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劳动：兜售欲望】系列一 青贫时代 酒店小姐筑梦踏实

酒店林立的林森北路一带，许多商店贩卖各式带有浓重小姐味的商品，例如“角色扮演”服装、高跟鞋与首饰。（摄影：陈逸婷／设计：Prince Liaw）

【作者按】作为性劳动专题的第一篇，本文整理三位介于23到26岁年轻小姐入行原因与她们入行前后的经济状况做简单的整理后，放在台湾社会当前的劳动环境之 下进行分析与讨论，劳动弹性化的现象日益严重，房租、学贷等经济问题直接冲击了刚离开校园、进入社会的新鲜人们，造成了“青年贫穷化”的恶果，年轻小姐们也遭遇同样的处境，而职业与收入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个人选择”，而是结合了性别、阶级的复杂议题，需要被摆放在社会的大架构之下理解、考察。

甜心的故事

24岁的甜心（化名），大学学历，就读大学期间本来在餐厅跟家教打工，两者相加最拼最多可以月入16K，后来因为想找酒吧服务员的工作，于是开始把自己的资料登录在人力银行网站上面，过后，就有酒店经纪来电询问陪酒意愿，当时还是学生的甜心并不特别排斥与她口中的“经纪哥哥”约谈面试，由于经纪人对酒店上班的状况说明坦白实在，直接表明会喝酒、被吃豆腐，至于性交易就看小姐个人能否接受。

第一次看了店家，甜心对店家的印象还不错，便答应开始上工，经纪人带着甜心到美发院化妆、弄头发。访谈时甜心拿出手机翻着照片喜孜孜的给我看前后差异，原本乖巧的学生妹头，在美发师的巧手之下，下一张照片变成了发尾微卷的艳丽女人。

甜心也向我展示她在酒店休息室等待的照片，由铁制置物柜堆叠出来的高墙，中间形成狭窄的通道，灯光明亮，照片中的甜心笑容灿烂。甜心说，每个小姐都有专属的置物柜，用来置放私人物品。有时候，甜心来得早，她会对着休息室里面的镜子自拍，发给客人说“你看我今天多可爱，要来看我吗？”

其中一位受访小姐上班时的手提包以及里面随时用来补妆的用品。（摄影：陈逸婷）

目前甜心在酒店的月收入是10万到30万元之间，她在毕业九个月后，就拿了20几万元的现金到银行，把大学学贷一次缴清，这些现金——甜心补充：在学时期就赚到了。

凯特的故事

身高将近170公分的凯特（化名），23岁，有着周迅般的脸蛋，高挑的身材，带有猫般的神祕气息，让她一直都是驻足街头酒店经纪的心头好，走在台北车站、西门町的街道上，总是不乏经纪人前来询问工作意愿。

2014年底，凯特除了担任宠物美容工作的学徒以外，靠着自己的美工方面的技能接案维生，有一天却意外碰上了一只被主人抛弃的狗，因为这只狗而多出单笔一万多元的医疗花费。为了支付这突如其来的医药费，手上没有足够流通资金的凯特开始考虑酒店经纪的邀约，“当时是隔天的医药费都不知道在哪里了”，并上通讯软体line找出那些曾经跟他留了联络方式的酒店经纪，询问上班方式。后续凯特选择每天下班可以现领的派遣经纪，去了一家钢琴酒吧，开始担任陪酒公关的工作。

派遣的酒店经纪因应各店家每日需求来提供人力，基本薪水是时薪1,000元，单日现领，小姐当天下午两点左右告知报班，经纪人一般在晚间十点前回覆上班地点，若有待得习惯的店家，也可以转成店家正职小姐。不过由于凯特的条件好，最高的时候跟店家谈到时薪1,500元，通常每周上班三到四天，月薪六万到十几万元之间，按照上班的频率浮动。做了一年左右，最后因为酒店工作付出的情绪劳动负担过大，导致了情绪不稳定而暂停陪酒的工作。

葛洛的故事

大学毕业后担任过大学助理、电视台助理、印刷公司的葛洛（化名）今年26岁，原本的月薪顶多30K，因为经济因素（想存钱）、对产业的好奇、加上个人心灵上的需求“想进去谈恋爱”，进入了酒店业。葛洛陪酒的店家属于“制服店”，每周上班三到四天，周薪二万到四万元不等，葛洛自陈，她在制服店里，按照接受性交易与否而被归类为“暗配”，也就是看小姐自身状况决定是否接受特定客人性交易的邀约，因此交易状况不固定，有接性交易时的收入是平常的两倍。

葛洛形容酒店业是一个“只要你想，就可以让你筑梦的地方”，如果要达到她现在的薪资水平（周薪二到四万），不是工程、会计、医学相关，“根本就不可能”，对于一个什么专业技能都没有的人，她认为“这里（酒店）是唯一的机会”。而葛洛赚来的钱除了购买一些与电脑技能相关的器材设备，大部分现在都存起来，目前还在考虑要用什么理财方式来保持这些存款的价值。访谈期间，葛洛也建议身负学贷与房租的苦劳网记者可以考虑进产业一阵子，提高自己的收入。

大环境改变 劳动非典化

在上述的三段故事中，这些年纪较轻的女性，进入陪酒业的原因都跟经济因素有关，但是跟老一辈小姐进酒店的图像有所不同。60多岁的卡拉OK经营者美丽阿姨（化名）告诉我，二十多年前她进酒店时就是因为投资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她说那时候的酒店小姐有的跟她一样做生意失败、有的是被丈夫家暴离家、或者是要扶养小孩的单亲妈妈，大家都是为了生存问题，不得不投入酒店赚钱维生。“相较现在的年轻妹妹，都是想赚钱才来的，跟我们以前那种不太一样”美丽阿姨道出了一个世代之间面对阶级问题的差异，但问题的根本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贫穷的问题。

过去30年间，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影响，全球工业先进国家的劳动市场朝弹性化方向发展，非典型的临时性就业成为就业的选项之一，2008年多数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会员国中的青年劳动者已经有35%从事临时性工作，比1998年增加了4.4%，并且不一定能够在进入职场后转换成正职职位。

1990年代中期之后青年失业率与整体失业率的差距开始逐渐扩大，90年代初期到千禧年后双方差距从3.24%扩大到6.35%，意味着青年失业恶化的速率大过于整体的就业市场。对此，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理事刘侑学则提到台湾青年遭遇的问题，强调高等教育扩张的同时，青年失业率也有高学历化的现象，高学历者，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求职障碍比其他学历高，落入长期失业的比例也在持续上升。

至于得以在“一般”就业市场暂时落脚的年轻人，也有可能面对低薪与保障不全的非典型工作问题，对此刘侑学提供一个数据说明：2009年大学以上学历者从事非典工作的人数为102,022人，占该年所有非典工作青年人数的60.5%，等同于每十个从事非典工作的青年人中便有六个是大学以上学历。

大量的非典劳动充斥在年轻世代的劳动市场当中，指的例如打工或者兼职，并且是按时薪计酬，甚至有的企业滥用无薪实习生，取消掉许多劳工应有的，现在却成为正职人员才有的工作福利。正职人员则必须面临低薪问题，自政府制定“22K”方案后，企业便以22K为薪资基准，再往上加，多数顶多加到25、26K，年轻世代又面临房租、学贷等压力，造成收入低、支出高的贫穷处境。

社会结构的改变影响了人们的劳动环境，连带的也影响我们如何选择一份可以支撑生活之余，还能够让人过得好的“工作”想像。在〈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美国韩裔性移工与“性贩运”〉一文中，作者郑诗灵与金恩荣便对这个影响作出分析，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和风险承担与新自由主义作为严厉的执法体系汇聚在一起，两者同时推动了南韩女性移入美国的亲密服务产业，又让这些女性以“性贩运受害者”的身份被笼罩在跨国反人口贩运的统治之下。

这当中因为自由放任而需要由主体个人承担的风险就包含了就业风险，作者举例指出，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历史性的紧急援助，促成南韩劳动力开始采用弹性为主要模式，却造成性别与年龄区分的严重失业，同时扩散了非典雇佣关系与提早退休的现象。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得性别化的失业再度发生在女性身上，郑诗灵与金恩荣表示，这段期间有将近90万三十多岁女性失业，加上企业减员政策下倾向固有具经验的劳动力，年轻人苦无就业机会与工作保障。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各类型的海外工作对于20到30岁之间的女性而言，皆成为很有吸引力的选项，因为这些女性即便拥有大学学历也很难在国内找到工作。

22K变成100K的可能

访谈过程中，没有哪个年轻小姐入行的原因跟经济无关，但是也没有谁是不进入酒店业就会饿死，这恰恰反映的是台湾社会青年贫穷化的问题，除了失业，可能就只能打工领工读金，再者，成为兼职人员、派遣人员、约聘人员，最后才是低薪的正职人员，除了相当少数的“技术专业人才”，劳动市场逐渐恶化的台湾，带给毕业后青年的低劣就业景象，是让不少小姐无法忍受的。这当中，又以葛洛对于薪资的改变最为有感，她说自己从每个月都把薪水花光的“鲁蛇”瞬间晋升成为月入十万的工程师阶级，形容这样的薪资水平改变如果不是因为进了酒店业，“根本就不可能”。

而最为“成功”的典范，大概非甜心莫属，她工作了将近两年，就把一般25K上班族可能要还十几年的就学贷款给一次缴清。甜心也是接受访谈的小姐当中，薪资水平最高的一位，去年（2015）的圣诞节加上跨年档期，酒店多会举办许多庆祝活动，这时候是最缺人力的时候，因此店家多会要求小姐“禁休”以避免人手不足的状况，此外为了提高小姐的工作动力，店家也会对小姐的“业绩”进行评比，甜心便是去年圣诞档期该店家评比被客人点台，“节数第一名”的模范小姐，当月收入将近三十万。

至于凯特，则是最熟知自己身体作为谋生工具价码的一位，从时薪1,000元不断抬高，凯特一直认为“我应该可以值更好的价钱”于是透过更换经纪人来寻求更高的薪资，这与职场中透过跳槽给自己加薪的模式相去不远，衡量自己的商业价值，创造更高的收益，这些年轻的酒店小姐，成功地摆脱22K，迈向100K的高月收入。

当然，这样高的收入除了反映出来一般职场中普遍劳动条件的恶劣以外，也反映出这份工作的“高污名”性质，研究性产业的学者中山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陈美华曾经这样描述小姐们的高薪：“客人花钱买的是小姐的污名”污名的状况让酒店以致于整体性产业的工作者在职场中承担许多高风险，这些，我们将在后面的文章中进行更多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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