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2016劳动议题回顾：职灾与工时斗争篇
职灾身体的个人史 映照出病痛公共性
台湾的劳动法令带有高度“国家统合主义”的色彩。简单来说，国家始终都会“公亲变事主”，参与在劳资谈判的过程中，并握有高度的限制与命令权限。虽然劳动法基本上偏袒劳工，但国家在劳资关系中却仍扮演着矛盾且冲突的角色：为了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必然与雇主站在同一侧，抑制劳工斗争的能力；但雇佣劳动的本质其实是“雇主对劳工的依赖”，没有劳工的劳动生产，雇主就什么都不是，从而国家也必须约束雇主过分的打压，肯认劳动法法理所谓“劳动保护”的意涵。
国家第二个角色（劳动保护）的出现，实际上是掩饰作为本质的第一个角色（打压工人）的存在。“严打工会与工人”的具体展现，就是针对一例一休议题的顽强态度，并对抗争胜利的国道收费员、华航空服员，以及仍在抗争中的台铁劳工开刀。
虽然劳动保护只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次要功能，甚至也部份同意与维持了作为“终局”状态的资本主义，但针对劳动条件的斗争，仍有着缓解工人压力与劳动强度，熟悉集体行动的重大意义。从这个视角来看，新海瓦斯工会从劳工分红总额缩减，到后续工会干部袁照雯遭到调职并解雇，遭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委员会以双重标准部分裁决，并据此发起“改革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制度”的抗争，正是透过工人的力量持续调整国家在劳资关系中的角色，迫使其向劳方低头。
劳动者身体力行提供劳动。身体一方面是付出劳动的唯一工具，有着一定的韧性；但另一方面也无比柔弱，屡屡受到工作环境中的污染、危险与超时劳动的威胁；科技进步不但不能完全根除工作风险，反而可能强化劳动强度，催生新种的职业灾害，日本企业文化催生的“过劳死”现象就是其中的极致。在九零年代经济起飞的同时，台湾发生了数起重大的工伤意外：尘肺症、RCA与北捷潜水夫症，虽然已经过了数十年的时间，但资方仍未完全补偿工人们减损的劳动力。工人还在，抗争仍在持续。
年初时，缠斗15年的RCA自救会才获得初步胜利，赢回5.6亿元的赔偿，但RCA、奇异和汤姆笙公司却选择继续上诉；而在20年前，北捷施工期间罹患潜水夫症的工人，去年也与北市捷运局重启职灾补偿调解，同时也向劳动部要求建立“工人健康资料库”，并提出公共建设“劳安优先”的原则。
RCA工人开启了法院与科学决策过程的重重黑箱，让工人与大众的声音得以参与其中；而潜水夫症工人的抗争则让工人的生命经历与职业灾害扩张为公共议题。工伤运动抽出个人病痛叙事中的社会性，并要求建设厚实的历史档案库，在时空洪流中留下抵抗的纪录。
因劳动而留下病痛的工人身体，映照出职业疾病的公共性：在公共工程与经济发展的“远大前景”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要为“国家大义”牺牲，职业病也远非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群人的苦难，而是社会必须共鸣与共感的重要议题。
这是一场“现在与未来”的休息时间战争
除了身体上可见的职业伤害以外，2016年强度最高的斗争——“拒砍七天假”，其中一项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工作日持续延长造成的职业灾害。雇佣劳动的普遍存在，让劳动划入非人性化又不自主的工作时间，不论是蓝领或白领、是体力劳动或劳心劳动，劳动都不再是为了自己创造价值、体现创造能力与精神，而被以一定的工时比例所剥削。
工时斗争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如何减低被雇主剥削的“剩余劳动时间”的总量与比例，也就是夺回劳动阶级的尊严与价值。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将大多数人投入“劳动市场”，将人本身与人的劳动以“商品”的方式相互交换。当这样的社会面对利润率的周期性下滑时，在国内将逐步改恶总体劳动条件、延长劳动剥削的比例与程度，在国际则以“国际化”的藉口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力与物力，以保持原有的利润。
所谓的“劳动条件”，实际上也不只是当下付出的劳务强度与获得的工资，更包含了老年无法继续劳动时的退休年金。年金改革从2014年延烧至今，但社会舆论的思考角度却与当前政府的思维一拍即合，均从财务危机的问题下手，考虑到量入为出与世代公平的“衡平原则”，自然就会选择删除既有职业别中，所得替代率较为可观的军公教年金。
不论到底是军公教长期“为国服务”后的生活担保，或是政府制度设计上的失误，政府透过年金改革相关的大小会议，激起军公教的反弹，制造“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观感，打算削减军公教人员的年金给付。与此同时，政府也打算同步让劳工“多缴少领延后退”，以及“延长平均投保薪资采计期间”，也就是多缴保费、少领给付，以及延后退休。
“多缴保费”可以从费率和分摊比下手，虽然分摊比已经被工会严正拒绝，但费率的调整也将使劳工分摊的保费份额增加，形同减少当期支领的工资；“少领给付”可能会从设定所得替代率天花板下手，但什么才是“合理”的所得替代率，绝非只是对所替率“过高”的人设定天花板就能找到答案；而在实质工资数十年来冻涨的情形下，“延长平均投保薪资采计期间”也会有所替率下降的效果；最后，“延后退休”完全就是拉长劳动者在劳动市场里被剥削的时间。这三项所谓的“财务永续”措施，实际上都是在延长当前的“工作时间”，加重缴纳保费期间的工作份量与强度。
显然，不论工时斗争或年金改革，劳动阶级面对的都是同一个战场：横跨世代、厂场、职种，为了争取现在的余裕、未来的幸福的斗争。
代结语
在这个回顾系列中，我们细数了过去这一年的工运在“从属性认定”、“公部门非典劳动”、“工会与争议行为”、“职业灾害”、“工时斗争”与“年金改革”等范畴的努力，但在此之外，还有着不少亟需讨论的问题，有待运动者透过实践与论述回答。
第一，是攸关“政治主体化”的问题。劳动议题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例如工时斗争与年金改革，必然会从纯粹的经济面向跨足政治范畴，形成具体的政治效应，同时又回过头来影响到具体的劳资角力，注意到这层关系，就是劳动议题的政治化；而在个人层次，随着劳动意识高涨，关心劳动议题的乡民大众，或是受到具体压迫的劳动者也越来越多。但是，从关心议题的旁观者或劳动者，转化成实际投身运动的工运运动者，则是另一种个人（主体）的政治化。面对来势汹汹的民进党政府，我们对“政治”有什么样的想像？对于“工运的政治化”又做了什么个人的与集体的准备？
第二，关于工人运动如何面对“历史”。工运的议题绝非和历史无关，历史经验让我们避开可能的误区。也因此我们曾质疑，七天假背后的历史战场又该如何开打？两岸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仍在，该如何让这些宝贵的知识成为下一步实践的指导材料？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此刻，工运的斗争也无法总是局限于国界之内，例如近两年来台抗争的韩国Hydis工人，台湾工运充分展现了声援力挺的精神，两岸与东亚人民一同反抗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契机又在哪里？
第三，关于具体的人力与资源如何取得。继2001年工时调降以来，第二次工时斗争的大败，工运的历史上会记下这一年，而这还只是民进党上台后的第一把大刀，另一把“年金改革”的大刀也来势汹汹地杀向劳工。初步看来，2016是“青年劳动者”与“公共运输产业”大丰收的一年，团结的人数与规模均有增加。不过，当劳权意识抬头，大量的青年投入工运，运动有什么样的方法和位置，能够提供他们奋斗下去的资源与勇气？
总而言之，从去年各种不俗的表现来说，工会显然是战斗的基础，也是上升到全面斗争的准备位置之一。透过工会，大家分享彼此的劳动与生活经验，发觉共同的困境与难处，提出各种积极的想法与建议，并从个人式的私下泄愤与英雄主义，走向团结的解决之道。新年到了，但工运的时间感不以“年”为单位计算，抗争的对象也从来不是“新”的国家，每一份抗争的努力与成果都不能被轻易放下，纵使缓慢而微弱，在组织与抗争中，仍旧闪烁着改变世界的宝贵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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