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母亲节的政治改革：无酬劳动与照顾贫穷化

昨天（5/14）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被照顾者、学龄儿童使劲对母亲说出的“母亲节快乐！”的声音穿越了家家户户，在城市周遭穿梭不断，学校此时总不免俗地教导学生做出手工卡片（无论他们到底想不想），上面写了带有幼童天真感的稚气字样“妈妈我爱你！”色笔歪曲地在卡片画上家庭的画面，或者是母亲祥和的笑容，庆贺这一年来，母亲们对家庭的辛勤付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母亲在家庭中日复一日的家务劳动，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这个“理所当然”背后的“代价”是什么？

一个意图宣扬母爱的国外广告（见下方影片）揭露了真相。整段影片虚拟了一份工作，并由假扮的面试官招来真实的受雇者接受面试，广告中，这份工作的名称叫做“营运总监”，工作的第一个要求便是“高移动性”，要求受雇者大部分时间都站着、弯腰、运用体力来做事，工作时间是一个礼拜七天，一天24小时，没有休息时间。这份工作甚至要求受雇者给提供服务的对象高度的关注，有时候还要熬夜，“如果你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会要求你放弃那种生活”，听闻上述的工作条件，参加面试的人不禁面露疑问——这份工作合法吗？有人则觉得这种工作待遇根本是个“恶心的笑话”、一点都“不人道”。

至于这个极差的职业提供的薪水，面试官说“是0元”，面试者中无人能够接受这样的条件，直呼“不可能”...接着，面试官揭开谜底，说实际上现在有数十亿的人正在做这份工作，这些人就是“母亲们”。而面试者此时恍然大悟，纷纷露出笑容与感动的表情，有人流下感动的泪水、有人说“我妈妈是最棒的”、有人表达感谢后大呼“母亲妳辛苦了！”

行政院长林全在母亲节的前夕，说到希望国人对母亲表达感谢，然后又提到现代妈妈所面临“家庭／职场”难兼顾的问题，说会推动“托育、长照、就业”三合一照顾政策，透过“长照”和“普及公共托育”的政策，让妈妈享受平价、优质的托育与长照服务、减轻照顾的负担。苦劳网针对民间团体提出的托育与长照方针，一直有做追踪报导，监督政府许下的诺言是否成真，还需要更多人的努力和关注，我们也在持续努力，不过，瞭解目前台湾社会的“家务劳动”状况，或许是目前应该优先要做的事情。

女性家务劳动与劳动参与调查

2002年立法实施的《性别工作平等法》，规定事业单位在员工任职满6个月以上，便可以申请育婴的留职停薪，根据劳动部2016年的，申请留职停薪者，超过八成为女性，申请的时间长短考量以“兼顾家庭收入（72.4%）”为主，其次是“子女是否有专人妥善照顾（39.7%）”。申请育婴留职停薪者，有将近一成（8.0%）的人受到上司以“公司人手不足”为由加以阻挠，有20.6%的人不打算返回原职场，这当中又分为想转换工作（14.8%）或者是离开职场（5.8%）两种。

台湾的家庭面对育婴需求时，“女性”还是主要的照顾人力，留职停薪的平均期间是7.1个月，然而女性、非主要家计提供者的请假时间会较“男性、主要家计提供者”要来得长。显然，育婴对女人的影响远大于男性、对职涯的阻碍亦大，连带造成了女性对婚育意愿的降低，行政院最近一次（2013）对妇女婚育与就业调查的便提到，台湾女性未婚率逐年提高，生育率却逐年下降，人们越来越不想婚也不想生，选择生育者便面临照顾幼儿的问题，根据调查，0到3岁以自己照顾为主，若欲托育者负担费用较高，平均15,443元，3到6岁托育费用较低，平均8,136元。

此外，这份资料中也统计了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15到64岁已婚女性平均的每日家务劳动时间是4.22小时，而实际从事照顾者提出的工时，依据照顾的类别分别是做家事（2.43小时），照顾子女（2.91小时）、照顾其他家人（2.47小时）与照顾老人（1.75小时）。这当中，无业者的劳动时间最高；50到64岁的无业中年女性（外婆、奶奶们），花在照顾其他家人与老人的时间较长；而在15到24岁的已婚年轻女性类别中，不仅家务时间最长（5.8小时），实际的照顾子女时间更长（6.11小时）。整体而言，最主要负担家务劳动的族群，是非劳动力的年轻（15-24岁）已婚女性，也就是正在照顾幼龄子女的全职妈妈。

母亲节，感谢的不外乎是这些为家庭“无私付出”的妈妈，而花费最多时间在从事照顾劳动的，又属年轻、育儿多的全职妈妈，这些全职妈妈为了照顾家庭并且权衡家庭经济的需求，没有进到职场中，成为可能的照顾贫穷人口。报告中也针对劳动参与率的部分作出统计，行政院统计的已婚女性中，婚前有工作者比例高达八成（83.39%），婚后仍在职者则大幅降低到五成（55.93%），婚前的工作年资平均为5年6个月，婚前有工作者在婚后的离职率高达26.81%（相当于每四位人妻就有一位离职）。婚后仍在职的女性，有少数人想停工（1.05%），这些想停工的人多为有二到三个子女的母亲居多。

婚后离职女性的主要原因为“因结婚离职至今一直未有工作（28.40％）”，未来一年不打算返回职场的主要原因分别是“家庭经济尚可”以及“需要照顾子女”。因为结婚而离职者之中，有六成就此退出劳动市场，四成复职者之中，平均经历7年1个月的时间才再度就业，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到再度就业的间隔时间越长（平均100.82月）。至于怀孕对女人也影响甚大，高达每五人就有一人因怀孕离职（20.82%／67万7000人），当中以怀孕第一胎后离职者最多，离职的主要原因并不意外，就是“照顾子女”。

全职妈妈领月薪？家务有给职的讨论

身为母亲的职场女性也存在着离职变成“全职妈妈”的风险，根据yes123求职网今年的一项调查指出，八成的妈妈觉得事业与家庭“无法兼顾”，七成曾经想过辞职回家带孩子，假设带孩子有薪水的话，她们对全职妈妈的月薪期待是42k，而有26.8%的妈妈表示，如果人生重来，自己“可能不会”生孩子。

不过，如果全职妈妈想要月领42k，把无酬家务劳动变成给薪制，这笔薪水要由谁付？应该怎么付？先前，因为日剧《月薪娇妻》的走红，立委李丽芬制作了台湾娇妻的工作比例图，并参考劳动部的职业类别薪资调查后，主张一位全职妈妈的月薪应该达45k才合理。

过去，台湾在民法的修订上对此也多有讨论，最初为了保障没有收入的“家庭主妇”，1985年增订了民法第1030条之1，“联合财产关系消灭时，夫或妻于婚姻关系存续中所取得而现存之原有财产，扣除婚姻关系存续中所负债务后，如有剩余，其双方剩余财产之差额，应平均分配。但因继承或其他无偿取得之财产，不在此限。”然而，这项保障要在夫妻离婚或者一方死亡时，才可获得，对于婚姻内的无酬劳动者帮助不大。

于是，1995年妇女团体再度提出“家务有给职”来强调家务劳动的价值，彼时对此激发了社会中相当多的辩论，例如担心家务有给职会破坏婚姻家庭的传统伦理、也有论者认为这样会强化妇女“回归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风险，各方争辩下没有达成共识，最后只带入了瑞典法律中“自由处分金”的概念，2002年新增民法第“夫妻于家庭生活费用外，得协议一定数额之金钱，供夫或妻自由处分”。然而，这项法条充其量是将家庭“零用金”法制化，并不能解释为婚后的“劳力所得”，家用花费本来就是每月必须支出项目，这就像是职场里面劳工出差回来后，把差旅费用向雇主报帐一样，支用多少就花用多少，绝非劳工的劳动所得。

对此现象，妇女新知基金会秘书长覃玉蓉略显无奈，坦言目前在法令上确实少有针对全职妈妈提出的制度保障，他认为家务劳动背后的大命题是这些无酬劳动如何与资本主义制度做连结，“家务劳动有给职，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怎么做？就是一个很复杂、棘手的问题。”如果按照劳动市场的标准来试算全职家务劳动者的工作量，会发现给付金额相当高，若再考虑工时，例如半夜哺乳工时怎么算？算夜间加班费吗？做太多可以罢工吗？覃玉蓉认为困难在于，目前劳动法令中找不到任何可以合理计算出全职妈妈薪水的方式。于是，妇女新知转向制度层面与观念倡导的方式，例如消除职场的性别歧视、提高妇女薪资水平、长照与公共托育体制的更平价完善、性别平等观念的推广并鼓励家务劳动的平等分担。

然而，劳工的家庭的再生产劳动，维系工人的劳动力，最终获益者则是雇主，这个方向又可以怎么样要求雇主负担呢？覃玉蓉回应，目前妇女新知针对公共照顾体系，以及年金改革（可以参考苦劳网）的部分，认为应该要回到政府的税制层面来看，思考如何提高对企业的征税，也就是着重于“社会整体重分配”的概念。

这不是爱 这是无酬劳动

义大利的女性主义学者西尔维亚·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认为，给薪的工作给人一种与雇主平等的“假象”，实际上劳工不过是领取一份不怎么对称的薪资，并非获得劳动相应的酬劳，不仅如此，每个有酬工人的背后还隐藏了难以计量的家庭无酬劳动，这个部分同样没有获得雇主的酬劳。

费德里奇比较“给薪工作”与“无酬家务劳动”的差别，一方面，人们受薪工作时，清楚明白不是因为自己很喜欢做、或者是天生适合这份工作，而是为了维系生存而工作；另一方面，家务劳动却被认为是女性的天职，女人被形容成有一种内在的阴柔特质，让她们“天生就会做家事”。并且，一种有利于资本的话术，把家务劳动描述成“这是一个自然、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有自我成就感的活动”，让女人在成长过程中，透过她们的每日练习——成为一位无酬的全职妈妈——并自我说服“老公和孩子就是我的人生成就”。

尽管每个女儿可能已经经过20多年的社会化与训练才变成“母亲”，然而，费德里奇说，女性的不满从未消失，不管训练得再好，许多妇女都有过这样的经验：脱下白纱之后，面对着肮脏的厨房水槽，才发现自己受骗上当。当女性对自己的家务经验表达不满时，正因为家务劳动不被认为是一份“工作”，妳无法为此作出“抗争”，当不满的人妻在厨房或者卧室中与家庭其他成员发生口角甚至摔破碗盘时，她只被认为是一个“难搞的、歇斯底里的女人”，而不是一位“正在抗争的工人”。

接着，费德里奇试图破除资本以“爱”掩盖无酬家务劳动如何剥削工人的诡计，许多人大概都听过这句话“亲爱的，妳真是一个好太太”，我们可以参考前面提到，台湾婚姻的现况统计，联想一下，那六成因为婚姻而永远离职的女性在她们的每日家庭生活中听过多少遍这样的台词，就跟咒语一样，让人忘记失去工作与工资的自己，就变成经济上完全依赖配偶的角色；同时，负责家计的配偶因为家庭有人免费打理，才有办法心无旁骛地在职场中为雇主“做牛做马”，这种做牛做马又接着被资本逻辑包装成劳工为了养家“自愿拼事业”。

从统计数据中我们也能看见，通常是妇女负责包办这种无酬劳动，提供体力活／情绪劳动／性服务，而这种家务的包办，费德里奇认为，是唯一让在职场中与书桌前的电脑奋斗、疲惫一整天的劳工，回家后不至于精神崩溃的有效方法，从这个系统里面，唯一获利的，当然就是真正透过劳工的付出，赚到价值的雇主与整个资本体系。

家庭的暴力 源自于这个暴力的系统

既然进入婚姻的女性，每四人就有一人选择离职，她们负责吸收来自于负责家计的那个配偶，通常就是家中的男性，在职场所累积的“被击溃”、“抗争无效”等等负面感受（相信所有上班族都知道，每天走进办公室的一刻，就是一次的“被击溃”经验，礼拜一尤其明显），而费德里奇认为，有许多家庭中的暴力行为，便是在这样“职场——家庭”的双重压迫结构之下，所引发出来的。

我们可以再以前面的数据来看，无业中年妇女负担更多照顾家人的工时；无业的年轻女性每天光是照顾子女就要花费“平均6小时（表示这只不过是中间值）”，劳工一天的工时，不包含加班的话不过是8小时；而教育程度越低的妇女，离职后返回职场的时间拉得更长，平均要超过8年才能再度就业。这些都在说明无酬的家务劳动也许还不是你我（教育程度高、相对有专业技能者）的问题，但绝对是许多妇女与劳动者的问题（中年、教育程度低、已婚的无业年轻女性...等）。

因此，我们要尝试辨认，尤其是在母亲节的这个特殊时刻，作为无酬劳动者一员的妇女、同性恋者、无业男性...，都要能辨认，自己在家庭中提供的打扫、煮饭、不时挂在嘴边的微笑、床上的性行为...，都是在替资本家赚钱的方式，却从来没有获得酬劳。

不仅如此，当庞大的照顾工作落到家庭成员身上时，我们也要注意，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当林全代表行政院说出要推动“托育、长照、就业”三合一照顾政策，是不是真的可以解决照顾贫穷化的问题，怎么做才可以降低年轻女性每天“6小时”照顾子女的时间，3岁以前的幼儿，平均超过15,000的托育费用，能不能透过更“公共化”的托育政策来解决？长照2.0的社区化、在地化，在改以税制作为经费来源后，每年300亿的支出，是不是解决了家庭中照顾老人、失能者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环环相扣，是让家庭成员远离贫穷、远离暴力制度的重要方向。

对母亲节提出政治改革的方案，是解决贫穷问题的重要方向，我们不仅要看见家庭中的无酬劳动者、瞭解阶级差异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并寻找团结的可能，更要挑战对资本有利的——女人跟照顾与家务工作的“自然连带”。

资本主义也须仰赖家务劳动。（图片来源：endofcapitalis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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