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蔡执政周年】六大劳动政策拢是假 新自由主义政策走向 放任劳工过劳
蔡政府完全执政周年前夕，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今天（5/19）针对蔡英文上任以来的高教与劳动政策进行总体检，认为蔡英文不仅没有履行承诺，部分政策甚至倒退修恶，批评蔡英文自我宣称是最会沟通的政府，实际上是亲资方、跟资方沟通的政府，给出“背弃政见，倾向资本”的方向评点。
高教工会认为蔡英文上任以来不仅没有履行承诺，部分政策甚至倒退修恶。（摄影：陈逸婷）
高教劳动条件恶化 教师陷失业危机
2015年10月，当国民党还在执政时，劳动部曾发布过一则题为“劳动部持续推动医师、教师纳入适用《劳动基准法》”的，针对教师劳动权益的部分提到私校教师包含“编制内”与“编制外”教师，编制内教师已有《教师法》保障，编制外教师则无法完全适用《教师法》，因此与教育部沟通协调适用《劳基法》的可能性，此方向是为推动兼任教师适用《劳基法》。然而，高教工会研究员陈伯谦表示，蔡英文上台后，却将兼任教师区分为“具本职”与“不具本职”，只将“不具本职”的兼任教师纳入《劳基法》，导致校方开始大量不续聘“不具本职”的兼任教师。
后续，教育部接着宣布兼任教师的劳动条件将透过修改《专科以上学校兼任教师聘任办法》取代适用《劳基法》，条文除维持“具本职”与“不具本职”的差异，更开放权限让校方可以在不需理由、无申诉管道前提下，做出不续聘的决定。高教工会批评，蔡政府在高教与兼任教师劳动权益方面的政策方向，比国民党执政时期更保守与退步，直接导致兼任教师的失业危机。
关于校园中兼任助理的劳动条件方面，在蔡英文的竞选政见中提到：
如果你是基层学术工，你要小心高等教育的打工环境正在快速崩坏。……这批兼任助理薪资久未调涨，更因未受《劳动基准法》的保障，面临超时劳动、雇主不合理的要求却求助无门的困境。连本应为学生所信任的教育体系都成为剥削的来源，令人无言。
竞选团队当时认为，应该“提升大专院校教研助理的待遇”：将学生兼任助理纳入适用《劳基法》。不过，陈伯谦说，蔡英文上任后，却订定《专科以上学校强化学生兼任助理学习与劳动权益保障处理原则》将学生兼任助理区分为“学习型”和“劳雇型”两类，让学生助理继续以“学习型助理”身份遭受剥削。
而在大学退场与转型的问题上，蔡英文竞选时曾经公布教育政策的目标，是在“充分保障学生受教权与教职员工工作权的前提下”处理大学的退场事宜，并会“妥善协商处理退场大专院校之财产，发挥教育公共财之社会责任”，然而蔡政府一执政便在新版本的《私立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条例》中，使教育部无须对退场后教师的工作权、学生的受教权负有法律义务，更编列了50亿元转型与退场基金，让私校校方可以融资并补贴利息，却无法约束退场大学的资产回归公共使用，陈伯谦批评，这种政策设定是放任私校校董将学校倒闭后吞产，与竞选时期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劳动政策“新自由主义”化 放任过劳
而综览民进党取得多数席次后的劳动政策变动，东华大学财经法律所教授张鑫隆提到，只有总数的不到4%通过立法，并且仅是修补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漏洞，对于重大劳动问题，例如非典型劳动，则没有任何进展，批评“完全看不出民进党劳动政策的路线”。
张鑫隆表示，唯一值得肯定的劳动政策，是《劳基法》对特休假修订后带来的“意外效果”，特休假的规范让劳工得以自主提出休假日期，雇主则须依法排定，张鑫隆认为，这使得劳工可与工会配合，集体放特休假来行使抗争行为，这么一来，便可解决工会提出拒绝加班、病假、事假时，却须经过雇主同意的运动阻碍，认为这个“立法意外”，是少数仅有对工会运动有正面效益的政策。
而其他劳动政策方面却仍毫无建树，在2016年蔡英文竞选团队提出的“”中的“立法保护非典型劳动”提到：
定订“派遣劳工专法”，让他们与在同一职场内从事相同职务或工作的正式员工，能够同工同酬，并且可以衔接成为长期稳定就业的劳工。目前公部门运用派遣劳工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渐进的减到最少，作法是必须回归政府相关的采购法令规范。
其次，有关部分工时劳工的平等待遇，我们认为必须定订“部分工时劳工保护”相关立法，改善劳动条件与社会安全不足的情况，依照工时、工资的比例，享有与全时劳工同样待遇，包括失业给付、生育给付、老年给付等。藉此，具体强化非典型劳工的保护体系。
张鑫隆批评，蔡政府上任后根本没有修改任何与派遣相关的法令，不仅如此，六大主张中提到“公平的集体劳资关系”：要逐渐提高工会的涵盖率，修改《工会法》减少不合时宜的限制，促进工会组织真正的自由化。然而，针对目前《工会法》规定满30人连署才可以筹组工会，使得超过七成以上的小型企业没有办法组织工会，此外，因应台湾新兴的多元工会型态，例如企业工会外的产业工会、或者是派遣工工会等遭遇到的限制，像是《团协法》中对于产业工会进行团体协商资格的限制，要求“雇用劳工人数二分之一”影响了工会团结的可能，对这些工会组织“真正的自由化”应该做出的修正，蔡政府都是零进度。
张鑫隆认为，每次只要政策走向出现争议，蔡英文便以沟通为由拖延，显示了蔡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倾向：放任资本自由竞争、降低对资方的限制、开放劳动市场，而在这种放任竞争的思维底下，就是使得资方为节省人事支出聘用非典型劳动者，造成劳动弹性化、不稳定，导致劳工的全面性过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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