小差或被捕叛变，将使游击队遭到破坏。所以，我们在发展游击队员时不得不严把政治素质这一关。尽管如此，红军游击队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有个别队员开小差的，不过，他们没有出卖红军游击队。
2．打坏货，拉土豪
“打土豪，分田地”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党执行的一项基本政策，由于鄂豫边区与江西中央苏区的情况不同，当时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力量弱小，共产党处于地下活动状态，革命政权一时难以建立，故执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是不现实的。我们根据鄂豫边区的实际，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办法，变通地提出了“打坏货，拉土豪”的口号。其实这个口号也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大革命时期由当地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坏货”，指的是最坏的土豪劣绅以及他们的爪牙、狗腿子。这些家伙欺压残害百姓最甚，不仅穷苦百姓痛恨，就是稍开明的绅士和本分一点的地主富农也厌恶他们。对坏货，我们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由于子弹缺乏，一概用大刀砍头。打坏货为民除害，有利于发动群众和扩大游击队。“土豪”指的是有钱有粮，但民愤不很大的地主富农。拉土豪的目的就是筹粮筹款，解决游击队的经费问题和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但我们在拉土豪罚款时，牢牢掌握哀而不伤的原则，所罚之款，既能使土豪出得起，又不致使他们倾家荡产，成为我们的对立面。同时，对拉来的土豪坚持不打不骂，不污辱人格，而是首先对他们进行开导教育，讲国民党反动派的假抗日和真卖国，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攻策。在生活上，游击队将拉来的土豪与游击队员同样对待。实践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非常有效。拉来的土豪，经教育后罚款放回，绝大多数没有成为我们的敌人，其中一部分还成为我们的朋友和义务宣传员。有两个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放回去后，不久就申请加入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成为共产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
3．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谁是坏货，谁是土豪，那个惩办要严，那个处罚从轻，我们游击队并不完全清楚，只有当地的人民群众最了解。所以，我们就把谁是坏货、谁是土豪的判定权交给人民群众，尔后游击队再根据群众的意愿去执行。但地主和土豪大都住在地主围寨和碉堡里，靠游击队这些破旧的武器装备和为数不多的队员登梯子爬塞墙硬攻，总免不了吃亏的。因此，这样的蠢办法我们几乎没有用过。怎么办呢?通过群众帮助进地主围寨这一招非常利害，搞得桐柏山区的土豪劣绅胆战心惊，有些吓的不敢出门，不敢上街赶集。坏货和土豪经常躲在碉堡里不出来，他们也就很难摸清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当游击队把他们抓走或者砍他们的脑壳时，他们仍糊里糊涂的闹不清是咋回事。因此，土豪劣绅对以人民群众作靠山的游击队害怕的很。桐柏山区的人民群众说我们捉土豪如同捉瘟鸡子一样，一捉一个准。所以，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尽管规模不大，但名声很大。后来，大白天我们游击队的三五个手枪队员出去，在集市上打坏货，只要大喊几声：“老共打坏货的。”赶集的群众，不但不怕，而且高兴的很。纷纷议论说：“咱们的队伍，咱们的队伍。”这是那个时期人民群众对我们游击队最亲切的称呼。
为了使群众真正了解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是自己的队伍，知道游击队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土匪有根本的不同，我们游击队每到一处，只要住下来，就召集群众开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讲游击队的政策。我们还要求全体游击队员要以身作则，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宁可住牛屋，不住群众住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一旦发现有违犯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就坚决纠正，严肃处理。在当地打了坏货，拉了土豪，对于没收的东西，除游击队留下一些必需物品外，其余的部分全部分给群众。因此，凡是游击队开辟过的村庄，人民群众和游击队似鱼水亲如一家。游击队帮助群众生产劳动，群众帮助游击队员洗补衣服，布置警戒，有时还协助游击队购粮买菜，料理伤病员。就是有一个问题不太好解决，一到下午四五点钟以后，敌人就不会来了，既使来了我们也不怕了，因为山高林密，敌人最怕夜战。由于敌人傍晚时候不会骚扰，这时候很多群众就拥到游击队住地看望我们，有的还拿来一些土特产品。游击队晚上这顿饭一般都有肉吃，有些群众是来吃一顿的。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穷乡僻壤的老百姓每天能吃上粗茶淡饭都很难，吃一顿肉就更不容易了。因此，有时晚饭前这一段时间，群众到的人数比游击队员多上几倍，不让他们吃顿饭，太小气了，是会脱离群众的。这个问题，以后我到延安时问过郑位三同志，他说只有很好地招待。
4．多交朋友，少树敌人
刚建立起的红军游击队，人枪俱少，面对着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武装，众多的土匪杆子(杆子为豫南方言，意指小股土匪)，为了有效地保护自己，把更多的人拉向共产党周围，改变游击队的生存环境，我们提出了“多交朋友，少树敌人”的政策。凡是不坚决反共，不是群众最痛恨的，无论是国民党的联保主任、保甲长，还是地主富农、土匪杆子，我们都同他们“交朋友”，我们也相信能够把他们的大部或一部争取过来，为我们创建革命根据地贡献一份力量。后来的实践亦反复证明了这个政策的正确性。
1936年下半年的一天，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活动到信阳县吴家尖山西南约三、四公里处的杨庄。杨庄位于信阳县和桐柏县的交界处，西边紧靠大山，西南不远处就是桐柏与信阳两县交界点的咽喉通道——石门沟。石门沟是群山中间的一道天堑，东西走向，东边是信阳县境，西边是桐柏县境。沟两边是悬崖峭壁，明山直插云霄，雄立其上。沟长约一公里，沟两端似两座石门，为豫南东西部来往的交通要道，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杨庄居此，具有一定的战略地位，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我们游击队开展活动的好场所。杨庄有位庄户叫杨天才，是个纯朴憨厚的壮年农民，为人讲义气，善交朋友，好打抱不平，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当时在这个地区做中央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李虞侯同志(又名李林守，桐柏县毛集区杏树岗人1936年前后负责桐柏、信阳交界地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与杨天才有些交往，故我们红军游击队在桐、信边界活动时经常住在杨天才家里。时间长了，杨天才对红军游击队有了感情，亦很敬重我们。大约是1936年秋冬时节，我们刚换上棉衣不久。杨天才通过李虞侯向我提出，要同我结拜为把兄弟，另有几位地方进步绅士也希望参加“拜把子”，这是那个时期某些共产党员为联系群众、开展革命工作所采用的特殊方式之一。但在左倾教条主义领导时期，是绝对不允许这样做的。可我们不这样做就要脱离当时的实际，就不利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就可能失去一部分民心。为这件事，中共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支部委员会作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能同当地有威望的进步人士交朋友、拜把子，是艰苦斗争环境中联系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开展武装斗争的灵活方式，这符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拜把子，多交一些朋友，对革命有利无弊。所以，我们决定同杨天才他们拜把子。
1936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我带着游击队的老汪同志，披着满天星斗，踏着明净的月光，轻轻地扣开了杨天才的院门。李虞侯已先期来到，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做好，院外和村傍还布置了警戒。当时在杨天才家参加结拜的共有八人，除我和老汪、李虞侯是红军游击队及地下党同志外，其余五人都是地方上有威望的头面人物，他们对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壮大都曾做过一些贡献。八个人当中，我排行老大，杨天才排行老二，李虞侯排行老三，老汪只有二十来岁，排为小么，其他四人的姓名及排行就记不清了。那时，我没有干过拜把子这事，还预先演练了一番。正式拜把子的时候，我作为老大跪在最前头，手里拿一把香火，叩个头，口里念道：“我同某某几个人结拜为兄弟，为革命奋斗，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谁若三心二意，炮打穿心过，不得好死。”念过之后，再叩个头。尔后老二接着来，也是这番言语，往下各位依次类推。临到最后，老汪是叩不好头也念不好警言，逗得大家哈哈直笑。
拜过把子后，把兄弟间的感情马上就不一样了，一人事即是大家事，大家事亦是一人事，见了把兄弟家里的男女老少，真是亲如一家。每位把兄弟，对红军游击队和中央地下党的工作都很热心和支持，为游击队提供情报，安排食宿，筹集物资，在他们的热情帮助下，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在桐柏、信阳的边界地区得以不断地发展壮大。后来，杨天才在李虞侯的引导下参加了中共地下工作，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虞侯由地方党转入新四军五师，任信、确指挥部参谋长，全国解放时转到桐柏县政府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迫害攻死。老汪在我1937年去延安期间脱离红军游击队，结果被敌人打死了。1936年参加结拜的另外几个人的情况现已淡忘。
多交朋友，在当时还有一个怎样对待“抽大烟”的问题。鄂豫边区的中、上层人家，见客人来到如果能把大烟枪拿出来，就是表示对客人的尊敬。你要是不抽，他就认为你有外心，就不会同你赤诚相见。为此，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战士委员会作出一项特别决定：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游击队负责人在必要时可以吸上几口应酬一下，但吸烟时不准把烟往肚里咽，吸入口中即吐出来，绝对不准吸上瘾；如缴获了了土豪劣绅的大烟枪，再好也要砸掉，更不准携带。记得是1937年7月下旬，鄂豫皖边区红二十八军派来一个营帮助我们游击队打下了信阳县的蔡冲土围子。事隔一个月，当我们游击队二进蔡冲时，离蔡冲不远的一个庄上有个小地主，捎信要请我们去吃饭，这使我们很为难。开始，我们婉言谢绝，可他执意非请不可。我们估计他可能有什么事情要谈，为了摸摸底，我们也就去了。一进屋，见他已把大烟枪摆好，我们装作不客气的样子，躺下就抽。大烟一抽，这个小地主消除了顾忌之心，讲开了实话。他很亲近地贴着我的耳朵说：“你们打蔡冲的老财蔡时恭时，洋钱没弄到，他都埋在地下啦!”“洋钱”，是当地群众对银元的俗称，从一串二铜制钱兑换一块洋钱起，洋钱是只进不出，有钱的人家都把它当成财宝埋在了地下。蔡时恭的老窝被游击队端掉后，他跑到位于京汉铁路线上信阳县境内的明港镇去住，因洋钱带多了犯私，他没敢把埋起的洋钱扒出来带走。根据这个小地主提供的情况，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把游击队下属的少年先锋队的小青年们集合起来，作了一个动员，令他们不出早操，速去蔡时恭的宅院里扒洋钱，然后将扒出的洋钱交到游击队队部。同时还明确了行动纪律。
我带着少年先锋队来到蔡时恭的宅院里，一名小队员在猪圈角落里一镢头下去，只听“咔嚓”一声响，挖着一个罐子，扒出来一看，罐里装的全是白花花的银元宝和银元。望着这场面，大家的眼光直了，心里砰砰乱跳，镢头此起彼落，挖的更欢了。一个上午，我们在蔡时恭的宅院里共挖出十几个大银元宝和四五千块银元，一下子解决了游击队经费紧张的大问题。为了把这些银元保管携带好，我们缝制了许多背银元的钱带子，每名游击队员分配一百块银元背上。一百块银元虽不很重，但背久了也够人受的，有些小队员喊叫说，洋钱把肩膀都压痛了。但他们痛在肩膀，却喜在心头。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依据实际情况决定斗争方针，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讲原则，不讲灵活和变化，那才是货真价实的教条主义。
5．不打无把握之仗，注意保护群众
如同做买卖，本钱小的人往往很谨慎，只能赚，不敢赔。我们游击队初建时即提出，每战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知己知彼，战前做好周密的调查研究，遇事三思而后行，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当时我们非常明确地提出，不仅不同敌人正规部队作战，而且不让敌人知道我们的行踪去向。在游击队成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打击或作战的对象，只选择为个别的反动分子和孤立的不法地主武装。凡能通过伪装智取的敌巢就不强攻，凡能里应外合的就不自己单独行动。
有一次，红军游击队在确山县石滚河以东的高庄宿营。吃罢早饭，我们发现一个连的国民党军队行走在距我们很近的山道上，前面一人象个连长，身后跟着两名带驳壳枪和大刀的护兵。由于当时天气比较热，国民党军队就在山坡上停了下来，坐在树荫下休息，不少士兵们把军帽摘下来当扇子扇风。这时，我们游击队如果对国民党军队来个突然袭击，可能产生两种结果，或者把敌人击溃，缴获一部分枪支；或者被敌人咬住，遭受损失。但无论是哪种结果，都会使庄上的乡亲们受到连累。所以，我们主动放弃了这次战斗。事后，为这件事游击队的同志们还有一些争议，有人说该打，有人说不该打。1937年夏，我在延安时，曾就此事请教朱德总司令，他说不该打，因为一是没有绝对把握取胜，二是打起来村里的老百姓要遭殃。
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在初建时还注意尽量避免同敌人正面作战。游击队每到一处住地，首先派人把周围的地形和敌情侦察清楚，假设敌人可能会从何处来，游击队应从什么地方撤退等。宿营之前，布置好严密的警戒，并向全体游击队员讲明，万一游击队被敌人包围后打散，幸存的队员应立即到预定的两三处集合点集结，以免失散或掉队。我们安排的宿营地尽量是位于山林中的村庄或靠近山林的村庄，以便发现敌情后能安全转移。有好几次，我们看到敌人向我们的宿营地走来，游击队在没绝对把握取胜的情况下就上山了。山上林木繁茂，我们从森林中可以窥视敌人的动向，而敌人位于山下，且处于被动之中，很难发现我们。既使有时敌人发现了我们，他们从这条路追上山，我们却从另一条道撤下了山。游击队神出鬼没，敌人始终搞不清我们有多少人，亦对我们毫无办法。1937年我去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工作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同志手里拿了一份国民党政府出版的《大公报》让我看，《大公报》上载：赤匪周骏鸣在桐柏山区拥有十个游击大队。我看后笑了，我对中央组织部的那位同志说：“替我们瞎吹，我只有一个一百多人的游击大队，白天还不敢见天，完全是夜里活动。”结果敌人给我们当了义务宣传员。
桐柏山游击区，位于京汉铁路南段路西约四十公里处，铁路沿线各大车站驻有国民党的正规军，游击区内各县区亦有国民党的保安团队，这些反动武装的存在对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一种很大的威胁和阻碍。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之下，游击队的活动异常困难。土豪劣绅的围寨由于有寨丁和碉堡、铁丝网、壕沟护卫，我们亦不易攻下。游击队住进任何一个村庄或任何一户人家，群众都要承担很大风险，一旦被国民党反动派探知，不说你通“匪”、“窝藏”，也说你“知情不报”。重者杀头坐牢，轻者罚款挨打。因此，游击队活动处处小心谨慎，以不连累乡亲为准则。群众拥护我们，我们更要爱护群众，保护群众。
6．稳妥地做好匪运工作
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成立后除要对付强大的反动势力以外，还要同众多的土匪打交道。豫南土匪之多，是远近闻名的。当地老百姓说这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老百姓叫国民党为“刮民党”，称蒋介石是“造匪总司令”，因为土匪都是他们刮取民脂民膏造出来的。
所谓土匪，就是没有正当职业，打家劫舍、危害人民的武装分子。土匪多在统治力量薄弱、地形复杂的深山区活动，象河南省的豫西伏牛山区和豫南桐柏山区及大别山区，山高林密，地广人稀，统治者鞭长莫及，加之地形复杂，不易追剿，就成了“藏龙卧虎”，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
豫南的土匪多是有它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在封建官僚和军阀及国民党统治时期，战火连绵，军阀们各自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积极扩充势力，疯狂搜刮民财，横征暴敛。人民群众难以担负繁重的苛捐杂税，被地主豪绅的高地租、高利贷盘剥得山穷水尽，加上连年不断的水、旱、虫灾及兵灾，已是民不聊生，走投无路，在卖儿卖女也难以生存的情况下，不得不弃家出走，逃荒在外，其中一部分铤而走险，被迫为匪。
土匪这个阶层的阶级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土匪的破坏性在当时的鄂豫边区是非常明显的，大股土匪到来，如同蝗虫过境，村民们被洗劫一空；小股土匪，白天不敢露面，夜里出来“喊干场”，拉人“绑票”(“喊干场”即土匪于夜间到某庄外呼叫某庄户姓名，令其于某日某时送多少钱物至某地，否则将杀人烧房；“绑票”即用绳子把人捆绑抓走，令其家属用钱去赎回，过期不赎即“撕票”。撕票就是把抓来的人杀掉)。在一些乡村集镇，经常能见到令人惧怕的土匪招贴，如：“×你奶奶，×你娘，老子就是孙天堂(豫南土匪头目之一)，要三千，限三天，三天不交拉火鞭(即烧房子)。”可见土匪的破坏性和危害人民的程度是多么大。为了防匪，豫南民众在各自村庄附近的山头筑起石头围寨，下午太阳还未落山，农民们就不敢在田地里干活，早早把牲口赶进围寨，男男女女陆续带着铺盖到围寨里过夜，仅留下老头子在村上看家守户。土豪劣绅又乘机敲诈，逼迫农民摊钱购买枪支，出工修筑围寨。还令农民打更放哨，轮流值夜，替地主守围寨防土匪。
1930年以后，经常出没在桐柏山区的土匪，千人以上的大股土匪有李合、吴仨、朱六排长、王战奎、安可祥、段永祥(均为匪首姓名，以下同)等，几百人的中股土匪有高殿卿、李老九、王兴吾等，一、二十人至三、五十人的小股土匪遍地皆是，多如牛毛。吴仨(泌阳县邓庄铺附近小银庄人，也有人叫他吴骚的)匪邦，主要在确山、信阳、泌阳、唐河等县活动；朱六排长这股土匪，活动区域比较广泛，南到湖北省枣阳、随县、应山及大洪山一带，北到河南省的方城、舞阳、叶县一带，都有他的劣迹；王战奎股匪，有时在方城、叶县、舞阳、遂平、西平县等县活动，有时到确山、信阳、桐柏一带骚扰；安可祥与段永祥股匪，在唐河、新野、桐柏等县活动的时间比较多；王兴吾股匪多在桐柏、信阳、随县一带活动。
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一诞生，它的斗争目标和任务就非常明确，其主要打击对象是土豪劣绅和他们的代理人联保主任、保长及其地主武装，目的是夺取敌人的武装，发展壮大自己，开辟和坚持革命根据地，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红军游击队诞生后的初期，由于其力量弱小，还未引起敌人的充分注意。几个月后，特别是1936年4月，游击队在桐柏县平氏镇孤峰山庙会上进行了一次震动很大的夺枪斗争，一举夺取土豪劣绅的4支驳壳枪和5支步枪，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对游击队的重视。从此以后，国民党正规部队和确山、泌阳、桐柏、信阳、遂平等县的保安团队及一些地主武装都把斗争目标对准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成连、成营的反动军队日夜不停地围剿游击队，地主的围寨也联合起来对付游击队。反动派一旦发现我们，就鸣锣开枪，四处响应，使游击队的活动异常困难，只好白天潜伏，夜晚活动，游击队夜间活动，常与土匪遭遇，稍有不慎，亦使游击队造成重大伤亡，如何解决土匪问题，是摆在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从鄂豫边区的实际出发，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在我武装力量弱小的情况下，为了打击主要敌人，保存和发展游击队力量，制定了对付土匪的一系列政策和实施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对大股和中股土匪，只能进行分化瓦解和争取工作，因为游击队没有力量同他们抗衡。于是我们就通过各种关系与大、中股匪首取得联系，向他们宣传和讲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穷苦人要翻身必须闹革命的道理，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投敌卖国，土豪劣绅残酷欺压剥削百姓的种种罪行，引导他们不要做危害贫苦人民的事情，争取他们不要同游击队对立，指出在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上红军游击队同土匪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对于小股土匪，我们则限期令他们解散，不解散就予以消灭，消灭不掉的话我们就把他们赶出游击区。另外，我们还注意利用土匪间的矛盾来做土匪的分化瓦解及剿灭工作。如大、中股土匪与小股土匪之间多有矛盾，小股土匪由于力量弱小，不能远地为匪，只好在家门口胡作非为；大、中股土匪实力雄厚，人强马壮，多外地流窜，抢劫更多的钱财。大、中股土匪在外地抢劫的钱财常送回家中存放，小股土匪即乘机劫取，当地欲语叫“吃二馍”。因此，大、中股土匪多愤恨小股土匪，常欲将小股土匪消灭。我们就利用大、中股土匪与小股土匪的这一矛盾，为大、中股土匪提供信息，剪除违背红军游击队限令而不解散的小股土匪。这样，土匪之间相互撕杀，也削减了他们的力量。
由于土匪一般说来是没有正当职业的穷苦游民，是在兵灾、匪灾、自然灾害十分严重，长期遭受土豪劣绅及反动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无法生活下去的情况下被迫走上岐路的。桐柏山区的土匪，多数人为匪时间不长，坏的习气沾染不深。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不久前还是忠厚勤劳的贫苦农民，通过革命宣传教育，只要引导得法，多数可以对红军游击队保持中立，其中的一部分还可以转变为革命力量。例如，泌阳县东乡的土匪头子吴仨，为匪前是一个勤劳的贫苦农民，由于生活艰难而联络本乡的几个人到外面去偷窃，由偷发展为抢劫。抢劫是有季节性的，农闲时外出抢劫，农忙时返家种地。后来由于跟吴仨干的人越来越多，吴仨被推为强盗头目，这股强盗也由季节性的抢劫变成长期性的土匪了。
根据有群众的地方就应该去工作的道理，早在1932年前后，中共鄂豫边区特委就曾派陈香斋、吴仁圃等同志打入土匪内部做匪运工作。陈香斋是个青年学生，少年英俊，很有口才。他根据土匪讲义气、重朋友的特点，同许多土匪头子拜了“把兄弟”，在匪运工作中做出了显著成绩，使很多土匪知道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老百姓的救星。从地理位置上讲，鄂豫边区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相邻，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对鄂豫边区的不少土匪产生了积极影响，故鄂豫边区的土匪一般不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为敌。但土匪毕竟是流寇，没有什么主义和明确目标，到处抢劫、流窜，而且喜怒无常，有时还翻脸不认人。所以，做匪运工作比做一般群众工作艰苦、危险。陈香斋从事匪运工作时间比较长，经常吃不好、睡不好。有一次陈香斋跟随土匪行动，因身体有病掉了队，被追赶土匪的国民党军队捉住。面对凶暴的敌人，陈香斋临阵不慌，机智地说自己是被土匪拉的“肉票”(即土匪捉的令户主限期赎回的人质)，国民党军官看他象个青年学生，就放了他。但他的脚从此跑坏了。
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成立后，丝毫也没有放松开展匪运工作，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的许多同志，如张星江、王国华、吴仁圃、邓一飞、陈香斋和我都做过争取土匪的工作，成效相当明显。在鄂豫边区，相当一段时间内，土匪不拉红军游击队控制地区的群众，如果错拉了，游击队只要写个纸条送去，土匪就会无条件的放人，那时我们连纸也没有，仅有一支钢笔，写信时把字写在纸烟盒上，这成为一个特殊标志，土匪头目知道见此即放人。象前面提到的土匪头目吴仨就是其中一例。(指吴仨在1937年前的一段时间，1938年后吴仨被国民党收买利用。)我们的匪运工作，得到鄂豫边区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和衷心拥护，同时也使游击队免除了腹背受敌之忧，为我们建立桐柏山革命根据地奠定了良好基础。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不久，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正式形成，国民党反动派不好公开进行反共内战了。但蒋介石灭共之心不死，经常同共产党制造磨擦。鄂豫边区的反动派拉拢和收买当地土匪，妄图借土匪力量来消灭我们(1937年11月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在此形势下，我们对土匪进一步采取了政治上争取和军事上打击相结合的办法，成效显著。如：1937年11月，经过我们做工作，刘世跃从一支近两千人的大股土匪队伍中拉出一支80多人枪的武装，参加了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同月，曾对我保持过中立，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当了旅长的大股土匪头子王战奎利用我竹沟镇守卫部队外出到大罗庄执行任务的空隙，在内奸张运才的配合下，乘机带领一千多匪徒抢占了我竹沟镇，经多次交涉，王战奎拒不撤出。并将我方派往谈判的邓一飞、周凤泉二位同志杀害。中共鄂豫边区省委遂采取果断措施，将带队外出抢劫的匪首王战奎击毙于竹沟镇西北的马堡寨，残匪群魔无首，在我强大攻势下纷纷溃逃，我们收复竹沟镇。
我们消灭、击溃和收编土匪的例子很多，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游民阶层的土匪，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但要善于改造他们的论断是正确的。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我们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先后消灭、击溃、收编了上万名土匪，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7．共产党的工作以武装斗争为中心
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诞生后，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就把领导中心转到了游击队，省委书记张星江亲自兼任游击队指导员，我任队长，张旺午任司务长（我和张旺午均是省委委员）。省委委员中只有王国华、仝中玉在游击队初建时没有参加游击队的领导工作，后来他们两人也先后担任过游击队的指导员。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捕，省委开会一般都是在游击队里开，鄂豫边区党、政、军的一切问题，也几乎都在游击队里讨论决定。在敌人势力强大的情况下，当时这样作是符合游击区的特定环境的。
中共鄂豫边区省委领导下的各县、区基层党组织，当时的中心任务就是组织群众配合红军游击队打坏货、拉土豪，为游击队输送骨干分子，协助建立游击根据地。由于干部非常缺乏，游击队开辟出新的区域后，都要交给共产党的地方组织管理，因游击队流动性很大，不可能做更细致的工作。游击队每开辟一个新的地区，宣传过共产党的政策后，只要多数群众表示拥护，我们就认为那里的群众同共产党是一家人了，那里的群众也自认为己“随了共产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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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游击队的甘与苦
1．首战告捷
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刚刚诞生的红军游击队，斗志旺盛，决定利用1936年春节前后的这段有利时机，铲除几个恶贯满盈的联保主任和反动保长，为民除害。
信阳县城西北部罗楼，是反动保长张兆龙盘踞的一个围寨，围寨内修筑一座碉堡，由几名保丁持枪守护。张兆龙弟兄二人平日里鱼肉乡邻，尽做坏事，民愤极大。1936年1月上旬，中共鄂豫边区省委负责地方党工作的王国华同志派罗楼农民周仨来游击队反映，罗楼保长张兆龙年关逼债，穷人走投无路，难以过年，老百姓要求游击队尽快除掉张兆龙这个“二阎王”。周仨还谈到张兆龙弟兄俩喜欢打牌，常令群众陪他们赌钱，名曰赌钱玩牌，实则乘机敲榨村民。我和张星江商量，决定立即除掉张兆龙这个“二阎王”。
1936年1月17日，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的下个不停，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披着银装，踏着厚厚的积雪，在暴风雪的掩护下运动到罗楼附近的宋冲，准备夜袭张兆龙。事先，我们已安排了两个和张兆龙弟兄熟悉的群众在罗楼碉堡内同张兆龙弟兄玩牌。夜幕降临，红军游击队由周仨当向导，潜伏在罗楼寨门傍。周仨顺着寨墙脚走到寨门下边，连击三掌，这是我们预先同罗楼寨更夫李老二约定好的暗号。打更的李老二听见掌声，立即打开寨门，我带领游击队员们迅速进入寨中，隐蔽在张兆龙的碉堡附近。此时张兆龙及其弟弟正与我们派进去的两个内应打牌，其中一个内应听了更夫的梆子声说了句“打完这一盘，我得去尿个尿”。这是我们约好的行动暗号。稍停，刚才说话的那个内应佯装解手，悄悄打开了碉堡门。听到门栓响，我从雪地上一跃而起，带领王国平等几名游击队员冲入碉堡。张兆龙弟兄二人听到门响，正欲站起，我大吼一声：“不许动，把手举起来!”张兆龙先是一愣，随转身欲去取枪，我不等他抓到枪，即“当，当”两枪结束了他弟兄俩的狗命。王国平带其余队员飞快冲上碉堡顶端，收缴了在碉堡上面烤火的三个保丁的枪支。
打下罗楼，游击队即召集当地群众分发张兆龙家的财物和粮食。由于这是游击队首次打坏货，开仓分粮，许多群众惧怕反动派秋后算账，不敢来领取粮钱，虽经游击队和地方党宣传发动，来领粮领钱的农民仍不太多。但眼下已临年关，一些胆大的缺钱少粮的农民分到了粮食和钱财，其喜悦心情可想而知。他们都夸红军游击队是穷人的队伍，激动地说：“我们这些苦命人，今年总算能过个真正的年了!”
罗楼行动，其影响之大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穷困农民争相传颂，红军游击队杀富济贫，是老百姓的救星。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红军游击队在数日之内即由创建时的五七个人发展到十几个人。
打罢信阳县的罗楼，红军游击队转移到确山县的石滚河、陈冲一带，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继续开展打“坏货”斗争。1月23日早晨，我回到焦老庄，与周春鸣商量，拟利用年关时土豪劣绅戒备不严的情况下打几个“坏货”。中共焦老庄支部积极支持我这个意见，派熟悉敌情的党员给游击队带路。明天就是农历腊月三十，我决定利用腊月三十晚上家家户户祭祖请先，盼望祖先灵魂返家过年而不关闭门户的机会，干掉确山县石滚河区何大庙村作恶多端的国民党联保主任何国祥。用当地的俗话说，何国祥是个头上生疮，脚下流浓的坏家伙。1933年我在石滚河搞农民暴动失败后，他缴去了我们农民自卫队的枪，还把我们最勇敢的农民自卫队员何国宝打死。因为何国祥罪大恶极，深怕遭人暗算，行动也就异常诡秘。何国祥深居简出，平时不在何大庙他家中居住，而是住在石滚河镇上，防范甚严。我已作了调查，这年三十何国祥按往年的惯例回何大庙，在家中祭祖。第二天下午(即腊月三十的下午)，何大庙村的农民积极分子何大枝来游击队住地报告，何国祥已回何大庙，还专门让他儿子带了一支汉阳造七九步枪当他的保镖。大约是除夕夜的23点左右，游击队由何大枝带路，悄悄来到何大庙村何国祥宅院的后门口。两扇木门紧紧地关闭着，我上前用手轻轻地推推，门已上了闩，但隔着门缝可以看到院里面的堂屋门还敞开着，何国祥嘴上叨着一支旱烟袋，正坐在屋子里烤火，他儿子坐在他身后的地铺上打盹，手里却紧紧地抓着步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手向空中一挥，说声：“跳墙进院。”遂翻身跃起，率队跳进院子。何国祥听到院内声响，忙问是谁。这时我已冲进他的堂屋，对准何国祥抬手就是一枪，要了他的命。何国祥的儿子慌忙中掂起枪来抵抗，我把枪对准何国祥儿子射击，但子弹瞎了火。我不等对方枪响，飞身跨前一步，用手紧紧抓住了何国祥儿子的步枪，但他双手死抱住步枪不放，并用嘴狠狠地咬住我抓枪的手，双方一用劲，我的手被他的嘴撕咬下一块肉。这当前，跟随我进院的游击队员老汪已冲到跟前，老汪挥起手中的“镢把子”手枪，照着何国祥儿子的头部猛的一击，结果了这小子的性命。这天下着小雪，部分人家听见了枪声，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战乱岁月，谁也顾不上谁。我带着游击队，背着新缴的七九步枪，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庄子。撤到安全地带后，借着雪光，我把刚缴的七九步枪拿起一看，子弹与枪不合膛，推上膛枪却倒不上枪栓，无法击发。
这时我始明白刚才为什么何国祥儿子的枪一直不响，按当地的迷信说法，今天该他何国祥死。大家伙看到这些，说着笑着，高兴极了。我们终于干掉了何国祥这个镇压农民暴动的刽子手，为死难的同志们报了仇。
紧接着，我们又连夜赶向确山县瓦岗镇北边的大桥洼，去袭击大桥洼的国民党联保主任谌才广。雪越下越大，遍地白茫茫的辨不清路径。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奔走，不时地掉在雪窝里。等到我们赶到大桥洼村，已是除夕夜的后半夜时分，但农民有除夕夜守年更祭祖的习惯，多数老百姓家里仍有守更祭祖的灯光。参加这次战斗的新队员多一些，因他们中的多数人还不会使用枪支，加上初次参加战斗，胆子不够大。为了给新队员们鼓劲，我只身接近联保主任谌才广的大门，一看大门没关，即趁机闯进院子。这时，谌才广正躺在堂屋里的床上睡大觉，屋中间有一盆火，燃得正旺。真是天助我也，我冲进屋内，一枪就把谌才广干掉了。打死谌才广，我发现他的驳壳枪挂在床后边的墙上，连木壳也没有去掉。我高兴地上前把谌才广的驳壳枪取下，兴致勃勃地告诉跟进来的游击队员：“驳壳枪搞到了!”当时驳壳枪也叫盒子枪，是我们最稀罕的玩意儿。如果有哪个游击队员缴到这种枪，又不得不上交，他就会心疼得一两天吃不下饭。我这会儿缴获一支驳壳枪，能不高兴吗?在我冲进堂屋(即北屋的同时，张星江带领另外几名游击队员冲入西屋，并缴获了3支步枪。等我们转出谌才广院子时，意外地发现游击队员康春还没有出来，仍趴在谌才广堂屋门口向屋内打枪，嘴里不住地喊着：“不起来我还打。”我转回身，照着康春的屁股就是一脚，告诉他不要瞎喊了，我早把谌才广打死了，他怎么能起来呢!这说明康春的军事素质差，胆子小，战斗经验不够。
消灭了谌才广及其保丁，游击队员们一齐动手，没收了谌家过年的馒头、猪肉及衣物。火速撤到狼尾巴山中共党员柯龙家，大家高高兴兴地度过1936年的除夕之夜。
游击队打“坏货”的接连胜利，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鼓舞了尖山、宋冲、竹沟、石滚河、瓦岗、孤山冲、陈冲一带的穷苦老百姓。游击队因势利导，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我们先是采用隐蔽的方式，一个村一个村地建立分散的游击据点，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造成能够掩护游击队的群众组织区域，然后逐步扩大，使之联成一片。同时，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动员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参加游击队。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由创建时的五七个人发展到30多人，武器由创建时的三支枪增加到十几支枪，全队编为三个班，即两个长枪班，一个炊事班。中共鄂豫边区省委为了加强游击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积极发展党员，批准成立了中共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支部委员会和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战士委员会，省委书记张星江兼任游击队党支部书记，游击队员们推选牛得胜为游击队战士委员会主席。这个时期，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在广大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下，经常出没在尖山、陈冲、孤山冲、毛集、回龙、竹沟、瓦岗、石滚河周围30公里左右的大小村庄，敌人毫无察觉。
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建立后几次斗争尽管都取得了胜利，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游击队中的骨干分子太少了，把一个普通农民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军人实在太不容易了。我渐渐地感觉到，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存在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现象。先天失去了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后天没有象样子的革命骨干补充，当时，我们开展革命斗争是很困难的。
2．第一次受挫
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总想离开母亲独自去走一走，这就避免不了要跌跤子、摔跟头。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诞生后，经过一段艰苦努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胜利，打击了土豪劣绅和反动联保主任及保长的嚣张气焰，初步开辟出以铁幕山为中心的一小块游击区，游击队在斗争中亦得到了锻炼和壮大。为了开辟更大的游击区，我们决定出山走一走。1936年3月，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离开铁幕山一带，到老乐山以东，驻马店以西地区开展活动。王国华同志曾于1933年在这里领导过抢粮斗争，当时有很多群众起来响应，但抢粮斗争失败以后，共产党没有再派人去恢复工作。我们此次之行，主要是为了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党在这一带恢复工作。我带着游击队到达老乐山东边庙里时，正好遇上受共产党影响较深的土匪高殿卿部。高殿卿在这一带有些群众基础，国民党的县保安队对他也是无能为力。我们与高殿卿见面后，他表示欢迎，并买来酒菜请我们吃饭。饭后，高殿卿把他的“二架子”(即土匪部队的第二把手)张毛留下同我们一起活动，他带着大队人马“打活”去了。张毛原是中共党员，共产党豫南组织遭受破坏后，张毛脱离共产党史，追随匪首高殿卿打富济贫。为了进一步扩大游击区，并争取高殿卿匪部走上革命道路，我们同意张毛和游击队一起活动。夜里宿营时，张毛把我们安排在老乐山下的杜庄村。
杜庄村落分散，我们对这里的敌情和地形一概不了解，更不知何以进退。夜间，我同张毛住在杜庄农民杜伟家的一间牛屋里，其他游击队员均分散住在各个老乡家里。恰赶国民党遂平县保安队尾追匪首高殿卿，在天将黎明时将杜庄层层包围。房东杜伟早起喂牛，听到庄子北面：“皮子炸（即狗叫）”的厉害，忙喊叫我们起来。我同张毛翻身爬起，径往村北侦察一段，看看没啥动静，即转往村西侦察。就在这个当儿，保安队从村北面包抄过来。我们急忙折回村头，正巧碰到游击队放哨的康春跑过来报告说：“军队来了。”说完他就掉头慌慌张张地向村西的山上跑，我低声骂道：“你这个胆小鬼，还不跟我顶着，往哪跑！”康春不听，一个劲地向西山上跑去。这时，一个柱着棍子的敌人已摸到我跟前。因为我们游击队常在夜间活动，眼睛象猫头鹰的眼睛一样机警，我一发现这个敌人，抬手对准他就开了几枪。这个敌人刚被我打倒，后面紧接着又上来一个敌兵，朝着我就是一枪，但未击中我，我随挥枪反击，但枪卡壳了，子弹没能射出。这会儿，康春和张毛已跑走好远，敌人已蜂拥着朝这边而来，形势于我极端不利，此时冲入村子已是不可能了。无奈何，我只好在夜幕的掩护下跟着康春和张毛向西山撤退。我边跑心里边嘀咕：“完了，完了，都出不来了”。想到游击队可能遭受重创，心里象吞下一碗铅汁似的，顿感隐隐作疼。四周一片枪声，身旁不时有流弹飞过。等我跑到西山上，意外地看到张星江已带着一部分游击队员突围出来，正在西山上边等我及其他队员呢！见到张星江，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张星江是鄂豫边区省委书记兼游击队指导员，他如果出了问题，后果可想而知。
天亮之后，我集合游击队清点人数，发觉少了张旺午、王国平、吴仁圃、柯骡、孙昌、红孩、吴狗、老兰等8人。后来查明，敌人包围杜庄后，王国平、张旺午带领的炊事班没有冲出来，他们几支枪在屋内抵抗，打得敌人不敢靠近。在密集的枪弹中，王国平壮烈牺牲，张旺午化悲痛为力量，继续组织队员反击。游击队员们的子弹打完了，揣起刺刀，抡上菜刀，在喊杀声中冲出屋子，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但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被围困的游击队员全部被俘。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们把王国平、何骡的头割下来，装在两只牛笼嘴里，强迫红孩挑着。敌人将被俘队员用绳子拴成一串押往遂平县国民党监狱。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又将确山籍游击队员吴狗、孙昌、红孩解送到确山县监狱，经共产党地下组织多方营救无效全部被反动派枪杀，老兰继续关押遂平县国民党监狱，最后下落不明。张旺午、吴仁圃二人被敌人解送至开封国民党监狱，抗日战争暴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张旺午和吴仁圃才获释放。
杜庄突围的第二天，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在瓦岗北召开全体队员大会，总结这次被围受损的教训。会上，我和张星江主动检查了过份信赖高殿卿，敌情观念不强，放松警惕的错误。放哨的队员康春临阵脱逃，严重失职，自请给予处分。为了维护革命纪律，大会讨论了对康春的处理，决定：“大义灭亲”，执行战场纪律。同志们流着眼泪，把康春判处了死刑。
杜庄战斗失利，是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诞生以后第一次严重受挫。这次受挫虽然很严重，但没有把我们吓倒，没有使我们灰心丧气。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挫折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提高了我们的革命警惕性，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起来。游击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后即返回信、桐、确、泌四县交界的山区，这四个县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为了帮助游击队战胜挫折，积极动员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壮年参军参战，王国华和邓一飞赶到游击队驻地，同我们在一起共同研究了振作士气，扩大队伍问题。中共鄂豫边区省委调陈香斋同志来游击队担任副队长，并从各县挑选积极分子充实游击队，使游击队的力量得到加强。不到20天时间，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又恢复到30多人，有5支驳壳枪，14支步枪，继续在边区开展“打坏货，拉土豪”的斗争。为进一步扭转被动局面，我们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战斗。
3．平氏夺枪与第二次受挫
随着红军游击队人员的增多，急需补充武器装备。花钱购买枪支弹药在那种艰苦岁月里是不可能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从敌人手中夺取。1936年4月中旬，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决定利用桐柏县平氏镇孤峰山赶庙会时机，组织红军游击队和进步群众向赶庙会的反动分子夺枪，以扩大革命影响，壮大游击队武装力量。
平氏镇位于桐柏县城西约40公里处，镇西南不远处有座孤峰山，山上有座灵验遐迩的祖师庙，威伟壮观。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至初五这几天，祖师庙照例要举行盛大庙会。起会之日，善男信女们成群结队，前来烧香拜佛。会上热闹非常，有富商豪贾搭起的金货棚，还有两台大戏比着唱。一些土豪劣绅穿红戴绿，骑着马坐着车，带着狗腿子来赶会。有枪的豪绅还要带着长短枪支到庙会上逞威风。这个地方靠近山区，经常闹土匪，为了维护会场的秩序和安全，国民党桐柏县政府总要派出保安队守卫会场。名曰守卫会场，实则是为了保护土豪劣绅们的利益不受侵犯。
为了组织好夺枪斗争，庙会开始前，张星江召集王国华、陈香斋和我等几位同志，于1936年4月18日在桐柏县郭竹园专门开了一次会，主要研究决定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鉴于红军游击队人枪俱少，力量不足，由王国华负责到泌阳、桐柏等地，发动党员和进步群众参加这一斗争。由张星江、陈香斋和我负责游击队的行动；第二，为解决游击队枪支不足，由我负责向土匪、高殿卿部借一部分枪支；第三，张星江对平氏镇地理环境比较熟悉，担任这次夺枪斗争的总指挥；第四，夺枪行动发起时间以省委几个负责同志鸣枪为号；第五，游击队仅有的5支手枪由省委几个负责同志使用，且每位负责人后面跟一至二名游击队员保护，防止坏人夺取我们枪支；第六，夺枪斗争定于农历三月初三日发起，参加人员要分别在行动的前一天到达指定地点。
郭竹园会议之后，我们分头行动。王国华在唐河、桐柏、泌阳三县动员了1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带至平氏准备参加夺枪斗争。我带领游击队准备借高殿卿几支手枪，结果没借到，反而耽误了两天时间，到农历三月初五日凌晨才赶到平氏镇，因此夺枪斗争也只好推迟到三月初五开始。虽然我们连续急行军两个夜晚，这会儿也顾不上休息，留下长枪队由陈香斋带领，隐蔽在孤峰山南边的杜庄里，负责外围的接应和掩护。其他带短枪的和徒手的队员及地方党员、群众分别扮作商人、铁匠、香客等迅速潜入会场。
进入会场后，王国华、马长富即买来100多根木棍和100多条白毛巾，分头散发给参加夺枪的党员、群众，令其行动时在脖子上扎条白毛巾作标志，以木棍为武器袭击敌人，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晓地按计划进行着。根据侦察员的报告和我们的现场观察，我同张星江、王国华在祖师庙的大殿前最后敲定了夺枪方案：游击队员重点收拾三个金货铺（均有枪丁护卫），夺枪的党员和进步群众主要对付逛会的地方团丁。
尽管庙会到了最后一天，仍然人山人海，十分热闹。我们刚进入会场不久，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突然在人丛中大声喊叫着：“有土匪呀！”这一喊不当紧，一下子把会场搞炸了。后来国民党保安队抓住她一审，原来是个疯女人，会场这才安静下来。这一意外情况，开始弄得我们很紧张，但对“镇会”的保安队也起了麻痹作用。经过在会场上仔细观察，我们暗暗盯准了一些有枪丁护卫的金货棚和背驳壳枪的坏货，但一直没有下手的时机。一晃到了下午3点多钟，有些背枪的：“坏货”开始走了。我对张星江说：“下手吧，再不下手人就要走光了。”他刚一点头，我对准金货棚旁边的一个坏货就开了枪。这一枪没打着他的要害，这家伙还真有点名堂，眨眼功夫已抓起了他的枪。跟在我身后的游击队员牛德胜急忙跳上前去，挥起一棒子将他打昏，顺势下掉了他的驳壳枪。枪声一响，会场上顿时大乱，哭的，叫的，吵的，骂的，打的，闹的都有，如同开了油锅。国民党保安队一时闹不清因从何起，只好端起枪砰砰叭叭地对着天乱放，企图镇住局面，稳定会场。但这样一来，会场更乱，枪声四起，人声鼎沸，赶会的人们东奔西跑，有的踢翻了油馍锅；有的慌不择路跳到水田里；有的顾头不顾尾，一头钻到萝筐里；唱戏的穿着蟒袍挤在人群里……，混乱场面越发不可收拾。
枪声就是命令，游击队员和夺枪的群众挥动手中的木棒，各自朝着预先盯准的目标打去。一个带手枪的国民党军官，后边跟着两个马弁，背着双手，挺着脖子自作镇定地咋呼：“呃，呃，怎么打架哩！”话音未落，背后三根木棒劈头打下，这三个家伙一头栽倒在地，动也没动就到阎王爷那报了到。带枪的坏货，见此情景，顾不上揣枪自卫，如鸟兽散，各自落荒而逃。游击队员挥舞木棒，奋起直追，棍棒到处，打得敌人鬼哭狼嚎，不知所措。队员们越战越勇，有的干脆甩掉棉袄，穿着汗衫，与敌人扭打在一起；有的夺取枪支后乐得嘴都合不上，还在继续奋战。乘混乱之机，我吹响了撤退的哨子，红军游击队员和夺枪的群众夹在四散的人群中，披着落日的余晖，顺利撤出会场。天黑时，在孤峰山以南的小东庄我们与前来接应的陈香斋带的长枪队会合，尔后朝东南方向转移。这次夺枪，我们共获得短枪4支，长枪5支。
平氏夺枪，从进入庙会到撤出，前后一整天，不少游击队员两天两夜没睡觉，都感到很疲劳。夜间行军，因对这一带地形不十分熟悉，摸不准前进方向，当我们走到桐柏县安棚附近牛庄时，大家都说走不动了。游击队的领导同志照顾了大多数队员的意见，没有到达事先安排好的宿营地点就停了下来。由于我们尚未在这一带开辟工作，围寨进不去，便找了一个没有寨墙的小庄子驻下来。第二天中午12点左右，匪首李合带着1000多名土匪，从我们的驻地经过，他是游击队副队长陈香斋做匪运工作时的换帖“把兄弟”。李合见到陈香斋和我，滚鞍下马道：“陈贤弟，我们被国民党一个营队伍盯上了，你们不要在此久停，随我们一起赶快抓架子（即上山）吧！”当时我们正要开午饭，想吃罢午饭再走，即请李合部先行一步，哪知国民党军队来得很快，李合过去不多会儿，国民党部队就接近了我们驻地。红军游击队被迫应战，我来不及站起身来，坐在地上向敌人射击。双方刚一交手，敌人的一发子弹击中了我的大腿，鲜血顺着小腿和裤管流了下来，好在没伤筋骨，还能跑。接着，我将受伤之事告诉了张星江，并把我使用的新汉阳造七九式步枪交给他。此时，副队长陈香斋正带着队员们向附近山上撤退，当地围寨内有枪的人也出来帮助国民党军队把我们当土匪打，差不多形成了对游击队的四面包围。
陈香斋带队突围，刚翻到姬岭寨下，寨上的恶霸保丁就向游击队开了火，妄图阻止游击队越过姬岭寨上山。寨上密集的罐枪（一种用火药发射铁沙的土枪）散弹伴随着步枪子弹呼啸而来，象雨点一样落在阵地上，游击队员们被压在山沟里，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我当机立断，留下张星江、老汪、牛德胜、朱老七等5位同志掩护陈香斋率大队突围。面对凶恶的敌人，我们5枝长短枪一阵猛烈射击，很快把姬岭寨上的枪声打哑了。寨上枪声一息，陈香斋即率队向山边飞驰，眼看队员们快跑到山脚了，又被国民党前哨部队拦阻。在游击队要么冲上山去，要么垮下来的关键时刻，陈香斋把哨子一吹，大吼一声：“同志们，冲啊！”七八十个人跟着他象出笼的猛虎，吼叫着冲开一个口子奔上大山。敌人没能堵住游击队大队人员上山，恼羞成怒，转过头来截住我和张星江等人，凶狠地向我们射击。这时，冲出去的游击队员子弹已光了，无法转来接应我们。我们担任掩护的5个人左冲右突，被敌人死死咬住不放。激战中，敌人用火力将我们五个人隔开，使我们不能相顾。一排子弹射来，张星江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在敌人猛烈的火力攻击下，我眼睁睁地看着星江中弹倒地，而无法前往救护或取下他身上携带的文件和枪支。看到围上来的敌人，我双眼喷着仇恨的怒火，揣起驳壳枪对准敌群就是一梭子，几个靠近的敌兵应声倒下，我不等后面的敌人反应过来，拼命紧跑一阵上了山。游击队一抵青山就是胜利，敌人也就没办法了。
上了山，天已黑了下来。我把游击队员们集合在一个山头上，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当大家听到张星江同志牺牲的消息后，无不失声痛哭。张星江是边区省委书记兼游击队指导员，是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又是经过实践考验，大家公认的群众领袖。有了他，我们就感觉有力量，什么敌人，什么艰难困苦，我们都不怕。张星江的牺牲是鄂豫边区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痛定思疼，同志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擦干眼泪，继承战友遗志，誓将革命进行到底，消灭反动派，以实际行动为死难烈士报仇。
悲痛之余，我始感受伤的腿部疼痛难忍，连移动一下都很困难。同志们找来一块木质的门板，把我抬下山去。土匪头子李合住在对面的山下，他弄来些东西给我们吃，还匀出一匹马让我骑。遂由马长富同志牵着马，护着我到泌阳县张楼村密秘养伤。
受到重创的红军游击队撤到泌阳县的大磨山休训。张星江牺牲，我负伤离队，游击队二次受挫，每个游击队员的思想压力都很大。到大磨后，陈香斋把游击队第二次受挫的情况向王国华作了详细汇报。王国华通知在新野工作的仝中玉火速赶到泌阳，他俩来到我养伤地张楼，我们三人在一起开了一个中共鄂豫边区省委会议，分析了政治形势和游击队员的思想状况，总结了平氏夺枪的教训。一致认为，游击队两次遭受严重打击，几乎被敌人消灭，主要原因是我们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刚刚开辟的游击根据地。在游击队接连两次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注意安定队员情绪，使之看到光明，艰苦奋斗，英勇不屈，将革命进行到底。鉴于张星江牺牲，我们商议由仝中玉接任中共鄂豫边区省委书记，并参与领导游击队。我和王国华仍分别负责军事、组织和宣传工作，我兼任游击队长，以游击队工作为主；王国华则主要负责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当时改选省委书记的程序很简单，不举行什么选举仪式，只是几个省委委员凑在一起议论一下就成了。仝中玉是个老知识分子，192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资格老，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故我和国华同志推选他接任鄂豫边区省委书记的职务。会后，仝中玉和王国华一起到游击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每个队员的不同特点和思想情况开展谈心活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队员们的情绪很快好转。王国华在游击队员们的思想安定后即离队投入中共地下工作。不久，游击队副队长陈香斋的腿病复发，不得不离队去驻马店镇治疗。临行前，陈香斋看到仝中玉从没领兵打过仗，怕他一人领导游击队有困难，就与仝中玉商量说：“我去治腿，你的担子够重的，把老周找回来吧。”这时，尽管我受伤的腿还没有完全好，迫于工作需要，也只好提前归队了。
4．化整为零与集零为整
平氏夺枪以后，国民党河南省军政当局从张星江身上搜出中共鄂豫边区省委文件，发现了游击队的政治面目，十分震惊，于是调集正规部队加紧了对游击队的“搜剿”。1936年5月，国民党“豫南剿匪指挥部”发布《豫南清乡计划》，调集驻防豫南的国民党新五师两个营，中央军第一、二师各一个营，河南省保安十团两个大队，配合鄂豫边区各县的保安队向豫南桐柏山区的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大举进攻。敌人驻扎在游击区内大小集镇和许多村庄，采取“梳子”战术，分进合击，日夜“搜剿”，妄图把红军游击队一网打尽。信阳县的吴家尖山等地被列为“匪区”，实行户籍连座法，一人通共，祖邻连座受累。游击区内人心惶恐，与游击队有联系的群众纷纷“跑反”（即躲避他乡，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害），红军游击队吃住困难，随时有废敌人剿灭的危险，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进入最艰苦、最危机的阶段。
我归队后，敌人“搜剿”红军游击队的势头有增无减，仍在逐步升级。当时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仅剩下18名队员，面对强敌，在敌我力量悬殊极大的情况下，如不设法摆脱敌人，游击队就可能继续受挫，甚至有全队覆没的危险。怎么办呢？在苦苦的思索中，我猛然回想起在江西瑞金时，朱德总司令同我讲的几句话：遭敌人“围剿”而无法摆脱时，可以把部队“化整为零”，隐蔽于群众家中或躲到深山老林，和敌人捉迷藏。等摆脱了敌人的“围剿”，再“集零为整”，把部队集中起来活动。这些话使我矛塞顿开，眼前豁然亮堂起来。我找仝中玉、王国华二人商量，谈了我欲将游击队先化整为零，再集零为整的计划。他俩在重兵压境之下正愁眉不展、苦无主意，听了我的计划后愁容顿消，拍手称快，一致赞同。
我们把游击队的18名队员分为3股，每股6人，携6支长枪，2支短枪。由于游击队只有5支驳壳枪，因此，我带的一股只要了一支驳壳枪，而另一支短枪是我曾使用过的：“撅把子”手枪。3股队员分别由我、仝中玉、邓一飞带领（此时邓一飞也来鄂豫边区工作，参与游击队的领导）。当时我们议定的活动范围是：我带一股队员在确山县的竹沟、石滚河一带活动；仝中玉带一股队员在泌阳县东部山区地带活动；邓一飞带一股队员在信阳县的吴家尖山一带活动。我们还商定，以仝中玉活动地为中心，我和仝中玉、邓一飞三人每半月或一月时间开一次碰头会，以互通情况，研究制定游击队下一步的斗争方案。
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化整为零以后，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分散转移，避开强敌，以求发展。仝中玉带一股游击队员到泌阳县东部山区后，在敌军疯狂搜剿，国民党泌阳县保甲组织严密缉拿的情况下，实在无法存身。仝中玉考虑到泌阳县敌情严峻，反动势力猖獗，游击队不仅难以在此发展，而且生存亦时时受到严重威胁，与其置红军游击队于敌人重兵包围之中，不如让游击队主动发展于敌人重点防御之外，他与王国华商量，征得王国华同意后，带朱凤昌、阎文甫等4名游击队员转移到群众基础较好，敌人还不大注意的唐河、新野县一带，在当地共产党秘密组织的配合下稳妥地开展游击活动，在两三个月时间内，仝中玉带游击队员袭击了唐河县孙庄地主围寨和古城联保处，打死了新野县万庄的地霸。一次，游击队利用新野县沙堰镇演夜戏之机，夺取当地反动民团手枪两支，此间，仝中玉率队先后向敌人出击十余次，共缴获长短枪8支，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而且壮大了游击队，锻炼了唐河、新野两县的中共党员，教育了群众，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可是后来游击队集零为整时，队员朱凤昌、阎文甫在新野县某地遇上反动民团，因无法隐蔽，只好奋勇反击，结果两人都壮烈牺牲，驳壳枪也失去了。为这件事，仝中玉心里非常难过，加上感受风寒，害了一场大病。
游击队分股活动后，游击骨干相对减少，一些队员缺乏单独作战经验，不大适应恶劣的斗争环境。邓一飞带一股游击队员到吴家尖山后，由于人地生疏，加之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生活无着，队员们都饿跑了，仅剩邓一飞一人折转确山，参加我带的一股游击队。
我当兵出身，学过游击战术，又是确山本地人，因此工作比较顺利。游击队“化整为零”的当天晚上我们这一股就干掉一个“坏货”，缴获一支枪和20块银元，接着我们又在一个地洞里拉到一名“土豪”的小男孩，罚他家出了150块银元赎回。但不久我们发现这家并不是土豪，而是个富实些的农民，是我们拉人拉错了。为了孤立少数坏人，团结多数群众，待我们又拉到一个土豪后，主动赔偿了我们拉错小孩家的损失，并道了歉。这件事虽然很小，但影响很大，使人民群众进一步认识到红军游击队是人民的军队，她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具有根本的不同。在分散游击，隐蔽发展中，游击队严格执行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狠狠打击敌人，千方百计维护群众利益，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不仅穷苦百姓从游击队身上真正看到共产党是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希望，而且连国民党“剿共”部队中的一些士兵也看到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愿把枪口对准共产党，决定弃暗投明投奔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当时，国民党部队驻确山县城的新编第五师，内部矛盾重重，三个月发不下薪饷，五月天发不下单衣，仍身着厚厚的棉军装。石庄农民崔振刚在确山县城做工，通过国民党便衣队蔡老么，向新五师陆班长宣传共产党的好处，经过不断的教育和争取，陆班长决心从反革命营垒中挣脱出来，投奔红军游击队。1936年5月26日夜，崔振刚带领新五师陆班长及一班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出确山县城西关，经五里山、旗杆庙、马楼、翟沟、鸡山，到黑毛沟休息。第二天上午，崔振刚到上楼村找到我，报告了陆班长带人投奔游击队的情况，我大喜过望，立即亲切接待陆班长一行兵士，中午尽游击队能力安排一顿较好的午餐。饭后，我集合队伍讲话，真诚地欢迎陆班长及全班兵士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鼓励他们做一个真正的红军战士，遵守纪律，爱护群众，与人民同甘共苦，为革命战斗到底。起义的12名国民党兵士，个个精神振奋，纷纷表示要当一名好游击队员，跟着共产党走到底。我带的这一股游击队，一下子增加了崔振刚、陆班长等13名队员，12支长枪，战斗力较前大为提高。在此期间，中共叶县工委的段永健、李子健也参加了我带的这股游击队。1936年6月，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决定重建中共确山县委，段永健出任了中共确山县委书记，李子健留下担任了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秘书。这样，我带的一股游击队在敌人的反复“搜剿”中不仅保住了游击队的骨架没有散掉，而且在确山县站住了脚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扩大了游击区，使一股8人的游击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到20多人。我们终于在危难中挺了过来，也为以后整个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由于我们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来无影，去无踪，搞得敌人疲于奔命。到1936年8月间，国民党军队“围剿”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计划彻底破产。敌人撤走后，桐柏山游击区的形势随之好转，我们又“集零为整”开展游击活动。此时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已发展到30多人，有长短枪30余支。
在这段最艰苦的日子里，鄂豫边区根据地人民与红军游击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不少革命群众出生入死地掩护红军游击队的活动，隐藏共产党的干部，被传为佳话。居住在信阳县吴家尖山的李德成，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吴仁圃的妻子。李德成在其丈夫吴仁圃被捕入狱后，顽强生活，与敌人毫不妥协，冒着生命危险继续为红军游击队送信，传递情报。1936年夏初的一天，尖山街逢集，国民党军队突然驻进该镇，封锁了路口，搜查来往赶集的行人。李德成觉得形势不妙，立即从屋里提个小鸡笼，装着几只小鸡，扮成赶集的村妇，避开敌人的岗哨，直奔铁幕沟向红军游击队报告情况，使游击队及时转移，脱离了危险。后来李德成的行迹引起敌人的密切注意，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李德成为避开敌人捕捉，怀抱刚生不久的婴儿逃到深山，在一次夜间行动时突然晕倒，压死了身下的婴儿。她强忍悲痛，继续坚持斗争，始终没向敌人屈服。桐柏县毛集镇杏树岗村的吴淑善，是中共党员李林守的妻子，娘家是信阳县吴家尖山人，亦是吴仁圃的堂妹。吴淑善从小受到堂兄的教导，有革命思想，出嫁杏树风后，积极协助丈夫李林守做好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在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化整为零”的岁月里，吴淑善不畏艰险，与其夫李林守一起为分散的游击队员送衣物，送情报，掩护和照料患病的红军游击队员，致使50多年后幸存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员谢保庆（又名谢玉平）和吴德先谈起来还念念不忘。红军战士与贫苦人民的鱼水之情在那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得以充分体现，每当我们这些老兵回忆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那段峥嵘岁月，无不感慨万千，激情难抑。
5．一次失误
在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化整为零”活动期间，根据中共确山县石滚河地方党组织的决定和要求，我带的一股游击队曾袭击了确山县石滚河的国民党联保主任赵子敬。
石滚河是一个大集镇，隔天逢集，山区人民在此进行商品货币交换。石滚河镇四周围寨高筑，一条大沙河从镇边流过，很象一座城堡。石滚河镇联保主任赵子敬是我的亲姑夫，他是个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曾在永城县当过校长。我同赵子敬的关系特别好，他非常相信我。1932年我从江西中共中央苏区回来后，把我见到毛泽东、朱德的情况讲给他听，向他阐明“中国的出路只有革命”这一道理。赵子敬对这些曾表示赞同。我回确山后为了寻找共产党，准备在驻马店开个小店，向他讲明后他立即供给我80块现大洋（即银元）。这说明赵子敬虽任国民党联保主任，但他骨子里并不坚决反对共产党。眼下，中共石滚河地下党组织已做好袭击赵子敬的准备工作，安排赵子敬的两个护兵亲自将赵子敬干掉。在这种情况下，我冒出了私心杂念，恐怕人家说我袒护亲戚，是“假革命”，故没有站出来阻止枪杀赵子敬这一行动。因我出身不好，在国民党军队当过营长，从江西中共中央苏区回河南找共产党时，党组织还一度不敢接收我，所以，在袭击赵子敬这个问题上，我没能大胆地陈述不同意见。
一天夜里，红军游击队悄悄摸到石滚河东门外，朝天放了一枪。赵子敬的两个护兵听到一声枪响（预先约好的联络信号），以到外面查看情况为由，一起出来打开了寨门。两名护兵出来时，赵子敬正躺在床上抽大烟。说来也巧，只是出来进去的功夫，一个替死鬼――最会拍马屁的痞子冯得一摇摇摆摆地到赵子敬家里聊天。当时正值夏天，冯得一穿个白裤头，同赵子敬穿着一样。当赵子敬的两名护兵回去干赵子敬时，由于心情紧张，一看到错开的门缝里站着个穿白裤头的人，猜想是赵子敬已有警觉起床，事不迟疑，两名护兵抬手就是两枪，尔后转向就跑掉了。听说把人打死了，我们也没有进去查验尸体，就慌忙撤走了，结果是打错了人。
第二天天还没有大亮，不少群众找游击队报告说：“你们怎么搞的呀？打的不是赵子敬，是冯得一呀！”从此，赵子敬完全站到了反动派一边。他到确山县城请来国民党河南省保安十二团，驻扎在石滚河镇周围，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残暴的“围剿”。不久，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在陈冲被国民党保安团包围，突围中游击队员牺牲3人，受伤3人，损失相当严重。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确山县地下党组织也进行了疯狂的搜捕和破坏。1936年8月初的一天，中共确山县委书记段永健到石滚河东南小王庄找中共确山县委委员陈国典研究工作。中午，国民党保安团将小王庄团团围住，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集合起来训话：“谁家有生人，谁家祸藏有共产党，要立即交出来。不然的话，搜查出来，全家人杀光，房子烧光！”全村人守口如瓶，鸦雀无声，保安团架起了机枪，兵士们哗哩哗啦拉动枪栓，一场血腥的大屠杀迫在眉捷。外面的声音，躲在房顶上的段永健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共产党员，不能牺牲群众保存自己，他毫不犹豫地跳下藏身的席棚，泰然自若地走出屋门，凶残的敌人一见段永健，蜂拥而上，用枪和刺刀逼了过来。段永健坦然镇定，按照事先想好的口供，自称打席匠，为谋生而来此地打席。狡猾的敌人哪里肯信，当场逮捕了段永健、陈国典和数名群众，押解到石滚河国民党联保处严刑烤打，审讯逼供。段永健、陈国典在被押期间，互相鼓励，不管敌人施展什么手段，宁肯牺牲自己，决不出卖组织和同志。后来，敌人经过侦察，初步掌握了一点竹沟、石滚河中共地下组织的信息，想在陈国典身上打开缺口。国民党保安团长亲自审讯陈国典，软的不行来硬的，把陈国典打的皮开肉绽，死去活来。陈国典为了掩护同志，保全组织，挺身自认是共产党员，当场壮烈牺牲。敌人没能从陈国典口中获知任何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情况，便继续审讯段永健。国民党保安团长的问话，得到的回答不是“没有”，就是“不知道”。敌人恼羞成怒，连续施用酷刑，老虎凳上垫了五块砖。段永健为迷惑敌人，故意大喊：“我是好人！”“冤枉我呀！”敌人既不相信他是好人，也拿不出他是共产党人的证据，只得结束审讯，关进监牢。后来，中共石滚河区委通过国民党三区区长何振刚和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保长周冠鸣，组织部分国民党的保、甲长联名取保，又买通一名国民党保安团的团副，段永健才得获释放。随后，我们派段永健到唐河担任了中共唐河县委书记。
在赵子敬对红军游击队的疯狂报复中，刚同游击队接上头的共青团汝南县委书记孔恰子和红军游击队员罗大云亦遭国民党保安团逮捕。孔恰子、罗大云被捕后英勇不屈，被敌人残杀于确山县石滚河镇。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赵子敬继续组织反动武装与共产党为敌，不知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1936年7月中共石滚河区委和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在石滚河袭击赵子敬，这是我们不应该犯的一个错误，它背离了红军游击队自己制定的“多交朋友，少树敌人”的政策。痛定思疼，这次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当时我若能大胆地把赵子敬的情况讲出来，说服同志们改变枪杀赵子敬的计划，大家很可能赞同我的意见。如果那时不犯这个错误，确山县石滚河地区无论哪个土豪劣绅也没有胆量组织起反动武装或领着国民党保安团打我们。因此，这次错误成为我终生之憾，每当想起来这次失误，我就追悔莫及。
6．八门庄重振军威
“围剿”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国民党军队撤走后，游击队“集零为整”，重返老游击区，继续开展打“坏货”、拉土豪的斗争，游击队员在这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中，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显得更加坚强和更加成熟。游击区人民与红军的血肉关系和鱼水之情在战斗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真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不可分。
1936年8月22日，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根据泌阳县八门庄人民群众的要求，决定打掉八门庄鱼肉乡民的恶霸李天修。这次，我们接受了在石滚河打赵子敬的教训，战斗前游击队和中共泌阳县地方党组织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战斗部署。晚饭后，红军游击队分为三个战斗小组，携带登寨用的云梯，由李天修的一个佃户带路，在夜幕的掩护下接近八门庄围寨。寨内寨外无数只狗在狂吠，守寨巡夜的更夫是我们的内应，他一边打更，一边大声吆喝着，以麻痹李天修。游击队突击组迅速将云梯靠在东寨墙的缺口处，队员们一个接一个飞快地爬上了寨墙，又顺着守寨更夫准备好的梯子走下去。我带着游击队员进入寨中，紧跟带路的佃户，冲上南寨墙上的炮楼，包围了李天修的住室。队员们正要进屋，李天修听到脚步声已端着手提冲锋枪窜了出来，我不等他的枪响，即一枪将他击毙。其余队员冲上前去，收缴了李天修及其护兵们的枪支，其缴获步枪8支、驳壳枪、冲锋枪各1支。我拿起李天修的手提冲锋枪一看，李天修慌乱中把冲锋枪梭子装反了，难怪他见了我打不响。梭子装反了，子弹根本上不了枪膛。冲锋枪把子还被我用手枪击了一个弹孔。这次攻打八门庄，是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集零为整”后的第一次战斗，威慑了八门庄附近几十里的地主恶霸，鼓舞了广大群众，重振了游击队的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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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鄂豫边区游击战争的发展
1．黄路沟会议
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经过一年多的武装斗争，既有胜利之后的欢乐，又有遭受挫折的痛苦，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经受了极大的考验和锻炼。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中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在反“围剿”斗争中得到发展和壮大。为了总结武装斗争的经验和吸取失败的教训，我同王国华同志商议，决定在斗争的间隙中召开一次省委和游击队负责同志会议。
1936年9月30日，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负责人王国华、周骏鸣、邓一飞、李子健等人在河南省确山县石滚河区的黄路沟村召开会议。会上，王国华代表省委检查了一年多来的工作失误：一是单纯的军事冒险主义；二是放弃了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三是省委领导机制不健全。从红军游击队诞生后几次受挫中，大家清醒地认识到，英雄主义、主观主义、脱离群众、远离根据地作战，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通过总结，更加深了大家的认识，在没有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和无主力部队作后盾的情况下，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要生存、要壮大，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游击根据地要巩固、要发展，就必须紧密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实践证明，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一旦脱离了群众，就要栽跟头，吃大亏。会议根据中共鄂豫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决定：一、整理地方党组织；二、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三、训练干部，加强游击队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四、改选省委，新的省委设三名常委。选举结果是：王国华、邓一飞、周骏鸣三人为省委常委，王国华任省委书记，邓一飞任省委组织部长，周骏鸣任省委宣传部长。
确山县黄路沟会议，是鄂豫边区革命斗争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说明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在与中共中央和友邻省区中共组织失掉联系的两年间，经过曲折和艰苦的斗争，逐步地成熟起来，成长起来，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以往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去争取革命胜利。会议精神贯彻后，鄂豫边区游击根据地的各项革命工作迅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中共鄂豫边区省委根据黄路沟会议精神在边区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做了整理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游击队工作。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尽一切力量保护群众利益。群众报之以李，尽全力掩护和支援红军游击队。游击队接受杜庄受挫的教训，凡是群众工作没有做好的村庄，再不去住了。在非住不可的情况下，必须做好当地群众工作，即游击队在进村之前先叫出一个村民，让他回去通知各家把自己养的狗看管好，在游击队进村时不要让狗狂叫；然后把游击队员分散住在一些贫苦的村民家里，随即召开村民会议，宣讲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游击队的任务和纪律，并分配第二天的任务，如谁同群众一起去赶集购买食物，谁由老乡带领去侦察敌情等。
由于我们坚持了紧密依靠群众，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方针，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积极支持和大力拥护。一次，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冒着蒙蒙细雨急行军一夜，天亮前宿营在确山县石滚河区的高庄，中共高庄地下党组织派一位名叫陈国典（后加入共产党组织，任中共确山县委书记，不久被敌人杀害）的农民去狼尾山放哨，陈国典出高庄不远就发现一队国民党士兵从瓦岗村开过来。他来不及转回去向游击队报告，随灵机一动，迎面向国民党军队走去，并镇定自若地说：“老总，我正要找你们，土匪昨天晚上把我的儿子拉去了，现在立逼我拿钱赎人。”国民党军队要他带路，他说，牲口在地里，正种豆子，不能离开。结果他没给敌人带路，也不能再转回给游击队报信了。国民党军队径向高庄走去，在庄口，遇到给游击队放哨的木匠梅大须。敌人问梅木匠，此处可有土匪，梅木匠说：“有土匪，夜里向南山方向去了。”敌人说：“你能给我们带路吗？”梅木匠说：“可以，我这就领你们去。”结果梅木匠巧妙地把国民党军队引出了高庄。当时我就住在村口的一座四合院里，梅木匠同敌人的对话被我听得清清楚楚，我为梅木匠和游击队员的安危捏了一把汗，对梅木匠的胆略和对游击队的爱戴亦由衷的敬佩和感谢。
2．与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
自1934年底中共河南省委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后，我们一直未能与中共中央接上关系。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听不到中央的声音，是多么的痛苦与焦急呀。因此，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无时无刻不在想办法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1936年10月，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秘书李子健奉命到确山县城检查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支援红军游击队的工作，田永录在汇报拟向游击队秘密运送子弹、望远镜等军用物资的情况后，告诉李子健，在北平蹲了五年国民党监狱的徐子荣被释放，已回到了确山县傅楼老家。徐子荣在大革命时期即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定与上级党组织有联系。李子健返回红军游击队，向我汇报了徐子荣回确山老家的情况。我知道徐子荣是中共鄂豫边区省委秘密联络站站长徐中和的弟弟，子荣于1928年担任中共确山县委书记时，曾组织一万多农民协会会员，在汝（南）确（山）边界举行暴动，三打韩庄寨，横扫确山北部、汝南西部土豪劣绅，使反动派闻风丧胆。同年6月，徐子荣被上级党组织调往北平民国大学做学生工作，1932年被国民党辑捕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表现好，没听说出什么问题。此次徐子荣被释放返家，尽管我们不明真情，但根据徐子荣长期来的工作表现和其家庭情况，基本上还是靠得住的。于是，在做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后，我令李子健去傅楼村同徐子荣联系。
李子健在夜色掩护下赶到傅楼，找到徐子荣，向徐子荣简单介绍了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的艰苦斗争历程，希望能通过徐子荣尽快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得到上级党的指示。徐子荣听后非常高兴，因他此次返家，名曰休病，实际上是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肩负着恢复中共豫南地下党组织的使命。徐子荣十分关切地告诉李子健，到北平沙滩北椅子胡同大学公寓，通过子荣的同学李锐，就会找到中共中央北方局。李子健将上述情况向我们汇报后，我和王国华决定立即派李子健赴北平，通过徐子荣介绍的关系，尽快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联系。
李子健带着徐子荣的人，到北平顺利地找到李锐，同中共中央北方局接上关系。李子健向北方局刘子久等同志详细汇报了鄂豫边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鄂豫边区的社会简况及革命形势。李子健给北方局机关刊物《火线》写了《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产生与发展》的报道。李子健在这篇报道中写道：“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是在去冬才开始组织的，现在已经发展到手枪、机枪、步枪等枪二十余支，并对反动民团、保安队及国民党中央军等大小作过数十战。而且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曾解决了地方反动势力不少。过去，为了配合鄂豫皖红二十八军作战，曾牵制了白军新五师、保安团、中央军第二师等五、六团兵力对鄂豫皖的进攻，现在进一步取得鄂豫皖苏区的发展，猛烈地在发展中。”北方局对鄂豫边区的革命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共鄂豫边区省委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主要是统一战线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与党中央的方针是一致的。同时，北方局指出，最近接到中央的指示，对目前的政治口号有如下改变：一、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同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是不适应的；二、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中国，全国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介石的军队有全部或大部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该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降日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和行动；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三、我们目前的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此，要解释我们是真正主张“和平统一”的，我们的主张同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四、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五、在全国人民面前，我们应该表现出，我们是“停止内战坚决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派（蒋介石国民党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李子健带着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和北方局的指示，兼程返回鄂豫边区。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日子里，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员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梦见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现在真的同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了联系，而且得到了党中央的指示，大家就象与母亲失散多年的孩子重新回到母亲怀抱一样，心里有说不尽的喜悦。中共中央《八•一宣言》指出：“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为，大家都应当有‘兄弟免于墙外御共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共产党将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部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作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认真学习党中央《八•一宣言》和北方局指示，了解全国革命形势，心胸豁然开朗，行动有了方向。但是，国民党军政当局不但不承认鄂豫边区共产党的组织，还诬红军游击队是土匪，要千方百计将其消灭。面对如此情况，怎样搞好统一战线呢？红军游击队不打国民党，国民党却硬要吃掉我们；不打“坏货”拉土豪，就没有办法解决游击队的生活和物资供应问题。经过反复讨论，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决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为了革命，为了生存，红军游击队继续以打汉奸名义打土豪，维持生计，作好抗日准备。
1936年12月，为了向上级进一步反映鄂豫边区的实际情况，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再次派李子健到北方局汇报工作。在天津市宁园，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于“西安事变”的第二天接见了李子健。听取李子健汇报以后，刘少奇热情赞扬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是所执行的基本政策符合中共中央的统战政策，能够在完全同中央失掉联系后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刘少奇对李子健讲：党中央和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并感谢你们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请转告省委领导，仍要广泛地把统战工作开展起来，上层的要搞，下层的也要搞。”“目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今后，不要再笼统地提：‘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了，只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连蒋介石，只要他真心抗日，我们也要联合的嘛！”李子健问刘少奇：“那我们游击队还打不打土豪？如果不打，可以不可以捉土豪罚款，维持队伍的经费？”刘少奇回答：“可以向他们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的口号嘛！”刘少奇还非常关心鄂豫边区的宣传工作，关心省委和游击队领导的文化学习，特意让李子健给我们带回一部留声机和三支派克金笔。
3．玉和寨省委扩大会议
1936年10月中旬，仝中玉病愈返回泌阳县。12月下旬，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在河南省泌阳县玉和寨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解决游击根据地的建设，组织群众建立防匪抗日自卫队和扩大红军游击队问题。会上，对省委成员分工作了调整，王国华任省委书记，我任省委组织部长，邓一飞任省委宣传部长，仝中玉任游击队政治指导员，陈香斋任游击队长，李子健任游击队秘书。会议期间，李子健从天津归来，传达贯彻了北方局的重要指示，根据刘少奇的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了工作。春节前，在游击区集中力量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春节后，游击队去确山县境，开展打“坏货”斗争。这个时期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
玉和寨会议之后，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蓬蓬勃勃地在边区开展起来。
4．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
1936年底，中共鄂豫边区省委致力于党组织的整顿和发展，恢复了中共唐河、泌阳县委和新野中心区委，段永健任中共唐河县委书记，郭同昌任中共泌阳县委书记，韩俊昌任中共新野中心区委书记。同时，建立了中共榨楼、邓庄铺、王店区委，汪心太、侯太俊、马立言分别担任以上三个区的区委书记。上述县委、区委建立后，积极慎重地吸收积极分子入党。此间，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吸取过去搞赤色村庄失败的教训，决定在游击根据地不建立公开政权，而“让根据地表面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实际上为我们所控制。”在边区省委和各县、区委的直接领导下，确山、桐柏、泌阳三县边界地区抗日自卫会、农民联庄社等基层政权组织纷纷建立，以泌阳东区和确山三区最为普遍。
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在整顿地方党组织和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的过程中，坚决按照刘少奇关于：“克服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开展广泛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与当地政府和开明绅士建立统一战线，使那些同情革命的联保主任、保甲长向共产党靠拢，减少革命的阻力。我同王国华利用各种关系，争取、团结了确山西部，泌阳东部一些较有名望的人士，如确山三区区长何振刚，瓦岗绅士刘世彦，冷水铺联保主任王国信等，并把表现较好的邓庄铺联保主任李耀堂吸收入中共党。从而，在确山县焦老庄到泌阳县张楼的交通线上，我们把中共地下联络站设在这些国民党的区长、联保主任及开明绅士家里，保证了交通联络工作畅通无阻。同时，我们还与泌阳县小陈庄民团中队长陈子爵等建立统战联系，以陈子爵民团的名义，在王庄、罗沙坡开办枪厂，为红军游击队修造枪械。此外，非游击区的统战工作也有新的进展。中共鄂豫边区省委给叶县国民党民团司令崔冠卿、西华县绅士胡晓初写信，宣传“日蔻侵我中华，国破家必亡，为着抗日，爱国志士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并经过陈继尧、魏秀亭在叶县开办的“四方商店”向崔冠卿多次做工作，使其幡然省悟。崔冠卿曾屡次请求中共地方组织派人帮助组织救亡团体和民间武装。
5．农民自卫会与自卫队的建立
鄂豫边区山多、水多、树多，山沟里有成片的稻田，山坡上植有药材和果树。穷苦老百姓没饭吃时，上山砍担柴，挑到集市上卖掉就可以换回粮食。但自从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之后，匪患连绵，民不聊生，于是这里又有“宝山饿城”之称。当地的土豪劣绅们，一等的跑到城市里去住，二等的跑到集镇里安下家来，三等的就在家乡修筑村寨碉堡，向村民们派款购买枪支，强迫老百姓保护他们。剩下最穷苦的农民也商量着在村庄附近的山头上修筑塞垒防范土匪。土匪横行乡里，夜聚明散，到处拉人绑票，青红不分，皂白不讲，无休无止的搔扰民众。土匪开始是拉大户（指富人）的家人，接着是拉中等户，最后拉急了也拉穷人和耕牛。土匪拉人，只要能换回些大烟土或纸烟就认为可干。被土匪拉去的人活受罪，很多人暴死外地，连尸骨也找不到。当时，老百姓一见日落西山，就纷纷牵着牛，挑着锅碗瓢勺上山躲匪。待天明之后，看看山下没有土匪时才敢下山生产。日久天长，这里的宝山变成了穷山沟。人民群众饱受土匪祸害，迫切希望红军游击队保护他们家园，使之安心生产，能睡上个安稳觉。而红军游击队要游击，不能常住在一个山沟里。要不，游击队不仅不能为民除害，自己也会因常住一地难打较多的土豪而没有饭吃，甚至有被敌人侦知遭围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发动他们自己保护自己。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开始，老百姓并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能成大事。因为有些土豪劣绅通匪，把自己的枪支交给土匪拉人绑票，他们好同土匪坐地分赃。为了把群众的信心树立起来，仝中玉、王国华、邓一飞等同志都来到鄂豫边游击区，所有的中共鄂豫边区省委领导和工作人员都参加了这项工作。我同王国华、仝中玉、邓一飞等人分别带人深入山区的各个村寨，有时一天要跑几个村寨表态，结果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很快在石滚河、孤山冲、铜山沟、邓庄铺、西王楼、黄石头庄、王山、傅楼、大李庄、马堡等地建立了农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组织起人枪不等的抗日防匪自卫队。参加自卫会的除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外，大都是本村年纪稍长，在群众中有点威望的人。抗日防匪自卫队受抗日自卫会的领导，其队员主要是思想进步、年轻力壮的青壮年，他们使用的武器有村民筹集起来的枪支，也有部分是大刀长矛。我的家乡焦老庄抗日防匪自卫队组建的最早。他们组织起来以后，把村里一个经常给土匪通风报信的大烟鬼抓了起来，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罪行后当场枪毙。不几天，又来了一股土匪，土匪失去了通风报信的人，不知道焦老庄已建立了农民抗日防匪自卫队，结果一进庄就被自卫队打的狼狈逃窜。当有的土匪得知“老共”（当地人们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的简称）帮助老百姓建立了抗日防匪自卫队，吓得再不敢对老百姓“挑棚子”（指烧房子）。有些土匪过去干了搔扰群众的坏事，还托人到自卫队赔礼道歉。这下可震动了整个鄂豫边游击区，许多村寨的人们都到焦老庄打听建立农民抗日防匪自卫队的事情，看焦老庄是怎样搞的。我们就让焦老庄抗日防匪自卫队给来访的群众讲他们防匪的道道，谈组织自卫队的经验。
农民抗日自卫会和自卫队系群众组织，既不脱离生产，又能有效地对付土豪劣绅和土匪，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拥护。后来，成立这种组织变成了群众的自觉行动，发展非常快。但各村寨在召开成立自卫会和自卫队大会时，村民们还有点不放心，纷纷要求我们派代表到成立大会上讲讲话，给他们撑腰。王国华同志是鄂豫边区农民运动专家，他深谙民情，经常代表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到各村寨成立农民自卫会和自卫队大会上讲话。所以，在这个时期，王国华的工作最忙，真是忙得不亦乐乎。有时王国华一天要参加几个村寨的成立大会，往往是在这个村寨的大会上讲一通，马上又出发到另一个村上讲一通。国华同志虽没有多少文化，但讲起话来活灵活现，生动感人，边区农民听得喜笑颜开，频频点头称赞。中共鄂豫边区省委或红军游击队的同志只要在村民们成立抗日自卫会和自卫队大会上讲了话，就表示共产党已经承认他们了，他们也自认为随了共产党，同共产党是一家人了。王国华也因此出了名，不仅鄂豫边区的不少群众知道他，国民党反动派也闻其大名，悬赏千元大洋捉拿他。后来，王国华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汇报鄂豫边区的革命工作，他连个纸片也不拿，全凭一张嘴说。由于都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加之国华记忆力强，口才好，汇报工作象讲故事，生动感人。同时，国华同志还提出和回答了不少新鲜问题，使陈云同志很感兴趣，陈云向毛泽东作了介绍。这期间，毛泽东同志接见了王国华。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大专家，他听完王国华的汇报，觉得生动而有教育意义，就指示陈云同志，让王国华给中央直属机关作报告，进行生动实际的游击战例教育。当时在延安的中直机关干部大多数人都听过王国华的报告。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延安派大部分干部赴全国各地开展工作，因此，王国华这个不识字的河南农民领袖在全国闻了名。此是后话。
鄂豫边游击区内部分村庄建立起来的抗日自卫会和联庄社制定有章程和条例，并为红军游击队筹粮筹款，送枪送人，实际上是共产党控制的基层苏维埃政权。这种基层政权形式，在国民党反动派重点“围剿”，敌强我弱的特殊情况下，是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在政权建设中的创举。因而，使这块在白色恐怖的缝隙中开辟的红色根据地得以巩固和不断发展。
与此同时，仝中玉、陈香斋、李子健等按照中共鄂豫边区省委部署，在泌阳以东山区高邑、邓庄铺一带，相当普遍地建立了农民抗日自卫会和自卫队，密切配合游击队活动。1937年2月，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方针，到确山县乐山附近打汉奸，捉“经济案子”，解决游击队的经济来源。首先，陈香斋率领红军游击队捉住了张楼地主兼资本家张庆臣。一天清晨，陈香斋先带两个游击队员扮作驻马店乐丰银行去送年礼的客人，乘张庆臣春节后疏于防范之机来到他堂屋。张庆臣正在室内烧香磕头祭祖，发现来人势头不对，一边假惺惺地说些应酬话，一边转身窜到卧室，企图取枪顽抗。陈香斋飞身拦住，使张庆臣取枪阴谋未能得逞。张庆臣闯出房门欲越墙逃走，陈香斋手起枪响，打断了张庆臣的左腿。听到枪声，红军游击队迅速占领了张庆臣的炮楼，缴获了张部的全部枪支。随后，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又打开了一座地主庄园和一个土豪的围寨，攻击三处共缴获十多支枪，得款四千余元，增加了游击队的武器装备，解决了游击队的经费困难，不仅鼓舞了士气民心，也为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创造了物质条件。
6．边区新貌
鄂豫边区农民抗日自卫会和自卫队普遍建立之后，革命形势日趋好转，红军游击队在边区人民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不少村庄的群众备好大米，杀猪宰羊，请红军游击队到他们庄上住一天。别看只住这么一天，老百姓可就觉得保险了。因为游击队可以镇住土豪劣绅，刹刹他们欺压贫苦农民的威风。事实的确如此，由于红军游击队的存在，土豪劣绅和土匪在游击区内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与人民为敌了。有一次，一股土匪被迫住进我们的游击区，内有两名土匪口干舌燥，跑到老百姓的菜园里拔甜杆（即甘蔗）吃。这股土匪的头目闻报后立即丢下大烟枪，跑到菜园边狠狠地教训那两名匪徒道：“你们简直吃了豹子胆，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老共的地区，别他妈的不懂规矩！”还有一次，有一股上千人的土匪从我们刚刚建立起农民抗日防匪自卫队的地区经过，自卫队鸣锣集合，打着红旗，排成大队，很有气势地向他们吆喝：“喂！这是‘老共’的地区，不准从这儿过！”土匪听到吆喝只好绕道而行。总之，由于游击区内普遍建立了农民抗日自卫会和自卫队，土豪劣绅从此威风扫地，再也不敢向农民派粮、派款、拉壮丁；土匪、杆子（指小股土匪）收敛了恶习，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拉人绑票和强奸妇女；游击区的人民群众终于告别了天黑上山过夜，天明下山生产的苦日子，开始安居乐业地建设自己的家园。
但是，游击区内农民抗日自卫会和自卫队的作用还不仅如此，他们组建起来后，还兼管村民琐事，主动带领群众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德，把“大家庭”的样样事情都管理得有条有理。如果村子里出现了品行不端的人，或发生了小偷小摸、调戏妇女等不光彩的事，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惩处。也做到了有人敢说，有人敢管。这样一来，哪个还敢以身试法，再做坏事！鄂豫边区游击区在当时还算是一个新开辟的游击区，没有公开建立苏维埃政府，但农民自卫会和自卫队却起到了这个作用。鄂豫边区游击区内农民自卫会和自卫队的普遍建立，使当地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得以保证，不少村庄一度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可喜景象。历史上这块土地上还从来没有象这个时期这样太平过。
7．边区群众积极参军参战
群众运动的轰轰烈烈开展，从根本上壮大了鄂豫边区的革命力量。农民自卫队的队员们经过斗争锻炼，成了红军游击队的后备力量和补充源泉。中共鄂豫边区各县、区委亦积极选送革命分子参加红军游击队，使红军游击队在短期内得以迅速壮大。至1937年春，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已发展到130多人，有手枪50支，步枪100多支，编为三个队。一个是长枪队，人数最多，火力最强。另一个是手枪队，其队员大部分是经过挑选的比较机智勇敢的战士，这是游击队的骨干力量。还有一个是少年先锋队，队员均由十五六岁的小青年组成。红军游击队开始是不接收他们入伍的，但他们就是缠着不走，非要参加红军游击队不可。这些小青年又都是鄂豫边区基本群众的子弟，红军游击队经常在他们家里住，情况比较熟悉，确实难以推辞。万般无奈，我们才决定成立一个少年先锋队，把这批小青年都编了进去。记得确山县竹沟镇附近有个小青年，死了父母，又刚刚结婚，但他非要参加红军游击队不可。我们分析，如果他参了军，他年轻的老婆就保不住（她可能被土豪劣绅或土匪拐卖）。但我们对这个青年咋劝说都不行，他硬是待在游击队不走，最后我们只好把他收下。果然不出所料，这个小青年参加红军游击队离开家乡不久，他的老婆就被“坏货”卖掉了。少年先锋队这批小青年参加红军游击队后，既能吃苦耐劳，又思想活跃，朝气蓬勃，他们走到哪里把革命歌曲唱到哪里。边区人民很喜爱他们，他们是名符其实的边区人民子弟兵。这些小青年机智、勇敢、灵活，经过革命熔炉的锻炼，不少人后来都成长为我们党和军队的中、高级干部。
8．与土匪搞统战
鄂豫边区山高林密，土匪众多，如果不把匪运工作放到一定的位置，对这个地区的整个革命工作是有很大影响的。根据游击区的发展情况，中共鄂豫边区省委进一步总结和分析了以往做好匪运工作的经验，完善了一套对付土匪的政策和策略：既要坚持原则，限制他们杀害无辜百姓，又要他们替共产党办事。既使匪首枪杀所属匪徒也要通过群众。王国华、陈香斋等同志利用各种关系，多次深入“杆子”内部，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土豪劣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种种罪行。并向土匪指出，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土豪劣绅作斗争时，红军游击队和土匪在很多地方是比较一致的。经过耐心的说服、宣传、教育，使很多“杆子”了解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知道共产党是抗日爱国、解救穷人的。游击区内多数土匪不但不反对共产党，有些还听红军游击队的指挥，不破坏共产党组织起来的群众团体（如农民自卫会、自卫队、联庄社），不拉游击区内的肉票（即人质）。如果偶尔拉错了，红军游击队告诉后即能放回。这样，“老共”和红军游击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日益增高，使当地群众利益有了保障。记得有一次，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行军路过确山县与泌阳县交界处的杏山，碰见土匪朱六排长带着一帮匪徒趴在山顶上喊叫着要打，游击队的前哨喊了声：“我们是王老汉、周骏鸣的游击队。”朱六排长闻声马上下山与游击队见面，吓得他把枪扔下，跪在地上说：“实在该死，我不知是你们，请把我捆了吧。”我们说：“不知不为罪，快起来吧。”朱六随集合他的队伍，请王国华训话。王国华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剥削是部分穷人从匪的原因，穷人若是在家有生路，谁也不去干土匪。因此，土匪的敌人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你们要把矛头指向他们，不要抢劫穷人。要不然，穷人和富人都起来反对你们，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要消灭你们，你们就无立足之地，再也混不下去了。王国华又讲了红军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为穷苦人打天下，消除贫富不均的队伍，只要土匪不危害穷苦人的利益，红军游击队是不会把枪口指向土匪的。一席话，讲得土匪口服心服。在这之后，土匪到处宣传共产党好，红军游击队是杀富济贫、为民除害的队伍。红军游击队每到一处，都会有土匪头子给游击队送礼物，请吃饭。由于统战工作和匪运工作的深入开展，在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域里，共产党的势力已占优势，国民党政府不敢去收捐税，地主劣绅不敢欺压百姓，土匪也不到这里来了。不但人民群众到处欢迎我们，甚至于连地主、富农都欢迎我们。因为我们一去，一则可以免去捐税，二则可以不怕土匪的骚扰，主要的还是我们没有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他们不感到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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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胜利转折
1．中共北方局指示
1937年3月，我们接到中共中央北方局一项指示，是曾在国民党北平草岚子监狱里被关了4年的徐子荣同志传过来的。前面讲过，徐子荣是确山县东北部傅楼村人，他哥哥徐中和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同我们有组织关系。当时没见到文字，是口头指示，由李子健同志具体向我们传达的。中共 中 央北方局的指示要求我们立即停止向国 民党进攻，停止打坏货、拉土豪；严格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国民党谈判，争取通过谈判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合法的地方民团组织，或将红军游击队分散在农村，游击队干部各找社会职业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这个指示，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个别人不了解当时鄂豫边区的实际情况而发出的。
当时的情况是，“西安 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促成下，刚刚和平解决不久，国共两党最高当局正在谈判，争取合作抗日。蒋 介石反共灭共之心不死，对红军主力又难以消灭，且迫于全国的抗日形势，又不得不暂时停止大规模内战，勉强同共产党谈判。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分散在各省区力量薄弱的红军游击队却丝毫没有放松“围剿”，正千方百计的加紧消灭之。从当时鄂豫边区的实际情况看，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和土豪劣绅们根本不承认红军游击队的抗日合法地位，还公开污蔑我们是土匪，每时每刻都想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同谁讲统一战线呢？又编成哪一家的地方民团呢？何况，当时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正在顺利发展，已有130多人，140多支长短枪支，假如编为地方民团，岂不等于被国民党反动派吃掉了吗？因此，对中 共北方局的这项指示，我们感到实在难以执行。
按照过去的左倾教条主义公式，接到上级指示后还得马上认真讨论，人人表态，须说上级的指示非常及时，坚决执行、坚决拥护等语，并把讨论和执行的情况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接到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后是在一户群众家里讨论的，因为我认为这项指示难以接受，情绪很坏，就斜躺在老百姓的床铺上，一言不发。王国华开玩笑的说我“耍死狗”。当时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处境不容我说违心的话，对上级的指示又不敢说不同意的意见，所以，我只能采取沉默不语的态度。由于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领导成员对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上述指示认识不统一，我们就没有执行“停止打‘坏货’、拉土豪，与国民党谈判”的指示。
大概是我们都不懂教条主义的规矩，中共 中 央北方局看我们没有表示态度拥护一番，且不执行统一战线指示，随即批评我们，骂我们是“土匪”，说不搞统一战线，土豪劣绅会同我们拼命到底的。并指示我们，立即派两名负责同志去北平，一名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工作，一名经中共中央北方局赴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决定派我同邓一飞同志去北平，邓一飞留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工作，我则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去延安直接向中共中央汇报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红军游击队的情况，并请求下步工作指示，以具体解决豫南桐柏山区游击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
1937年4月上旬，我同邓一飞一起从信阳县明港车站乘火车北上。到北平后，在前门外打磨场找了一个小旅店住下。夜晚，来了一个男人同我们接头，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接上后，记得他曾说：“老周（指我）是个旧军官，马列水平不高。”我回答他说：“一点不错，他根本没见过马克思。”他接好头就走了。第二天，来了个身材魁梧的男人，鼻子蛮大，穿一件大氅，好象一个大商人。我们向他简单汇报了来意和鄂豫边区的革命形势，他令我同邓一飞去天津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局召开的工作会议。当时我没好意思询问来者的姓名，后来才听北方局同志讲，先来同我们接头的是徐子荣同志，第二天来同我们谈话的是柯庆施同志。我和邓一飞按柯庆施的命令赴天津，在天津住了几日，因情况有变化，会议没能按时召开，北方局又通知我和邓一飞返回北平待命。
2．由北平去延安
重返北平后，北方局的同志通知我们，说去党中央的交通员就要出发，要我跟交通员去延安，邓一飞留下参加北方局会议。中央交通员是位陕西人，干练老陈，待人诚恳。我们仍是秘密行动，交通员一直把我带到西安市西面的三原八路军办事处，这是八路军设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一个公开的机关，我们到这里就算安全了，我们在三原八路军办事处停了一天，就乘上大卡车，同一群青年学生一起奔赴延安。这些学生得到了抗日的自由，情绪可激动了。我们的汽车每过一座城镇或村庄，学生们都高唱抗日歌曲。当听到他们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首悲壮的曲子时，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在一边直掉眼泪。我们一到延安就听说，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在路上伏击周恩来副主席和一个外国友人乘坐的汽车，保卫人员在同国民党特务的抵抗射击中英勇牺牲了。我还亲眼看到给周恩来开车的司机脖子上被特务的子弹打了一个伤口，用纱布包着。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周恩来的阴谋未能得逞，真是丢尽了脸。
到达延安，耳闻目睹这里的一切都同国民党统治区不一样，心中不由地赞叹：延安真不愧为革命圣地呀！不几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延安广场上搭起一座高台，召开庆祝大会。开会那天，我又一次见到朱德总司令，他和颜悦色地坐在主席台上。肖克同志在“五•一”庆祝大会上讲了话，他的嗓音清脆而洪亮，整个会场都能听到。广场上红旗招展，人如海歌如潮。这宏伟壮观、引人奋发的动人场面，对我这个刚从山沟里钻出来的游击队员来说，都感到分外的新鲜和亲切。
在延安，中共中央办公厅安排我单独住在一个地方，先是一位叫不上名字的同志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位同志领我一同吃了一顿饭，向我介绍了延安和党中央的有关情况。组织上的安排和照料，使我感觉很亲切，如同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来了一位姓周的同志，30多岁年纪。他拿来一份上海出版的《大公报》给我看。报上登载：“赤匪王、周（即指王国华、周骏鸣）等人，有10个游击大队，在豫南鄂北交界地区活动，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周同志问我，这篇攻击性报道，是不是指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我回答说，是倒是，不过我们可没有10个游击大队，而只有一个游击大队，才100多人。因为我们的游击队行动迅速，作战灵活，今天在这里打，明天在那里击，敌人也确实难以摸清我们的底细。地方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也为了请功讨赏，主观上也夸大了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力量。这篇报道替我们瞎吹，倒是从反面当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我还讲到，我们游击队杀人之事确实有，打坏货、拉土豪，搞了两年多了，把民愤极大的反动联保主任、保长及不法地主杀了四、五十个；至于放火、共妻嘛，纯属污蔑。趁此机会，我把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和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组织建设和对敌斗争情况，较为详细地向周同志作了汇报，后经周同志整理，报送党中央。1937年4月15日我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就是这样来的。这份报告的名字是《关于组织游击队的经过及活动情形的报告》。《报告》说明了鄂豫边区所占的地域，组织红军游击队的原因，并详细汇报了与党中央和友邻省区党组织失去联系后，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客观环境和政治形势。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我们很久没有与中央及北方局发生关系。因此，我们对政治领导的非常的不够，使工作不能很好的开展。”最后，我报告了这次到延安的任务：一、我们与北方局和党中央脱离关系很久，与北方局建立关系的时间很短，指示很少，特别需要政治上和工作上的指示；二、希望党中央派那些政治上坚强的干部、文化工作者及与东北军有关系的人员到鄂豫边工作；三、请示对鄂豫皖苏区的指示，以便打通与鄂豫皖苏区的联系。
（连载二 .2/3）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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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骏鸣回忆录
新四军著名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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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8日至4月21日，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寻访团，对鄂豫边地区纪念馆和历史纪念地进行寻访调研。
现将周骏鸣口述，李兴俭整理"周骏鸣回忆录"(1902一1938)供此次寻访学习参考。注：未作校对，有缺页及错别之处请谅解。——周东延（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原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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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73︱新四军著名将领周骏鸣回忆录之一（1/3）
红色记忆74︱新四军著名将领周骏鸣回忆录之二（2/3）
红色记忆75︱新四军著名将领周骏鸣回忆录之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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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尾语
新四军著名将领周骏鸣(1902-2003)，是开辟豫鄂边区桐柏山、淮南和淮宝三个根据地领导人之一，曾参加北伐战争、宁都起义、半塔保卫战、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曾先后任红五军团团长、河南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团长、二师参谋长、新二师师长、华东军区第二书记等职。在他长达30年的军旅生涯中，多次临危受命而屡建功勋！他的百年峥嵘岁月，他的红色征战传奇，历久弥新，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 朱祖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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