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2016劳动议题回顾：从属性认定与非典劳动篇

刚刚展开了新的一年，在此跟各位读者们拜个晚年。虽然过了新年，但我们仍必须打起精神，面对各种“旧”有的局势以及“旧”的社会性质。蔡英文政府上台满九个月，国民党持续“被打倒”中，但台湾政治的蓝绿格局实质上只是消长，并未根本松动，资本主义制度依然运行不坠。善于以“进步”作为掩饰、吸收社运力量的民进党第二次取得政权，“进步的社会运动”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看。

大致而言，2016年可以说是工运战功彪炳，但也遭受无数打击的一年：延续超过一年的工时斗争大败，即将到来的年金改革也磨刀霍霍向劳工，前景似乎不太乐观。不过，除了这两个最吸引目光的话题之外，在公共运输产业和青年打工族等群体中，似乎形成了几股较为显著的汇流，在挫折中练习团结的施力方式，让我们未来还能抱持希望。

工运战场中的每一份胜利都应当仔细珍惜；对于那些挫折和打击，也不必太过灰心，从中学到教训，远比耽溺于失败的情绪中来得重要。然而，“记取教训”的必然前提，就是要留心每一项事件，并从事件中拉出整体性、系统性的逻辑，并作出批判性、建设性的建议。在这个前提的提示之下，我们整理了这系列的年度回顾。不论有无在本文中出现，谨对2016年奋斗的每一个工会、每一个劳权组织、每一位劳动者致上敬意；又，在敬重的心情之下，一边回顾，我们也一边提出展望与期待。

（资料照片）

劳动权益前哨战：学生、兼任教师与移工

对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得从“劳动者”身份的认定开始说起。这个问题在法律上发展出了一套叫做“从属性”的认定原则，只要你提供的劳动，大致符合这套原则的规定，就会被纳入劳动者的范畴，也就适用多数的劳动法令。

然而，目前仍然有些实际上提供雇佣劳动的劳工，难以进入劳动保障的大门，包含外籍渔工和大学里的兼任助理、兼任讲师，表面上不适用的理由各个不同：行政院可能说“远洋渔船非本国领土延伸”；教育部对兼任助理说“学习就不是劳动”、再对兼任教师说“具本职者已有充分法令保障”，但实际上这些理由的根源，多数都是“成本考量”。

从更高的视野来看，在“成本考量”的说法底下，这是一场互丢皮球的游戏：劳工是球、玩家则是国家与雇主。以大学为例，从解严后的教育自由化、教育改革、高学费政策，一直到兼任教师与兼任助理的非典型雇用，目的都在于逐步推卸国家挹注公共资源的责任，减少教育开支。虽然2016年的反高学费运动打了一场可圈可点的战役，在14所学校中仅有2所成功调涨，但一年一度行礼如仪的反涨学费运动，必然得在“年年换一批学生”，留不住抗争者的条件下，进一步提高深度与广度。

“跨境劳动”的问题，除了“不是本国领土，所以不适用《劳基法》”的远洋渔工外，还包含为台湾各项基础建设与照顾产业尽心尽力的移工。从八〇年代开始，台湾大量引入外籍移工，取其缺乏劳动保障的“廉价”之利，成就本国的基础建设与经济奇迹；眼看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正式出台，绝非只是文化交流与增加国际影响力，可预期台湾会继续以“次帝国”的心态向东南亚征用廉价劳动力。

本年度的移工大游行，成功突破《就业服务法》中“三年出国一日”的剥削条款，让移工未来不必定期往返台湾一次再被仲介抽剥高额仲介费；但目前也出现有雇主绕过《就服法》，将移工预先解聘，出国后才聘回，或是刻意延后移工入境工作的时间，也就是变相减薪。少数例外则是为世界级赛事“世界大学运动会”建设选手村的印尼移工，透过团结施压才夺回合法的三年工作权。另外同样规范在《就服法》中，“逃跑外劳”通报系统预设的劳资不平等问题也并未得到劳动部明确首肯，是另一遗憾。

国家选择在各个过去高度管制的教育、社会福利与劳动等领域退场，是“新自由主义”治理逻辑的重要特征。在劳动法的法外之地，外籍渔工被剥皮很合理，校园弹性劳动力都是在“学习”；这些来自非劳动主管机关的行政判断，完全不以“从属性”的角度思考，试图扩张剥削的程度与范围。此外，这种现象有可能“扩张”到所有劳工，因为雇主也同样可以主张“任何劳动里都有学习成分”、“兼职在低薪社会是普遍现象”。“学习”与“本职工作”，以及“外籍劳动者”的劳动安全防线，有赖所有劳工一同守护。

公部门“自造孽” 派遣工、约聘雇奋起反抗

伴随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台湾也掀起劳动弹性化的风潮。“部分工时工作者”与“劳动派遣”人数显著地增加，如何给予合适的法律保障，成为国家亟欲处理的问题。在劳动派遣方面，到底该彻底禁止、逐步废止或仅予约束，各方意见不同。随着国家功能的细部化与分化，公务人力的需求增加，但在“政府总员额”控管之下，却是转以派遣与约聘雇等方式雇用，政府竟成了国内使用最多派遣劳工的“雇主”，从而衍伸大量的“公部门非典型劳动”问题。

劳委会在2014年草拟的《派遣劳工保护法》，因为无法解决年资并计、转任正职与同工同酬等重要问题，遭到劳团与学者批评根本没有“保护”作用，草案也冷冻至今。蔡英文上任前的六大劳动主张，曾经明确提及“立法保护派遣工”的诉求；五一大游行时，劳团再次提出减少派遣劳动、促进同工同酬的诉求，但时至今日，民进党也仍未将法案送入行政院审议，更没有大幅度限缩公部门使用派遣人力的比例。

在个案方面，除打了两年官司的公视假派遣案“荣获”法院认证的劳动关系外，近十年来大量扩张派遣人力的公部门，去年也爆出了成大清洁工、台湾博物馆积欠工资与台中荣总年资中断三个案子，共同点都是公部门透过派遣公司，回避了应负担的雇主责任。台中荣总的派遣传送员们更“发下宏愿”，一口气成立劳动派遣产业工会，目前仍在持续向中荣与中荣的上级单位退辅会，争取特休年资的累计。

另一批同样在公部门内从事非典型劳动（约聘雇人员）的国道收费员，虽然曾一度在八月中宣告抗争胜利，并取得一定抗争成果；但在今年一月初的与劳动部召开的补贴审核小组会议上，政府代表竟以自救会会员“领太多”为由，质疑反搭便车条款的效力，进而缩减自救会会员补贴，也被自救会批评是“鼓励非会员捡檨仔”（收割抗争成果），不仅破坏工人组织与工会的团结力，更证明政府机关不可信赖。

公务机关中的非典劳动者仍水深火热，但正职的公务人员也不一定好过，两者的劳动条件实际上是一体两面，正职减少就改聘非典，非典好用就少聘正职，让公部门落入非典化的恶性循环。台铁站务员的过劳问题和消防员的大量伤亡，同样根源自“小政府”逻辑之下的“总员额控管”。

虽然消防员权益促进会一再提出人力要补足的诉求，但民进党从地方到中央政府的回应，都是“不解决问题，却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高雄市消防员徐国尧被解职的案件即是显例；另外，过年至今已经发生了桃园泰丰轮胎大火、彰化家具行大火和新屋卫生纸仓储大火，所幸都无人伤亡，但火场危机四伏，两年前的造成六名消防员罹难的“新屋大火”，至今真相未明，消权会也持续要求桃园市市长郑文灿应该彻查真相，中央也应建置更完善的火场救难安全制度。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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