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著名将领
周骏鸣回忆录
（1902-1938）
■周骏鸣 口述
□李兴俭 整理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于河南省政协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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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少年私塾
第二章 投笔从戎
第三章 宁都暴动
第四章 豫南星火
第五章 腥风血雨 泪洒中州
第六章 创建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
一、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的诞生；二、不断完善的游击方针；三、游击队的甘与苦；四、鄂豫边区游击战争的发展；五、胜利转折
第七章 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
一、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成立；二、同国民党谈判；三、竹沟爆动；四、邓、焦保卫战；五、消除匪患
第八章 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初建时期
一、新四军第八团队的建立；二、彭雪枫、张震来竹沟；三、收编土匪武装；四、东进抗日
第九章 对鄂豫边区武装斗争的感受
一、一支土生土长的红军游击队；二、由匪区变成的红色根据地；三、基本上未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四、农民自卫会控制边区基层政权；五、新四军八团队兵新干部老；六、小边区发挥了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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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著名将领周骏鸣回忆录，全文约十余万字，因微信公众号篇幅所限，分为三部分连载：
●红色记忆73︱新四军著名将领
周骏鸣回忆录之一（1/3）
●红色记忆74︱新四军著名将领
周骏鸣回忆录之二（2/3）
●红色记忆75︱新四军著名将领
周骏鸣回忆录之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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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骏鸣回忆录之一
（周骏鸣口述，李兴俭整理）
第一章 少年私塾
我于1902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石滚河乡焦老庄一个富裕中农家中，祖父周生云、父亲周凤均曾受过教育，以务农为生。因我出于在卯年，乳名叫卯中。我有兄弟五人，我排行老二，父亲给我起名叫周骏鸣。
我7岁开始上学，读的是私塾，内容无非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在我10岁那年，家里将我送到我外祖父处求学。我外祖父家是大地主，五舅是劣绅，在地方比较有权势。外祖父的学屋后边有一家信奉天主教的人家，经常有一名外国神甫出入。有一天，我看到那个外国佬又来，穿一件黑衣服，戴顶黑礼帽，留着长胡须，嘴上刁支弯烟斗，样子很吓人的。听人们传说，外国神甫在妇女房中念经，有时就同妇女乱搞。我们当地人的习惯，妇女的房屋是不允外人进的。我们几个读私塾的小学生好奇的很，就决定到那个信天主教的人家看一看。
我们聂手聂脚的来到那家门口，小心翼翼地扒在门缝里向房内张望，果然见那个外国神甫在女房主屋内。孩子们的观望被神甫发觉，他奔出门外，象凶神一样赶走了我们，随又迅速把门关上。我们几个学生气愤之极，返回那家，将房门推倒，赶跑了做恶的外国神甫。那个外国神甫跑到官府告了我一状，害得我五舅到处花钱说情，最后以请客赔礼了结此事。尽管如此，还是取消了我在外祖父处上学的资格，不得不返家求学。自此，我同教会结下了怨仇，认为教会是洋奴，依仗外国人的势力欺侮中国老百姓。按照当时的法规，老百姓信天主教后参加了教会，就免出兵差。教会的人出门时在大车上插杆教会的旗子，当兵的就不敢派他的差。后来我在国民党部队任职时，就专门派教会的公差，用了教会的车马之后还骂他们是外国奴。这是后话。
同大多数孩子们一样，我小时候也最喜欢过年（即春节），因每逢过节学校就要放假，不上学了，我们就可以到处跑着游玩。再则，过年时吃的好，还要穿新衣服，看剧团演戏。这是说的比较富裕的家庭，而贫苦农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穷人怕过年，没吃没穿的，欠的债还要在年前还清，所以不少贫苦人家在过年时被地主劣绅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许多缺食少穿的老百姓，勉强在家熬过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就携儿带女的外出要饭，挨门乞讨度日。我经常看到一些衣衫褴褛的孩子，赤着双脚走村窜店的乞讨，被地主恶狗咬伤，被冻死在冰天雪地的事时有发生。每逢看到这些要饭的孩子，我就非常可怜他们，总是主动拿出一些食物送给他们。
我对孔孟读书不感兴趣，关在学堂中强学总感到很不舒服。每天一放学，我总爱与同学们打闹，大家在一起你追我赶，比力量、摔跟斗。当我被别人摔倒时，总不服气，爬起来抱着别人再摔，一直摔得浑身泥土、满头大汗，仍不放松。我还好舞枪弄棒，十来岁的时候就背着家里人拿猎枪去打鸟。我还喜欢爬树掏鸟窝，不管鸟窝垒在多么大多么高的树顶上，我都能爬上去将鸟儿抓下来。唯独喜雀、黄露、赤背三种鸟的窝我不掏，据说这三种鸟是神鸟，掏了神鸟的窝是要瞎眼睛的。我怕瞎眼，因此不敢去掏神鸟的窝。
小时候我个性就很强，不受压迫，富于反抗精神，经常还爱打个抱不平。家里的长辈们对我管教太严了我就要反抗。记得有一年冬天，学堂放学了，我祖父仍强迫我在家读书，我不愿读，他就把我按到床沿上打我的屁股，我翻来覆去就是不让他打，结果累得祖父满头大汗也没打上我的屁股。
1919年，即我17岁那年，我家请了一位当地很有名望的老教书先生，据说这位老先生的学生中已有60多人考取了秀才。第一次见这位教书先生，爷爷就令我跪下行叩头礼。由于这位先生较有名气，附近村寨的一些学生也都来到我们家上学。这时已是民国八年了，确山县城内已办起了洋学堂，不准办私塾再读孔孟等书了。洋学堂的学生除学国文外，还学数学、地理、历史等专业知识，视野开阔，知识面广，比我们乡下私塾中的学生进步多了。加上洋学堂的学生穿着比我们好，因此我们私塾同学们都想进城上洋学堂。那时虽是民国，但我们私塾学生们头上留的长辫子仍没剪掉，考洋学堂首先要把头上的辫子剪除，于是我们就闹着剪辫子。
剪辫子并非易事，在封建势力严重的乡村，这也是一场小小的革命。
同学们开始谁也不愿带头剪，都相互推让对方先剪，有两个胆子大些的学生先剪去了头上的长辫子，被我爷爷发现了，很不赞成，说象秃驴一样，成什么样子。爷爷到私塾责备教书先生，说学生们都掉了头，你当先生的还不知道吗？老教书先生并不知学生剪辫子的事，只好承认自己对学生管教不严。于是，教书先生就把气撒在我们头上，除严加训斥外，还大大加重了我们的学习份量。当我们完不成学习任务时就说我们破坏学规，给以处罚，轻者罚跪，重者打板子。有一次，教书先生让剪辫子的学生都跪下，于是那些剪辫子的同学都跪在了孔夫子的牌位前面。当时我头上的辫子还未剪掉，故未去跪下。教书先生看我不去跪圣人牌位。顿时火冒三丈，举起板子就向我打来。
我气愤之极，挥起拳头欲还击他，他吓的退后几步，气得嘴唇发白，说不出话来。我骂了一声“老子没有错”，就跑回家睡觉去了。爷爷责怪我不应骂先生，我就给爷爷吵，说教书先生不讲理。父亲不让我给爷爷吵，让我去找任劝学员的姑爷，劝学员是专禁止读孔孟之书的，可以没收教孔孟读书先生的书箱。在赞成与反对辛亥革命的问题上，我父亲同我爷爷意见不一致，父亲反对读孔孟的书，赞成剪去头上的长辫子，支持我考城里的洋学堂；爷爷与父亲的观点恰好相反。第二天清晨我就跑到了姑夫家，找来了姑夫和另外一位劝学员。中午，爷爷请我姑夫、另一位劝学员和教书先生在我家客厅吃饭，我给他们上菜端饭。我把饭菜盘子刚放在餐桌上，爷爷就令我向教书先生叩头赔礼。我一听肺都气炸了，把饭菜托盘一扔就跑出家门，在庄外一山寨上躲了起来。我家的人在我离家出走后慌了手脚，派人四处寻找我。因我没有出过远门，跑也跑不太远，不几天就返回家中。回家后看到私塾照常开始，家里仍强迫我读私塾。
我哪还能读得进去，在学堂上如坐针毯，好不难受。教书先生也不敢多管教我了，对我采取听之任之，不管不问的态度，使我痛苦极了。思想有病，茶饭不思，坐卧不安，渐渐感到活在世上没有意思。有一天，我苦闷之极，独自跑到一条山沟里，站在一棵大树下，准备吊死。上吊的绳子都准备好了，就是下不了死的最后决心。这时我想到有一年春季跟着母亲去确山县城赶农历三月八日的庙会，住在县城一位舅舅家中。会后，我同母亲一起到确山火车站看火车，远远的看到一个黑咕龙咚的庞然大物飞也似的向火车站奔来，只听呼的一声巨响，一股白烟从那个飞驰的庞然大物头顶上冲向天空，把我吓的跌了一跟头。这时，有几名身穿黑制服，头戴白箍帽，脚蹬黑皮鞋，肩扛长枪的铁路警察雄纠纠地走来，他们枪上的刺刀迎着阳光闪闪发亮，一个警察吆喝道：“小孩子快离开，小心被火车轧着！”我对他们的威风劲羡慕极了，心想长大后我也一定要当兵扛枪，穿制服。想到这里，我决心不吊死了，要想法跑出去当兵，做官后耀祖光宗，衣锦还乡。于是我就回到了私塾，边应付学习边准备伺机出逃当兵。
在私塾读了不几天书我又跑了出去，这一次跑的比第一次远些。跑到驻马店，用身上仅有的三十多制钱买了一顿午饭吃。到了下午天快黑的时候，由于身无分文，即吃不成晚饭也住不进旅店，就在火车道两边徘徊，来回走了几趟，被铁道旁沟渠内一位割草的老大爷注意上了。他问我一个小孩子家在火车道边来回走想干什么呀？我说：“我不想读私塾了，想出外当兵。”他吓唬我说：“你这个逃学的学生，还不快回去读书。再往外逃，遇到坏人，把你卖到煤窑里当煤黑子，一辈子也出不来，见不到天日。”老大爷几句话把我唬住了，于是这位好心的老人将我领到他家里安排住下。第二天，割草的老大爷亲自将我送回家，交给我父亲。我家里人找不到我，正在愁闷之中，看到割草老大爷送我平安返家，真是欣喜若狂，对割草老大爷感激万分，杀鸡宰羊，予以热情款待，临行时还送割草老大爷很多很多礼物。
两次出逃当兵未成，我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看来出门在外离开钱不行，要想出逃成功，必须随身多带些银钱。但家里怕我继续外逃，平日很少给我零花钱。向家要钱不是根本办法，我就偷父亲的钱。每天偷一点钱，存放在一个破草屋内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日积月累，共偷了十四块银圆另二十吊铜钱。有一天早上，我将偷来的钱装在一个小口袋里背上一口气跑到了驻马店镇，晚上住在一家饭店里，将钱袋子放在枕头下枕着，恐怕被人偷去。
第二天，我准备坐火车去开封市找一个在那上学的亲戚，但又不知道这位亲戚的具体地址，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恰在驻马店火车站遇到一位汝南人，我俩边等车边聊了起来。这位汝南人说他去开封找他弟弟，他弟弟在开封驻军红卫军当兵。我想我要去开封当兵，他弟弟即在军营，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跟他一起去太好了。恰好这位汝南人不识字，不知道车次和上下车的时间地点，我要求同他结伴同行，他欣然答应。上火车后我告诉他我想去开封当兵，他说到开封后让他弟弟帮助介绍我从军，我俩就高高兴兴地赴开封。
在开封火车站下车后，我同那位汝南人一起到红卫军营盘他弟弟处，见面后大家如同兄弟一样亲热。我吃住都在红卫军营盘，饭后无事就去开封相国寺游玩。相国寺非常热闹，说书的、唱戏的、卖东西的、算命的比比皆是。算命先生一个比一个神气，房子不大，装饰很好。我稍在算命房前逗留观望，即被一算命老先生拉住，说我少年气盛，有富贵之象，可否算上一命，定知祸福凶吉。我正投军无路，心想算上一命也好。即请老先生一卜凶吉。那老先生一算，说我犯了义马星，不易在家居住，又一算，说我命交华盖，将来必官运亨通。老先生几句话说得我心花怒放，喜不胜收，随即讨求富贵之方。算命先生言，要想富贵，必避义马星，唯外出当兵方能平步青云。一席话说得我心服口服，即以银钱重谢之。
我在开封红卫军营盘住了一个多月，给我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河南督军赵倜在开封办的陆军军官学校，军官学校的师生们穿着灰制服，黑皮鞋，头戴金箍帽，威武极了。封建科举考试制度取缔后，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要想当官只有入伍当兵，以上军官学校为最好。在那武人当权的时代，各省督军兼省长，实行军阀割据。谁的部队多谁的势头就大。地方官多是由督军委派的，不少县的县长都由军队秘书或官军们的亲朋担任。这些事实激励我更渴望早日当兵。但事与愿违，在开封红卫军补兵一直未能补上，长期住下去又不是办法。那位汝南人的弟弟就写信给我父亲，我父亲收信后即同我姑夫一起来到开封红卫军营盘，重重地酬谢了那位汝南人的弟弟，然后给我购置了很多衣料，企图让我回家结婚，以捆住我的手脚，免得再外逃当兵。
父亲和姑夫把我从开封红卫军营盘带回确山县老家，不再强迫我读私塾了，施以结婚的办法也未能改变我外出当兵的决心，只好投门子送我去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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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笔从戎
民国初年，武人当政，各省多是督军兼省长，这就形成了当兵热潮。那时当兵也要托人说情，即投门子。确山县有个老乡在上海吴松口炮台湾陆军第十师二十旅四十团任营长，我父亲看我当兵心切，多次阻拦无效，就决定托那位在上海任营长的叔叔介绍我去上海当兵。父亲给那位营长叔叔送礼，请客吃饭，不知花了多少钱，求那位营长叔叔给他侄子写了一封介绍我当兵的信。我离家赴上海那天，我家老老少少哭的象送殡一样，他们再哭也不能动摇我当兵的决心，我一滴眼泪也未掉就上路了。乘上火车，火车开出确山火车站时我大叫了一声，马上要离别生养我的故乡，心中确实有些难过，难过的几乎要掉泪。
我坐火车至武汉，在武汉乘轮船赴上海。在上海吴松口炮台湾陆军第十师二十旅四十团二营，把我的当兵介绍信交给了同乡那位营长，不久我即补上了新兵。新兵入伍后有六个月的训练时间，在这新兵训练期间，每天除了大小便外，很少有休息的时间。下操时，天天要挨几十皮捶，打在你的两个肩窝上，要你挺胸抬头瞪眼。六个月新兵训练之后才能入大排，就是同老兵编在一起下操。
编入大排之后，经常作工，挖土抬土、累得要死。当时流传一种歌谣：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是杠子队，我是竹杆枪（当时南方人抬土多用竹杆）。不久我就被送入团部办的士兵学校学习，学了两年多时间，回到营部办的小卖部写帐。那时一个营有一个小卖部，专卖士兵吃用的物品。小卖部有一个排长，一个班长和三个士兵，班长是四川人，文武全才，就是不会吹牛拍马。有一天晚上这个班长开我的玩笑，他问我想当官否？我说当然想当官呀！他说，你想当官就要努力学习，读好四部书，1.吹牛摘要；2.拍马传；3.溜沟经；4.买账大全。当时我尚不知道他是开我的玩笑，我就问他这几部书到什么地方去买，大家都笑了起来，我才明白他是开我的玩笑。尽管是玩笑，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我在上海吴松口炮台湾陆军第十师二十旅四十团二营当了四年多兵，思想又起了变化。这个部队老兵较多，许多班排长都能写会算，相当有才干。部队多年不打仗，难有升官的机会。我那时的主导思想是当大官当英雄，但客观情况不允许，那么多老兵，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临到我头上，长期待下去难有出头之日。于是我决定另谋出路，不干了。我请短假，以返老家结婚为名溜走了。
当时全国最有名气的军队是吴佩俘吴大帅的军队，驻扎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工营房，我决定去洛阳投吴佩俘的军队。乘火车回河南，经过确山也未下车回老家看看，就直奔洛阳去了。火车开到漯河，看到有招兵的告示，我就下车了。在漯河一调查，知是靳云鹗的十四师在此招兵，因靳云鹗的哥哥靳云鹏时任中华民国国务院总理，我想这个部队一定有发展前途，于是应招在漯河补上了靳云鹗的十四师一团一营一连当兵。那时河南省内土匪很多，军队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都不长，经常开到各处去打土匪。军队打土匪是受老百姓欢迎的，老百姓看到我们军队开去打土匪，在街道两旁摆了很多露水桌子，桌子周围用红布围着，桌面上摆几盘点心和几瓶酒表示欢迎，我看到群众的欢迎，很受感动，感到自己为老百姓做点好事是很光荣的。
招入靳云鹗十四师不久我即当上了副班长，这时部队要开往东北攻打张作霖的东北军，临出发时我患了病，不能随部队开拔，被留下照管营房，真是伤心透了，大哭了一场，认为又失去了参战升官的机会。结果十四师攻击张作霖东北军失败，部队损伤惨重，在后方留守人员奉令赶快招兵，重新组织部队。招了很多兵，老兵少，新兵多，我就由副班长提升为中尉排长，戴上了金箍帽，挂上了东洋刀，高兴劲就不用提了。随后十四师开到山东省泰安附近攻打张宗昌部队，张宗昌的部队官兵多系土匪出身，打起仗来不要命。张宗昌本人凶恨残暴，荒淫无度，妻妾成群。打张宗昌时我非常卖力，攻击张宗昌部占领的凤凰山时我冲在最前头，我们部队伤亡很大。老百姓都跑光了，打死的官兵没有担架搬运，就堆在一个山庄旁，我第一次看到死伤这么多人，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死亡的官兵还没掩埋，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却到济南市同张宗昌握手言欢，两人在一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认为自己又走错了道路。军官和政客们天天讲保国卫民，实际上是在祸国殃民。苦闷中我随部队退回郑州，患了一场大病，认为当军人报国无望，想改行做工，但又下不了决心，只好闷着头在军队干下云，待机而动。因我作战英勇，不久即被提升为连长。
由于军官层层克扣军饷，连队官兵生活极端困难，部队没吃的，抢夺群众财物的事件屡禁不止。部队不发饷，我欠了许多债，再也干不下去了，给家里写信要了些钱把债还清，即不辞而别的走了。刚离开连队，没走多远就被连队的几个排长、班长察觉追了上来，他们哭着挽留我，不让我离开连队，最后死活硬把我拉回了连队。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在连队继续干下去，以后我由连长提升为少校营长。
1929年，蒋冯大战，我们部队同冯玉祥是一条战线，战争由三、四月间一直打到农历八月十五日，最后以冯玉祥部失败而告终。农历八月十五日夜我们二十军由郑州北上开到辉县，军部住在袁家大公馆，军长刘春荣是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生，很有军事才干。但由于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在辉县袁家大公馆驻扎时我们军长被他的三个部下打死，发生了兵变。当时冯玉祥的部队正驻扎在新乡一带，很快就开来讨伐二十军的兵变部队。我驻扎在辉县西关，冯玉祥部队从辉县东关开始攻击。我们团长在兵变时被误伤，即把全团官兵交给我指挥。讨伐兵变的战斗一打响，我就命令全团撤离战斗，同孙连仲部队靠拢，随归孙连仲指挥，受命开到山东省钜野参加整编，我仍编为少校营长。
1931年，孙连仲投靠了蒋介石，我被编为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七十五师二团一营少校营长。同年，二十六路军奉命开往江西瑞金附近围剿中共中央苏区。二十六路军经过南京时蒋介石在励志社召集二十六路军营以上军官训话，并招待了一些烟茶和点心水果。临行，蒋介石为收买军心，向每名军官赠送了银元，旅长以上每人三千元，团长一千元，营长三百元。我得三百元。腰里有了钱，就花了十八元在下关买了一只钢壳怀表。
我们乘船至江西省南昌市，一下船就看到各处张贴的追悼张辉赞的标语。张辉赞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师长，极端反动，在国民党军队对中共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时被中国工农红军杀掉。当时老百姓对张辉赞痛恨至极，公审后用一块大木板写下了张辉赞的罪状，然后把张辉赞的头钉在木板上，将木板放到江中沿江冲下。木板漂到九江市，张辉赞的人头被国民党打捞上来，举行了追悼大会。我们开到九江时，还看到不少追悼张辉赞的标语，并听到很多传说，说红军光杀国民党大官，不杀小官和士兵。因此，国民党军队营以上军官都准备有一套士兵的服装，到危险的时候就换上士兵服逃跑了。
二十六路军在南昌停了不几天，就向中共中央苏区进发。部队一进到苏区边沿地带就非常害怕，行军时以两个连的兵力在前方两旁的山头上作掩护，大部队行走在山间崎曲的小道上。官兵们整日提心吊胆，唯恐遭到红军的突然袭击，行军速度很慢，每日最多不超过十五公里路程。部队宿营时在周围山头上布满警戒部队，做好应战工事，把老百姓的门板、席子等物品都拿去做了临时营棚。二十六路军刚进入苏区时仅看到一些老百姓，根本不知红军在什么地方。部队在山里瞎转了一个多月，突然听说红军在富田把陕西公屏的第九师消灭掉一个团，国民党剿共指挥部急令二十六路军派一个旅的部队去增援，结果这个旅又被红军包围，剿共指挥部随令二十六路军继派七十五旅前去增援。
我在七十五旅任营长，即奉令前往。我们七十五旅听说前边一个旅去增援被围，至今生死不明，大家恐惧心更利害，所以，增援途中我们的行军速度很慢。一天晚上，宿营不久，官兵们正在吃饭时，突然接到上峰命令，让紧急撤退，说前面那一旅的增援部队已被红军吃掉，一听说撤退，部队跑的真快，一夜急行军，天亮时已退到东皮。这时已是人困马乏，再也跑不动了。宿营时旅长下令，要团、营军官住在山头上；于是营长下令让连、排军官住在山头上，以占领制高点。结果谁也没住山头上，因山高人疲、没人再费力上山警戒了。
黎明时分，红军在山上向我们开了火，山下国民党军一片混乱。我住在山脚下一个小村上，村上的老百姓都跑光了。我睡的正香，突然听到周围一片喧闹，接着枪声大作，我一骨碌爬起来。这时，房子外面是人喊马叫，马夫喊快备马，伙夫喊快收拾锅，把刚做的米饭都倒掉了。枪声振撼了山峦，惊动了全旅部队，几千枝轻重枪一齐向周围山头射击。结果打了半天没见到红军大部队的踪影，最后查明是红军游击队搞的偷袭，他们打了一阵就撤走了，真是一场虚惊。天亮后，我看到一些被红军缴械的国民党兵回来了，问他们看到的红军是什么样，他们说只远远的看到山头上都是人，他们在“缴枪不杀”的喊声中扔下枪枝就跑回来了。
国民党对中共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二次围剿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从此，国民党认为苏区的老百姓都是“赤匪”，进攻苏区时见人就杀。这时，我痛苦极了，感觉自己当国民党军官又走错了道。
客观实际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国民党的剿共反共宣传是骗人的，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完全是胡说八道。既然共产党那么坏，为什么受到老百姓欢迎和拥护呢！这说明共产党是受护和保卫老百姓的，是为穷苦人打天下谋幸福的。国民党军队一进入苏区就杀人，放火、抢夺财物，被老百姓恨之入骨，这能说明国民党是正义的吗？我越想越觉得国民党军队不是正义之师，越觉得自己不能在这种军队里继续干下去。我如继续当这个营长，必然会在坑害百姓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怎么办呢？作战时前线又不能请假，弄不好给你强加一个临阵脱逃的罪名送交军事法庭，那是很危险的。万般无奈，我就装病。北方人初到南方，有点水土不服，经常拉肚子。加之我思想苦闷，吃不下饭，病也就真的来了。请病假休养治疗还是可以的，愁苦之极，即以大烟解愁；无聊之甚，则常带两名护兵上山捉蚂蚱回来喂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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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宁都暴动
国民党对中共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的嫡系部队都调回后方休整、补充兵员和武器装备。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随孙连仲投奔蒋介石不久，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以仍被留在剿共前线，驻扎在江西省宁都城内。由于宁都远离南京，医药给养的补给都很困难，1931年宁都地区流行瘟疫，二十六路军官兵和当地的老百姓死亡甚众。二十六路军对蒋介石不让其回后方休整很恼火，全体将士怨声载道。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担心长此下去会兵心涣散，急急赴南京花钱运动国民党上层人物，想把二十六路军调回后方休整。
按国民党军队惯例，总司令外出时，若没有副总司令，其职务应由参谋长代理。当时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是赵傅生，赵傅生是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六路军上层军官中发展的秘密党员之一。孙连仲觉察到赵傅生反共不积极，临行没让赵傅生代理总指挥的职务，而把代理总指挥的职务交给了反动透顶的七十五旅旅长李松昆。前一个时期赵傅生依靠二十六路军内的共产党组织，利用九一八事变后的新形势和根据地红军的影响，已积极酝酿武装起义。孙连仲离开二十六路军赴南京，是武装起义的最好时机。十二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二十六路军举行武装起义。赵傅生以二十六路军参谋长的名义召集全军团以上军官开会，会上把一些反对起义的反动军官统统抓了起来。当时我在七十五旅二团一营任营长，已请了几个月的病假不理军务。夜里突然接到旅部中校参谋边章五的电话，他要我立即到旅部去开紧急会议，我说身体有病已请病假，边参谋坚持让我马上去。
我骑马去旅部的路上，看到城门已封锁了，街上有很多巡逻的部队(后来才知赵傅生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时七十五旅旅长李松昆没有到会，结果被他跑掉了。巡逻的部队主要是防备李松昆残部的攻击的。)到七十五旅旅部时，旅长李松昆不在，边章五参谋正在同指挥部电话联系。边章五打完电话，带我到城中二十六路军指挥部。在指挥部见到指挥部参谋长赵傅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桐三人。和我同去的还有一个团副，赵傅生向我们讲了话。他说蒋介石重用亲信，排斥异己，发动内战，置人民于水火不顾。共产党替穷人打天下，为人民谋幸福。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二十六路军决定武装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我们几个人一致表示赞成，愿积极参加起义。在指挥部弄了点面条子一吃，我们就各回自己所在部队。
回到营部，我召集连排长会议，宣布参加武装起义，绝大多数连排长表示愿参加起义，服从指挥。我让勤务兵把用蚂蚱喂得很肥的老母鸡杀掉，请连排长们海吃一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宣布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天全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赵傅生、董振堂等领导下，全副武装开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当天下午，刘伯坚同志代表中央军事委员会给起义官兵讲了话。
宁都起义后第三天，部队开到距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约三十多公里的村庄整编。边章五被编为五军团某师师长，我被编为五军团某团团长。整编后不久，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根据地革命人民政府召开了欢迎大会，欢迎我们弃暗投明，举行武装起义；欢迎我们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为人民而战。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总参谋长接见了我们团以上军官。在欢迎晚会上，叶剑英给我们唱了广东戏，非常活泼风趣。同在国民党军队完全两样，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高级红军指挥员竟一点官架子也没有。
这是使我最高兴的了，在国民党军队里我最讨厌摆官架子的。我同好多人住在一座大房子里，朱德总司令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抽出一点时间到我住的房子里来同大家谈天。朱德同我们谈话很随便，不拘形式。他谈他是如何参加革命的，谈他在云南当警察厅长时每年刮地皮刮到两百多万两银元，学会了抽大烟。参加革命后，他把大烟给戒掉了。他参加革命时，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去冒险，身有高官厚禄，何必去受那份罪呢!怎么着还不够受用一辈子的。他回答朋友们说，断死了算，断不死就革命。朱德给我们讲了很多革命的道理，还讲了很多他的革命经验和故事。朱德总司令与红军官兵亲如兄弟，和睦相处，同舟共济，这在国民党军队真是想也不敢想。红军官兵平等，与老百姓鱼水相处，真是世上最好的军队。参加了红军，我才走上了革命的光明大道。过去的愁闷一扫而光，心胸豁然开朗。思想获得解放，直觉浑身有用不完的力量。
思想搞通了，再没有什么忧虑，我决心真心实意地在红军中干下去。两个多月后，调我到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参加学习。学习了一个多月时间，正赶上王明在中央根据地推行教条主义路线，说什么起义的国民党旧军官不易重用。遂通知不让我回原部队任职，要另行分配我的工作。在瑞金，当地人讲话我听不太懂，做其他工作有困难。加之北方人在那不服水土，常患病生灾的。于是我就申请回原籍河南闹革命。朱德总司令批准了我的申请，发给我六十块银元作路费，要我回河南后继续干革命。临走时，朱德同志又给我谈了话，他说中国的出路只有革命，别的是无路可选的。
我回河南路经上海时正赶上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吴松口。我在上海外滩上船时，看到江岸上到处是外国官兵，江里停泊了许多外国军舰。上海人外逃，不敢乘中国船，因中国船常遭炮火攻击，极不安全。外国船上旅客拥挤的象娃娃山，我也买不到外国船票。看到这种情况，既羞辱又愤怒，觉得活着当亡国奴太没意思了，真想同日本侵略者拼命拼死算了。但手无寸铁，也找不到中国军队。报国无门，只好找一位中国船主。别人不敢坐中国船，我是中国人就要坐中国船。我问这位中国船主：“敢开船吗?”他回答说：“只要你敢坐，我就敢开。”我说：“你敢开我就敢坐，”。我就上了这位船主的船，他的船紧紧跟在英国船后边走。船到吴松口附近，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四艘军舰正在攻打吴松口。军舰上的炮火把岸上的房子都打着火了，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人们在枪炮声中奔跑哭叫。空中有四架飞机在我们船上低空侦察，上海真象亡了国似的，我心中似吞下一碗铅汁，隐隐作痛，十分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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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豫南星火
1932年4月，我回到自己的家乡河南省确山县。在确山县火车站下车后我就急急忙忙往我的住家确山县石滚河区焦老庄赶去，走到半路上，听老乡们说有土匪抢劫，我即拐到一座山寨上临时休息，然后派人到焦老庄送信。晚上家里人带来几名持枪的庄丁把我接到石滚河镇上住下(因乡下常受土匪骚扰，极不安全)。战乱岁月，为躲避土匪，有钱的人都住在山寨上或乡镇中，养有保丁、庄丁护卫。乡下的农民为防匪、躲匪，田园荒芜，村舍不保，生活凄惨。看到乡亲人遭罪，我心里难受，就返回焦老庄，在庄上修建了一座碉堡，构筑了防御工事，使附近的村民们在听到匪讯时能来我庄避匪，有个安身之地，也算我为乡亲们做了一件好事。我父亲极不赞成我长期待在家里，光想让我外出当官，或在地方上当保安队长。当国民党的官我是坚决不干的，事实上也不容易。
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在旧社会出外作官的很少，我在国民党军队任营长，部队开拔到江西后我就有了钱，喝兵血(克扣军饷)吃马粪(马干费)，加上各方赠送(多是国民党方面对军官的收买)，不到一年时间我就往家里寄了四千块银元，这在我那个地方是没有的。由于我在国民党部队多年，担任过少校营长，又有钱，回到家乡是有影响有地位的(宁都起义参加红军的情况确山县还不知道)。于是，我就利用我的影响和地位宣传共产党如何替人民打天下，领导穷苦老百姓闹翻身求解放。我不摆官架子，同乡亲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向他们传播革命道理，讲授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穷苦老百姓当家作主人，官民同甘共苦的情况，深得家乡农民的拥护和称赞。使我苦闷的是，我回确山县后一直没有找到共产党的领导。短期内也没有共产党的人员来找我联系。
记得我从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回河南之前，在瑞金，朱德同志同我最后一次谈话时说：“你回河南老家，一定牢记着只有革命是唯一出路。”我问他：“回家后闹革命怎么干法呢?”他简单回答说：“打土豪，分田地，领导穷人闹翻身求解放。”我又问：“闹革命谁来领导我呢?”他说：“你打土豪分田地，领着穷人闹起来后党就会去找你的。”我想党没有来找我，大概是对我不了解，再则我还没有领着穷人闹起来。怎么个闹法呢!
思前想后，我决定先做好石滚河的国民党区长何振刚的工作，首先组织起农民协会。何振刚二十年代曾在河南省开封市读职业中学，接触一些马列主义思想，倾向革命。中学毕业后回到确山县，后来被委任为确山县第八区(即石滚河区)区长。任区长期间尚能体察民情，有一定的正义感。何振刚在开封市上学期间，恰赶我在国民党靳云鹗部队任连长，驻扎在郑州市。因为是同乡，何振刚去开封上学时来回路过郑州都去我那玩几天。有些寒暑假，何振刚就住在郑州我的连队里。因有此旧关系，加上他有进步思想，这是我做工作，争取他参加革命，组织农民协会的基础。
一天晚上，我到何振刚家里，同何进行了促膝交谈。从谈话中我了解到何振刚对国民党的统治和腐败不满，自己亦在官场中屡遭挫折，倍受压抑。我给他讲了江西省共产党组织农民协会，领导穷苦老百姓闹革命的情况。他听后很感兴趣地说：“咱确山要是能闹起来就好了”。我问他：“确山要是闹起来，你敢不敢参加呢?”他说：“只要共产党信得过我，我就敢参加。”我说：“咱们俩个领着农民闹起来好吗?”他说：“没人领着，怎么个闹法呢?”我说：“我先把农民骨干份子组织起来，你以国民党区长名义召集一个全区农民大会，会上我讲讲成立农民协会的意义和作用，然后就宣布成立石滚河区农民协会。”他说：“好吧，人员由你负责组织，会由我召集，会上你要讲话和宣布成立农民协会的。”我说：“君子一言，就这样定下了。开会前的一切行动一定要严守机密。”
1933年春，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发动，组织起一批农民骨干。三、四月份，成立农民协会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我同何振刚商定，立即召集全区大会，宣布成立石滚河区农民协会，会议由何振刚召集和主持，我在会上讲了话。我讲的大意是，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穷苦老百姓在官匪和地主的欺压剥削下再也难以生存下去。为了保卫自己，为了过上好日子，农民必须自己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不再受官匪的压迫和残害。怎样组织起来呢?这就要成立农民协会，象共产党在南方组织的农民协会那样。农民协会成立后可以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回来，农民分上田地，自种自吃，不再交租受剥削受压迫。我一讲，有半数的农民赞成，那半数农民或因怕事或因一时不理解，有的不置可否，有的悄悄离去。最后我们选了几十名积极分子就把石滚河区农民协会组织了起来。
石滚河区农民协会刚成立不久，还未开始打土豪分田地，就听到国民党确山县政府要预以取蒂的风声。情况一天比一天紧，许多青年贫苦农民拥戴着我：“二哥(我在族家兄弟排行老二，乡亲也随我本家兄弟叫我二哥)，你把大旗竖起来，我们跟着你，看有多少人拥着你干。”风声越来越急，不干是不行了。1933年5月，正置麦收大忙季节，我领导着石滚河区农民协会的穷苦百姓发动了农民暴动。暴动之日先把当地一个作恶多端的劣绅周老八(是我本家的八叔)打死。他占据一座山寨，欺压百姓，公开侮辱妇女，妻妾成群，人称“东宫、西宫”。打死周老八，解救了寨上受欺压的老百姓，在确山县振动很大。人称“周骏鸣领导穷人闹翻身，大义灭亲，是条好汉。”
我带领农民协会成员接二连三的又攻打了几座山寨，缴获五支手枪，四、五十支步枪，农民协会的武装发展到一百多人，参加农民协会的人也越来越多，革命的烈火以燎原之势在豫南燃起。暴动的枪声惊动了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吓得确山县城门紧闭，国民党确山县保安队不敢下乡。民间风传我在国民党军队当营长，带回几火车军队，组织农民暴动时开大会光军队就站了几十亩地；国民党确山县保安队刚开到石滚河区，看到我领那么多军队，没开枪就吓垮了。保安队员各逃生命，才免一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闻讯派出部队到确山县，对我们暴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何振刚被抓住关进确山县监牢，我同周凤贤二人连夜逃离确山县境。路上还听人传说，“周骏鸣是共产党，拉起队伍，搞起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把自己当劣绅的八叔也打死了，但可惜败了。要是不败，穷人就有好日子过了，地主老财们就再也不敢欺压老百姓了。”
1933年6月，我正在驻马店附近隐蔽听贫苦农民们传说共产党的头目王国华前不久在驻马店地区领导农民开展麦收抢粮斗争，被国民党政府通令追捕。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获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随派可靠亲友和原石滚河区农民协会中的革命骨干为我四处探寻王国华的踪迹。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王国华身为中国共产党员，要领导穷苦人闹翻身求解放，他就必然离不开劳苦大众，必然生活、工作在贫穷农民和工人之中。我正是通过这些无产阶级中的革命积极分子去寻找他。所以我很快就获得了王国华活动地点的信息。随后，我通过我原从国民党军队带回的一名护兵在驻马店镇北面的王楼村找到了王国华同志。
王国华时任中共确山县委书记，是位以革命为职业的坚强战士。他看起来有四十岁，细长身材，瘦脸，脸上有络腮胡子故人称他王老汉大胡子。但他很精神，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富有鼓动性。一见面，国华同志非常热情和高兴，他拉着我的手说：“老周哇，听说你从江西回来后搞起了农民协会，后来又领导了农民暴动，我一直在派人四处寻找你，但由于敌人追捕的紧，你我都没有固定居住地点，所以苦联系不上。今天见到你，太好了。”我激动地说：“从中共中央苏区回来，找不到共产党的领导，就象没娘的孩子一样苦闷。没有党的领导，如何开展工作呢?我想起离开瑞金时朱德同志给我讲的话，‘打土豪，分田地，领着贫苦农民闹起来，地方党就会找你的。’果真灵验，这不就找到党了吗!”
国华同志亲热地拉我坐在他身边，握着我的手说：“这下好了，我们地下党又增添了你这员虎将。”我说，“老王，我把这一年多的情况向您汇报一下吧。”国华说：“不用汇报了，你的情况我已派人全面地了解过了，组织上是信任你的。”接着，王国华同志向我介绍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中共确山县委的情况，他说：1932年6月，蒋介石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重新纠集六十余万兵力，对中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蒋介石采用逐次转移重点，各个击破的策略，首先进攻鄂豫皖、洪湖和湘鄂赣根据地，以便在得手后，再移兵大规模进攻中央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虽然进行了英勇抗击，并于七里坪重创敌军，但由于张国焘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盲目轻敌，把国民党军队当作“偏师”，不作认真的反“围剿”的准备，使红军遭受不少损失；当敌人的“围剿”不能打破时，张国焘又惊慌失措，于十月擅自率领部队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向陕南以北地区转移。由于党在白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使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根据地。
在这以前，1931年11月初，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召开的赣南根据地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翌年十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就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全盘否定毛泽东关于红军建设和作战原则、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政策等方面的正确主张，强调‘集中火力反右倾’，并取消了红军总前委机构，撤销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改变了红军和根据地的正确领导。临时中央到达赣南后，由于肃反工作扩大化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使大批优秀干部遭到错误的处理和迫害。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根据地逐步得到了完全的贯彻。这种情况在我们鄂豫皖根据地也得到大体相同的结果，以致造成全党极可痛心的损失。今年二月，蒋介石转移其主力，集中四十万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
这时，毛泽东虽然已被‘左’倾错误领导排挤离开了红军，但是，由于周恩来、朱德等坚持了正确的作战原则和根据地军民的协同努力，仍然使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取得了胜利。但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由于蒋介石加紧了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临时中央过‘左’政策的推行，给根据地造成极大的困难。我们河南的情况同其它省差不多，党的组织和工作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也遭到很大的破坏，我们党现在处在极端困难时期，急需一大批得力干部去发动群众，建立建全党的组织，开辟革命根据地，为夺取全国胜利而英勇奋斗。”我对王国华同志讲，“我虽然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就参加了红军，回河南后又闹了农民暴动，但至今还不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从当红军之日起，就决心革命到底，为穷苦人打天下，谋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因此，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王国华同志讲：“根据你的政治表现和工作情况，你已经具备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条件，组织上已决定在你提出入党申请时即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请你举起右手跟随我向党宣誓。”我站了起来，庄严的举起右手，跟随着王国华同志念道：“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永远跟党走，革命到底，坚守党的秘密，牺牲一切为党工作。”念完之后，国华同志兴奋地握住我的双手说：“周骏鸣同志，祝贺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的流下了幸福的泪水，连声说：“谢谢，感谢党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组织上对我的期望。”王国华讲，“现在国民党政府正在通辑捉拿我们俩，你不易回确山县石滚河区工作，因你在那亲朋故友较多，容易暴露自己。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汝南县水屯区工作。
水屯区人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在大革命时期，我党就在那建立了组织，领导穷人搞农民协会，闹翻身闹的轰轰烈烈。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破坏下，这个区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现在这个区我们党的力量仍很薄弱，派你去参加中共水屯区委工作，希望你能完成好这项任务。”我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即与王国华同志告别，匆匆赶往汝南县的水屯区。
水屯是个小集镇，位于驻马店镇东约十公里处，驻马店至汝南县城的公路从水屯镇中穿过。我到水屯后，很快同中共水屯区委接上关系。中共水屯区委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锄奸，即杀死我党游击队的一名叛徒。
水屯镇南不远处有个村庄叫孔庄，孔庄有位知识分子名叫孔凡仪，为人正直豪爽，在水屯区享有一定的威望。以孔庄为中心，周围几十个村庄是共产党地下活动经常出没的地方。1932年6月，王国华同志领导的麦收抢粮斗争失败后，这个地区共产党组织活动趋于隐蔽，部分党员和革命分子意志消沉。中共水屯区委领导着一支秘密的红军游击队，这支游击队二十多人，有三支驳壳枪，十几支步枪。游击队员平时在家务农，有任务时集结出击，任务完成后仍各回各家，不脱离农业生产，所以我们称它为秘密的红军游击队。王国华领导的麦收抢粮斗争失败后，中共水屯区委放松了对这支秘密红军游击队的领导，导致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组织措施不力；加上游击队员长期分散居住，没有机会统一整训，致使一部分游击队干部和游击队员纪律泛散，思想蜕化，腐败之风应运而生。这支秘密红军游击队的队长、副队长和一名叫余富长的游击队员先后同一名妇女通奸。奸情败露后，他们间产生剧烈矛盾，余富长顿起歹意，将游击队长和副队长打死，一人独霸与之通奸的妇女。
中共水屯区委让我带两名地下党同志和一支驳壳枪，尽快铲锄余富长这个败类。我们在孔庄周围转悠了好多天，寻觅不到余富长的踪迹。突一日，地下党同志从余富长家探知余富长最近几天要回家拿棉裤，他已捎信给他家里，让家里人把棉裤给他准备好，以便回家时能取上就走。我测定了他返家和出走的必经之路，决定在他拿到棉裤离家出走的路上干掉他。于是，我同两名地下党的同志立即埋伏在余富长回家取棉裤往返必经之路的一个河坡下，等了一天一夜，没有见到余富长的人影。凛冽的寒风一个劲地往我俩身上刮，趴在河坡的凹坑里，冻得我浑身发抖，手脚都麻木了。埋伏到第二天黎明时候，看到余富长急匆匆地向他住的村庄上跑去。我们做好了干掉余富长的一切准备，决定在他返回时一走上河坡就打死他。谁知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也没见余富长出来，情况似乎不太好。我就问跟我一起来的那位同志，这个庄子有多少户人家，敌我情况如何?那两位同志讲，这个庄子有十五户人家，其中十三户人家是我们的人，余下保长和另一户人家同我们共产党不是一条心。庄里的情况对我方有利，我决定到庄上去除掉余富长。
我同地下党的两位同志迅速进入庄里，经了解，知道余富长现正同保长一起呆在剃头铺里。我们立即赶到庄上的剃头铺，我让跟我的两位同志，一位在门外放哨，一位随我进去，剃头铺当门坐着一位妇女正在套棉裤，我俩没等这位套棉裤的妇女站起身来，就一步跨进了剃头铺。这时余富长同国民党的保长正坐在床上谈话，看到我俩进去，想躲已是来不及了。余富长过去认识我，一见面就先发制人，批评我说：“老周，你们上哪去了，一发生事就见不到你们了。”我想这小子死到临头还卖关子呢，看到他脸上长了很多疥疙，就随机问道：“老余，脸上怎么搞的呀，长了很多疥疙。”余富长回答说：“疥上脸，使箔卷，该死了。”我没接话，心里却说“差不多了”。
随即，我同他伙坐在那只小床上，拿着竹根烟袋就抽了起来。保长看我们去找余富长，坐了一会就起身走了。这时参加锄掉余富长的另一名地下党的同志也赶来了。我看时机成熟，就猛起身用双手紧紧地卡住余富长的脖子，对那位同志大喊一声“还不下手”。我俩飞身跃起，一人捉住余富长的一只手臂。我锁喉没有经验，卡的不死，余富长乱跳乱叫，两只手有八个手指都折断了，他还蹦跳不止。这时手枪也派不上用场了，我看到门口有一只小板凳，就顺手拿起，使足气力将小板凳砸在余富长的头上。一板凳下去，余富长的头顶开了花，血浆喷在我们二人的脸上、身上，腥气扑鼻。这下子余富长不喊不跳了，软绵绵的要倒下。我说：“差不多了，把他放在地上吧。”将余富长放在地上一看，他的两只鼻孔象茶壶嘴倒水一样往外流血，不一会就断气了。剃头铺当门坐的那个妇女吓的又哭又叫，引来了庄上的人们。庄上的人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大白天在我们庄上打死人”。我说：“我们是驻马店的稽查，打死的这个人是土匪。”
村民们听说是稽查打土匪，就都不敢再讲话了。我和同行的两名同志迅速将余富长的尸体抬出庄子。到孔庄，中共水屯区委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了杀掉余富长后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为了蒙蔽敌人，防止发生意外事故，当天夜里，我们通过国民党乡政府的内线同志集合壮丁队，拉出余富长的尸体，用绳子拴着他的脖子，拖了几里路，放了几排子枪。第二天以乡政府名义给国民党水屯区政府作了报告，言孔庄乡在维护治安时夜间打死一名土匪。水屯区政府信以为真，传令嘉奖了孔庄乡政府。
由于共产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党在白区的力量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在血雨腥风中幸存下来的极少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斗争形式由过去的半公开转入秘密的地下工作。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难以设在城镇，就迁入农村。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分散住在可靠的农民家中，即所谓保垒户的家中。吃住同农民在一起，穿戴同贫苦农民一样。白天，我们随农民一起下地干农活，夜深人静时我们走村串户，稍稍开展革命活动。
当时我们共产党的县委和区委机关人员都很少，组织制度也不健全，人员时多时少，常有同志牺牲、被捕或调进调出。共产党的县委和区委机关也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县委和区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在某个区域居住或活动，县委和区委机关就设在某个区域。由于敌人防范严密，又时常对共产党人进行搜捕，所以共产党的县委和区委机关要随机应变，不断更换地方，以防敌人的破坏。我那时经常住在孔庄周围的几个村子里，那里有一些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革命运动的贫苦农民，他们拥护共产党，支持穷人闹翻身求解放。住在某一堡垒户中，先要把应变工作做好。即观察好地形，选好藏身之地和逃脱之路。还要编好口供，如与房东是什么关系，小孩子怎样称呼我等，以防街坊邻居生疑；更重要的是防备国民党保 、甲长的清察和盘问。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父辈都是好庄稼把式，所以对农村的犁田耙地，摇楼撒种，割麦插秧等各色各样的农活都很熟悉，加之身强力壮和勤劳，白天随房东下地劳动，夜间除开展革命活动外还帮房东看孩子，因此，我倍受当地贫苦农民的欢迎和信任。这为我安全隐蔽，迅速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为了发展党的力量，联系更多的劳苦大众，我必须改变工作方式，于是决定由白天劳动夜间活动变为白天和夜间都积极开展革命斗争。有几家堡垒户作掩护和立足点，我可以脱离农业生产，去到更远的村庄宣传革命道理，发展革命组织了。为了不使敌人生疑，要有一个合适的职业作掩护。我计划装扮成一个走乡串户卖药治病的郎中，这样即能云游各地，又能接触广大民众，传播革命道理，还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和注意。我把自己的行动计划报告了中共确山县委和中共水屯区委，上级党组织非常赞同我的计划，帮我购置了药物、药袋和长袍短褂，指示我要利用卖药治病之机多联系贫苦群众，注意发觉革命份子，协助中共水屯区委尽快恢复和健全区委工作。
我接受了县委和区委交办的任务，就积极的行动起来。通过中共水屯区委，我了解到水屯区各乡的情况，活动起来心中更有数了。我穿上长袍短褂，脸上修起胡须，手里端杆大旱烟袋，烟袋杆上系只大烟荷包，还有两支黄烟穗子。肩上背了一幅大药袋子，药袋子搭肩而过，胸前和背后各有一只口袋，每只口袋内又分数只小袋，各袋分装不同药物，主要是中成数品和一些眼药水，象“活络丹”、“安宫牛黄丸”、“拔毒膏”、“狗皮膏”、“天王补心丹”、“水眼药”等常用中成药和少部分西药。药虽不齐全，但在那缺医少药、文化落后的年代，也的确能妙手回春，解除不少贫困患者的病苦。
为了卖好药，医好病，我请党组织帮我找了一些医药小常识之类的医学书籍。另外我还注意记熟了每种药品的功能与医治范围，象“活络丹”是用于通经活络、祛风化湿的，主要治疗中风瘫痪、肢体疼痛、风寒湿痹等症；“安宫牛黄丸”是用于清热解毒，开窍镇惊的，主要治疗高热烦躁，神志不清，惊厥抽搐；“拔毒膏”是用于提脓拔毒，清肿软坚的，主要治疗痈疽病疮，无名肿毒；“狗皮膏”是用于祛风散寒，活血止痛的，主要治疗腰背疼痛，四肢麻木，跌打损伤，腹胀腹痛等症；“天王补心丹”是用于滋阴养血，宁心安神的，主要治疗失眠心悸，盗汗多梦，肾虚腰疼等病症的；“水眼药”是用于清热散风，明目消肿的，主要治疗目赤红肿，迎风流泪，作痒作痛，眼边赤烂等眼部疾患。有了这些医学常识和膏丹丸散，加上我这颗救国救民的火热的心，通过治疗卖药，联络了一些进步群众，向他们灌输了穷苦人打天下翻身闹革命的道理。
经过一段的艰辛劳动，我跑遍了水屯区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在贫苦农民心中播下了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火种。伴随着群众的觉起，中共水屯区委员会也恢复和健全了组织，我被中共确山县委员会任命为中共水屯区委员会书记。中共水屯区委机关仅有两名脱产干部，即我和肖章同志，其他几名区委委员均是水屯区孔庄乡不脱产的农民。
1933年9月，王国华同志调中共河南省委员会工作，中共河南省委员会任命我为中共确山县委员会书记，另派叶县籍的兰德修同志参加中共确山县委员会工作。兰德修到确山县后，根据革命需要，改名为刘××，因他眼睛长的有点斜，群众都叫他斜眼刘。那个时期国民党反动派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不断派出军队和特务警察，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因此，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都是要严格保密的。很多党员同志不得不化名开展革命工作，象肖章同志和兰德修同志就是两个例子。肖章本姓张，参加革命时年龄比较小，党内同志都叫他“小张”，待他成为共产党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时，工作需要他改名换姓，他就以“小张”的谐音化名为“肖章”，时间长了，工作地点调动了，后来的同志们都以为他姓肖名章。
“肖章”这个名字一直被他沿用到全国解放，后来也就没再恢复原来的名字了。那时在共产党内部和党外的群众中，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不称职务，姓什么就根据年龄大小不同被称呼为老什么或小什么。我担任中共水屯区委员会书记和中共确山县委员会书记时同其他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一样，没有薪水，吃住都在党员同志或革命积极分子家中。基层党组织没有活动经费，想要搞一些什么活动，如购买宣传品、印制文件、购置枪支弹药或药品等，要靠党员和革命群众筹款。尽管生活很艰苦，环境很恶劣，但大家的革命干劲却很足，革命积极性也很高，很少有人叫苦怕累。
在我担任中共确山县委员会书记期间，确山县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各区党的组织相继恢复或建立，整个县共产党的工作和组织没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人民的心中又燃起了闹翻身求解放的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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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腥风血雨 泪洒中州
1934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员会通知我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员会委员、中共河南省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书记，随令我赴郑州市中共河南省委员会机关就职视事。
我风尘仆仆赶到郑州，在中共河南省委秘密交通员的带领下，七转八拐，来到一个小胡同中的一座僻静的庭院内。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吕文远同志接见了我，向我简要介绍了中共河南省委的组织情况和工作情况。中共河南省委委员除吕文远和我以外，还有省委组织部长张本(又名刘晋)，省委宣传部长老王(即张国诚)，是否有王国华我就记不清了。吕文远同志让我住在郑州市蜜蜂张街，租两间民房，开个小卷烟铺，以卷纸烟为掩护，秘密开展共产党的军事工作。我虽为省军委书记，只有两个兵，一个叫赵文，另一个叫小李。不久，中共河南省委又交给我一位同志，他叫王斌，原是国民党军队冯玉祥部的下级军官，穿戴整齐漂亮，给人以轻浮之感，一见面我对他印象就不太好。中共河南省委派王斌到省军委主要是想让他利用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旧关系为我们做些兵运工作。但王斌害怕吃苦，不愿离开大城市，不愿深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做艰苦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整天浮在上面，所以他来中共河南省委军委后一点实际工作也没做。
1934年秋，中共河南省信阳中心县委书记李新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叛变革命，这对中共河南省委是个很大的威胁，凡是认识李新民的革命同志都必须马上转移。中共中央决定，凡是李新民认识的中共河南省委委员都调往苏联学习马列主义或军事知识。中央已先将吕文远和张本调走，由张国诚暂时代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待中共中央派来新的省委书记后，张国诚和我即调走。恰在这时，中共河南省委机关的一位分管文件的女同志被国民党郑州市公安局抓去，但当天就放出来了。代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张国诚以为这位管文件的女同志已经叛变投敌了，应将其除掉。张国诚要我带军委的赵文和小李去执行这个任务。
因平时张国诚同这位女的工作联系较多，故由张国诚负责把这位女的引出居住地，然后由我们在隐蔽处将其除掉。当天晚上，张国诚以带其外出工作为由将该女领出，我和赵文及小李紧随其后。我衣袋内装了一把铁把钉锤，赵文和小李各携一把锋利的切菜刀。张国诚将该女带到郑州市郊河北沿距市区不远的地方，该女即不愿再往外走，眼看着该女要转回市内，若待她转回市区事情就不好办了。我剩她转身之机，飞身向前，使足平身气力，用钉锤猛击该女头部，连击几锤，该女头上七窍出血，倒地而死。我们几位同志随即将该女尸体扔到河沿下掩盖，然后迅速撤离现场。周围静稍稍的，一点动静也没有。
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对我们的追捕越来越紧，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在郑州市已无法立足，我同张国诚商量，决定立即将省委机关从郑州市迁往开封市，等待中共中央派新的省委书记来办理交接手续。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刚迁到开封市，代理省委书记张国诚即被国民党反动派缉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金钱引诱下，张国诚叛变革命，成为历史的罪人。由于张国诚在河南工作时间较长，对共产党的内部情况及组织人员了解认识的比较多，他叛变投敌后，中共河南省委和部分地市县委在短期内即遭到敌人的大破坏，许多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被敌人缉捕后关进监狱，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被敌人残酷地杀害，整个河南省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张国诚叛变投敌后，秉承国民党反动派的旨意，在河南省秘密地成立了假中共河南省委，对上蒙骗中共中央，对下疯狂地缉捕中共各地、市、县委的领导干部。敌人对其坚强不屈的共产党人残酷的杀掉，对其中共党员中的叛徒则赏以重金，倍加利用，令其组织假中共地、市、县委。张国诚亲自带领一帮国民党特务游窜各地，冒充中共河南省委与各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秘密联络员接头，在接头时即行捕获共产党人。张国诚将特务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约三人左右。但在缉捕我时，张国诚与国民党河南省的特务头子派出了五个特务行动组，计十五人之多。
因他们知道我在国民党军队任职多年，参加革命后先后亲手剪除两名共产党的叛徒，现任共产党河南省军委书记要职，如能缉捕为国民党所用，必将形成对河南省共产党组织的更大威胁。故敌人严令在缉捕我时只准活捉，不准死擒。
张国诚被捕叛变后，我即离开开封，一方面迅速通知中共河南省委和各地、市、县委中与张国诚相识的同志立即撤离，一方面想方设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我不分昼夜的奔波，使一些共产党人免遭敌人毒手，但亦有一些共产党人没有接到我的通知，被敌人抓进牢房，象代理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兰德修同志就没有来得及转移，被张国诚带领特务捕进国民党开封监狱。张国诚叛变后，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与中共中央进行秘密联系的机要交通员亦被敌人杀害，我心急如焚，但苦于与中共中央联系不上，只好焦急地等待着中共中央派人来同我们联系。
1935年春天，在小麦拔节起身的时候，我展转来到漯河镇住下，随将我的住址通知中共漯河镇秘密联络点。有一天，中共漯河镇秘密联络点派一个卖纸烟的小青年来通知我，这个小青年大约有十五六岁左右，他说中共中央派人来了，漯河镇秘密联络点请我去与中共中央派来的人接关系。为了慎重起见，我让这个小青年先去调查一下，看看中共中央派来的人住在什么地方，穿什么样的服装，吃什么样的饭，抽什么样的烟，举止行动和口音如何，与什么人有过接触等等。这个卖纸烟的小青年提只装纸烟的筐子，年龄不大，不太引人注意，卖纸烟吗，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他调查后回来向我报告说，那个中共中央派来接关系的人住在一个比较好的旅馆内，吃的穿的都不错，口音是豫东一带人的，但行迹可疑，经常有几个鬼鬼崇崇的人到旅馆后经直进入他的房间，一会又偷偷的溜掉了。我分析这情况有些反常，很可能这个所谓中共中央联络员是假的。
此地不宜久留，我决定马上离开漯河镇。恰在这时，山东省来河南工作的三名青年学生，在中共河南省委遭到大破坏后与共产党失去联系，他们穷困无法，抢了国民党军警一支手枪去当了土匪。我去漯河镇后，这三个青年学生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获得的情报，在漯河镇找到了我。因我原来知道这三个青年学生来河南时的工作情况，我在一个茶馆里见了他们。并顺便告诉他们，中共中央至今没来人联系，这几天听中共漯河镇联络站讲来了一名所谓中共中央联络员，但经调查可能是敌人伪装的。为了免遭敌人阴谋，我决定不同此人接头，即刻离开此地，另谋途径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这三个青年学生对我讲：“你还未见接头人，怎么能断定是假的呢?要是真的，我们不就失去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好机会吗?现在河南省共产党的组织遭受这样大的破坏，如不尽快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我们党的损失会更严重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明天我们三个人带上手枪与你同时与接头人见面，你去同他接头，我们在周围警戒，如有不测，我们干掉他再撤离漯河镇也不迟。”
我考虑一下说：“这样也好，明日上午八点在漯河镇西关茶馆内接头，我与接头人在茶馆进门左边靠窗第一桌见面，你们在茶馆进门左边靠窗第二桌吃茶警戒。我的手若碰翻茶杯，你们就起身将接头人干掉，然后随我迅速逃离。”山东来的三名青年学生满口答应按我的意见办。当天晚上，我通过中共漯河镇联络点将与中共中央联络员接头的时间和地点告知所谓的中共中央联络员。
第二天上午八点整，我准时来到漯河镇西关茶馆。茶馆里吃茶的人不算太多，一进门我就看到左侧窗下第一桌旁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有些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中共豫中中心县委委员兼路省委的交通，名叫马德山。我顿觉情况不妙，马德山怎么能成为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员呢?既然来了，不问清楚也太遗憾了。于是我双目直视马德山，严肃地问道：“马德山，你是怎样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又是怎样当上中共中央秘密联络员的?这次来，奉谁的指令，来找我干什么?你与我认识，接头前为什么不通报你的姓名?”马德山一看我，脸色突变，非常狼狈。我一连串的问题问得他张口结舌，无言对答。
这时我举眼看到进茶馆门左侧临窗第二桌上没有那三名山东来的青年学生，确坐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在密切注视着我与马德山。情况也很危急，我站起身对马德山说：“我今天有事，恕不奉陪，改日再见。”说罢，我即转身跨出茶馆门槛，匆匆离去。刚走出茶馆，就听到茶馆内有几个人起身追出，大声喊道：“不要走，再走就开枪了。”我看到几名特务追了出来，撒腿就向漯河镇西南方向跑去。特务们在后边紧追不舍，一边追赶，一边向我开枪射击。但枪弹只在我上下左右乱飞，不曾伤着我。这时我分析特务们是奉命抓活的，要不我早就没命了。既然如此，我就飞快的移动双腿，没命的向镇外跑去，只要能跑到镇西南的庄子里，敌人就不好找到我了。我一口气跑到漯河镇西南的麦地里，扭身看到后面仅有一名特务追了上来，且距离我很近。另外几名特务刚跑出漯河镇外，离我尚有一段路程。
我决定先把赶上来的这个特务干掉。于是，我稍放慢了奔跑速度，装作累得疲惫不堪的样子。追上来的那名特务看到我筋疲力尽，跑不动了，他立功心切，即飞速向我逼近。我待他快搂我身时，猛收步转身，飞起一拳将他打倒在地，随弯腰欲夺取他的手枪，但未能获得。这时我看他手枪中已无子弹，且一时又难以将他杀死，即不再与他争斗，转身继续向前跑。谁知我刚一转身，这个特务就站起身来用手拉住了我，我又一拳将他打倒，骂他道：“狗特务，今天老子给你做一个反共的记号。”我一跃扑在他身上，欲将他的鼻子咬掉，以给他做个反共记号。
谁知这狗特务的头左右摇动，我的嘴怎么也咬不住他的鼻子。结果我用嘴咬住了他的上嘴唇，他却用嘴咬住了我的下嘴唇。下嘴唇比上嘴唇长些，故我吃了亏，下嘴唇险些被他咬掉一块。我与这个特务正撕打时，后边的特务乘机追了上来，我听到一个特务说，“老周真利害，我们一齐动手，小心吃他的亏。”一大群国民党特务蜂拥而上，将我与之撕打的特务团团围住，抱腿的抱腿，扭胳脖的扭胳脖，不大功夫就将我和与之撕打的特务扯开。被我咬破上嘴唇的那个特务气急败坏地从另外一名特务手中拿过一支手枪，照我的腿上开了一枪。因特务头子有令，只准活捉，不能死擒，故这个狗特务没敢朝有腿骨上开枪，枪弹穿透了大腿上的肌肉。
这时附近村庄上来了许多看热闹的老百姓，众乡亲们问特务们是干什么的，特务们回答说是抓土匪的，随即从我背后猛踢我一脚。我马上向乡亲们喊道：“我不是土匪，我是共产党，是领着穷人闹翻身过好日子的。”特务们怕我再喊叫，立即用毛巾将我的嘴塞了起来，并用绳子把我捆起，用毛巾蒙上我的双眼。然后用小毛驴把我驮到郾城县国民党县党部。
这帮国民党特务捉住了我，高兴的手舞足蹈，在一起争功起来，一个特务说，要不是我找来那三名反水的青年学生，老周这条大鱼你们能捕住吗?另一个特务说要不是我上次在西华县捕住共产党郑州豫丰纱厂的头头，你们能知道共产党漯河镇的联络点吗?不捣毁共产党在漯河镇的联络点，你们能找到老周吗?十几名特务七嘴八舌的争论不休，我方知敌人设下的圈套和徐凤山、马德山及三个山东来的青年学生早已叛变革命，充当了国民党特务的爪牙。
国民党特务们将我押到国民党郾城县党部关在县党部院内距县党部办公室不太远的一间小屋里。我蹲在被关押的小屋里，不断听到国民党县党部办公室的电话铃响，有人报告特务头子说：三名特务去西华逮捕一名参加共产党的教员，特务们去到教员所在的学校，说有人来找这名教员接头，随将这名教员骗到校外的麦地里欲捕起来。这名教员很聪明，一看架势不对，就对着村庄大喊：“有土匪到学校拉人呢，老乡们快来救人呀!”这一喊不当紧，村里来了很多老百姓，用千担铁铣将三名国民党特务驱赶到麦地中间。特务们一看情况不妙，马上掏出国民党县党部的特务护照请老百姓们看，老百姓们根本不看，接过特务护照就撕碎了。
大伙举起千担和铁铣劈头盖脸地向特务们打去，三名国民党特务被老百姓活活打死，然后老百姓将三名特务的尸首扔到附近的黑龙潭里喂王八了。后来郾城县国民党县党部又派特务们去西华，再也找不到那个教员，仅看到学校外的麦地里麦子被踩倒一大片，麦地中有三滩血，也没见上次派去的三名特务的尸首。我听到这个话，高兴极了。特务们给我送来了午饭，我一口气吃掉几个大馍，气得特务们直瞪眼。这时国民党郾城县党部察觉到我押在县党部院内不合适，随将我送至郾城县看守所寄押。
特务们将我押到郾城县国民党的看守所，看守所的头头一见到我惊奇地说，“好大的个呀，用头号木枷给他带上。”特务们对看守所头头说，“这是一名重犯，我们暂时寄押在此，你们要严加看管，若是出什么差错，拿你看守所长是问。”看守所长答道，“请诸位放心，我们一定看管好这名重犯。”这时来了两名狱卒将我押进牢房。一踏入牢房门，许多犯人争相观望，有个犯人问我，“是什么犯?”我说：“是政治犯。请难友们多关照。”犯人们一听我说是政治犯，就猜到我是共产党人了。共产党领着穷人闹翻身，受到劳苦大众的拥护。看守所关押的多半是交不起租或受地主土豪陷害的穷苦老百姓，他们同情和支持共产党闹革命，寄希望共产党闹成功，以改变他们贫苦的状况。当这些犯人知道我是共产党后，对我倍加敬重和欢迎。犯人们把墙角最好的一席之地让给我躺，我没带行李被褥，晚上犯人们就把他们的衣服盖在我身上以挡寒。此时此刻，我更加体会到共产党的伟大，更加认识到共产党员为人民利益而英勇奋斗的重要意义。在患难中我品尝了难友们诚挚的阶级友爱，更激励我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看守所的牢房生活是苦涩而阴暗的，我带着一只大木枷，难以躺卧，坐在牢房的地板上，两条腿从枷孔中伸出来，脚脖子上带的铁镣叮当叮当碰的发响，浑身都觉得很不是味道。住牢房，没有钱是很难过的，不但吃不饱饭，还要经常挨狱卒和犯人头头的打，有些穷苦的犯人在牢房里住一段时间就被折磨死了。我被捕时身上仅带了几角钱，在牢房里每天只能喝点稀汤度日，若长此下去，是不能活着出去的。正当我为自己和穷苦的犯人能生存下去准备与看守所的狱卒们作斗争时，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派人到郾城县，押解我去开封监狱。
我被换上手铐和大脚镣，在国民党军警的严密看管下，乘上北去的火车。深夜时分，火车在开封火车站停下，军警们将我用警车解到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设在开封市第四巷一座民宅内的秘密监狱。这是一座砖石结构的四合院，有东、西、南、北屋，各屋是直角相连，正中是一块方方正正的场地，场地上种植有花草树木，看起来倒很雅静。四合院的大门设在南屋中间，进门后看到三个彪形大汉立在门内，一个手持一把鬼头大刀，一个手端一把大张嘴的驳壳枪，另一个跨步上前搜我的身子。看到这架势，令我好笑。心里想，我老周究竟有多么利害呀，把你们吓成这个狗熊样子。这时我听到一个河北广福县口音的人在说：“老周可是利害呀，他用板凳和铁锤就砸死了两个共产党的叛徒。”
到开封秘密监狱的当天夜里，我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内。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听到有人在说，“老周被抓来了。”监狱里关的犯人们都从各自房间的窗户内向关押我的房间张望。我看到这座监狱大约关押了三十多名犯人，绝大多数犯人我都不认识，仅有一名犯人有些面熟，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兰德修同志。嗳，他怎么也被抓进来了，看来河南的共产党组织真是被破坏的严重呀!
这座秘密监狱关押的都是共产党人，即所谓政治犯人。这些政治犯人里面有不少人知道或听说过我的名字，他们都以热情的眼光向我致意，以示问好。狱中难友们看到我没带行李，有些人乘大小便去厕所途经我窗下之机给我送来了众物，使我感受到阶级友爱和同志间的温暖。我虽为囚徒，但有这么多阶级兄弟同我关在一起，心境顿觉宽敞。过去曾听说国民党反动派最痛恨共产党军事委员会的干部，因这些共产党干部的任务之一就是千方百计做好国民党军队的兵运工作，以瓦解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反动派一旦捉住共产党的军委干部，即严刑烤打，肆意摧残，直至将其制服或折磨死。现在我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来，看来是难逃厄运的了。我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象入党宣誓时说的那样：牺牲一切为革命，严守党的机密，永不叛党。
第二天下午，典狱长将我调到关押兰德修同志的那间牢房。一间牢房有十几平方米大小，门窗上都新装了铁栏，房内连我在内关押了六名政治犯，除兰德修外，其他四名政治犯我均不认识。兰德修同志已在此关押了两个多月，对狱中敌我的情况比较了解。兰德修告诉我，中共河南省代理省委书记张国诚叛变投敌后，很多共产党干部被他出卖，残遭敌特逮捕或杀害。开封这座国民党秘密监狱先后关押了近百名政治犯人，都是共产党的叛徒领着国民党的特务队抓来的。在狱中，近期有不少同志写了悔过书就出狱了，但真正叛变投敌的是少数几个人。
我在监狱住了一个月时间，敌人对我是不审不问，使人好生纳闷。兰德修说，可能有两个原因暂不审我，一是中共河南省委的全部情况国民党反动派已从叛徒张国诚口中得知，无须再问你了；二是敌人有什么阴谋要利用你。我说：“管他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填，我是不怕国民党这些狗日的。”我们这座秘密监狱关押的政治犯人可以在狱中读《三民主义》和《唯生论》之类的书籍，犯人间可以随便谈话，生活上白面馒头可以吃饱，但不能与外界通信或接触，除大小便必须出屋到厕所外，其他时间是不准犯人离开牢房一步的。
一个多月的狱中生活过去了，几个自称是转变思想的共产党负责干部到狱中找我谈话，先谈他们是怎样由信仰共产主义转变为信仰三民主义的，后谈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说中国不象欧洲国家那样有大资本家，中国民众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最适合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委员长倡导的三民主义等等。这几个人走后不久，已经叛变革命的曾在中共河南省委军委工作过的王斌来到狱中，美其名曰：“看望我”，实际上是替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政治游说。王斌口蜜腹剑，花言巧语，极力想拉我叛变投敌。为了刺探敌情，继续开展对敌斗争，我假意迎合王斌的思想。王斌见我似有悔过之意，即告诉我，以张国诚为首的几个叛徒在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的授意下已组织起了假中共河南省委，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说‘老周若愿参加假中共河南省委，待肃清河南境内共产党后定委以高官厚禄’。王斌又说，这次派他来狱中看我，主要任务就是劝我悔过投敌，参加假中共河南省委的工作。听到王斌的话，我心中万分焦急，为了稳定敌人，我对王斌说：“事关重大，你让我认真考虑后再答复你。”王斌高兴地说，“也好，也好，您考虑考虑，我停一天再来看你，到时再答复我好了。”这时我对王斌这个可耻的叛徒真是恨透了，真想上去一拳打死他，但一则身不由己，二则小不忍则乱大谋，只好强压心中怒火，看着王斌这小子趾高气扬的走出国民党监狱。
回到关押我的牢房，我将王斌谈的情况向兰德修同志作了汇报。我俩一致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共产党的叛徒省委书记组织假中共河南省委，特别是在河南共产党遭受大破坏后又与中共中央失掉联系的情况下，这对河南省共产党的组织和中共中央机关都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的阴谋如此毒辣，必须竭尽全力想方设法予以揭露。但监狱与外界严密隔绝，情报是送不出去的。怎么办呢?敌人已经将假中共河南省委组织了起来，我们不参加他们照样干，而且没有人向中共中央和河南共产党组织揭穿敌人这个阴谋，照此下去，我们共产党是要遭受更大损失的。我和兰德修同志彻夜未眠，冥思苦想，反复磋商，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即我答应悔过出狱并参加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共产党的几个叛徒组织的假中共河南省委这个特务组织，出狱后迅速向党汇报狱中情况。
第二天，王斌又来到监狱假悻悻地看我，寒喧几句后王斌即问我：“怎么样呀?老周，那件事考虑好了吗?上头还等着我回话呢。”我叹了一口气说：“嗳，我是国民党、共产党都干过，干来干去被关到了监狱里。想起来也真够寒心的。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能否实现，我自己也不清楚。你说只要我写个悔过书，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从此为国民党工作，参加你们组织的假中共河南省委，待事成之后，给我以高官厚禄，这话可是真的。”王斌急忙回答说：“真的，当然是真的。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书记亲口对我说的，怎么不是真的呢!机不可失，快下决心吧，老周!共产党都快要彻底完蛋了，你还犹豫什么。”我说：“好吧，我只写悔过书，参加你们的假省委，其他的干不了。”王斌说：“好，好。这里备有笔和纸，请您下笔吧。”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我违心地写下了悔过书，记得大意是这样的：“我周骏鸣因年幼无知，误入歧途，经党国教育，认识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今后我愿站在三民主义旗帜下为国效劳。”写后，将悔过书交给王斌，王斌急忙收起我的《悔过书》，看后如获至宝的装在文件夹里，然后告诉我：“请您先委屈一下，在此暂住几日。待我将你的情况向国民党省党部汇报后，再接您出狱。”我说：“好吧，你办事可要快点哦，要不然我就不干了。”王斌赶忙说：“不要急，很快就会安排好的。”
过了没几天，王斌又来到监狱，他一见我的面就作揖打拱，嘻皮笑脸地说道：“恭喜你呀，老周。上峰对你回心转意倍加赞赏，现有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委派你为中共河南省委(当然是假中共河南省委)特派员，令你即刻赴郑州市北下街43号院与一位姓邓的先生取得联系，接头暗号是：你见到那位姓邓的先生先说：“一直盼有一个好天气，篮天的云。”邓先生回答是，“我也是这么想，青天白日。”我想，只要放我出去，我会揭露你们的阴谋诡计的。心里虽是这样想，口中却应付道：“谢谢你了，王斌。请转告国民党省党部长官们，我周骏鸣一定不负厚望。王斌，来日方长，我不会忘记你的。”王斌哈哈一笑，“好说，好说，你我过去是同志，现在不还是同志吗。这里有去郑州的路费，见到邓先生，他会告诉你以后的行动方案的。今后有什么事，只能通过邓先生与我们取得联系。请记住，你的工作情况将随时有人向我们报告，希望你好自为之。但愿我们能密切配合，以死报效党国。”我说：“承蒙老弟赐教，我会好自为之的。咱们后会有期。”王斌讲，“你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即动身去郑州。祝你一帆风顺，再见了，老兄。”
当天夜里，我把王斌让我明早出狱去郑州找邓先生接头的情况向兰德修同志作了汇报。兰德修说，“看来敌人并不相信你，让你去郑州找邓先生，其中必有文章。为了不引起敌人更大的怀疑和进一步了解敌人的阴谋，你必须于明早赴郑州找邓先生联系。在与邓先生联系之前，你不能私自采取任何行动。见到邓先生后，无论是摸清或摸不清敌情，一定要尽快摆脱敌人的监视，迅速找到我们党的幸存同志，向中共中央和河南地下党报告狱中的情况，揭露敌人的阴谋。根据我了解的情况，郑州接头的这位邓先生很可能是不久前中共中央派往河南省就任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的邓一飞同志。邓一飞来河南，叛徒冒充中共河南省委同志与之接头，在接头时敌人将邓一飞逮捕。邓一飞入狱不几天，即获释出狱。这使我非常纳闷。邓一飞曾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过去多次被捕入狱，在敌人金钱引诱和严刑烤打下都毫不动摇，坚贞不屈，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这次邓一飞出狱，一没出卖革命同志，二没干危害革命的事，他究竟是否叛变革命，现在尚是一个谜。你若是与邓一飞接头，在谨慎从事的情况下也一定要想法摸清他的底细。如邓一飞确实叛变革命，应设法报告中共中央；如邓一飞没有叛变革命，则我们河南党在危急中又得到一名优秀干部。老周哇，你肩负着揭露国民党组建假中共河南省委和恢复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的重任，出狱后一要谨慎，二要保重，我们党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你可一定不能出事呀!”说着，说着，兰德修同志已泣不成声，我俩都动了感情，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象一对生死离别的患难兄弟。
第二天一早，我带上王斌交给我的几元路费，步出开封国民党秘密监狱，匆匆登上西去的列车，向郑州驰去。
当天上午我即赶到郑州，根据王斌提供的地址和联络暗号，我在郑州市北下街的一个小弄堂里与邓先生接上了头。果然不出兰德修同志的预料，这位邓先生正是前不久中共中央派往河南任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的邓一飞。邓一飞象过去作共产党地下工作时一样，在小弄堂里租了两间平房。房间里空空如也，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别无他物。接上头后，邓一飞开口对我说，“是你来啦，老周。咱们都当了国民党的官，还没吃午饭吧，我先请你到馆子里吃一顿再说。”我俩七拐八转，摆脱了尾随的特务，在一个餐馆里找了个单间坐了下来。
邓一飞要了几个菜，拿起筷子指着菜说，“来，吃吧，老周。吃着说着。”我一边吃饭一边冲着邓一飞说，“小邓，听说你是个坚强的共产党干部，怎么也悔过出狱，当上了国民党的官了。”邓一飞叹了一口气，“嗳，真是一言难尽呀。老周，你不也是条硬汉子吗?怎么坐了几天牢就变成软蛋了。”我说，“软蛋也是要当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吗?”邓一飞说：“什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不但悔过，还答应加入国民党组织的假中共河南省委，真是混蛋极了，怎么还有脸到郑州找我。”我哈哈一笑说：“骂的好，骂的好。你既然这样革命，为啥不在狱中同敌人战斗到底，搞什么悔过出狱。咱俩半斤对八两，一个莫说一个。有种的继续同国民党干。”邓一飞说：“说的好，咱俩携起手来，揭露国民党组织假中共河南省委的罪恶阴谋，同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谁若对革命三心二意，任凭剪除。”接着，我同邓一飞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中心任务是尽早除掉共产党的叛徒王斌等人，迅速找到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汇报中共河南省委惨遭破坏的情况，揭露敌人的阴谋，恢复中共党的各级组织，把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入乡村，拉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争取早日创建革命根据地，使自己有个立足存身之地……工作计划制订后，我俩又规定，通讯密码，即在明码电报数字的首尾加上不同的数字组成新的数码，在通信联络时将这些密码用米汤水写在纸上，阅读时把写有密码的信纸放在碘酒溶液内浸泡一下即显出密码。一切研究就绪后，我和邓一飞就在郑州分手了。邓一飞去豫北各县联络，我于当天下午就悄悄的离开了郑州乘火车向豫南的确山县驰去。
火车在漫漫黑夜中向南飞驰，我透过灰蒙蒙的车窗玻璃，看到贫饥的中原大地上闪现着点点灯灯。黎明时分，火车停靠在驻马店火车站的站台上。下一站就是确山火车站了，我忽然改变主意，决定提前在驻马店站下车，以防在确山这个家乡站遇到熟人，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从驻马店火车站下车，没作任何停留我即匆匆赶到柴古洞南边的杜李庄我六叔周凤祥家。我的这位六叔很可靠，他家是我做中共地下工作时经常歇脚和居住的地方。六叔周凤祥见到我风尘仆仆的赶来，欢喜非常，一把将我拉进屋里说：“嗳呀，贤侄，你怎么这时回来呀!外边的风声(指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缉捕)可紧啦。”我急切地问道：“六叔，徐中和出问题了吗?”周凤祥答道：“没有哇，他整天在确山县城里吃吃喝喝，听说最近还讨了个小老婆，国民党不怀疑他，还跟他在一起玩牌啦。”徐中和是确山县知名的地主，他本人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中共党员，为了革命事业及工作上的需要，徐中和一直在确山县隐蔽很好。他表面上生活腐化，同国民党上层人物打的火热，根本没有一点进步的样子，因此从没引起敌人的怀疑和注意。我们共产党方面只安排在他家中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人员接头，从不派他其他工作，故这个秘密联络点从没遭到敌人的破坏。徐中和的二弟徐子荣也是中共早期党员干部，当时被国民党缉捕关在北平监狱已五年了。听六叔说徐中和没出问题，我异常高兴，冲着周凤祥说：“六叔，这太好了。请你立即去徐中和家探下虚实，如果徐中和真没出问题我就同他取得联系。去时一定要谨慎从事，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徐中和家住在确山县城东北四公里处的傅楼村，离我六叔周凤祥的家不是太远。我六叔周凤祥装扮成走亲戚的模样去到傅楼，从傅楼熟悉的村民中证实徐中和没发生问题，而后周凤祥见到了徐中和同志。六叔周凤祥回来后告诉我，“徐中和没有引起敌人怀疑，他听说你回来了很高兴。他让我告诉你，王国华从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开会回来了，请你尽快到他家面谈。”听六叔一讲，我心里顿着暖融融的，浑身上下感到有一种使不完的劲。
告别了六叔周凤祥，我在夜幕的掩护下来到了傅楼村徐中和的家。
徐中和家座落在傅楼村一座砖瓦结构古朴典雅的四合院中，在中国的富裕阶层中拥有这类房屋的人很多。月光下我叩开了徐中和家门楼下的两扇大木门，徐中和从庭屋里迎了出来，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右手，兴奋地说，“老周，你回来的好呀!快坐下谈谈你和省委的情况，我们这段听说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很多领导同志被敌人逮捕，生死不明，大伙心里急的慌呀!”我听徐中和一讲，泪水止不住噗噜噜往下掉。见到了亲人，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劫后余生，在革命战友面前真想大哭一场。徐中和看到我这幅悲伤的样子，忙拉我坐在凳子上，安慰我说：“老周，不要伤心，你回来了不就很好吗，咱们有话慢慢地说，革命越是艰难，身子骨越是要硬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要哭坏了身体，先喝杯家乡的水吧。”我双手接过了徐中和递过来的茶杯，喝了一口热茶，顿觉爽快了许多。我说：“中和，我总算是找到你们了。省委机关遭叛徒特务破坏后，代理省委书记张国诚被捕叛变投敌，带着一帮国民党特务四处捉拿他认识的共产党人。今年春天我在漯河不幸被敌人捉住，押送开封国民党监狱。在狱中我严守党的秘密，没有向敌人低头。前不久，我和同狱关押的兰德修同志探知国民党已利用张国诚、王斌等共产党的可耻叛徒组织了假中共河南省委，妄图蒙骗中共中央和河南各地、市、县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将河南共产党人斩尽杀绝。为了挽救革命，揭露敌人的这个罪恶阴谋，我同兰德修同志商量，在与狱外关系隔绝的情况下，只有假悔过、假答应参加张国诚和王斌等叛徒组织的假中共河南省委，以此为条件换取出狱。出狱后我在郑州找到了邓一飞同志，他的情况同我差不多。邓一飞去到豫北寻找党的组织，我就回到了豫南。听我六叔周凤祥说王国华同志已从中央苏区回来，请你尽快找到他，我要向他汇报上述情况，并商量恢复和发展豫南共产党组织的计划。”徐中和听后稍作考虑即回答说：“省委遭破坏后，很多同志被捕被杀，各地县党组织亦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州大地。一些坚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渐渐退缩了，河南省党的力量空前的削弱，革命确实到了紧急关头。危难之中方显现英雄本色，真正的革命志士和坚强的共产党员应临危不惧，用生命和鲜血去谋取人类的解放，去谱写共产主义的乐章。骏鸣同志，你应立即同邓一飞取得联系，诱杀叛徒王斌。我将把你的情况迅速向王国华同志汇报，国华同志那有什么指示我会马上通知你的。你这段时间不要外出露面，就住在我的家中静侯，正好也休息一下。”我说：“好吧，就按你的意见办，我马上给邓一飞写信，你也要快点向王国华汇报，我可是个急性子呵!”
我以毛笔蘸米汤水用密码给邓一飞写了一封信，内容大意是：我已平安抵达确山县，工作尚未开始，请邓一飞设法怂拥王斌来豫南视察，就说我在豫南为王斌等人组织的假省委工作成绩显著，希望王斌能来豫南巡视指导。最好邓一飞能倍同王斌一起来，以便及时同我取得联系，选取有利时机剪除王斌。如此计可行，要邓一飞将王斌来豫南的时间写信通知我，我好早作准备。时隔不久，我即收到邓一飞的回信，邓一飞在信中说：“王斌对你不太放心，他说观察你一段再说，既然王斌不去豫南巡视，我就怂恿他去豫北巡视，王斌已答应同我一起去豫北各县巡视。我待王斌去豫北后，安排豫北地下党组织干掉他。”后来听邓一飞讲，王斌同邓一飞到豫北后，我地下党的同志安排好在某日晚上除掉王斌，但因执行除奸任务的同志临阵紧张，王斌刚进大门就发觉有危险，转身即向野外跑去。晚上看不清楚，同志们追上院子照着王斌的身影打了几枪未能击中，结果王斌跳到渭河里跑掉了。1943年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有一次同王从吾同志在一起开会，我知道王从吾是豫北人，就问他1935年夏季豫北地下党安排剪除叛徒王斌的事，他谈的情况同邓一飞谈的情况差不多。王斌后来窜到北平，邓一飞为除掉王斌也去到北平，但终未能找到王斌这个叛徒。这是后话。
1935年2月，赴江西瑞金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二苏”代表大会后转入中央党校学习的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中共确山县委书记王国华获悉中共河南省委遭受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的情况后，心急如焚，遂与叶县参加瑞金“二苏”代表大会的段永健商量返豫之事，后经组织批准，他俩毅然离开江西，辗转杭州、上海、郑州等地，回到故乡确山县。王国华通过参加“二苏”大会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及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奠定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基础。特别是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随中央苏区留下的红军部队打了三个月的游击，初步实践了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游击战术。
王国华的双脚一踏上确山县的土地，就积极寻找中共地下组织，离家仅几公里路程，他也没有回去探望老母和妻子儿女，而是急匆匆地赶到汝南和孝找到中共区委书记刘茂林同志，几经周折，很快与肖章、王国平、康春等地下党同志接上关系，召开了共产党员会议。这时，国民党政府探知王国华返豫抵确，即在驻马店和确山县城附近贴出告示，以三千块银元悬赏捉拿王国华，王国华对此不屑一顾嗤之以鼻。针对中共内部存在的悲观情绪，王国华鼓励大家“越是困难，越得硬着头皮干才行”。大家表示，要战胜一切困难，尽快把确山、汝南、正阳、信阳边区党的工作开展起来。在王国华、肖章、王国平等同志的努力下，上述四县边区部分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整顿。
1935年5月，王国华到确山县傅楼徐中和家了解在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后党员的联系情况，要求徐中和尽快将这个豫南特委联络站恢复起来。正巧，碰上中共鄂豫边工委委员张旺午也从泌阳县来傅楼徐中和处找上级组织接关系，两人一见如故，交谈了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后的情况，沟通了豫南、豫西南党组织的联系。从傅楼回去的路上，张旺午恳求王国华到鄂豫边一趟，王国华则随张旺午到唐河毕店找到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张星江与王国华在“二苏”代表大会期间相识，会后张星江先回鄂豫边区。两人见面后，王国华向张星江传达了陈云在中共中央党校结业时关于“扩大游击队，牵制敌人，打击敌人，创建根据地”的指示。张星江说：“我送红二十五军去陕南，他们也是这样鼓励我们，我们正计划发动游击战争，如果把两个拳头捏在一起，就更有力量。”他们一致认为，在目前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决不能悲观失望，一定要把党的组织保存下去。但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保存党的组织和力量，比过去革命高潮中扩大党的组织和力量更加困难。
徐中和将我的情况向王国华汇报后，王国华没有立即同我见面，原因可能是中共河南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我又刚从国民党监狱中悔过出来，虽自言负有揭示国民党反动派组织假中共河南省委的重要使命，但仅是我一面之辞，要破除疑虑，必须查证落实。王国华的态变令我极不愉快，怎么连自己的同志都不相信呢!为了弄清事实和证明我不是叛徒，我请求组织审查我的狱中表现和出狱后的情况，并写了一份很详细的工作汇报托徐中和送交王国华同志。王国华看了我的工作汇报，又作了一些调查，最后确信我没有叛变革命才到傅楼徐中和家中来见我。我同王国华在一起对当时河南地下党遭受大破坏后的严重形势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析，认为最首要的任务是保存党员，发展组织，纯洁党的队伍，建立革命武装。王国华向我传达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瑞金“二苏”代表大会精神。最后决定，我们到鄂豫边区找张星江联系，共同商量下一步的革命工作。
1935年8月间，我和王国华、王国平(王国华的胞弟，又名王春义)三人同去泌阳县寻找张星江同志。当时，中共鄂豫边区工委没有固定的机关，吃住、开会或接头都是依靠群众掩护。泌阳县以东的侯庄、张楼和靳庄一带是中共鄂豫边区工委的活动中心之一。侯庄有个候太俊，张楼有个马长富，他们两家实际上已成为党的地下联络点，而且保密工作做得好，始终没有被敌人发觉。
那时能找到这种地方闹革命是很难得的，我们三人在张楼村的马长富家找到张星江和原中共鄂豫边区工委组织部长张旺午后，由张星江主持，在马长富家前面一块高梁地地头上开了一个会。我首先把共产党河南省地下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我和兰德修同志在狱中的斗争及我出狱的目的和出狱后的工作向与会同志们作了详细汇报，并建议在敌我情况没有弄清楚之前，断绝同中共河南省委的横向联系，以免使中共鄂豫边区工委受到连累。接着，王国华将我的情况向同志们作了进一步的介绍。大家在一起分析研究了目前面临的严重形势，制定了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的计划，把中共河南省委同中共鄂豫边区工委合并为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张星江任中共鄂豫边区省委书记，王国华、仝中玉、张旺午和我均为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委员，仝中玉负责组织，王国华、张旺午负责宣传，我负责军事。我们坚信：“只要能够保存党的干部，就能保存党的组织；能够保存党的组织，就能保存和创建革命武装。只要不为反动派彻底摧毁，迟早总要创造出新的革命力量”。张星江坚定地说：“瓜儿离不开秧，孩儿离不开娘，受苦的人们离不开共产党，咱们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把党的旗帜高高举起，也要烧红鄂豫边!”张星江、王国华、王国平都曾到中央苏区参加过会议或学习过，他们传达了朱德总司会关于要抓住山区，抓住敌人“三不管”的地方建立红军游击区，进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迎接全国抗日高潮到来的指示。中共中央指出，把秘密恢复党的组织与领导群众斗争相结合，建立农民赤卫队，发动游击战争。朱德总司令在瑞金听了王国华汇报在豫南驻马店周围组织红军游击队的情况时指出：“游击队在驻马店周围是最危险的地方，敌人还没有发觉你们。要是发觉，一个团不行，用两个团，总要想法把你们消灭。要把游击队拉到山区去，拉到“三不管”的地方，去生根发展!”。省委根据朱德总司令的上述指示，决定把恢复党组织，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的重点放在确山、信阳、桐柏、泌阳四县交界的山区，这里是大别山和桐柏山的交叉处，山高林密，连绵起伏是国民党统治薄弱，四县政权鞭长莫及的地方便于共产党隐蔽发展。加之山区匪患猖獗，豪强割据，劣绅压榨，人民群众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是我们发展革命武装，建立红色根据地或游击区的理想之地。
这次会议很快就结束了。因为那时情况复杂，每次开会时间都比较短，需要研究事情时省委委员就聚在一起，事情议完就各回各处，且尽量减少开会次数，以免引起敌人怀疑。当党委书记的只是召集会议，提出问题让委员们讨论，讨论问题也很简单，很实在，很少有长篇大论。讨论后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形式进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大家没有闹过矛盾，省委的一班人患难与共，肝胆相照，一直团结配合的很好。这次会议结束时，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迅速恢复党的组织，尽快把群众发动起来，建立起红军游击队，干掉反动分子，在桐柏山区打出一个立足之地。
桐柏山区，纵横百余里，它南接鄂北地区，北靠豫中平原，西连南阳盆地，东临平汉铁路，境内山峦起伏，地势险要。自辛亥革命以来，这块战略要地一直是军阀混战的重要场所。持续多年的兵燹匪祸，使农村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几乎变成万劫不复之地。这里是地道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文化落后，土地瘠薄，封建地主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尤为残酷。1933年春荒中，这一带十分之八的农民没有饭吃，卖妻鬻子，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当时民间就有“刮(国)民党万税”，以及“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造反，免丁免款”的民谣广为流传。贫苦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有的组成抢粮队，有的结成“乞丐团”，抢地主富商的粮食财物，“吃大户”。有些无业农民“揭杆”而起，挺而走险，在“绿林”中寻求生路。长期的自发斗争，使这一带群众养成憨直、醇厚、义气、敢于冒险的强悍民性，若能得到共产党的正确引导，他们将成为一支坚强的生力军。
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很多人(“七•七”事变不久，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就桐柏山区共产党活动区域初步调查，民间拥有各种长短枪四十万余支)，除地主豪绅掌握一部分“合法”武器外，相当一部分“非法的黑枪”流散在土匪手中，其大股者如王泰、崔日旦、肖六少等，人枪数千，经常绑押肉票数百，奸淫烧杀，抢劫财物，无所不为，危害甚烈，但首当其冲的还是地主豪绅。豫南的国民党驻军正忙于围剿鄂豫皖苏区，对桐柏山区无暇顾及。地主豪绅的武装，不得不首先对付土匪的威胁，但他们都是自筑土围子，户族之间亦矛盾重重，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既消除不了匪患，又加速了部分中小地主的破产，加剧了阶级矛盾的激化。这种复杂的时代背景，也为我们共产党人在这里发展革命武装，利用矛盾，开展游击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早在大革命时期，桐柏山区受豫鄂两省城市工人和学生运动的影响，共产党的组织在各县即有了根基，并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开始，共产党在桐柏山区曾发动多次武装暴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27年秋的确山县刘店暴动；1927年11月的信阳县四望山暴动；1930年7月的桐柏暴动。这些有成千上万农民参加的武装斗争虽然历时不长即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但共产党打击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革命主张却深入人心，被唤醒的民众再也不甘任人宰割。此后，各地零星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1934年间，唐河县东部和桐柏县西部的农民“赤卫队”开展了抢粮活动；1933年确山县东区水口集五、六百穷苦挑担群众组成“扁担会”反对落地捐的罢市斗争；1934年信阳北乡有数十名青年参加的“牧童队”破坏平汉线铁路交通的斗争；1933年豫南春荒时，确山、信阳等县共产党组织发动了抗租、抗税、分粮、抢粮运动，仅确山县就“爆发过三十次以上的分粮抢粮斗争。”这些有组织的或自发的群众革命斗争，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与此同时，鄂豫皖、鄂北等地的苏维埃运动亦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这个地区。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五军奉命西征，途经桐柏与当地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此后，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军亦多次来桐柏山区活动，并留下部分伤员在乡间秘密坚持革命斗争，从而更加激发了当地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仰，对红军的神往。
1935年8月西张楼村中共鄂豫边区省委第一次会议后，我同王国华、王国平根据会议精神，到了信阳、桐柏、确山、泌阳四县交界的“三不管”地区。王国华、王国平到确山县石滚河东侧的焦老庄一带开辟工作，住在我五弟周春鸣家里，不久建立了中共焦老庄支部，发展陈国典等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同时，王国华还在石滚河、孤山冲、瓦岗等地恢复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建立了中共确山县石滚河区委，组织了以周凤贤为首的焦老庄自卫队，打通了从焦老庄、石滚河直通泌阳的交通线，使确山、泌阳、桐柏三县边界的群众斗争连成一片。我到信阳县吴家尖山开辟工作，住在吴家尖山东北约二公里的王老庄一个叫吴元昌的穷亲戚家里。当时最困难的是找一个掩护我们干革命的地方，这很不容易。如果我们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抓去后不被处死也得坐牢，往往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而掩护革命同志的人家甚至比被掩护者遭秧更重。反动派的这一手非常狠毒，给我们开展革命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信阳县的吴家尖山，是一座山间小集镇，该镇座落在一座拔地而起的园锥形山脚下，故名曰尖山。尖山镇位于桐柏的支脉铁幕山的南麓，与桐柏县和确山县境接壤，远离各县县城和铁路、公路线。这个地方三面环山，地处偏僻，贫苦农民多以卖柴为生。土地革命初期，这里就开始有共产党的活动。1928年春，以吴仁圃同志为首的中共尖山支部曾收留和掩护过一批因信阳四望山暴动失败而无处藏身的共产党的干部，使他们能继续在信(阳)桐(柏)边区开展共产党的地下活动。
王老庄座落在尖山镇东北面的铁幕山下，村子很小，仅有几户人家隐秘在茂林之中，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落脚的理想地方。吴元昌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一座依山建造的泥土小院内仅有两间房屋，做饭居住均在里面。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夜晚，我头戴斗笠，身披一件旧蓑衣来到了吴元昌的家。我对吴元昌说，国民党反动派要抓我，在确山待不下去，到这山里面躲避一时。吴元昌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仇恨地主劣绅对穷人的压迫剥削，有正义感，他愿意我在他家住下。第二天上午，吴元昌即上山砍了一些柴草和树木，在他家的院子里临时给我搭了个草棚，把我安置在里面住下。白天，我帮助吴元昌家种地，砍柴；晚上，我就开展革命活动，了解情况，物色贫苦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吴元昌的大儿子叫吴恒文，当时已参加革命。吴元昌的二儿子叫吴恒秀，也看不惯暗无天日的世道，晚上经常和我睡在一起，问这问那，我就讲一些历史上打富济贫的故事给他听，讲我在江西中共中央苏区的所见所闻。吴恒秀对打土豪分田地的事很感兴趣，常常问我：“骏鸣哥，红军啥时候才能来咱这里?咱们这啥时才能过上好日子呀?”我看时机基本成熟，就进一步向他讲“穷人要翻身，就得闹革命”的道理。在吴恒秀树立起翻身闹革命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信念后，我及时吸收他参加了革命队伍，并通过他和他哥哥吴恒文全面了解了附近村子有几家地主，哪个地主压迫穷人最狠，哪个稍次，群众最痛恨谁等情况。
吴恒文见我到处联络积极分子，就向我推荐了一个叫汪心泰的人。汪心泰在王老庄西北不远的小石岭村居住，家庭贫寒，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班长，后被我鄂豫皖红军俘虏，经红军教育后释放。汪心泰被红军释放后即返家务农，但他对红军的教育一直没有忘，拥护共产党的政策，经常向乡亲们念叨红军专打富济贫，领导穷苦人闹翻身，是无产阶级的队伍。汪心泰的父亲六十岁上下，在村里颇有威望，群众很尊重他。这位可敬的老人对封建迷信、歪门邪道都不相信，受其儿子的影响，唯独相信共产党。这种家庭对我们发动群众闹革命是很有帮助的。我同汪心泰接触了几次，发现他有一定的阶级觉悟，乐意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经过一段观察和考验，就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我又同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当时居住在吴家尖山的吴仁圃同志取得了联系。有了这些共产党员，我们就在尖山一带建立了中央尖山支部委员会，由汪心泰任党支部书记。打这以后，尖山、小石岭和王老庄就成为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开展活动的重点，张星江、张旺午、王国华、王国平等同志经常到这个地区来，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扁担会，展开抗交柴禾税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当地联保主任。
1935年11月，中共鄂豫边区省委在吴家尖山吴仁圃家开会，集中研究建立群众工作基点和成立红军游击队的问题。会议分析了豫南、鄂北过去成立部队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不一定要经过广泛的群众斗争，不一定要经过斗争的最高形式武装暴动，也就是革命武装不尽然都是一定要从武装暴动中组织起来。大家看到，眼下由大规模群众斗争转为武装起义的途径来建立革命武装的可能性很小，必须打破常规，转变作法，以直接组织游击队为中心任务，布置和开展游击战争。省委书记张星江在会上坚定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有组织、有纪律、有广大群众拥护的革命者，一定能走出自己的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于是，会议顺利通过了立即在桐柏山区组织红军游击队的决议。
中共鄂豫边区省委1935年11月在尖山吴仁圃家开会之前，豫南桐柏山区的游击战争即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准备时期。1933年底，中共鄂豫边区工委书记张星江和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王国华两人作为两地党组织的代表，赴江西省参加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并列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这期间，中共中央对鄂豫边区的斗争有明确指示，要求中共鄂豫边区工委把秘密恢复党的组织和领导群众斗争相结合，建立农民纠察队(赤卫队)发动游击战争。张星江和王国华还聆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关于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1934年4月，张星江回到鄂豫边区，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特别注意搞武装斗争”。
1934年5月至8月，中共鄂豫边区工委先后在桐柏山主峰太白顶、桐柏县平氏后洼村和泌阳县侯庄召开会议，研究发动武装斗争，准备“用游击战争去消灭反动势力”。1934年秋，中共鄂豫边区工委宣传部长仝中玉到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讲到中共鄂豫边区工委将把开展武装斗争作为今后工作发展的主要方向，并“选定桐柏山区作为将来的游击区。”这些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
1935年6月，张星江、仝中玉在桐柏县境的白栋洼召开会议，再次讨论发动游击战争问题。会议还请在这里养伤的红二十八军一位连长讲授了游击战术。次日拂晓，会议刚要结束时，突遭国民党地方民团包围，唐河、泌阳等县共产党的负责同志及七名红二十八军的伤病员共十一人被捕，那位讲授游击战术的红二十八军的连长牺牲。中共鄂豫边区工委的游击战争计划，一开始实施就遭受严重挫折。
中共鄂豫边区省委成立后，即把“夺取地主豪绅武装来武装自己，开展游击活动”作为党的中心任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从过去多次武装暴动失败的血的教训中，认真探索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形式和方法，认为，首先将从组织小型的游击队开始，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积小胜成大胜，这比盲目地大规模地武装起义更易于成功。其次，必须选择好游击根据地，即在偏辟的山区，所谓“三不管”地区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根据这一指导思想，省委确定以桐柏山支脉铁幕山区为开辟游击战争的基地。这里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回旋余地大，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较为薄弱，国民党的正规部队鞭长莫及，是小股游击队生存发展的理想地带。其三，在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时，可以尽量摧毁国民党基层政权，而不急于建立革命政权，让根据地表面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实际为共产党控制，这样可以使红军游击队少受拖累，更能发挥其机动性。其四，在游击战术的运用上，开始阶段，主要以分散的个别地主武装为打击对象，避免与集中的、力量较大的反动武装作战。平时游击队可以集中行动，昼伏夜出；形势紧张时，游击队又可以分散行动，夜聚明散；或转移外地活动，不因守一隅，机械呆板。这些从实际出发确立的游击战略方针，反映了中共鄂豫边区省委负责同志通过总结多年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而变得更加成熟起来，为后来指导桐柏山区的游击战争奠定了胜利的思想基础。
（连载一 .1/3）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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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骏鸣回忆录
新四军著名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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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8日至4月21日，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寻访团，对鄂豫边地区纪念馆和历史纪念地进行寻访调研。
现将周骏鸣口述，李兴俭整理"周骏鸣回忆录"(1902一1938)供此次寻访学习参考。注：未作校对，有缺页及错别之处请谅解。——周东延（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二师分会原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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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73︱新四军著名将领周骏鸣回忆录之一（1/3）
红色记忆74︱新四军著名将领周骏鸣回忆录之二（2/3）
红色记忆75︱新四军著名将领周骏鸣回忆录之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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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尾语
新四军著名将领周骏鸣(1902-2003)，是开辟豫鄂边区桐柏山、淮南和淮宝三个根据地领导人之一，曾参加北伐战争、宁都起义、半塔保卫战、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曾先后任红五军团团长、河南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团长、二师参谋长、新二师师长、华东军区第二书记等职。在他长达30年的军旅生涯中，多次临危受命而屡建功勋！他的百年峥嵘岁月，他的红色征战传奇，历久弥新，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 朱祖阳（北京）
本文美编制作：Z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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