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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2016劳动议题回顾:从属性认定与非典劳动篇

2017-02-06 张宗坤 苦劳网 苦劳网

刚刚展开了新的一年,在此跟各位读者们拜个晚年。虽然过了新年,但我们仍必须打起精神,面对各种“旧”有的局势以及“旧”的社会性质。蔡英文政府上台满九个月,国民党持续“被打倒”中,但台湾政治的蓝绿格局实质上只是消长,并未根本松动,资本主义制度依然运行不坠。善于以“进步”作为掩饰、吸收社运力量的民进党第二次取得政权,“进步的社会运动”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看。


大致而言,2016年可以说是工运战功彪炳,但也遭受无数打击的一年:延续超过一年的工时斗争大败,即将到来的年金改革也磨刀霍霍向劳工,前景似乎不太乐观。不过,除了这两个最吸引目光的话题之外,在公共运输产业和青年打工族等群体中,似乎形成了几股较为显著的汇流,在挫折中练习团结的施力方式,让我们未来还能抱持希望。


工运战场中的每一份胜利都应当仔细珍惜;对于那些挫折和打击,也不必太过灰心,从中学到教训,远比耽溺于失败的情绪中来得重要。然而,“记取教训”的必然前提,就是要留心每一项事件,并从事件中拉出整体性、系统性的逻辑,并作出批判性、建设性的建议。在这个前提的提示之下,我们整理了这系列的年度回顾。不论有无在本文中出现,谨对2016年奋斗的每一个工会、每一个劳权组织、每一位劳动者致上敬意;又,在敬重的心情之下,一边回顾,我们也一边提出展望与期待。


(资料照片)


劳动权益前哨战:学生、兼任教师与移工


对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得从“劳动者”身份的认定开始说起。这个问题在法律上发展出了一套叫做“从属性”的认定原则,只要你提供的劳动,大致符合这套原则的规定,就会被纳入劳动者的范畴,也就适用多数的劳动法令。


然而,目前仍然有些实际上提供雇佣劳动的劳工,难以进入劳动保障的大门,包含外籍渔工和大学里的兼任助理、兼任讲师,表面上不适用的理由各个不同:行政院可能说“远洋渔船非本国领土延伸”;教育部对兼任助理说“学习就不是劳动”、再对兼任教师说“具本职者已有充分法令保障”,但实际上这些理由的根源,多数都是“成本考量”。


从更高的视野来看,在“成本考量”的说法底下,这是一场互丢皮球的游戏:劳工是球、玩家则是国家与雇主。以大学为例,从解严后的教育自由化、教育改革、高学费政策,一直到兼任教师与兼任助理的非典型雇用,目的都在于逐步推卸国家挹注公共资源的责任,减少教育开支。虽然2016年的反高学费运动打了一场可圈可点的战役,在14所学校中仅有2所成功调涨,但一年一度行礼如仪的反涨学费运动,必然得在“年年换一批学生”,留不住抗争者的条件下,进一步提高深度与广度。


“跨境劳动”的问题,除了“不是本国领土,所以不适用《劳基法》”的远洋渔工外,还包含为台湾各项基础建设与照顾产业尽心尽力的移工。从八〇年代开始,台湾大量引入外籍移工,取其缺乏劳动保障的“廉价”之利,成就本国的基础建设与经济奇迹;眼看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正式出台,绝非只是文化交流与增加国际影响力,可预期台湾会继续以“次帝国”的心态向东南亚征用廉价劳动力。


本年度的移工大游行,成功突破《就业服务法》中“三年出国一日”的剥削条款,让移工未来不必定期往返台湾一次再被仲介抽剥高额仲介费;但目前也出现有雇主绕过《就服法》,将移工预先解聘,出国后才聘回,或是刻意延后移工入境工作的时间,也就是变相减薪。少数例外则是为世界级赛事“世界大学运动会”建设选手村的印尼移工,透过团结施压才夺回合法的三年工作权。另外同样规范在《就服法》中,“逃跑外劳”通报系统预设的劳资不平等问题也并未得到劳动部明确首肯,是另一遗憾。


国家选择在各个过去高度管制的教育、社会福利与劳动等领域退场,是“新自由主义”治理逻辑的重要特征。在劳动法的法外之地,外籍渔工被剥皮很合理,校园弹性劳动力都是在“学习”;这些来自非劳动主管机关的行政判断,完全不以“从属性”的角度思考,试图扩张剥削的程度与范围。此外,这种现象有可能“扩张”到所有劳工,因为雇主也同样可以主张“任何劳动里都有学习成分”、“兼职在低薪社会是普遍现象”。“学习”与“本职工作”,以及“外籍劳动者”的劳动安全防线,有赖所有劳工一同守护。


公部门“自造孽” 派遣工、约聘雇奋起反抗


伴随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台湾也掀起劳动弹性化的风潮。“部分工时工作者”与“劳动派遣”人数显著地增加,如何给予合适的法律保障,成为国家亟欲处理的问题。在劳动派遣方面,到底该彻底禁止、逐步废止或仅予约束,各方意见不同。随着国家功能的细部化与分化,公务人力的需求增加,但在“政府总员额”控管之下,却是转以派遣与约聘雇等方式雇用,政府竟成了国内使用最多派遣劳工的“雇主”,从而衍伸大量的“公部门非典型劳动”问题。


劳委会在2014年草拟的《派遣劳工保护法》,因为无法解决年资并计、转任正职与同工同酬等重要问题,遭到劳团与学者批评根本没有“保护”作用,草案也冷冻至今。蔡英文上任前的六大劳动主张,曾经明确提及“立法保护派遣工”的诉求;五一大游行时,劳团再次提出减少派遣劳动、促进同工同酬的诉求,但时至今日,民进党也仍未将法案送入行政院审议,更没有大幅度限缩公部门使用派遣人力的比例。


在个案方面,除打了两年官司的公视假派遣案“荣获”法院认证的劳动关系外,近十年来大量扩张派遣人力的公部门,去年也爆出了成大清洁工、台湾博物馆积欠工资与台中荣总年资中断三个案子,共同点都是公部门透过派遣公司,回避了应负担的雇主责任。台中荣总的派遣传送员们更“发下宏愿”,一口气成立劳动派遣产业工会,目前仍在持续向中荣与中荣的上级单位退辅会,争取特休年资的累计。


另一批同样在公部门内从事非典型劳动(约聘雇人员)的国道收费员,虽然曾一度在八月中宣告抗争胜利,并取得一定抗争成果;但在今年一月初的与劳动部召开的补贴审核小组会议上,政府代表竟以自救会会员“领太多”为由,质疑反搭便车条款的效力,进而缩减自救会会员补贴,也被自救会批评是“鼓励非会员捡檨仔”(收割抗争成果),不仅破坏工人组织与工会的团结力,更证明政府机关不可信赖。


公务机关中的非典劳动者仍水深火热,但正职的公务人员也不一定好过,两者的劳动条件实际上是一体两面,正职减少就改聘非典,非典好用就少聘正职,让公部门落入非典化的恶性循环。台铁站务员的过劳问题和消防员的大量伤亡,同样根源自“小政府”逻辑之下的“总员额控管”。


虽然消防员权益促进会一再提出人力要补足的诉求,但民进党从地方到中央政府的回应,都是“不解决问题,却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高雄市消防员徐国尧被解职的案件即是显例;另外,过年至今已经发生了桃园泰丰轮胎大火、彰化家具行大火和新屋卫生纸仓储大火,所幸都无人伤亡,但火场危机四伏,两年前的造成六名消防员罹难的“新屋大火”,至今真相未明,消权会也持续要求桃园市市长郑文灿应该彻查真相,中央也应建置更完善的火场救难安全制度。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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