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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中生不识纳粹 校长要下台 不识锡安主义 谁的责任?

2016-12-26 张宗坤 苦劳网 苦劳网

新竹光复高中学生穿着纳粹军装在校内游行的事件近日成为新闻焦点。争议爆发当天(12/23)下午,包含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德国在台协会都发表声明表达“震惊”;隔天(12/24)下午,总统府和教育部长为此道歉;后续,光复高中更被教育部拔除补助款,校长辞职负责,光复高中还为此发表声明,表示未来会引导孩子建立“更正确的历史观和国际观”。



高中生穿纳粹军服引爆争议。(翻摄网路)


台湾年轻人一向被看成缺乏国际观与竞争力的“乖宝宝”,没有狼性、对世界也缺乏兴趣,近日由西方权威民调制作的“无知国家指数”,台湾位居第三,也侧面强化了这种带着贬低意涵的观察。在这样的印象之下,教育专家们可以轻易地指控升学主义的荼毒,对当前“重背诵轻思辨”的教育作出政治正确的批评,并诊断出“对历史无感”是这次争议的主要病因;公共知识份子们则个个宛如亲临历史现场般,回忆起犹太人大屠杀的恐惧和残酷,同声批判当年纳粹的反自由、反人权。


纳粹与锡安主义


然而,纳粹意象之所以在今天是“国际禁忌”,背后缘由除了是面对过去历史中法西斯主义的痛苦反省以外,却同时也与当今以色列在全世界的公关宣传有着连动关系,在批判纳粹的庞大声量以外,舆论对于战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殖民史的描述和反思却普遍缺席。


在战前萌芽、主张犹太人回到“应许之地”建国的“锡安主义”(Zionism),搭配大屠杀(the Holocaust)与大流散(the Diaspora)并列的双重历史伤痛,组成以色列立国的理论基础。凭恃着帝国主义,以色列将无情炮火和优势军力驶入巴勒斯坦,从尸体和废墟中建起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和农业苗圃,在干燥荒凉的地中海沙漠里,也能种出精良农产品外销全球,让以色列居民在绝对武力下享受优良的居住品质;而巴勒斯坦人民则被隔离在高墙以外,艰困地穿越零碎国界,从事不稳定的劳动和学习。过去一方拿来“复国”的悲怆,如今竟成为对另一方“灭国”的冷酷;“以色列国”的完整,就立基于“巴勒斯坦国”的彻底消灭。


对“革命”将信将疑的西方新(泛)左翼多半和自由派合流,依循文化冷战的游戏规则,不论是批判“恶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的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或是质疑人类存在意义的阿尔贝・卡缪(Albert Camus),都“公平”地各打“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五十大板,通通置入极权主义或反人性的理论框架。鄂兰曾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里分析,所谓的“犹太人大屠杀”,不只是纳粹党人,就连犹太长老都该负责,是这些社群领袖决定了每个犹太人的生杀大权;也只有在这些长老的配合之下,“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才可能实行。这项精细的历史描述,解构了“犹太人与纳粹”的二元对立,却极少进入台湾对鄂兰的解读框架之中。


锡安主义的军力与暴行,比起过往的纳粹,可说是不分轩轾;但与此同时,纳粹成为不言而喻的邪恶,禁绝于公共言论之外,锡安主义却几乎不受批判。2008年年底的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以色列以悬殊武力侵攻加萨,对着人口密集区投下烧灼肌髓的高温白磷弹,再以F16战机日夜来回轰炸,在精良武装保护下的以色列,死伤人数不到二十人,但巴勒斯坦一方的伤亡人数,却是以色列的百倍以上;2014年发动的护刃行动(Operation Protect Edge)更是造成一千五百名以上平民的伤亡,还有万人以上受伤,三万栋以上房屋毁损,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民无家可归,是近年来以色列最致命的军事行动。


反省历史暴力 岂能无视眼前暴力?


在公关公司透过平面媒体、时尚品牌、美食鉴赏家、旅游行程的全方面宣传之下,以色列早已是备受台湾人欢迎的旅游胜地,尤其是欢迎同志的首都特拉维夫(Tel Aviv),更免费提供各国的同志研究学者机票,包机直飞、邀约参与研讨会并提供游乐行程,影响各国性别研究的学术政治走向;各县市与机关首长也纷纷前往以色列取经,或者邀请以色列人士分享军事、居住、农业、设计等各个领域的“以色列经验”,视为上宾。在同志国族主义(homonationalism)的趋势影响下,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早已成为当代国家是否足以博得国际尊重的标准,以色列更透过提供在整洁城市里中产阶级同志的高档休闲娱乐,确立了“亲近同志”、“性别进步”的良好形象,这样带着阶级与性别双重性质的“消费行为”被沾上“同志友善”的粉红糖衣,还能够与恐同、落后、肮脏的巴勒斯坦/阿拉伯/穆斯林有所区别,效果上则是证成“以色列取代巴勒斯坦”的进步性与必然性。


就在纳粹军装争议爆发的同一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14比0通过了《2334号决议》,抨击以色列屯垦区(settlement)持续存在,破坏了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更重申1967年六日战争前的边界与领土不会改变。这项决议的通过,是由于自1970年代起便积极抵制一切可能制裁以色列议案通过的美国,此次罕见地放弃了否决权。距离安理会1967年上一次针对以色列作出《242号决议》,经过了将近五十年的时间,决议的要求与谴责内容几乎没有改变,但时间的推进中,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鲸吞蚕食却早已严重恶化。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面对联合国决议,不仅毫无反省,反而严正发出声明指责这是份“无耻”的决议,谴责欧巴马政府未能在联合国中“保护”以色列,警告未来将减少对联合国各机构的经援;圣诞节后,纳坦雅胡甚至召集促成安理会决议的理事国各国大使“一一训斥”,甚至对赛加内尔、乌克兰等国采行切断援助、召回大使的惩戒行动。当民主党的欧巴马政府在联合国弃权后,川普则发文指出这项决议对以色列并不公平,不该由联合国介入调解,并强调唯有“双方直接谈判”才能解决争议。


值得质疑的是,在右派民粹当道的今日,安理会的决议,又能发挥何种实效呢?随着川普上任日(1/20)的到来,虽然联合国的决议在程序上难以推翻,必须要在15席理事中取得9席支持,且不能遭到英、法、俄、中的否决,川普如果想让“事情很不同”,恐怕不太实际;但从实际行动的角度来说,民主党的临终一搏,恐怕只是在纽约联合国大楼的铁灰档案柜里,留下另一纸同情的徒劳。


上述这些国际政治角力,几乎就发生在高中生扮装纳粹的同时,而在台湾兜售国际观的专家们,却往往几乎不置一词。如果高中生扮装纳粹值得整个社会这样大加挞伐、弄到校长下台教长道歉;又为何能坐视以色列数十年来的行径以及美国在其后助长的角色?


直面冲突核心 促成和平


历史是意识形态的争夺战场,历史书写也不止在于厘清过去,因为厘清过去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引导与规划了当下和未来的政治。纳粹的暴行,确实需要德国和全世界人民长久反省、铭记在心,但这从未应许以色列可自居“永恒受害者”,并同时转身欺压另一群人。


后现代思潮解构了大叙事,提示历史“总是包含被创造的成分”,宣布绝对客观与真确事实的永远消亡,然而,也同时因为一切都不能说死,在确定性中存在着空隙,历史书写才能成为开创未来的积极作为,从而能够摆脱犬儒、促成改变。


任何解决冲突的方式,都必须直接碰触冲突的“核心”;而所谓的核心,无非就是冲突本身的历史。不论失真或被操纵的历史,都无助于解决冲突,而一份真实且全面性的对于过去的关注,则能够提出解决方案并促进永久的和平。(Pappé,2013)


长年揭发锡安主义的殖民与暴力恶行,被以色列官方视为“国家公敌”的犹太裔史学家伊蓝・帕皮(Ilan Pappé),从积极角度提出历史的功用,更拒斥失真和扭曲历史带来的后果。


然而,我们究竟如何能期待我们的高中生与历史教育能“面对冲突的历史”?如果追求国际观,只是基于“纳粹屠杀乃世界重要伤痛”是“国际常识”的教条,那其实也与死记烂背的传统教育无异,只是简单站在西方位置与情感结构下对国际事件做出简单且“正确”的反应(如看到“纳粹”象征要学会皱眉)。学生又怎么可能真正从历史经验中得到反省与共感?


从反思自身位置开始,台湾必须面对与东亚诸国的地缘政治与历史关系,敏感体察到新殖民体制造成的后果,并回顾战后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努力和血泪。在这样的回望之中,我们也将发现,与台湾真正连结在一起的,并不是在阿拉伯国家环伺之下崛起的以色列,而是对着英美帝国主义的暴行,持续坚忍抗争的巴勒斯坦人民。唯有在对自身有深刻理解与省思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真正省思历史的暴力,开展反对当下暴力的政治与运动,踏上通往真正和平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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