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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可以避免吗?──重看台湾光复的历史复杂性(上)

2017-02-27 郑鸿生 苦劳网 苦劳网

七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由一偶发事件的小小星火而引致燎原野火,带来民族的长期内伤。其具体历史真相,在当年各个政治势力至今仍然未能和解的情况下,一时难明。本文想指出的是,若我们不能把这事件放回历史的大脉络,放回东西文化碰撞、帝国主义侵凌、分歧的现代化路线、现代文明的位阶与归属感、民族解放与回归祖国、国共内战、东亚冷战等大脉络下来理解,即使一些具体的人事厘清了,也无助于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无助于民族内部的和解。


*本文初发表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17年2月号(总第159期)。


陈映真在他最后一篇小说《忠孝公园》[1]描绘了一位叫林标的台籍日本兵,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日本征调当兵的台湾人[2]。台湾日据时期皇民化运动最后具现在台籍日本兵身上,这个运动让台湾人终于能像日本人那样成为皇军,为天皇与日本帝国奉献生命,成为真正的天皇子民。


皇民化运动影响深远,台籍日本兵如今虽已凋零,但一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台湾呼唤着那个殖民教化的强烈象征。虽然大部分人当初并非完全志愿参加,但其中有一些人确实受到感召,并且在解严之后复出活动,穿上日本军装来宣示其身份与政治立场。国民党向来规避面对这批人的存在,民进党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11月5日到高雄去参加一场名为纪念台籍老兵而实则主要纪念台籍日本兵的典礼,可见蓝绿双方对他们都有着暧昧的态度。


二战时的台籍日本兵在台湾光复后就一直处于尴尬的位置,他们是被日本人征调去帮助进行帝国战争的,除了被送到东南亚各战场外,还有不少是到大陆去参加侵华战争。幸存者在战后又被日本抛弃,历经折腾才回到台湾,之后就几乎成了幽灵似的存在,直到解严之后才又现身。三十年来,虽然有些幸存者不断向战后日本政府申请,希望能像真正日本兵那样获得补偿而屡遭拒绝,但在政治光谱上他们以日本军装的形象现身,却强烈地象徵着对日本殖民的依恋情结。陈映真在他这篇小说里就是以同理心的态度描述林标这么一位对日本帝国朝思暮想,却得不到日本政府理会的悲剧性人物。


虽说台籍日本兵终究是幽灵式与悲剧性的存在,但在光复初期他们却曾出过风头。战后他们历经折腾回到台湾后,不少人流于失业状态,又因有着战争经验,遂变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中,起了带头冲锋、冲撞官府、拦街殴人、夺取武装据点的重要作用。


众说纷纭的“二二八事件”


发生在台湾光复不久、1947年2月底的“二二八事件”,一直被台独人士当成台湾独立运动的起点,被定性为族群冲突,是一场台湾人反抗外来政权的起义。对于左翼而言,“二二八事件”则是国共斗争背景下全国解放战争的一环,是一场人民的抗暴。这两方面后来都各有旗帜鲜明的论述,但最重要的一方国民党却讳莫如深,所提供的官方档案资料都不完整,以致“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至今还是众说纷纭。


比如说,从2月27日事发到3月8日国府军队在基隆上岸为止这段期间(第一阶段),遭殃的主要是所有政权机关以及外省人士,根据现场目击者的描述是颇血腥的;镇压开始后直到3月中旬(第二阶段),遭殃的则反过来是本省人士。外省人士在第一阶段的死亡人数众说纷纭,从数十人、七八百人到上千人;而台籍人士在第二阶段的死亡人数则一向说是上万人,甚至超过十万人。外省人士死伤多少至今没有定论,台籍死伤人数则在1995年以后有了间接的统计数字可作参照。政府在1995年成立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负责受难赔偿事宜,接受遇难家属申请。所谓“受难”,指的是遭到政府镇压之难的,并不及于被暴民打死打伤的无辜外省人,死亡的赔偿金额最高为600万新台币。然而,到2015年8月为止,“事件受难案总计2,288件,其中‘死亡’类案件684件、‘失踪’类案件178件......”[3]这个死亡与失踪的申请人数与向来的各种估算差距相当大,如何来解释这个差距?


不少人将灾难归罪于当时的总统蒋中正,但到底他在整个中国纷乱的局面下,对台湾的动乱能有甚么直接作为?这个连国民党自己也讲不清楚。而对于直接治理台湾的行政长官陈仪,一般以“陈仪窳政”来概括他在台湾的治绩,表示他的无能与胡为。但是接触过他的人却常给予好评[4],而他带到台湾的几个主要助手如严家淦、包可永、任显群,后来在台湾的表现却又极为亮眼(又如周一鹗回到中国大陆在生物学界也有他的一片天地),这些人显非庸碌之辈。跟着陈仪到台湾的文教界人士还有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及学生台静农,这两人对台湾文教的贡献众所周知。所以说陈仪是个谜样人物,这样一个对台湾有重大影响的到底是个甚么样的人?至今没有一本较为完整的评传。又如,在事件中真正冲撞官府的人是甚么社会成份?参与其中的台籍菁英与国府各派系的复杂关系为何?美国驻台北副领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5]起了甚么作用?这些问题至今仍扑朔迷离。


对于为何一件追查走私香烟的小事故竟然会酿成整个台湾的大灾难,不同党派提出的答案一直都有,只是这些答案往往与政治运动紧密扣连,不然就是避重就轻。比如,国民党应该清楚当时大陆人士遭难的情况,平乱之后应该有个死伤名单,但从来不见公布,只能让人以为这事件真是国民党的一个大疮疤,连它自己都不敢去揭开,以至于宁愿独吞苦果。而不少学者引用南京记者唐贤龙当时在台湾的现场报导来批判陈仪政府的窳政,但对同一本书也提到的大陆人士遇难情况则避而不谈[6]。


“二二八事件”的这些迷雾在当下政治斗争犹然激烈的时候,一时还缺乏时代条件来厘清。然而笔者并非历史学者,目标不在厘清这些谜题,而是想以较为宽阔而长远的视野来探索促成事件发生的历史与社会变迁诸种因素,重新检视当时事情的可为与不可为,希望有助于接近真相,而更重要的是希望有助于记取教训。


从族群冲突说起


将“二二八事件”完全说成是族群冲突如今已是当道的主流看法。然而,它只是一场族群冲突吗?或问,它主要是一场族群冲突吗?光复后的台湾,以语言做区分的族群因素在关键时刻确实起过作用,比如事件的积极参与者与殴打外省人的主要是福佬人,客家人基本上没参加,甚至对整个事态都不热心。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面向,而且不是当时起主要作用的面向。这里可以举出具体而微的两个例证来说明其中的非族群面向,一个是几年前我们家族中偶然找到的一本小书,所透露的一位历经“二二八事件”前后的台湾青年的生命展望;另一个是流传至今的当时一幅最有名的版画《恐怖的检查》(1947)及其作者黄荣灿的遭遇,所反映的是大陆进步知识份子对事件的声援。


几年前,我四婶在整理旧物时找到四叔(1930-2006)读中学时编撰的一本二十来页的小书。四叔当时就读台南一中,他以钢笔书写、手工编辑这本小书,还画了水彩封面,上有一棵绿树在高山与激流之间,留白处题了“奔流”两个红字。翻开来在刊头语之后是一篇时事论文,讨论当时冷战已启的紧张世局,配合一张政治漫画。然而,接下来都是文艺作品,有中文创作小说、好几首现代诗、诗人拜伦(George G. Byron)小传的翻译、电影《居礼夫人》(Madame Curie, 1943)的影评、一篇托尔斯泰(Leo Tolstoy)小说的翻译、一封翻成了中文的旧日日本同学的来信,还有一首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英文诗。编者说:“很难翻译中文,请读者自己翻查字典吧!”这么一本有评论、小说、散文与诗的小册子,全用工整俊秀的钢笔字写成,配上的也是钢笔画出的精致图案,很清楚是一个还是中学生的文艺青年自得其乐的作品。



然而让我惊讶的是,这本小册子的编撰日期标明是民国卅七年(1948)6月12日,那时距台湾光复不到三年,而距“二二八事件”也才一年三个多月。四叔在其中一篇散文里这么开头:“岁月似飞瀑的倾泻,江水的奔流一样,在不知不觉间,我已度了十九载的生活。”那年他满十八岁,中学即将毕业,从日文教育转而接受现代白话中文教育不到三年,却已能用中文写出蛮通顺的文字。一个中学年纪、原本接受日文教育的年轻学生,在两三年间掌握了现代白话中文,本无需大惊小怪,为何还让我惊讶?其中一个原因是,白话中文这个看来应该开始成为他得心应手的思想与书写工具往后在他手中的命运。


台南有个成年礼的民俗叫“做十六岁”,起源于乾隆年间(1736-1795)台南港口的码头搬运工要到十六岁才开始领取成人工钱并正式成年。2004年,台南为那些二战困难时期不克“做十六岁”的老市民举办一个“补做十六岁”的活动,其中一项是让这些老者去回忆十六岁当年的情况。曾是文艺青年的四叔也写了一篇回忆,然而却全部用日文来写。他的日文据说甚为流利,比中学时期当然是更好了,而他当年努力学得的中文则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我四叔后来的政治取向也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在这本文艺小书出土之前,我不曾知道他还有过那么一段热切拥抱白话中文、对前途充满理想与憧憬的文艺青年时期。


此外,他在“二二八事件”期间又曾有过一次血淋淋的经历。那是1947年3月上旬,国府军队从基隆上岸后一路镇压下来,进入台南的时候,大街顿时商店关门、行人匿迹,学校也提早放学。四叔那天离开学校后,因事延宕,不幸就在一条出大街的巷口碰上沿着大街前进的镇压部队。他转身就跑却已来不及,被猛然而来的步枪刺刀刺中大腿。还好士兵没追上来,他拖着血淋淋的大腿逃回巷子里。这是另外一个让我惊讶的原因──在四叔一年后编撰的这本文艺小书里,找不到这次惊悚经验的蛛丝马迹,反而充满了年轻人对理想与前途的憧憬,就如那位日本同学来信的译文所说:


亲爱的郑君!


我起初写了这一句便觉得异常的感慨,曾经在美丽的台湾岛,肆意横暴的我们日本人,呜呼我们的末日是可怜极了──前经离别高雄港的我们,终于六号到达了大竹港,接受了温和似的樱花的欢迎,但是等待着我们的只是贫苦,绝望,无情,矛盾的社会和饥饿的生活而已。这也不过是日本过去的罪恶所致,这样想来便觉得并没有辛苦的。⋯⋯


新生中国,新生日本,互相握着手并将三民主义推广世界而维护世界永远的和平,必须要我们青年的热血与努力,亲爱的郑君!我们的血是同样的!我们是永远朋友的!


这位日本青年在信中反映了战后日本反思的契机,而新生中国与新生日本是他们当时共同的憧憬,显然“二二八事件”本身并未让四叔绝然转向。因此,四叔后来从中文再回到日文,从憧憬变成悲情,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像与他大约同时代的李登辉,虽然历经“二二八事件”,但并没有因此摒弃中国,甚至还曾进一步拥抱过(事件后还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与我原来对他们这一代人的认识大相迳庭。


这里延伸出一个语言的问题。我四叔后来疏离了白话中文,但为何回不去用闽南语来书写?在光复前除了日常生活使用的闽南语外,他只会日语,并且以日语作为他思考论述的语言。日据时期,台湾所有学校都是以日文上课,老师也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日本战败后,这些日本教师几乎全部被遣送回国,而台湾人也没多少人会说国语,包括为数不多的台籍老师。在这样的严重语言断层时刻,四叔是如何学得国语?主要由于光复后为了填补日本教师离去的空缺,很多大陆年轻老师应聘来台,其中不少为满怀理想的开明进步人士。


光复后来台担任中学校长的有不少大陆开明知识份子。比如新竹中学的辛志平[7],在“二二八事件”打外省人期间被学生保护起来。新竹人为了纪念他,将其住家列为古迹,也在校园里建了辛园来缅怀。台南一中当时的校长是苏惠铿,也是这么一类人物,让他两个后来都倾向台独的学生铭记在心。曾在1970年代当过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的张灿鍙如此回忆:“高中就读台南一中,当时一中的校长是苏惠铿先生,他不会要求学生加入政党,不会灌输政治思想,只是要学生好好读书。”[8]当过陈水扁总统时代外交部政务次长的高英茂也说过:“当时台南一中考上台大的学生人数排名全省第二,仅次于建国中学,我觉得要归功于当时的校长苏惠铿先生,他是一位非常认真的教育者,他把台南一中办的很好。”[9]虽然这两位学生主要以办学成绩来评价他们的校长,但也可读出苏校长开明的办学理念让那一代的学生受益匪浅,包括我四叔。 


我四叔1949年中学毕业照,前排正中穿西装者为苏惠铿校长,四叔是第三排左四。


我们可以想像,那时的台南一中正如台湾不少其他学校那样,不只有位开明认真的校长,还有不少由这位校长聘用、来自大陆的开明进步知识份子当老师。这些老师不只来教学生国语,也带来五四运动以来丰富的文学艺术作品。四叔那本小书提到的欧美文学作品应该就是他从大陆来的老师那里学到的,因为在之前二战高峰的皇民化时期是不可能读到这些作品的。光复那年四叔满十五岁,正是开始文艺启蒙的年纪,他的文艺取向与白话中文的磨练就在这样的情境下发生。而“二二八事件”这样的动乱与经历还能让那时的四叔保留着对新中国的向往,没有陷入族群的陷阱,应该就是这些开明的外省校长与老师起了作用。


这是个吊诡之处,一向被骂为胡作非为的陈仪为何会聘用这些开明认真的中学校长?当然这些校长应该不是他直接指派,而是他所任命的第一任教育处长赵乃传所招募来的,显然这位赵乃传就像前述周一鹗、严家淦、包可永、任显群、许寿裳、台静农等跟着陈仪到台湾的人,也非庸碌之辈,他既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也是杜威(John Dewey)的学生。我们可以说,光复之初确实有不少开明认真的大陆文教界人士抱着理想来到台湾。


这就接到我要举的第二件事,即关于一幅有名的“二二八事件”版画《恐怖的检查》。这幅版画在后来有关“二二八事件”的书写与图片记录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它的作者黄荣灿竟是来自四川的外省人。黄荣灿是位青年艺术家,光复后三十岁不到便来到台湾推动版画艺术。“二二八事件”期间他就在台湾现场,事变两个月后他悲痛地创作了这幅版画,之后也继续留在台湾工作,却在1950年代肃清左翼时期被当局枪决,埋骨台湾,直到1990年代才在台北六张犁山丘上的乱葬岗找到他的荒冢。黄荣灿也是光复后来到台湾的众多大陆年轻开明进步知识份子之一。


黄荣灿:《恐怖的检查》,1947年。


四川人黄荣灿事迹的启示是,“二二八事件”的重点不仅不在于省籍族群冲突,而在于外省人加入了反抗的行列。进一步说,当时不少大陆的进步份子也在声援台湾的这场抗争行动,关于这些史实的资料几年来都一一出土了。如今我们知道,当年大陆的民主进步人士沈钧儒发表过〈台胞决不会奴服的!〉一文,章伯钧也发表过〈纪念“二二八”感想〉,斥责当年国府在台湾的作为[10]。这个重要面向如今已淹没在强调族群冲突的支配性论述之下了。


三代人之间的语言断裂


回过头来问,我四叔是在甚么样的环境与历史变迁下,疏离了以现代白话中文构筑的文艺青年时期呢?显然不是“二二八事件”本身,而台湾人的语言世代断裂现象才是大背景,以致更大的世代压力与世局变化最终还是把他拉回历史的悲情漩涡中,挽回不了他曾经有过的那段前瞻中国的青春时光。


光复后还是中学生的我四叔有机会学得国语,但他的几个已经离开学校的兄姊包括我父亲,情况就不一样了,甚至可以说遭遇了语言的断裂。光复后,日语作为正式语文的地位被现代白话中文取代,这一大批已经是台湾社会中坚的中壮年顿然在正式场域说不出话来,因为在他们的一生中从来不曾学习现代白话中文──这个1912年民国肇建多年之后才确立的国语。


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出生的台湾子弟──乙未新生代,他们学会的正式语言只有一种,就是日文,他们甚至连方言母语都讲不好。比我四叔年长七岁的李登辉就是典型例子,日本战败时他已是京都帝国大学的学生,回来转读台湾大学,但始终不擅长国语,日文反而是他最熟练的语言与终生的思维语言,母语闽南语却只能在日常生活中用来应对。他当总统时,有次想用闽南语宣读文诌诌的元旦文告,却必须请一位熟稔典雅闽南语的老先生来为他宣读。这是像我父亲那样的乙未新生代的基本语言状况。


为甚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牵涉到近代列强入侵与汉语历史,说来话长。简单说,现代白话中文,即所谓的国语或普通话,是要到民初的白话文运动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中国正式书写文体才确定下来,而以北京话为发音标准也晚到1932年才正式定案。中国国语的发展与民国成立后的白话文运动及现代化过程息息相关,然而台湾在1895年乙未割台之后却未能参与到这个重要过程,不仅如此,还被迫学习敌国语言日语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工具。当光复的时刻来到,对当时台湾社会的知识菁英而言,祖国的国语成了必须重新学习的语言,自己的方言母语又已不再熟练,无法用来论述言说,而唯一可用来论述言说的反而是前殖民宗主国的日语,于是光复之后乙未新生代的台湾社会菁英顿时成了失语的一代。


这种语言断裂扭曲的情况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基本背景,大陆来台接收人员不能与台湾社会菁英在语言上充分沟通,是这起偶发事件难以即时平抑的社会条件。不仅如此,国府来到台湾没多久又禁止报刊的日语版面,就更于事无补。当时国府来到台湾提倡国语而压抑日语的心情可以理解,历经多年艰辛的抗战终于取回失土,压制敌国语言理所当然。但问题是台湾人就像大部分大陆人民一样,并非天生就会讲国语的。


甲午战争之前,台湾的闽南和客家语族各自以其方言作为日常生活、读书识字、引经据典及高谈阔论的语言,就是说闽南语和客家话不仅各自作为日常生活语言,还是各自的知识菁英用来论述的高阶语言。当然,他们与其他汉人社会一样都使用共同的书写语文──文言文,而有必要进京赶考争取功名的传统士人或者要到大陆各地经商的商贾,才会去学习当时全中国的共通语──官话。不过,当他们吟诗作词、诵读经典时还是要用各自的典雅方言,如此才能符合平仄押韵。换言之,在日本占领台湾之前,闽南语和客家话是各自成套的完整汉语系统。


然而日本占领台湾不久,殖民政府就开始进行现代化改造,尤其在教育方面,从小学程度的公学校开始,全面以日语实施现代化教育。因此,乙未新生代的大部分社会菁英从小就不再接受以母语方言传授的传统汉文教育,汉文学堂也因公学校的设立而消失殆尽,也很少有人会去学习官话,他们转而在新式学校里全面用日语来上课,渗入许多西方词汇的现代日语成了他们用来学习现代知识与进行思辩论述的现代语言。他们不再像前清遗老长辈(即我的祖父母辈)那样,能够以母语来读传统经典,因而丧失了母语的论述与书写能力,而只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11]。这就回答了我四叔在疏离白话中文后却回不去典雅闽南语的问题。


这是第一次的语言断裂,前清遗老如我的祖父母辈,由于没能搭上日本殖民现代化改造的巨轮,在以日语为正式现代语言的日据时代成了失语的一代人,而台湾闽南语或客家话也就在这时因为传承中断,而没能像香港的粤语那样与时俱进,发展成适应现代观念与论述的现代语言[12]。总的来说,由于日本据台五十年,台湾人三代之间前后发生了两次语言断裂,而光复后第二次语言断裂所造成的沟通失效,更成了“二二八事件”难以收拾的潜在因素。

文明位阶与两岸不同的现代化路径


光复后的语言断裂本身问题不大,假以时日台湾人总可以慢慢学会国语。但是国语作为现代国族语言是带着不同国家各自的现代化烙印的,比如中国的国语和日本的国语各自承载不同的现代化意涵,甚至披上文明等级的外衣,尤其在全球现代化大趋势的笼罩下。现代化启蒙有若信仰基督上帝般的宗教感召,乙未新生代基本上是经由日本统治带来的现代化而启蒙的,是第一批受到现代化教育的台湾人,这对他们而言是有特殊的生命意义;传递给他们“现代文明”的日本帝国,就有如传递基督教义给第一批台湾信徒的长老教会那样,戴上了神圣光环。


然而这种神圣性却又很自然地迫使这一代人转化为精神的屈服,即使是后来的叛逆,不论左右派别,也都在这个“文明”的范围之内,因而内在的自主性在他们心中被剥夺殆尽。他们以日文学会了整套的日本式现代文明,不仅认为不会说日语的台湾人是不文明的,也不自觉地用这个标准来看待光复时来台接收的大陆军政人员。


国民党如今被民进党打得倒地不起,还落了个被抄家的命运[13],除了各种复杂的内外因素外,还有一个无可逃避的历史性因素,就是打从1945年台湾光复,国军部队一上岸开始就如影随形紧跟着的文明因素。多年来,台湾社会曾流传着多种对当年国府军队十分贬抑的说法,说当年来台的国军军纪如何不良、军容如何破落、现代知识又如何贫乏。传言中,下船的国军衣衫不整、背着做饭的大锅,还拿着雨伞,令台民大失所望。


这些现代文明观点说法的贬抑性,最终凝结成一则关于水龙头的故事,数十年来在台湾不断地传述:“当日本战败,中国兵仔来到台湾时,他们看到墙壁上的水龙头竟然还会冒出水来,觉得很神奇,也去搞来一个往墙上一插,却奇怪为甚么没有水流出来。”这是我从小就听过的笑话,先是耳语相传,解严后就公然传布了,甚至在往后每次大小选战中被民进党一再用来羞辱对手。多年前有个试图调和“省籍矛盾”的电视喜剧也曾用过这样的题材,这显然已经成了全民共识。


水龙头这类故事曾经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版本流传[14],比如英国人在二战时对苏联红军、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城里人对乡下人,甚至国民党自己对渡江的解放军。水龙头的故事不管是否属实,是否有普遍性,几十年来在台民心目中已经成了一种精炼出来对国府军队的“记忆”。而且在这种带着价值判断的“记忆”中,拿来作参照标准的却不是台湾人自己的军队,而是日本军队。在这标准下,国府军队是一点不如曾威慑台湾、军容壮盛的日本军队,而国民政府也一点不如曾赐予台民水龙头的日本帝国。1945年日本帝国战败投降,对只愿认定这件大事是“终战”的人士而言,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所留下来的就不只是“军容壮盛”与“水龙头”的表征,日本帝国还是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是西方文明的引进者,是所谓“台湾主体性”的根源。


接受日本教育的那一代台湾人,在光复之后以水龙头的故事来嘲笑从农村拉夫来的落后的国民党军队。其实,同样的笑话也可被用来嘲笑未被现代化洗礼的前清遗老长辈,这是现代文明嘲笑落后社会的普世价值观。像我祖父那样只上过汉文学堂,不懂日文与国语的人,从日据到光复,终其一生只能沉默寡言。他那一辈前清遗老在二十世纪上半期,面对学得现代日语的我父亲那一代人,除了语言断裂外,还反映出使用传统汉语在文明位阶上的低下地位。


文明位阶深刻地烙印在现代人的身份认同上。在二十世纪台湾,1895年的乙未割台,不仅有如蒙古大军南下、清兵入关,更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一部分。当时日本不只是一个军事强权,还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不只在武力上打败你,还在文化、物质文明上压倒你。这么一个西方“现代文明”的东方代表,在台湾所造成的历史与文化断裂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1945年战败退出台湾后继续发生作用,至今未曾稍歇。


更甚的,乙未割台造成的两岸现代化的不同发展,不仅是像识字与自来水普及率那样步调上的差距,更是不同路径所造成的历史观的差异。中国大陆在乙未之变后连接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统一、国共分裂、八年抗战等;这些知识菁英艰苦奋斗,以自己的步伐与方式,寻求一条现代化之路;虽然头破血流、颠颠簸簸,但确是自己独立自主走出来的路。台湾则有着极为不同的遭遇,走上一条基本上是日本帝国由上而下强制施行的殖民现代化之路,由此培养出来的新兴现代化知识菁英,其中除了抗日志士外,对大陆走过的艰辛过程并不熟悉,却有着被抛弃的“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心理。


这是光复后台湾社会的心理暗流。这么一代基本上被动接受现代化的台湾社会菁英对还陷于贫困、落后与战乱的大陆缺乏同情,看不起大陆来台接收人员的“文明落后性”。而来台接收的国府人员则背负着辛亥、北伐与抗战的历史观,只能以台湾人受到“日本奴化教育”来回应,双方互相缺乏同理心。这种文明位阶上的自闭与互不谅解的情况,比单纯的语言断裂所造成的隔阂还要严重。


所以说,台独运动必得从乙未割台讲起,倒不是说独立运动从这一年开始(虽然这一年曾经出现过一个虚拟的台湾民主国),而是说从此以后台湾社会在现代化的路径上就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截然不同的道路,这对后来出现的分离思想有着重大影响。我们试着想像,如果没有这个现代化因素,台湾在1945年的光复或许就像北宋收复了燕云十六州,或如隋朝统一了长江以南诸国,只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分合,不至于会有“二二八事件”那样的惨烈冲突。


可以说,这种现代文明的竞逐心理正是“二二八事件”之所以发生的一个基本心理状态,而日本帝国统治台湾五十年所植入的“日本因素”从而产生的日本文明归属感的分离动力,正是“二二八事件”的底层因素。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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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映真:〈忠孝公园〉,收入《忠孝公园》(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2001),页125-229。

[2] 广义的“台籍日本兵”包括1942年起被征调当正式日本军人的八万多台湾人,以及更早开始被征调去为军队做工的军夫十二万多台湾人。

[3] 参见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网。

[4] 例如陈兆熙等:《陈仪的本来面目》(台北: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0)

[5] 葛超智(George H. Kerr,又译柯乔治),1965年撰写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ambridge: Riverside Press, 1965)一书。中译本参见柯乔治着,陈荣成译:《被出卖的台湾》(台北:前衞出版社,2003)。

[6] 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南京:中国新闻社出版部,1947;台北:时英出版社,2016)。

[7] 〈竹中之父 教育哲人辛志平〉。

[8] 〈《台南情、台湾梦》——张灿鍙访问稿〉(2013年6月15日),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网。

[9] 〈专访高次长〉,《外交部通讯》,第24卷第6期(2002年10月)。

[10] 参见《海峡评论》,2005年3 月号。

[11] 参见郑鸿生:〈台湾人的国语经验:寻回失去的论述能力〉,《思想》,第7期(2007年12月),页244-64。

[12] 参见郑鸿生:〈关于东亚被殖民经验的一些思考:台港韩三地被殖民历史的比较〉,《思想》,第28期(2015年5 月),页1-18。

[13] 2016年7月25日民进党在立法院以其多数党强势订定法律,成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14] 参见郑鸿生:〈水龙头的普世象征:国民党是如何失去“现代”光环的?〉,《思想》,第2期(2006年9月),页2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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